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变迁与笃定——从文学对公民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构建作用的视角看

郝书翠 姜 逸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命题，本文并不打算泛泛讨论两者的关系，而是尝试从香港文学演变的历史脉络中梳理出其在公民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构建上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阐明，在香港回归20 多年后，在香港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不容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容阻挡的新时代，香港文学又该如何为汇聚起香港明天会更好的磅礴力量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现代香港文学实践对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建构

有学者曾经指出，“‘刚性的民族建构过程’和‘感性的个人委身经历’，在很多国家苦难中找到文化观念上的接合点”。①樊善标：《谛听杂音：报纸副刊与香港文学生产：1930—1960 年代》，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108—109页。这一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香港文学。抗战时期香港同胞对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存在着刚性建构需求。而左翼“南来作家”远离故土的乡愁促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中融入了大量的思想情感，其创作构成了抗战时期香港同胞对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柔性情感需求。毛泽东在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就把文学与“人类解放”“世界解放”的宏大命题联系在一起指出，文学的变革表现为“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270 页。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对文学的重视。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领导下，内地文学强烈的进步性唤醒了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感，对构建抗战时期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许地山、夏衍、茅盾、萧红、萨空了等南来文学家均对香港文学的发展导向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现代文学时期，内地文学家赴港宣传新文学为构建抗战时期文化统一战线作了思想上的准备，香港的战时文学热潮促进了香港与内地间文化统一战线的构建。这一时期，许地山、夏衍、茅盾等“南来作家”的文学创作以较为鲜明的政治立场迎合了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刚性需求，萧红等“南来作家”的文学创作以较为乡土化的叙事视角迎合了人民情感的柔性需求。二者均对香港居民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许地山1935 年前往香港大学任中文学院教授。当时正值内地战乱频发，大批“南来作家”相继赴港。相较于多数“南来作家”，许地山由于工作原因更易融入香港社会，加之其在赴港前已经是新文化运动先驱，因而他在思想、情感方面给予“南来作家”以引领，在经济方面给予援助，迅速成为他们的代表，促使更多“南来作家”得以投入文学创作，使香港成为又一个发展新文学的重要阵地。③参见乐琦：《许地山在香港的新文学话语实践及其影响》，《小说评论》2019 年第3 期。在文学创作方面，许地山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极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代表作品。其中，《女国士》取材于薛仁贵的妻子柳迎春劝夫从军的民间故事；《玉官》通过描写玉官随身携带的《圣经》、《天路历程》和《易经》间接反映了香港社会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的社会背景；《铁鱼底鳃》通过描写雷先生报国无门的悲剧间接批判了港英当局的腐败。这些作品以独特的创作手法和叙事视角展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引发人民的反思和宣传爱国形象具有重要作用。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也有助于强化香港与内地间的情感关联，促进了香港居民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构建。

茅盾1937 年前往香港，创办了对香港文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文艺阵地》，并参与筹备《立报》的复刊工作。在《文艺阵地》的《发刊词》中，茅盾指出：“‘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是《文艺阵地》的指导方针”。④袁小伦：《粤港抗战文化史论稿》，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44 页。《立报》的《复刊词》同样表达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构建文化统一战线的决心：“我们主张：积极的，对外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对内求民主政治的实现。消极的，我们决不屈服，不苟全，遇到必要的时候，是不惜一切牺牲，以坚定我们的立场，也就是坚定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格。”①袁小伦：《粤港抗战文化史论稿》，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44—45 页。在《立报》的复刊工作中，茅盾担任副刊《言林》的主编。以短文、散文、诗歌和通俗形式的长篇小说为主的《言林》尽管在内容方面更为通俗，但茅盾坚持“形式上可以尽量从俗，内容上切不能让步”②王一桃：《香港文艺之缘》，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21—22 页。的主张，让内地的战争状况与文学进步倾向传入香港，大大推动了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萨空了担任《立报》主编期间，不仅发表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资讯文章，还输送香港进步青年去延安，被称为“中共在香港的喉舌”。③赵稀方：《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学新论》，《社会科学辑刊》2019 年第3 期。《立报》和其他左翼刊物因其在香港与内地间构建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贡献，被视为中国共产党运用统战策略在香港占领文化阵地的代表。④参见樊善标：《谛听杂音：报纸副刊与香港文学生产：1930—1960 年代》，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72—73 页。它们对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构建带来广泛而深入的影响。1941 年，茅盾再次赴港，一方面创作了《白杨礼赞》《腐蚀》等广为流传的代表作品，另一方面创办了综合性文艺刊物《笔谈》，不仅吸引了大量香港作家，还收到了郭沫若等内地作家邮寄的文章。1946 年，茅盾第三次前往香港，作了题为《人民的文艺》的发言。1947 年，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迫使大量爱国人士向香港转移，茅盾在这样的背景下第四次前往香港。⑤参见王一桃：《香港文艺之缘》，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23—31 页。

夏衍1938 年赴港，为具有统战性质的报纸《救亡日报》筹款复刊做了大量工作。《救亡日报》复刊后，从事具有统战性质的公开活动成为夏衍的主要任务之一。他相继作了题为《潮汕目前新形势》《中日精神动员比较》等报告，讲述自身经历以及对战争局势的客观分析，呼吁各界人士共同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夏衍积极参与香港戏剧界的各类活动，围绕抗战戏剧运动的诸多问题出席各类演讲及研讨会，发表了《剧本的创作》等对抗战戏剧具有指导意义的演讲和文章。他创作了抗战话剧《自由魂》，组织成立“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并与之联合创作革命历史剧《黄花岗》。⑥参见朱超亚：《夏衍1939 年4—7 月香港之行考》，《新文学史料》2022 年第1 期。这些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学及戏剧创作，在香港这个局势相对稳定的地区传递了更多与战争相关的信息，强化了抗战在香港的影响力。夏衍也因其对战争的深入描写以及对左翼文学家的团结，为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香港的贯彻作出了巨大贡献。总而言之，在殖民政府统治与战乱的双重影响下，内地文学家与反动势力的压制展开了顽强的博弈，香港与内地间的文化统一战线经历了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在内地文学家的支持、引领和长期的共同努力下，香港文学得以快速发展，并在抗战时期与内地形成了一道坚实的文化统一战线。

恩格斯曾经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者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79 页。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香港左翼“南来作家”对公民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构建的柔性作用很有启发。与上述对文化统一战线的刚性建构不同，萧红在港期间的文学创作，呈现为一种乡土化的叙事视角，通过其潜藏的立场和导向，以建立在自我观览基础上的人物刻画回应了构建文化统一战线的柔性需求。1940 年，萧红自重庆抵达香港，成为对香港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南来作家”。在香港期间，萧红创作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中短篇小说《小城三月》等经典作品。香港由于地处“大后方”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更为包容的文化环境赋予了萧红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使其文学创作拥有了更为多元化的叙事风格。《呼兰河传》是以相对理性的视角叙述对故乡的文化认知，其富于诗意的“追忆性描写”以及富于幻想的“死亡叙事”更是表达了作者浓郁的思乡情感和魂归故里的强烈意愿，①参见宋剑华：《〈呼兰河传〉：遥望故乡的生命绝唱》，《中国文学研究》2018 年第2 期。向香港居民勾勒出“南来作家”心中对内地充满眷恋的形象。《马伯乐》以反讽的叙事调子描写了抗战背景下人民的生活状态，通过叙事视角与审美期待之间的微妙冲突引发人民对抗战时期艰难生活状态的深刻反思。《小城三月》则细致地展现了新旧碰撞时代下女性的命运，主人公不愿接受种种束缚却最终牺牲于追求自由的悲剧，反映了内地强烈的进步倾向。尽管萧红的叙事视角偏向于内地，然而作品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依然能够在当时的香港居民中间唤起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引发深刻反思。萧红通过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视角唤醒了香港居民对战争的关切，同时，通过表达内地强烈的进步倾向唤醒了香港居民与内地居民的情感关怀。

香港左翼“南来作家”一方面由于其在内地的成长、生活经历，对内地形成了情感上的归属感，普遍拥有浓厚的乡愁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内地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其思想上普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他们运用在内地与香港的双重生活经验，通过通俗、自然的情感流露，将政治倾向融入作品中，逐渐形成了既统一于内地主流文艺思潮，又具有一定独立特征的香港左翼文艺，形成了对香港同胞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柔性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创作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他们通过回忆故土、描述逃难生活、刻画内地新生事物等极富生活气息的方式表达战争的残酷和内地思想界的进步倾向。②参见侯桂新：《香港南来作家研究：思路与方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 年第1 期。抗战时期，他们大多着眼于香港的思想宣传和文化建设，其文学的创作导向与香港同胞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高度吻合，强烈的进步倾向不断唤醒着香港同胞的爱国情感，创作视角中鲜明的国家文化身份认同对香港同胞构建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当代香港文学实践对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迷失

新中国成立后，在内地移居香港热潮的推动下，左翼文化力量与右翼文化力量一同涌入香港。尽管当时左翼文学力量占据上风，但香港文学界对左翼文学之外的其他文学传统也表现出了较高的包容度，“左右对立”成为了当时香港文学界的基本格局。左翼文学侧重于描写香港普通居民的真实生活，右翼文学侧重于对文化传统的发扬，二者拥有着相通的家国情怀，彼此之间充满着文化张力。左翼文学与右翼文学之间的这种相通性使得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呈现出了超越政治对立的创作导向，二者均在香港文学的主体性建构中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③参见黄万华：《百年香港文学史》，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 年，第52—60 页。在当时香港文学的主体性建构中，不乏大量通过反思香港本土的历史叙事而引导香港居民构建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作品。例如，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马家辉的《龙头凤尾》，以象征的手法描写了“二元对立”权力架构的颠覆性转换，展现了解构西方殖民历史书写的决心；香港文学界的“家族书写”亦尝试以象征的手法来描写人与物的互动关系，进而展开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想象。①参见徐诗颖：《赓续历史，重返原乡——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香港小说的“历史叙事”》，《文学评论》2020年第3 期。

然而，尽管当时香港文学的主体性建构中充满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但“没有再发生服从于全国的政治需要，按照中国内地的文学模式来建设香港文坛的文学运动”。②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下卷），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505 页。香港本土的各大主流报纸大多对政治采取客观中立的态度，以反映社会面貌、人际关系等领域的作品来迎合读者喜好，“形成了以社会写实和武侠小说为主的香港通俗文学格局”。③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上卷），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34—236 页。这些作品的叙事视角大多局限于香港社会内部，没有香港以外的地域作为对照，也并未把地方描写为一种象征符号，而是作为一种“香港内部的故事”呈现于读者视野。④参见樊善标：《谛听杂音：报纸副刊与香港文学生产：1930—1960 年代》，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254—264 页。这种忽略政治性和民族性的创作倾向加剧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情感疏离，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在香港文学的创作导向中逐渐模糊以至迷失。在这一变迁中，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作为香港同胞中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感最强的创作群体，“南来作家”逐渐形成香港本土意识，叙事视角发生转变，使得香港文学对于香港同胞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构建的影响逐渐式微。早期“南来作家”初到香港时大多生活拮据，更容易形成与香港底层居民的情感共鸣。他们中的一部分将创作笔触置于香港各界市民群体，以内地社会主义模式下经典的批判性叙述形态刻画香港社会荒诞疏离、勾心斗角和冷漠无情的一面，其香港本土意识在社会阴暗面的视角下初步显现。⑤参见计红芳：《香港南来作家的身份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66—67 页。新中国成立后，“南来作家”大多选择在香港定居而不再北返，政治、经济、社会和家庭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使得其情感方面较之初到香港时已有所转变。他们经过奋斗开拓了自己的读者圈子，经济上逐渐脱离初到香港时的窘境。许多“南来作家”开始在创作中逐渐将视角转向香港本土。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久居香港的心理融合冲淡了‘南来作家’的内地记忆……香港属民意识逐渐显现”。⑥计红芳：《香港南来作家的身份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67 页。同时，香港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建立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香港同胞的本地认同；新生代香港居民基于其成长经历所形成的本土意识同样弱化了父辈“南来作家”作品中的“过客”心态与视角，“南来作家”逐渐成为参与香港本土文学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力量。

其二，香港本土作家的创作主体性建构强化了香港本土意识。瞿秋白曾经说过：“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⑦《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515 页。香港在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均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决定了香港文学的情感表达与叙事方式均不同于内地文学。香港本地的华人居民长期居住于此，逐渐在情感上对香港形成了一种家园意识，这种家园意识同样需要以文学作品作为载体进行表达。“南来作家”大多以审视殖民统治的目光看待香港，其家园意识属于内地，①参见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上卷），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 年，第224 页。因而他们的文学创作很难完全站在香港本地居民的视角上进行建构。香港本土居民情感诉求的文学表达这一任务是“南来作家”难以完成的，这就为催生和拓展香港本土作家的创作主体性表达留下了充裕的空间。对此，有学者曾经作出过这样的解释：“香港文坛接纳了被‘左翼’文学逐渐排挤出大陆的各种创作力量，这种接纳表明香港文学自身运行机制的形成”，②黄万华：《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河北学刊》2008 年第5 期。“当香港本土作家被此时占主导地位的左翼文坛再次放逐至边缘时，他们也更需要在地方性的层面上获得生存空间”。③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上卷），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19 页。香港本土作家对地方性生存空间和运行机制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香港文学这种有别于内地和“南来”文学形式的主体性建构。除此之外，殖民政权的刻意限制也是香港本土意识快速生长的重要因素。港英政府在1967年镇压了港人抗英运动之后，进行了以“在将内地视为‘他者’的基础上，从文化上建构香港人西化的‘自我’”④杨晗旭、徐海波：《试析香港国家认同的困境——从被言说的“他者”到“伪主体”》，《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6 期。为目的的改革。殖民当局的教育对中国历史与中国人身份避而不谈，经济挂帅的政策与着重解决民生问题的措施转移了社会大众的焦点，造成长期的政治冷感，香港文学也因而越来越远离了为祖国统一与民族身份认同而“鼓”与“呼”的功能。

其三，香港文学作品中刻画的香港与内地居民间的“二元对立”身份冲突，撕裂了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殖民者来到香港，主要是为了帝国的欲望、资本的私利、西方文明的教化。”⑤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第90 页。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输入与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香港同胞产生了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高度认同和维持现状的强烈意愿。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济悬殊不利于香港同胞国家意识的构建，这可以说是近现代香港文学实践出现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迷失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文化思潮的渗透在香港文学的主体性建构中起到了负面影响，致使香港本土文学创作中制造了香港与内地间的身份对立，“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报纸，都倾向通过戏剧化的方式将内地同胞和新移民塑造成负面的形象”。⑥陈薇：《香港身份认同的媒体建构：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港澳研究》2017 年第1 期。例如，在《新生晚报》的副刊《新趣》曾刊出的58 篇小说中，有3 篇描写了发生在香港居民与内地来港居民之间的故事。其中，《哦，博士！》塑造了一个冒充自己拥有博士学位的内地来港居民形象；《胡司令官》塑造了一个冒充自己是军队司令官的内地来港居民形象；《我的朋友古适之》塑造了一个其妻子认为香港社会诈骗横行的内地来港的商人形象。由这些人物形象不难看出，内地居民在香港居民眼中是“爱排场”、“好投机”的；而在内地居民眼中，香港属于“金钱至上”、“人际关系淡漠”的资本主义社会。⑦参见樊善标：《谛听杂音：报纸副刊与香港文学生产：1930—1960 年代》，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266—268 页。甚至一度出现香港媒体将香港居民和内地居民塑造成正面与负面的对立形象，分别代表着文明、先进与愚昧、落后的情况。这一倾向赋予了香港居民强烈的优越感，香港居民在身份对立中更胜一筹的心态在香港本土文学作品中获得了极大满足。香港文学中这种“二元对立”的身份建构至今仍不乏市场，“香港人”与“内地人”身份设定中的思维定势仍在无形中制造香港与内地居民间的身份对立。近年来，随着内地的迅速崛起，香港的经济优势不再明显，其优越感的没落逐渐演化为香港居民对内地文化、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情绪宣泄，加剧了香港与内地身份认同“二元对立”的内在张力。①参见陈薇：《香港身份认同的媒体建构：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港澳研究》2017 年第1 期。

三、当代香港文学实践对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回归与重构

***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7—8 页。今天的香港，是“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得到落实之后，展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的香港；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香港文学也因而被赋予了以文艺的方式构建香港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引导香港同胞自觉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历史使命。香港文学的变迁历程充分证明，对优秀的文艺作品而言，历史意识、时代使命、人民本位、民族精神和政治立场等因素缺一不可。为此，当代的香港文学实践需以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回归与重构为创作导向，发挥香港文学传统中深厚的人民性优势、民族性潜力，以历史意识引领民族意识和政治导向的重构与回归。

首先，要将“大历史观”融入香港文学叙事视角。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需要以“美学和历史的观点”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257 页。来评价。历史意识的匮乏可能直接导致民族意识的缺失和政治立场的偏离。只有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看清历史的走势，看清一件事、一个人、一段史的位置、作用与价值。历史观可谓是一个坐标系。没有一个大的坐标系，就无法对一部作品的倾向性及其所反映的时代作出准确判断。④文新达：《文艺创作和评论要树立“大历史观”》，《中国艺术报》2021 年12 月3 日，第1 版。将“大历史观”融入香港文学的叙事视角，以深厚的历史意识铸就香港文学的时代品格，这就需要确立文艺创作的历史标准，将创作的叙事视角与作品的功能定位置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大势中，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需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需求。

香港文学不论何种题材与体裁，都需要将叙事视角置于历史长河中进行整体性的考察，置身历史大势、厘清历史规律、认清历史方位、把握历史机遇。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香港的管辖可追溯至秦汉时期，而早在南北朝时期，香港就已发展为中国的重要军事阵地。⑤参见刘蜀永：《香港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1—6 页。近代以来，英国殖民者强行占领香港，通过其动机明确的社会治理和文化教育等手段致使香港同胞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感的缺失，进而导致了香港文学界创作导向的偏离。事实上，香港同胞自古以来便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在英国的殖民侵略早期，自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相继沦陷后，香港同胞曾奋起反抗英军的侵略行径，他们在乡绅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了拆除英军警棚、“开挖坑堑，拒阻英兵”①吕一燃：《中国近代边界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1189 页。等阻挠英军用武力强行接管香港的一系列爱国运动。由此可见，在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迷失的阶段，香港文学所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树立“大历史观”，可以引导香港作家将叙事视角置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在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中构建脉络清晰的大历史框架，在宏伟的历史观上获得一种巨大的历史感。这是在香港文学中构建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

香港回归祖国宣告了香港殖民时代的结束，然而港英政府对香港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逝，回归后的香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其后殖民主义的特征。“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不少港人淡薄的历史意识其来有自。这源于英国人致力于培养港人的分离意识，以此逐渐使他们与民族意识对立起来，从而扩大同祖国的疏离感。”②徐诗颖：《赓续历史，重返原乡——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香港小说的“历史叙事”》，《文学评论》2020 年第3 期。在此背景下，香港文学有责任承担起引导香港同胞拒绝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跨越集体无意识的时代使命。其一，香港文学需将创作视角置于历史大势中，以富于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文学作品引领香港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然成为历史大势，“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③《***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书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3 页。这为香港作家牢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创作更多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优秀作品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机遇。其二，香港文学应在创作中把握文学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重要导向标的角色和作用。香港同胞在殖民政府为其输入的具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文化和价值观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缺失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背景中，香港作家更应从历史规律中寻求智慧，肩负起唤醒民众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的重任。香港唯有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才能维持其有利发展条件和独特竞争优势。香港作家的创作导向需符合香港所处的历史方位，惟其如此，才能更加突出香港的发展优势，与香港的发展趋向协同发力、同向同行。

其次，要发挥传统文化优势唤醒香港文学的民族意识。香港历史的独特性为其传承传统文化积累了一定的积极要素。在香港回归以前，曾出现过港英政府主动提倡国学的现象。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港英政府极力阻挠来自内地的进步思潮传入香港，刻意鼓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批判的文化，在思想文化领域营造与内地的对立，大力维护国学和文言文。④参见和杰：《试析当前香港本土主义政治光谱的两极化、归因及其引导对策》，《学术研究》2017 年第11 期。港英政府的这一行为虽然意在诱导香港华人居民避免受到来自内地的新思想和新文化等不利于港英政府社会治理的进步思潮的影响，但也在客观上维护了传统文化。在香港文学实践对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出现迷失的阶段，传统文化也曾对香港文学的民族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刊物对介绍中国古代文学抱有很高的热情，⑤参见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下卷），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 年，第367 页。香港诗坛也“早早提出了‘汉语诗歌不应过分西化，而忽略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课题”。①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下卷），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435 页。当然，仅从美学的角度传承传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要运用民族形式，更要展现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民族性虽然在香港文学实践中曾遭遇过遮蔽，但其延绵不绝的强大力量仍然是香港居民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回归与重构的文化潜力。

***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6 页。香港作为民族复兴壮阔征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创作同样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加以支持。香港与内地文化同源，传统文化可以成为香港同胞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桥梁。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所沉淀下来的智慧，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以最为恰当的方式融入香港文学作品，通过展现传统文化魅力构建香港同胞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需要香港作家同时具备较高的文学造诣和文化底蕴。新时代，香港作家不仅需要立足当代，抒写香港发展新机遇，也需要回溯传统，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民族意识，充分发挥香港深厚的文化潜力，以文化自信的强大力量助力香港同胞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构建香港同胞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

再次，要以“一国两制”方针构建文化统一战线。文学作品的创作导向能够直接影响人民的意识形态导向，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对香港文学而言，政治性同样是其本质属性之一。早在港英政府统治香港期间，文化教育就成为港英政府试图控制香港同胞意识形态导向、加剧香港同胞本土意识形成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港英政府就试图通过殖民色彩浓厚的文化教育在香港培养大批亲英华人，并多次在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及其文化教育的真实目的。例如，在一份1902 年的报告中，港英政府教育委员会表示：“从大英帝国的利益着眼，值得向所有愿意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的中国青年提供这方面的教育……额外支出微不足道，而英语的传播，对我们大英帝国友好感情的传播，使英国在华得到的收益将会远远超过这笔费用。”③刘蜀永：《香港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94—95 页。港英政府的这些做法从反面证明了在香港与内地间构建文化统一战线对构建香港同胞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具有极端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文艺的政治功能始终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文化统一战线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构建导向正确的文化统一战线对维护香港安全稳定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一国两制”方针中，“一国”是香港发展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基础，也体现了在香港与内地间构建文化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坚守“一国”之本应该成为新时代香港文学创作的原则和诉求。在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间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文化统一战线，对香港同胞跨越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缺失的集体无意识，真正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香港与内地的统一具有重要作用。向香港同胞充分展现新时代香港发展新机遇，以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引领香港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最后，要创作人民喜爱的文学作品推动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建构。香港既往的文学实践已经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重要性。在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构建时期，左翼作家将创作笔触伸向通俗文学的创作，许多左翼刊物的副刊在维持其进步倾向的同时，以其更为大众化的创作方式向香港普通民众伸出了橄榄枝。即使是在香港文学对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迷失的阶段，其创作中所展现出的深厚的人民性依然成为香港文学发展中值得肯定的方面。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感知生活中的真实瞬间，其相较于宏阔的时代精神而言更微观，更具有“烟火气”，也更能直击人民心灵。香港文学的实践与变迁充分证明，只有人民喜爱的文学作品，才能在人民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巨大影响。

***总书记指出：“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①《***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11 页。香港文学创作深入人民真实生活，创作出了大量题材广泛、体裁丰富，深受香港同胞所喜爱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满足香港同胞精神需求的同时，更应致力于提高香港同胞的精神水平。同时，香港文学创作中亟需消解香港与内地同胞间“二元对立”的身份冲突。“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②《***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8 页。香港作家应持续发挥香港文学的大众化优势，以优美的笔触抒写真实的人民形象，在创作中融入正确的政治导向、悠久的文化传统，拉近香港与内地同胞之间的情感距离，铸牢香港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香港文学真正兼具抒写真实、反映时代、人民喜爱、导向正确和底蕴深厚等特点，以文学的人民性推进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建构的大众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