论济阳蔡氏在两晋之际的崛起

赵培海，闫春新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论济阳蔡氏在两晋之际的崛起

赵培海，闫春新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济阳蔡氏是发端于今河南的一个著名的文化家族，在两晋之际迅速崛起，成为中古时期重要的政治士族之一。博士蔡克作为文士,在“八王之乱”时进入军幕参与军机；蔡豹也在两晋之际外抗羯胡,内镇流民,济阳蔡氏由此崛起,开始渐次由文化大族而涉足军政；蔡谟由流民帅而接掌北府兵权,更贵至司徒、录尚书事，两晋的济阳蔡氏在政治上达到高峰。济阳蔡氏之所以崛起,有其深厚的政治资本与文化积淀。

济阳蔡氏；两晋之际；崛起；政治资本；礼学

济阳蔡氏是发端于中原的一个著名中古的文化家族，可惜学术界对这一家族还没有太多的关注。朱绍侯先生在《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一文中曾详细考辨济阳蔡氏的郡望；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也曾提及济阳蔡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蔡谟与蔡豹；日本学者吉川忠夫著《六朝精神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曾谈到蔡谟的《汉书》注；闫春新在其著作《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论及济阳蔡氏籍贯之流变、蔡系学案,并提出蔡谟《论语》注为两汉“训解”之流裔的学术观点,同时又认为其极少部分《论语》注文及评点,援佛入儒,更代表了东晋注经的新风尚。除此之外，学术界再也难以寻觅对济阳蔡氏家族进行详细研究的论文与论著。基于此，本文试图论述济阳蔡氏家族崛起的轨迹以及这一家族崛起的表现，并且从政治资本与文化积淀两方面来探讨这一家族崛起的原因。

一、蔡氏家族在汉末魏晋京洛政坛的崛起轨迹

济阳蔡氏家族在汉魏之间一度衰败，蔡邕仕途不顺，蔡琰遭匈奴掳掠。在两晋之际趁势而起，蔡克在“八王之乱”时预涉其中，参与军机、出谋划策。江左政权建立前后乃至东晋前中期，以蔡谟为代表的蔡氏家族的声望与地位达其高峰。

（一）汉魏之间蔡氏家族的衰败

济阳蔡氏可追溯到西汉初年的蔡寅，他因军功而封肥如侯,从蔡寅到子蔡戎、孙蔡奴、曾孙蔡福侯爵相承。汉晋间最为关键、最名世的蔡氏家族成员当属蔡邕。蔡邕前期仕途不顺，屡屡挫败，甚至因躲避祸而“亡命江海，远迹吴会”；[1]（P2003）其后为军阀权臣董卓强征入朝，最后也因为党附董卓之罪名而被王允所杀。虽然贵为左中郎将、高阳乡侯，但是蔡邕只是董卓用来装点门面的工具，不会给予实权，所以蔡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1](P2006)这也可以看出蔡邕的无奈，并不能真正施展抱负。此时期的蔡氏家族无论是在社会名望还是政治地位方面，都无法与西汉初年的一门四侯相比，甚至因战乱蔡琰而被北掳，家族一度败亡。

魏初蔡氏家族可算于多事之秋兴微继绝,尽管其此时还尚未走出低谷。据《晋书·蔡谟传》载“(蔡谟)曾祖睦,魏尚书。祖德,乐平太守。”[2](P2033)这是蔡

谟曾祖蔡睦,祖蔡德的为官状况,在中央为尚书、在地方为郡守。同样,《晋书·蔡豹传》载:“（蔡豹）祖睦,魏尚书。父宏,阴平太守。”[2](P2111)这是蔡豹祖蔡睦，父蔡宏的为官状况，在中央为尚书、在地方为郡守。蔡邕之孙蔡袭，因为“(羊)祜当讨吴贼有功,将进爵土,乞以赐舅子蔡袭.诏封袭关内侯,邑三百户”。[2](P1020)

在整个曹魏时期，蔡氏家族人物有记载的蔡睦、蔡德、蔡宏、蔡袭的仕宦状况仅仅是如此而已，在正史中无传，其名其事在《三国志》中也找不到任何记载，只能在蔡氏后世在对祖先的追述中被提及，可谓籍籍无名。

（二）两晋之际蔡氏家族的崛起

两晋之际，蔡氏家族迅速崛起，成为著名的政治士族。其机缘在于蔡克，《晋书·蔡谟传》载：“后为成都王（司马）颖大将军记室督。（司马）颍为丞相，擢为东曹掾。（蔡）克素有格量，及居选官，苟进之徒望风畏惮。......东羸公（司马）腾为车骑将军，镇河北，以（蔡）克为从事中郎，知必不就，以军期致之。（蔡）克不得已，至数十日，（司马）腾为汲桑所攻，城陷，（蔡）克见害。”[2](P2033-2034)蔡克,一介文士，在八王之乱时，能够同时受到两大势力（司马颖与司马腾两人还是仇敌）的重用，参与八王之乱，积极出谋划策，并且已经能够接触到决策层，足以说明蔡氏家族名声已经开始显赫。

除此之外，当梁王司马彤在永宁二年（302）薨时，蔡克参加了对其丧葬一事的高规格的讨论，此时他的身份是博士，在朝堂之上发表两次议论，《晋书·梁王司马彤传》载：

“（司马）肜位为宰相，责深任重，属尊亲近，且为宗师，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临大节，无不可夺之志；当危事，不能舍生取义；愍怀之废，不闻一言之谏；淮南之难，不能因势辅义；赵王伦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荡氏之乱，华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训，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区区之宋，犹有不素餐之臣，而况帝王之朝，而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贬，法将何施！谨案《谥法》‘不勤成名曰灵’，（司马）肜见义不为，不可谓勤，宜谥曰‘灵’。”

“（司马）肜为宗臣，而国乱不能匡，主颠不能扶，非所以为相。故《春秋》讥华元、乐举，谓之不臣。且贾氏之酷烈，不甚于吕后，而王陵犹得杜门；赵王伦之无道，不甚于殷纣，而微子犹得去之。近者太尉陈准，异姓之人，加弟（司马）徽有射钩之隙，亦得托疾辞位，不涉伪朝。何至于（司马）肜亲伦之兄，而独不得去乎？赵盾入谏不从，出亡不远，犹不免于责，况（司马）肜不能去位，北面事伪主乎？宜如前议，加其贬责，以广为臣之节，明事君之道。”[2]（P1128-1129）

当陆机、陆云被司马颖杀害时，蔡克屡屡为其请命免死，《晋书·陆机传》载：“蔡克入至（司马）颖前，叩头流血，曰：‘（陆）云为孟玖所怨，远近莫不闻。今果见杀，罪无彰验，将令群心疑惑，窃为明公惜之。’僚属随（蔡）克入者数十人，流涕固请，（司马）颖恻然有宥（陆）云色。”[2](P1485)

此时，蔡克已经不再是一般的文化士人，已经开始投身于司马诸王军镇集团而参与军机。他在陈留郡与江统齐名，并且受到著名门阀士族琅琊王氏中王衍、王澄等人的赏识，这也能够说明其名望很大，至少是能够受到一流名士的认同。在这样的世变背景下，蔡氏家族追随蔡克军功化的脚步华丽转身，凭借其儒学传家的文化优势，在两晋之际率先拥立司马睿，与之结成军政联盟，迅速崛起而急剧地向高门士族爬升。

（三）司马氏渡江之初蔡氏家族崛起的表现

蔡氏家族成员除蔡克外，蔡豹、蔡裔、蔡谟等人也在两晋之际受到重用，为东晋政权尤其是渡江之初的司马氏在外抗胡族入侵、内平政权内乱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江左政权的建立与稳定上地位非同其它南渡家族。

首先，蔡氏家族是抗击北胡政权的中坚。由于北胡入侵，蔡氏家族不得不离开故土而南渡，蔡谟之父蔡克又被汲桑所杀，可以说蔡氏家族与胡族政权有不共戴天之仇。在南渡的过程中，蔡氏家族作为名门望族，一方面收拢了不少流民，一方面又有不少势力归附他们，他们组成了“乡族集团”，蔡氏家族积聚起来一定的力量。于是在当政者眼里，济阳蔡氏家族是一股可以加以利用的力量。蔡豹

被晋元帝拜为振武将军,临淮太守,不久升建威将军、徐州剌史,曾随祖逖北伐。蔡豹侄蔡裔,渡江后曾任散骑常侍,兖州刺史,封高阳乡侯。东晋朝廷见石季龙死后胡中大乱，想一举荡平关、河，于是以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殷浩受命后，以中原为己任，上疏北征许、洛，朝廷任用兖州刺史蔡裔为前锋，率众出彭城。蔡谟拜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诸州军事、徐州刺史，于咸康五年至咸康八年（339-342）在郗鉴死后居任京口长达三年之久，掌握了实际的北府军权，处在对抗胡族入侵的最前线。

其次，济阳蔡氏家族是拥护司马氏皇权的流民帅。东晋政权对流民帅及其所领导的流民力量是既想利用，又要加以防范，始终是不敢重用。对济阳蔡氏家族则不同，这一家族始终是拥护司马氏政权的力量，当政者大胆启用，例如蔡谟积极参与平定苏峻之乱,因而被赐爵济阳男。蔡谟在晋明帝为中郎将时引为参军；晋元帝拜丞相时,复辟为掾,转参军；后为中书侍郎,历义兴太守,大将军王敦从事中郎,司徒左长史,迁侍中；晋康帝时,官至司徒、录尚书事,一度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最后，济阳蔡氏家族是门阀士族中的平衡力量。东晋政权是江左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的共治。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这四大门阀士族与皇权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时，政权才能正常运转。在这个过程中，济阳蔡氏家族充当了门阀土族中的平衡力量，他不能看着士族中的任何一家独大来打破这种平衡状态，所以皇帝对其信任与依赖，甚至是拉拢蔡氏家族来对抗四大门阀，因为当皇权一旦极大地削弱，就会有士族起来发动叛乱。

总之,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济阳蔡氏家族成了司马氏皇族最重要的倚重力量之一。家族成员不仅为屡任地方与中央的高官，还可以握有一定力量的军权势力。此时期的济阳蔡氏无论是社会声望,还是政治地位,都爬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至高点，俨然是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势力派,已经跨临东晋门阀士族之门。

二、济阳蔡氏家族崛起的原因

在两晋之前，蔡氏家族的发展一直处于低谷；在两晋之际迅速上升，成为著名的高门士族，分析蔡氏家族崛起的原因，其政治资本的积累、家学文化的积淀是重要因素。

（一）蔡氏家族世宦的政治资本

唐人柳芳在论及郡姓与门阀制时指出:“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3]所以,累世仕宦是能够跻身高级士族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两晋之前,济阳蔡氏家族成员中已经有：西汉初年的肥如敬侯蔡寅一门四侯，西汉末年的蔡义为丞相；东汉时蔡质为卫尉和尚书，蔡邕为左中郎将和高阳乡侯；曹魏时蔡睦为尚书，蔡德、蔡宏为郡守，蔡袭为关内侯。蔡氏家族成员中获得爵位者计有6人，已经有人开始在中央与地方任高官。

在两晋之际,济阳蔡氏家族成员有：蔡豹为将军、刺史，蔡裔为散骑常侍、兖州刺史、高阳乡侯，蔡谟更是官至司徒、录尚书事、济阳县男。这3人中获得爵位者计有2人，都掌握着不可小觑的军事势力。

一方面说明济阳蔡氏家世显赫，几乎世代为官。济阳蔡氏最终能够崛起，有赖于政治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济阳蔡氏在两晋之际都开始掌握军权军政，握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是家族崛起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蔡氏家族家学的文化积淀

拥有相当的门户实力,足以使其后代子孙待时而起。如果仅凭此，一个家族就可以兴盛不衰，这显然是不够的。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4]这说明了官宦与文化成为士族的必备条件。济阳蔡氏起初其先代并不缺乏高官厚禄者，而最终成长为著名的高门士族，依靠的还是文化，特别是对礼学的的修行。

“研究家族之兴衰,文化传统之影响、时代风尚之熏陶,构成家族整体的成员个体的文化素质是决不可忽视的。”[5]济阳蔡氏家族能够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家族的儒学文化传统，尤其是对礼学的修养，并且作为家学以世代相传：由蔡质、蔡邕始，经蔡克、蔡谟后。传至南朝蔡氏家族成员。

1、东汉时期：蔡质、蔡邕

东汉时期的蔡氏家族，对儒学的修行已经很成熟了，有儒学文化成就的是蔡质、蔡邕。

蔡质是蔡邕的叔父，除了做过卫尉，这一武职；

还做过掌管宫廷文书、奏章的尚书，这一文职。其著作《汉官典职仪》显示了其深厚的儒学素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汉官典职仪》对《后汉书》所作的注释，归纳如下：卷1《光武帝纪》有2处，卷41《药崧传》有1处，卷45《周景传》有1处，卷71《朱俊传》有1处，卷95《礼仪志》有1处，卷96《礼仪志》有1处，卷114《百官志》有3处，卷115《百官志》有9处，卷116《百官志》有15处，卷117《百官志》有10处，卷118《百官志》有2处。

蔡邕师事太傅胡广，得到了胡广的赏识，所以蔡邕有“臣所师事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患，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6](P274)之说，这对其学问的精进有大益，所以蔡邕想撰写《后汉记》十志(即《律历意》、《礼意》、《乐意》、《郊祀意》、《天文意》、《车服意》、《朝会意》、《五行意》、《沟洫意》、《五行一意》）。蔡邕在东观校书时，即与卢植、韩说共同撰写，可惜没有完成。

蔡邕师事太傅胡广的时间并不长，蔡邕学问的来源，一是与家庭的熏陶有关，蔡邕的叔父蔡质就是一个对礼学有很深造诣的人，这必然对蔡邕产生很深的影响；二是与他在东观校书有关，进入东观校书，这使蔡邕有机会能够饱读天下典籍，并且可以与优秀的儒学之士切磋学问。

蔡邕曾因避祸而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有十余年的时间在江东。这是江东学术界能够接收到经学的机缘时会，其中较为著名的是顾雍。《三国志·吴书·顾雍传》称：“（顾）雍从（蔡邕）学琴书。”[7]蔡邕作为今文经学家，其经学也必然会对江东士人产生影响。蔡邕年略少于郑玄，奉守西京博士旧学，与郑玄创立的融合古今的新学无关涉。蔡邕学说对江东地域的影响，可以浑天说为例来说明。江东流行天体论学说，江东士人中有陆绩作《浑天图》，稍后有吴中常侍王蕃继承并且发展了陆绩的浑天说，他声称浑天说为蔡邕所主张，这与蔡邕《戍边上章》相吻合：

“唯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皇道，以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万世不易之道也......按略求索，窃不自量，卒欲寝伏仪下，思惟精意，按度成数，扶以文义，润以道术，著成篇章......宜博问群臣，下及岩穴知浑天之意者，使述其义，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来星变彗孛占验著明者，续其后。”[6](P277-278)

据此可推知，浑天说在其时几乎成为绝学，蔡邕不断求索，对浑天说有独到的见解。在他避祸吴会之时，江东士人如陆绩等人的浑天说会受其影响。

蔡邕著作甚多，在正史中的记载，大体可归纳如下。《后汉书·蔡邕传》载：“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1](P2007)其著作见于《隋书·经籍志一》：“《月令章句》十二卷,汉左中郎将蔡邕撰。《劝学》一卷,蔡邕撰。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隋书·经籍志三》：“《神农本草》八卷，《蔡邕本草》七卷。”《隋书·经籍志四》：“后汉左中郎将《蔡邕集》十二卷。又班固《典引》一卷，蔡邕注。亡。”《旧唐书·经籍志上》：“《圣草章》一卷蔡邕撰。《劝学篇》一卷蔡邕撰。《今字石经论语》二卷蔡邕注。”《旧唐书·经籍志下》：“《蔡邕集》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一》：“蔡邕《圣草章》一卷，又《劝学篇》一卷，《今字石经论语》二卷。”《新唐书·艺文志四》：“《蔡邕集》二十卷。”《宋史·艺文志二》：“蔡邕《独断》二卷。”《宋史·艺文志四》：“蔡邕《月令章句》一卷。”“《蔡邕集》十卷。”

综观以上关于《蔡邕集》的卷数，正史中记载均不同，《隋书·经籍志四》记为“十二卷”，《旧唐书·经籍志下》与《新唐书·艺文志四》记为“二十卷”，《宋史·艺文志四》记为“十卷”。

在蔡邕众多的著作中，最能见其学术水平的著作，当推《独断》。其《独断》,是一部记载先秦两汉礼制的杂著类札记。大量记载了有关名物、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名物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东汉的语言情况,为东汉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语料基础,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在《后汉书》中，《独断》屡屡出现以对相关名物作注释，现归纳总结如下：卷1《光武帝纪》有3处，

卷10《安思阎皇后纪》有2处，卷40《班固传》有3处，卷60《马融传》有1处，卷94《礼仪志》有1处，卷95《礼仪志》有3处，卷99《祭祀志》有1处，卷119《舆服志》有2处，卷120《舆服志》有14处。

2、两晋之际：蔡克、蔡谟

由于史料缺乏，曹魏时期的蔡氏在学术成就无从考证，没有见到相关著作的记载和传世。此一段时期，应该可以看做是蔡氏的学术低谷期。然而，在进入两晋后，蔡氏在学术上表现非凡，著作较多，尤其在礼学上的修养更加突出。

清代学者沈壵曾指出：“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8]钱穆先生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文中，经过对《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南朝经学著述的统计，发现从著作数量上来看，《礼》学最多，次为《春秋》，《易》居于第三位，然后是《诗》、《尚书》，由此可以推知时人对礼学的重视，居于五经之首。[9]

蔡克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礼学极其发达的时代，两晋注重丧服礼，对礼的研究一方面是时代之学术潮流，另一方面也是维系门第的需要。蔡克是蔡氏家族在两晋有深厚礼学修养的第一人，使礼学开始成为为家学，开启了礼学传家的传统，其在礼学方面的创建，见于《晋书·礼志中》、《晋书·梁王彤传》、《通典·礼·沿革·凶礼》“为太子太孙殇服议”条。这三次是关于丧葬礼仪的讨论，可以看出蔡克参加的是关于礼学方面高规格的讨论，这充分说明了时人对其礼学造诣的认同。关于蔡克著作的记载，有《隋书·经籍志四》：“车骑从事中郎《蔡克集》二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蔡克集》二卷”及《新唐书·艺文志四》：“《蔡克集》二卷。”

蔡氏家族从蔡克起真正开始了对礼学的深入修行，到蔡谟时达到高峰，作为家学传至后世，因此有了“礼度之门”的称誉。蔡谟之礼学修养，一方面源于家学，其父蔡克就有较高的礼学素养；一方面也是自身的努力，曾任太常,积极参与礼乐活动，帮助东晋一朝建立了完备的礼仪制度，并且对后世王朝的礼制影响深远。关于蔡谟之礼学方面的活动，在正史中多处可见：《晋书》卷19《礼志上》有2处，与《宋书》卷14《礼志一》、卷16《礼志三》同；卷20《礼志中》有1处，与《宋书》卷15《礼志二》同；卷21《礼志下》有2处；卷23《乐志下》有1处；卷32《后妃列传下》有1处。《隋书》卷8《礼仪志三》有1处；卷12《礼仪志七》有1处。《旧唐书》卷26《礼仪志六》有1处，与《通典》卷50《礼·沿革·吉礼·祫禘》“功臣配享”条同。《新唐书》卷13《礼乐志三》有1处。《宋史》卷125《礼志二十八》有1处；卷130《乐志五》有1处。

杜佑《通典》中也记载了许多蔡谟关于“礼”方面的独到见解，归纳如下：卷43《礼·沿革·吉礼·郊天下》“大雩”条，卷48《礼·沿革·吉礼·郊天下》“卿大夫士神主及题板”条，卷51《礼·沿革·吉礼》“庶子在他国不立庙议”条，卷59《礼·沿革·嘉礼》“已拜时婿遭小功丧或妇遭大功丧可迎议”条，卷60《礼·沿革·嘉礼》“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议”条，卷67《礼·沿革·嘉礼》“皇后敬父母”条，卷78《礼·沿革·军礼》“天子合朔伐鼓”条，卷94《礼·沿革·凶礼》“士为所生母服议两妾子相为附”条，卷95《礼·沿革·凶礼》“前母党为亲及服议”条，卷98《礼·沿革·凶礼》“生不及祖父母不税服议”条，卷98《礼·沿革·凶礼》“父母乖离知死亡及不知死亡服议”条，卷102《礼·沿革·凶礼》“改葬服议”条、卷102《礼·沿革·凶礼》“有小功丧及兄丧在殡改葬父母服议”条，卷103《礼·沿革·凶礼》“疑墓议修墓”条，卷147《乐》“临轩拜三公奏乐议”条。

关于蔡谟著作的记载，有《隋书·经籍志一》：“《丧服谱》一卷晋开府仪同三司蔡谟撰。《礼记音》二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蔡谟、东晋安北谘议参军曹躭、国子助教尹毅、李轨、员外郎范宣音各二卷。”《隋书·经籍志四》：“晋司徒《蔡谟集》十七卷。《蔡司徒书》三卷，蔡谟撰。”《旧唐书·经籍志上》：“《丧服谱》一卷蔡谟撰。”《旧唐书·经籍志下》：“《蔡谟集》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一》：“蔡谟《丧服谱》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二》：“蔡谟《晋七庙议》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四》：“《蔡谟集》十卷。”《清史稿·艺文志一》载：“《丧服谱》一卷。”及“晋蔡谟《论语注解》一卷。”综上，对《蔡谟集》卷数的记载略有不同，《隋书·经籍志四》记为“十七卷”，《旧唐书·经籍志下》与《新唐书·

艺文志四》均记为“十卷”。

蔡氏之家族文化自蔡质、蔡邕开始建立，至蔡克、蔡谟达到高峰，其后继续传承。可以说，整个学术传承没有断绝，世代传承，对礼学的修行，开启了家族在两晋南朝时期独特的家学文化，从内部为整个家族能够兴旺发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由此，济阳蔡氏成为著名的文化士族，在两晋崛起为著名的高门大族。

三、结语

在两晋之前，蔡氏并没有太突出的政治表现，适应时代潮流，在两晋世变之际乘势而起。蔡氏在两晋之前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先祖之高官厚爵与良好的政治声誉为其奠定基础；又善于把握时机，在两晋之际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接触到权力的中心，又握有一定的军权力量，不断拓展家族之实力，最终具备了其转向世家大族的条件而得以崛起。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济阳蔡氏家族虽然跨临东晋门阀士族之门，但是最终在东晋一朝没有成为像王、谢、庾、桓那样的门阀士族。济阳蔡氏在崛起的过程中，始终摆脱不了一个很重要的不利因素，那就是蔡氏族单人少，蔡豹、蔡克被杀，蔡裔死于军中，在东晋一朝只有蔡谟一人在支撑着家族的发展。在婚媾方面，我们看不到蔡氏与当政的门阀士族、皇室有婚姻关系的缔结。蔡氏又是一个传统的儒学世家，在两晋时期玄风盛行的情况下，蔡氏固守传统儒学而始终很少沾染玄学，甚至排斥玄学。这就使得济阳蔡氏家族缺少与当政者文化方面的互动，缺少正常的交流，从而逐渐为当时主流文化圈所疏远，最终不可避免地在经过南朝的发展之后迅速衰落。

[1]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下[D]蔡邕列传第五十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版。

[2] （唐）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七《列传第四十七·蔡谟传》、卷八十一《列传第五十一·蔡豹传》、卷三十四《列传第四·羊祜传》、卷七十七《列传第四十七·蔡谟传》、卷三十八《列传第八·梁王司马彤传》、卷五十四《列传第二十四·陆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版。

[3]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儒学中·柳冲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版，第5677页。

[4]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59页.

[5] 孟繁治：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崛起（下）.[J]（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6] （汉）蔡邕著，邓安生编.蔡邕集编年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7]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卷七·顾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版，第1225页。

[8] （清）沈壵：落帆楼文集卷二前集二·与张渊甫书[M]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民国七年(1918)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影印原书版，第463页。

[9]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D]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38—139页。

(责任编辑 杜 华)

A Study of Rising on Jiyang Cai’s Family during Two-Jin Dynasties

ZHAO Pei-hai, YAN Chun-x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Jiyang Cai’s family was a very famous family born in He’nan. It rose sharply between Two –Jin dynastiesand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families during Middle-Old period. Dotor CAI Ke, as a scholar, tookpart in the military affairs and gave counsel suggest when the war among eight kings happened. CAI Bao resisted theminority—Jie and Hu and repressed the flowing people between Two –Jin dynasties. Therefore, the family began to riseand turned to military and political field from the cultural side. CAI Mo, as a leader of the flowing people, wielded theBeifu Bing and was appointed Situ and Lu Shangshu Shi. At this time, the family developed the top.The reasons werethe deep political basises and cultural accreations.

Jiyang Cai’s family; Two-Jin dynasties; political basises; Lixue

K237.1

A

1004—1877（2014）01—0079—06

2013-07-01

赵培海（1987—）男，山东利津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闫春新（1971—）男，山东嘉祥人，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