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及民国贵州地方志所记录的水族文字

乔立智，叶树全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现存清代及民国贵州方志有141 种，总体上，其体例和内容与其他地区同时期方志相差不大，然而，就其所记录的丰富的民族文字资料来看，却颇为独特，且颇具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字资料中，水族文字非常典型、弥足珍贵，很值得全面搜集整理并深入研究。

水文是水族古老的传统文字，水语称“泐虽”，汉译为“水文”，也称“水书”或“水字”。水文有不少字与古汉字有相似之处，故有人认为水文是依照汉字而创造的，因其有部分字是汉字的反写、侧写和倒写，故有“反书”的别称。[1]也有人认为，水文是一种“变异仿造”的汉字型文字，但是有一部分是自源创造。[2]43至于其创世年代，有人认为是秦朝，同时指出：“从笔画特点分析，现存的水族文字无小篆、隶书、草书乃至行书的点画。早期书写的《水书》典籍中，明显看出是甲骨文笔意和楷书笔划的交织。可见水族古文字是在甲骨金文时期分离出来的。水族古文字，也许就是秦时称为‘奇书’的一种古文字之一。”[1]总之，清代及民国贵州地方志中所记录的水族文字极具文字学价值，很值得全面搜集整理并深入研究。

一、清代及民国贵州方志中水族文字的分布和类型

（一）分布

清代、民国贵州地方志中所记录的水族文字材料从形式上来说相对集中，多集中于其中的一些板块，但并非所有方志中都有记载，因此整体来看其记载较为零散，为方便查阅，特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清代、民国贵州地方志中所记录的水族文字分布表

由表1 可知，清代、民国贵州地方志中所记录的水族文字主要分布在：“风俗”“土民”“地理”“民族资料”等部分。有的比较集中有专门独立的板块记载，如《贵州通志》《都匀县志》等，直接设立《水家文》板块；有的则比较分散，如《独山县志》《八寨县志》等。

（二）类型

水文是水族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从方志记载来看，这些水族文字，有的与天文地理有关，有的与人们衣食住行有关，有的与经济文化有关，有的则与人身体有关，其主要类型有天文地舆、物品器用、人伦称呼、数目干支岁时方位、花草树木虫鱼鸟兽、道德品质行为身体6 类。为一目了然加以呈现，特逐一列出，见表2 ～表7：

表2 天文地舆类

表3 物品器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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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人伦称呼类

表7 道德品行与身体类

表5 干支岁时与数目

表6 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类

清代及民国贵州方志所记录的水族文字共计157 个（除异体字外），其中天文地舆类18 个（占比11%），物品器用类12 个（占比8%），人伦称呼类18 个（占比11%），数目干支岁时方位类71个（占比45%），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类11 个（占比7%），道德品质行为身体类27 个（占比18%）。从上列表格宏观来看，水族文字异体字比较多，汉字的一个意思会用多个水族文字形体来表示；另外也有同文的情况，两个汉字的意思用一个水族文字表示，如：（弼辅同文）；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水族文字与汉字的表达有差异，有的汉字一个字表示不同意思但写法相同，水族文字则区分开，如“日”，汉字表示太阳的“日”和表示时间的“日”写法都是同一个，水族文字则区分开，表示太阳的“日”写作“、”，表示时间的“日”写作“”，二者有区别。还有汉字表示人伦称呼中子女的“子”和表示天干地支中的“子”写法相同，水族文字则区分开，表示人伦称呼中子女的“子”写作“、”，表示天干地支中的“子”写作“”。

二、清代及民国贵州方志所记录水族文字的形体特征

水族文字存在一字多形、多音或多义的情况。以“六书”为观照，水族文字大都为象形字，会意字和指事字比较少，有不少假借字（借意和借音），其中独体字比较多，占60%以上，复合字占不到40%。[1]

按其用途，水书可分为“普通水书”（水语称“白书”）和“秘传水书”（水语称“黑书”），[3]“普通水书”用于预卜吉凶，包括出行、择日、婚嫁、丧葬、动土、看风水等；“秘传水书”用于放鬼、拒鬼、收鬼，以至治病、消灾等巫术。水书由巫师掌握，一般人民不学不用。[2]43

就清代及民国所记录的水族文字而言，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与甲骨文、金文等古汉字相似

水族文字与甲骨文、金文等有相似之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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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中的水文写法更加圆润，尤其是“卯”“兑”“酉”等字更是如此，可看出有的水族文字与甲骨文、金文等古汉字形体大致相似，或某些部件或整体，这能说明水族文字与早期汉字具有很强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与古汉字相似的水族文字多是一些表示天干地支、卦象、数字等方面的字，这可以从侧面证明水族与汉族在早期的联系，历法方面有所相同，并且与占卜联系紧密。

（二）反写或倒写汉字形体

有部分水族文字类似汉字的变体，或倒或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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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水族文字虽不是规则的汉字形体，但是与汉字形体相似。“丁”“子”“方”“艮”四字属于反写；“五”字则是有反写也有倒写，二者兼有；“九”“丑”二字则是不规则的倒写。总的来说，由例可看出有的水族文字类似汉字的变体，方向或倒或反，这也就是水族文字“反书”名称的由来，与汉字字形相反，所以一般被汉人称之为“反书”。

（三）以“六书”之“象形”造字

第一种情况是象实物的象形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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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实物字的就是把事物形体描绘出来，上例这些字一看就知道它的表达，和客观实物相似。“刀”一看便知道是刀的样子，把刀的特征画出来代表“刀”字。“鸡”一看便知道是鸡的样子，尤其是鸡冠是其典型特征。

第二种情况是简化象形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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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象形字是复杂的事物采用简单的一些笔划描绘出来，突出事物某些特点，“虎”突出脖颈，“豹”则突出双眼，“棺”突出两个人抬的样子，“鹅”突出颈长，“手”突出手指。

（四）以“六书”之“指事”和“会意”造字

指事字有指示符号，有的字不方便用具体的形象画出来就用一些抽象符号来表示，如：

“上”以一条横线表示分界物体在上，“下”则以一条横线表示分界物体在下，“左右”与甲骨文的写法相反，但仍是抽象符号，“瞎眼”则是用黑点来表示。

会意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或单字合在一起表达意义，[4]如：（星）、（井）、（坑）、（屋）等。

（五）以“假借”形式造字

假借也有两种，一种是借音，一种是借字。

借音指借汉字的音和水语中的音同或音近的词来表示。假借字和被借字之间毫无意义联系，仅当纯音符使用。[3]如：汉语“弼”与水语中“水蛭”（pit32）音近，故借表示“水蛭”之形的来表示“弼”字；汉语“辅”与水语“瓜”（pu31）音近，故借表示“瓜花”之形的来表示“辅”字。

借字指一个词仅借这个词中的一个字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2]48如：（文曲星）仅借用“文”来表示“文曲星”；（武曲星）仅借用“武”来表示“武曲星”；（破军星）仅借用“破”来表示“破军星”；（贪狼星）仅借用“贪”来表示“贪狼星”。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略称。

三、清代及民国贵州方志所记录水族文字的价值

清代、民国贵州地方志中所记录的水族文字数量丰富，内容详实，其价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有助于民族历史之研究

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本民族发展史，少数民族文字在本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着关于本民族起源、发展故事和传说的记载，这些资料要想长存就需通过文字这一载体，用民族文字保存下来的这些文献古籍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最确切的历史档案。水文在水族的发展中就起到这样的作用。“‘水书’是采用水族文字符号经过物化的语言形式，是作为特定的载体的汉译名，它是用水族文字对水族人民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记载。”[5]由此可见这些水文记录的水书在水族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用民族文字保存下来的文献古籍能看得出本民族先民对自然的一些认识，同时也能让人了解本民族历史上的一些生活形态、原始信仰等。这些记录可能有不准确之处，真实性也有待商榷，但至少它们是我们研究本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水族文字也是如此，我们能通过这些水族文字记录的水书了解到水族先民的一些状态，由此便可看出水文文献在其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在清代及民国贵州方志所记录水族文字中我们发现，其所记录的关于数目干支岁时方位类的文字数量最为丰富，这和水族文字最初的用途不谋而合，用于预卜吉凶，看风水等，这能从侧面看出水族先民的一些原始信仰及生活状态，占卜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民族文字对探知及恢复民族历史原貌和民族古代文明发展状况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本民族古文字的历史应当是本民族的文明史，这些民族文字所书写的文献，能体现出本民族古代文明的先进性、复杂性及神秘性。因其民族文字内容的原始性、客观性和不可更改性，对传统的文献资料可以起到印证、补充、考订、校勘等作用 。

（二）有助于宗教学及民俗学之研究

少数民族文字产生之初，多与宗教、巫术、卜筮有关，汉字也是如此，甲骨文就与占卜有关。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劳动生产力非常低下。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一方面出自对生活的追求和幻想，一方面对整个自然缺乏认识，因而创造出不同的敬慕、崇拜、感激、惊恐等情绪，进而创造出主宰自然和人类的神灵。”[6]正因为如此，宗教也就应运而生，负责宗教仪式、活动的专门人员需要记录传播这些知识，文字就成了很好的载体，因此早期的文字就由这些与宗教、巫术、卜筮有关的人员所掌握。水文就是典型例子，“水书由巫师掌握，一般人们不学不用”[2]43。水书是水族先民原始宗教信仰的典籍，例如：水书中的水书易，“水书易顾名思义，就是水书上记载的易经，即水族文字版的易经。”[7]《易经》的地位不言而喻，由此可知这对水族原始宗教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清代及民国贵州方志所记录水族文字关于卦象、天干地支方面的文字共71 个（占比45%），是记录中占比最多的，说明水族文字对占卜方面记录详实，这对水族先民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意义重大。

另外，水书的民俗学价值也不容小觑。水书是在水族的民俗活动中传承的，由于其最初由巫师所掌握，一般人不用，因此会出现文字发展滞后于语言的发展的情况，这所产生的影响就是水书的构成分有形与无形两部分，有形的就是水族文字，无形的就是口传的内容及水族生活中的民俗活动，无形的往往大于有形的部分，但有形的年代却更加久远，这对我们研究古时候的水族民俗历史更加重要。总之，这些水族古文字资料是水族民俗宗教研究不可缺少的。

（三）具有文字史及文字学价值

文字不仅使听觉信号变为视觉信号，它还是语言的延长和扩展，使语言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得以流传、保存。有了文字，人类才有书面的历史记录，称为“有史”时期，在此之前称为“史前”时期。研究文字，侧重文字的资料是文字史，侧重文字的规律是“文字学”，二者相互依存。[2]1世界文字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原始文字时期、古典文字时期、字母文字时期。文字学的本体内容分三方面：形意文字学、意音文字学和字母文字学。[2]10我国有56 个民族，很多民族拥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民族文字是文字史及文字学研究的宝库，我们能从民族文字中看清文字发展的各个阶段，还能作为很重要的研究史料。水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对于文字史及文字学的研究意义重大。水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的链条上是重要的一环。“如果以从文字发展由低到高的层次而论，它们依次是纳西族的东巴文—水族的水文字—彝族的彝文—汉字”。[8]

文字起源于图画。原始图画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成为图画艺术，另一方面便发展成为文字。原始的文字资料可以分为：刻符、岩画、文字画（文字性的图画）和图画字（图画性的文字）。刻符、岩画一般是刻于石木、岩壁上的单个符号，不可以连接成词，没有上下文的衔接；文字画是使图画向原始文字转变；图画字则是表达长段信息的符号。从文字画到图画字，表达从单个符号到长段信息符号，这与语言开始慢慢接近。

原始文字一般兼用表形和表意两种表达方法，称为“形意文字”。王国宇、周有光等学者认为水文是典型的“形意文字”，这是很难得的，水文能作为原始文字的代表，是文字史上的重要例证，除此之外还有现在所能见到且更加原始的东巴文。这些文字都是属于活着的文字化石，能让我们看到原始文字的演变过程。

另外，民族文字在创制过程中，往往会与某些已经产生的文字有一定的关系，或借鉴，或继承，会有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例如水文和古体汉字，有相似、有变体，且造字方法也有相似之处，追溯水文的渊源，其与甲骨文是有关系的，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另外水文和古彝文、古壮字等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目前学界所做的研究也比较多。

通过对这些民族古文字的个体研究，可以促进我们对民族文字之间的比较研究。反过来，民族文字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这些文字的个体研究，包括文字的性质研究，发生研究、发展过程研究等等。民族古文字中的许多早期文字的案例能为文字发生学及早期文字理论这两个文字学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研究素材，对其研究可以丰富普通文字学与比较文字学的材料与理论的宝库。[9]

总之，我国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而丰富多样的文字历史，用其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材料也是丰富多彩，水文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是不可多得的形意文字的代表，对于文字学研究意义重大，为我国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

（四）具有语言学价值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因此文字学研究对语言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字是探求本民族语言古代面貌最重要的实物依据。解读这些古文字能帮助我们了解某些曾经存在但现在消亡了的语言，例如要了解当时古埃及语就要依靠埃及圣书文字的解读。[10]

民族古文字是民族传统典籍的重要载体，随着发展，我国现行少数民族文字大多数是拼音文字，语言也随着发展有了变化，若要探寻一个民族语言发展的历史，或者民族语的原始面貌，就不得不涉及民族古文字记载的典籍，这为我们研究早期民族语提供了一手的材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水文则正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除了能让我们了解到水族语的原始面貌，更为重要的是也可以为我们研究汉语古音提供依据，曾晓谕教授认为水语保留了大量的中原古音[11]，水文受汉语影响保留了很多汉语的成分，能为汉语古音研究提供大量资料。

在方志中记载的水族文字，其后都用“直音法”来进行注音，虽然准确性不如现在的注音方式，但对研究民族语意义重大，可以在民族内进行对照，让我们了解到水族语的原始面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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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价值

很多民族文字在创制初期都具有象形的特征，如东巴文，水文等，这些民族文字是活化石，这些象形符号无论是形态还是内容，都具有审美艺术价值。东巴象形文字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图画字， 其起源较早，最早是写画在木头和石头上的符号图像，后来发明了纸，才把这些符号图像写在纸上， 成为东巴经典。[13]东巴文中的很多象形符号和事物本身很是接近，一看到就知道是什么事物。很多水文也是如此，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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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文字是很容易识别的，保留了最初事物的图形特征，可以说是一种看字形就猜测出字义的文字，这使得人们对水书中的象形文字可以进行快速识别、无障碍理解。这些象形符号无论是线条上还是动态的描绘上都活灵活现，仿佛画一般，极具艺术价值。另外从书法的角度来说，水书的发源与古体汉字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看到的各种文字符号，其书写都离不开点画和线条，因此，学界将书写的方法或章法统称为书法。[14]就其书法美学角度而言，书法也就是点画线条艺术，水书书法也是如此。纵观水书的书法形式我们发现，水书也是由各种点画和线条组成的，并且很多是一些抽象的线条，以不同方向、不同形状的线条组合，千变万化，极具奇妙的生态格局。

清代、民国贵州地方志数量丰富，其中所记录的水族文字也比较多，这些文字资料极具文字学价值，对于民族文化及民族史之研究，也是难得的一手材料。很多民族语言在不断发展中慢慢消亡，语言尚且如此，文字更是可见一斑。由是言之，一定程度上，方志在保存民族文字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是民族文字及文字学研究的重要途径。

总之，清代、民国贵州地方志中所记录的水族文字的整理研究，是研究水族文字的重要手段，是充实中国文字大家庭的重要语料来源，也是丰富贵州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资源。

注释：

① 按：甲骨文、金文均选自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8 月。

② 按：水文选自《民国贵州通志卷（六）》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巴蜀书社，2006 年，第11 册，第348 页。《民国荔波县志资料稿》潘一志（重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巴蜀书社，2006 年，第25 册，第45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