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胡 晓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①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2000 年施政报告》,https://www.gov.mo/zh-hant/content/policy-address/,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10 月17 日。近年来无论是香港问题,还是新疆问题,背后都有问题教材的身影。相形之下,国家主席***2019 年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 周年活动并视察澳门时,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对包括《品德与公民》教科书在内的两地合编教科书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使得该系列教科书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2021 年建党百年之际,澳门《品德与公民》及《历史》教材被选入北京百年党史展览馆,作为党史建设成果得以呈现,这与回归之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所做的本地教材开发和积极推进工作密不可分。自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多次在施政报告中提出“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应在整个教育领域内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切实的推行”,①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2018 年施政报告》,https://www.gov.mo/zh-hant/content/policy-address/,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10 月17 日。特区政府应“致力弘扬中华文化,培养市民爱国爱澳的情怀”,并要求“大力培养青少年的爱国爱澳情操,加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增进他们的国家民族身份认同”。②郭晓明:《行政吸纳政治——回归祖国以来澳门本地教材开发中的政治冲突与出路》,《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 年第2 期。
由于历史原因,澳门直到2008 年才有第一部德育教材——《品德与公民(试行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共同组织编写。2016 年出版的《品德与公民(修订版)》正是2008 年编写版本的全面升级,配合课程法规《本地学制正规教育课程框架》及《小学品德与公民基本学力要求》为设计蓝本,內容结构严密。《品德与公民》从命名上亦区别于内地统编版德育教材《道德与法治》:以“品德”强调国民教育的素质提升,以“公民”统领世界视角和国际意识,体现澳门特区政府在德育教材的服务性上强调品德与公民双重教育。③范冰川、陈香:《澳门中小学〈品德与公民〉教材的结构和特点》,《青年学报》2015 年第3 期。目前实行“一国两制”的港澳两地中,澳门是“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g/201904/2019040285139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11 月23 日。的湾区范本,因此在小学教材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引领、促进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成为小学德育教材的编写目标。本文从出版视角审视澳门小学段国情教材《品德与公民》的编写特色、现实困境和创新路径,认为“以教材出版涵化国家认同”是有效的国家认同构建路径。
编写理念是教科书的“魂”,是最深层、最本质的精神,指导着教材建设。⑤李超民、曾海辉:《澳门“品德与公民”课程教材分析——以〈法治生活〉教学模块为例》,《教育与教学研究》2017 年第10 期。有什么样的编写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材体系。⑥胡定荣:《教材分析:要素、关系和组织原理》,《课程·教材·教法》2013 年第2 期。澳门小学《品德与公民》从地理认知、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三个认同维度介入进行国家认同教育,“从认知到认同”教材编写理念具备逻辑性和实践性。同时,依托教材内容进行的教育场景涉及澳门特区全区,具备包容性强、服务教学活动等编写特色理念。
澳门小学《品德与公民》教科书的编写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目标是培养具备世界视野的国家合格公民。内容编写上符合学力要求中“强调生活性、价值性、多元性”的课程理念,为之后的教材编写定下基调。①闫闯:《澳门小学品德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探析》,《世界教育信息》2013 年第20 期。具体的内容呈现方面,并没有一味照搬内地部编版思想品德类教科书将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教育核心,而是根据澳门实际情况,从澳门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情况等方面出发,并且根据学力要求,设置具体的国情教育场景,让学生从博雅教育层面认知澳门、感受澳门,进而认同澳门。以下仅举数例说明其内容的本土化及贴近性。
对澳门本地的城市画像描摹,《品德与公民》教材亦特别注重对支柱产业的思辨和引导。在课文中提及澳门博彩业发展,让学生先了解赌博的危害、沉迷财博的后果,引发对相关问题的研讨,形成课程活动,然后再结合参与式社区服务来树立“远离赌博”的认知,如参加街坊公益活动、公共图书馆亲子活动等。介绍“文化多元包容”的国际都市特点,介绍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不同宗教与澳门的历史关系及其发展,从宗教多样性与互助性角度阐发了澳门宗教文化的形成与现状,让学生认识到澳门文化“多元共生融合”的重要特色。②小学《品德与公民(修订版)》五年级上册,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2016 年,第45 页。根据澳门居民生活习惯,在文字表述上采用繁体,插画主人公对话符合当地人说话习惯,比如一年级上册封面学生对老师说:“老师早晨”,③广府方言“早晨”意为“早上好”。既体现了尊师重道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与澳门本地汉语言文化相得益彰。
综上,澳门小学《品德与公民》教材特别重视宗教教育、通识教育等隐性教育层面,从澳门本地特色的思政课程构建出发,编写贴近澳门实际生活的教材引导学生认识澳门、热爱澳门。全书没有使用汉语拼音,这意味着必须充分发挥图像的叙事功能,图多、文少、以小学生能够理解的澳门日常情境来构建教育文本,促进学生对本土、区域、国家等概念的理解,多层次塑造国家认同,属于“从澳门看澳门”的本地视角。这一视角有利学生培育“爱澳门”本地意识,为学生在其后学力阶段的国家认同教育奠定基础。
澳门小学人教版《品德与公民》教材共有十二册,每册有一个学习主题。低年级阶段主题围绕学生对自我、班级、学校、家庭和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的认识;高年级则按“个人与家庭”、“群体和社会”,以及“国家与世界”三项主轴设计,体现品德与公民教育的完整性。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小学〈品德与公民〉教材》,https://portal.dsed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d=57333,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10 月10 日。
对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s)进行融合教育是澳门公民教育的特色之一。《澳门小学品德与公民基本学力要求(初稿)》在“我与社会”单元内容中明确指出“关心残障人士及弱小,平等地对待他们”。⑤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第19/2016 号社会文化司司长批示(附件八:小学教育阶段品德与公民基本学力要求)》,https://bo.io.gov.mo/bo/i/2016/09/despsasc_cn.asp?printer=1,最后访问时间:2023 年1 月13 日。《品德与公民》注重呈现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在教材编写体系中,对残障人士的关怀体现在对“平等”观念的塑造上。残障人士可与正常居民一并工作生活学习、残障人士与普通公民享受一样的权利;平等对待残障人士,并尽力帮他们解决困难;残障人士可以服务、奉献社会,有着与正常人同样的社会价值等。上述理念被融入教材中,给澳门小学生树立平等、尊重等理念,打破对残障人士的歧视与偏见。
在性别教育上,《品德与公民》并不单纯拘泥于两性交往的必要性和规范性,还进一步明确提出“两性交往要互相尊重”“男女平等”等概念,并且将性骚扰的定义、表现形式、解决办法明确地在课文中表示出来,让孩童对礼法的联系与区别有了清晰认识,并且能够从实际生活中得以印证。
近年的研究表明,决定瓦斯涌出量大小的因素众多,机理复杂,且缺少线形映射。传统的线性方法很难作出准确的预测。神经网络所具有的非线性映射能力、泛化能力、函数逼近能力都很适合用来解决瓦斯涌出量预测的问题。
综上,《品德与公民》教材在公民教育领域涉及范围广、立意深刻,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为弱势群体增加安全感,以便其更好地融入澳门社会,建立认同感及归属感。为边缘化人群树立平等意识和塑造公民身份,给澳门学童树立融合教育和公民教育典范观念。
回归以后,澳门特区政府通过颁布法案、纲要、规范、计划等,不断修订和调整适合澳门本地的教材和教法,并为其提供法律保证。澳门特区政府先后于2003 年《澳门教育制度修改建议》、2006 年《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2011 年《非高等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11—2020 年)》、2013年《澳门青年政策(2012—2020)》、2014 年《本地学制正规教育课程改革框架》、2015 年《本地学制正规教育基本学力要求》等文件中明确“加强品德与公民教育,协助学生建立正面价值观,加强其对国家、澳门的认识和认同,培养良好的品德、公民意识和爱国爱澳的情怀”,①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非高等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11—2020 年)〉全文》,http://mirror1.dsej.gov.mo/dsej/magazine/dsej_book/2011/72c.pdf,最后访问时间:2021 年5 月16 日。“培养青年对社会、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了解并尊重自己的国家和文化”。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澳门青年政策(2012—2020)》,http://www.dsej.gov.mo/youthpolicy/doc/policy-c.pdf,最后访问时间:2021 年5 月16 日。《品德与公民》教材以“多元”和“交流”为主要编写特征,多次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教材的法理正当性。
教材出版后,如何运用教材也成为教法培训和研习主题。特区政府通过举办教师培训和课程发展座谈、研习交流和讲座等方式,结合新材料的使用对教师进行系统深入的培训,如开办“中学品德与公民科教师培训课程”、“品德与公民科教学实例分享会”,“提升品德教育的协作模式”、“学校德育工作小组协调员研习计划”、两期“学生会导师研习计划”,提升教学人员教授该科的教学技巧及课程组织能力。同时,特区政府重视学校德育工作队伍的整体建设,鼓励学校设立“德育工作小组”,持续举办“班主任茶座”“德育工作交流会”等,就学校德育工作不同主题组织校际交流平台。③澳门立法会第五届立法会,第二立法会期(二零一四—二零一五)第65/V/2015 号批示。实施“品德与公民科骨干教师基本法研习计划”,④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品德与公民科骨干教师基本法研习班结业》,http://www.basiclaw.org.mo/index.php?p=3_1&art_id=981&lang=1,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12 月22 日。培养教师的家国情怀,持续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笔者对澳门版教材的编写顾问进行采访时了解到:在培训相关老师如何讲解其教材知识时,会指导老师如何根据澳门自身发展特点并根据学力要求对其《品德与公民》相关内容进行细致化讲解,让学生了解到多元化文化所带来的差异以及对差异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让学生从自身生活出发了解自己、了解社会、了解澳门和祖国。澳门教材编写与教法改革提示我们:在本土教材的编写和使用过程中,必须时刻体现包容性,以多元包容为核心理念涵化国家认同。
一个合格的、高素质的公民需要高水平教育的支撑,而高水平的教育则依托于高水平、有深度的教师。作为教师教学的载体,教材可以为教学活动提供理论性的指导,传播符合社会时代发展潮流的先进知识。教法则能够迅速地普及知识,减少文盲发生率。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师、教材、教法是“好的教育”三位一体的体现,而教材更在其中起着提纲契领的作用。故而,教科书编辑与制作便显得尤为重要,必须体现国家认同意志,同时引领教师进行教学活动。
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官方网站上专设“德育中心”,内有配套《品德与公民》教学资源库,同时有生命教育、性教育、爱国爱澳、家长小锦囊等品德教育关键词栏目,不仅结合网络媒介培养学童自主学习能力,同时通过搜索网络信息的行动提升学童媒介素养。通过实践活动引发自己对于自我、社会、文化身份的再思考,与澳门“爱国爱澳”情感培育及国民认同等德育专题相适配。“品德与公民”教学资源库内容会持续更新,教师注册“教菁社区”帐号,或以澳门公共服务一户通帐号即可登入。即使线下教学活动因疫情叫停,云上教学活动仍可替补进行。将教材内容电子化的设计,强化了网络互动、避免了单纯说教。与纸本设计不同场景、贴近本地生活、近似绘本的视觉效果,提升低龄学生阅读兴趣,有利于学生课后活动的开展。
不同于以往的教材是以课文内容为主要线索,澳门《品德与公民》以教学活动为主,将各种类型的栏目穿插于各单元主题中,为不同主题做辅助支撑,使得课文内容与栏目的衔接紧密。“教学相长”体现在不同的教学板块中融入相关的国族认同、“中国澳门人”的认知。通过本土化题材和服务教学的主题活动穿插,德育知识点被串联起来,活动实践性更强。最新研究表明,“品德与公民”课程与国家认同联系紧密,学生对课程目标的感知程度是关键影响因素。①李臣之、梁舒婷、郭晓明:《“品德与公民”课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国家认同?——基于澳门中小学生的实证调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 年第2 期。由此,教材与教法共同服务德育课程开展的逻辑被建立起来。通过服务教学让学生“感知澳门”,是人教版《品德与公民》对学童国家认同培育的有力举措。
绵延四百余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多元文化身份,使澳门德育教材出版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遇了本土环境复杂、读者角色定位不清、原创路径乏力等现实问题。
回归之后的澳门,公民意识已经拓展为多方主体间互动模式,国家不再是一个被遮蔽的对象。②冯庆想:《香港本土意识与青年国家认同——基于内地与港澳学界的文献分析》,《青年学报》2020 年第1 期。如同Eric Ma 和Anthony Fung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论述一样,“以前以地方感情与生活方式为主调的本土身份,必须在本土、区域、国族、国际的张力中重新定位”。③Eric K.W.Ma,and Anthony Y.H.Fung.“Negotiating Local and National Identifications:Hong Kong Identity Surveys 1996—2006”.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7,Issue2,2007,pp.172-185.澳门公民教育中所包含的身份内涵,并非只是一两对简单关系的重叠,而是多重身份交织共存,“形成了一个杂糅的身份认同”。④Uberoi,Patricia.“Special Issue on‘Hong Kong:Identity,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Culture’”.China Report,Vol.54,Issue1,2018,pp.1-14.近邻香港在德育教科书问题上的前车之鉴,使得影响澳门德育教材出版的诸多因素之中,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多样性、流动性与西方自由化思潮又成为不得不考虑的宏观因素。因此,复杂的本土环境需要各方在教材编写及德育课程建设中不断博弈,方可避免重蹈覆辙。
澳门学童是年轻的城市新中产后备军,有广泛的市民阶层基础,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国家认同在不断博弈中协调发展。澳门学童拥有较多日常消费、娱乐、旅游等文化体验,但缺少严酷生存与社会工作经验。疫情之后,如何面对产业转型、如何认知自我与国家、民族身份,尤其值得关注。考虑到澳门作为社团社会、微型社会的特点,以及中央印发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发展要求,编写教材时必须考虑到与本地民情相符合的内容场景,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网络形式指导教学资源库建设。政府以建构出版实践共同体①胡晓、王长潇:《知识共享与价值创造:OCoP 视角下众筹出版本质与功能再审视》,《编辑之友》2022 年第9期。方式开展协商,以编写教材为抓手参与“品德与公民”课程建设。“以文化教、以文带教”,从源头上开展国家话语认同建构。
澳门回归以来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澳门本土的文化特色,包括其思想观念和自我意识。澳门特区政府德育课本强调“公民”教育亦体现了澳门对外开放的积极态度。个体对外群体的态度不仅受到群体规模的影响,国家认同内容也在起调节作用,越是基于公民特质来界定国家身份,对外群体的态度越积极。②于海涛、张雁军、乔亲才:《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认同内容及其对群际行为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2014 年第5 期。这样鲜明的本土色彩与内地小学思政课本出版路径差异也十分明显。在澳门小学教材中的国家认同构建必须突出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普通市民耳熟能详的话语传播,弱化有关内地专用名词的使用,以增强澳门居民对教材的接受度。国家认同依赖话语表达、涵化在课文内容的“自我”“文化”“历史”等相关类目中,形成潜移默化的教育合力。但同时,这一符合澳门国家认同的教育路径也导致在教材编撰时的内容受限,如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等更深层次的国家认同话语表达时感到束缚颇多、难以发力。如何在教材编写中渗透“一个中国”“一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感、归属感,从而更好地以符合澳门区情的话语方式来构建国家认同,这是横亘在澳门教材编写组、考验特区政府共治智慧的关键课题。
由于澳门是小微社会,出版语境与内地的全国统一教育体制有所区别,因而澳门在教材出版过程中特别重视具体方式方法改革,在编写和发行中重视“课程思政”“隐性教育”和“宗教教育”在本地的融合创新。澳门人教版《品德与公民》重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等途径,尤其重视教材内容与内地思政课程建设相区别,突显公民教育、融合教育、多元“共治”等本地特色的实施路径。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是学校德育的两种重要途径,对培育中小学生国家认同素养具有重要价值,其中,思政课程更是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作为澳门地区的思政课程,“品德与公民”同样需要落实思政课程教材出版、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德育任务。历史上,澳门小学教材种类繁多,但大多从外地引进,缺乏真正适宜本地教学要求的国情教材,不利于各类学校国家认同教育开展和教学质量提升。小学阶段教材的选取完全由学校自主决定,政府不进行干预。回归之后,澳门特区政府针对澳门地小人少、多样学制、多元管理的教育情况,通过颁布法案、学力要求、课程框架等体系化规范课程设置标准,令标准化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得以实现。
根据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澳门青年研究协会对《2020 年澳门中学生国民身份认同调查研究报告》(图1)中将2007 年至2020 年受访者地区身份认同数据转化成线状图,发现认同“我是中国人”的受访比重2020 年达到85.80%。结合澳门小学品德与公民教材2007 年开始编写、2014 年修订版开始编写并于2016 年正式出版发行和七成以上学校采纳的时间线,以及澳门小微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一结果显示出澳门公民意识、国家认同在协调中发展。
图1 2007—2020 澳门中学生国民身份认同变化折线图②澳门青年研究协会:《2020 年澳门中学生国民身份认同调查研究报告》,http://www.myra.org.mo,最后访问时间:2021 年5 月16 日。
澳门青年国家认同在2015 年低谷之后缓慢回升,其间既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多样性、流动性与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因素,也受近邻香港的政治局势影响。另有调查数据显示73%澳门学生相信“澳门会发展越来越好,因为我们有中国这个坚强后盾”;89%的港澳学生认同“我是一个中国人”。①冯庆想:《内地高校港澳学生国家观的培育——基于实证调查的分析》,《思想教育研究》2019 年第5 期。可见,大部分澳门学生对澳门与国家关系认知基本清晰。考虑到澳门作为社团社会、微型社会的特点,在编写教材时必须考虑到与本地民情相符合、与多方要求共同协商,以文化认同为抓手参与编写《品德与公民》教材。
“政府主导”是澳门教材编写过程中的最大特色,亦是“一国两制”政治智慧在国民认同教育和教科书编辑方略的最佳体现。澳门回归以来,开发一套适配本地民情、兼顾国情教育的本土教材成为澳门特区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教材开发过程中,政府主导下的编辑部组建、教材内容编写、美术版式强化、试行教法推广等决策的统一部署、高效完成,是澳门国情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契机及要领。澳门地区由于人口规模小,人才资源有限,开发本土教材成本大,历史上长期依赖外地教材。回归之后,澳门特区政府采取了“行政吸纳政治”的方法,以行政为主导,教材的开发由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整体安排部署,教材编写过程中政府又做了大量统筹、服务、协调等综合性工作,使得各种政治谱系的利益主体都有代表能够参与政府行政决策(图2)。政府主导令澳门本地教材的开发具备了相近的宏观运作框架,可通过有效的编辑策略达成国情教育既定目标。①郭晓明:《行政吸纳政治——回归祖国以来澳门本地教材开发中的政治冲突与出路》,《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 年第2 期。
图2 澳门《品德与公民》教材开发的行政决策结构②郭晓明:《行政吸纳政治——回归祖国以来澳门本地教材开发中的政治冲突与出路》,《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 年第2 期。
从教科书编辑视角来看,作为教材编辑部门的特区政府恰恰要凸显服务意识,即在具体的教材编写过程中体现主导、统筹、协调的管理服务意识,以编辑“为他人做嫁衣裳”作为主要工作思路,切实履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本土治理思路。在教科书编写过程之中,将“世界公民意识”和“国民身份认同”并行不悖地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在教育发展规划中既要求培养“良好品德、公民意识、爱国爱澳的情怀”,又要求培养“青年对社会、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了解并尊重自己的国家和文化”,较好平衡了澳门青少年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利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并重的课程策略,进行回归后澳门本地教材的编写创新及出版改革,并通过政府主导德育教材出版行为,强化了澳门特区政府的行政决策执行力。
澳门小学教材《品德与公民》的成功,不仅在于出版发行了澳门本土化公民教育教材,更在于其编写过程的“共治”智慧(intellect of synarchy):将不同群体的利益与要求融入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内容上兼容并包,编辑策略上兼收并蓄,最大程度减少因为政治需求而引发的政治纷争,促进本地德育教材出版和推广应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的《品德与公民》教材自2008 年推出以来,小学阶段选用的学校比例已接近70%。③郭晓明:《行政吸纳政治——回归祖国以来澳门本地教材开发中的政治冲突与出路》,《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 年第2 期。澳门分布着包含教会学校、葡语学校、英语学校等在内的多种类型中小学校,小学阶段教材的选取完全由学校自主决定,政府不进行干预。从传播效果的来看,70%的采用率在澳门多元文化特色之下,展现了非常好的融合教育效果。
对澳门小学教材《品德与公民》中国家认同教育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了澳门本土化教材编写策略,即在“一国两制”政治背景下,特区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避免风险,达成同构(synarchy,一译“共治”)。这一策略在教科书编辑过程中表现提升为不同社区和社会利益群体的代表性人员入编辑部门,增加教材编写者和审查者的多元性;教材编辑、内容审查实行“编审合一”策略,在各种形式的妥协中化解冲突。这种澳门本土教材的编辑智慧,在《品德与公民》小学教材的开发与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政府主导、多元包容、参与式文化与编辑共同体构建,都为新时期特别行政区的本土治理创新思路,给教科书编辑学和本土教材出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培育路径。
《品德与公民》中包含国家认同教育总数量为117 篇,占总体课文系统总量的五分之一,呈分散状分布,各年级包含其内容分布较为平均,相差不大(表1)。小学阶段的公民教育注重对澳门青少年的“正念”教育(Mindfulness education),《品德与公民》教材主要进行价值观引导教育,培养健全向善的人格、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社会及自身的责任感养成,并且通过教材渗透出公平正义、理性思维等价值观,最后使青少年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成为爱国爱澳的合格公民。
表1 包含国家认同教育课文数量及比例
教材中国家认同教育内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以螺旋式上升的结构来向学生传递不同领域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其中三年级包含国家认同教育最多,从第四单元开始以文化习俗、地理、历史等类目详细描述了祖国传统节日、山河景观等知识。文化认同领域占比最大,共计61 个;其次是身份认同、地理认同和政治认同,占比分别为19.13%、13.04%及11.30%;历史认同类别占比最少,仅为3.48%。在国家认同教育的不同类别呈现出各年级主题类目分布较为平均,内容编写主要关注文化认同,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性格培养和社会发展相结合的特点。对于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等需要具备基础知识(如地理、历史等)的认知培育,低年级以简单插画示意,高年级则是通过法律法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条节选及相关文图来体现。
认同培育上遵循“从澳门看澳门”—“从世界看澳门”—“从中国看澳门”—“从澳门看中国”的认知顺序,由部分到整体、由知识到价值来进行国家认同教育,显示了澳门的独特历史、品德教材编写特色及符合澳门实际的国情教育路径。《品德与公民》在与本地的融合教育上强调文化认同领域上的话语建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感知、图像再现和课程实践去理解国家认同,结合历史、地理等知识点来进行身份认同培养。显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城市的地位以及作为中西文化多元共存的纽带,展现出“多元、包容、共治”的城市文化特点。投射到教材内容开发中,中国认同话语和中国形象建构都具备多元、包容、共治的本地特点。
本文谨对澳门人教版《品德与公民》教材的编写出版特色、认同建构路径进行分析,讨论了澳门情境下德育教材涵化国家认同的本土方法。澳门特区行政区域规模较小,教材出版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困境非常特别,有关研究结论应用范围有限。但就澳门本土教材的研发及出版而言,澳门人教版《品德与公民》无疑提供了一个德育教材在特别行政区“立得住”的范本。持续推进合编教材出版,可巩固澳门德育教材来之不易的出版成果。举措包括但不限于:重视本地教材配套资源开发、注重数字教材同步建设;集中力量开展教师培训,深度建设一支本地化的国情教育实践团队;积极推行一套适合澳门学童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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