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观念嬗变：乡村振兴的实践基础与现实困境——滇南良心寨村的田野叙事与阐释

姜似海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 黔西南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示范基地，贵州 兴义 562400）

一、问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利益分配格局与社会道德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迁，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精准扶贫的实施使得乡村经济社会条件获得了极大改善，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实践基础。但以利益和价值倾向分化为核心导致的“个体与群体紧张乃至冲突引发的心态秩序的危机问题”[1]也成为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其中以经济市场化、生计多样化、社会个体化、关系理性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社会新格局所内含的群体利益和价值倾向分化及社会认知偏差等结构性因素，在村庄经济结构分化和贫富差距凸显过程中形成的“仇富心态”“相对剥夺感”、社会焦虑、信任危机、群体性怨恨、极端利己主义等社会现象也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困境。可见，通过各类资源分配和价值冲突解决的“结构正义”[2]来协调或重建村庄集体情感和道义调节机制从而达成新的价值共识，已凸显成为化解村庄结构紧张亟待解决的社会治理问题。

因此，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通过传承发展传统优秀文化、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加强公共文化建设和引导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等途径来调节农村社会心态、重塑农村社会价值观念，从而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也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基本保障。即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要在充分理解村庄群体之间差异性和结构性关系存在的意义的同时，既要给予乡土文化以元气和活力，逐渐恢复其精、气、神，又要以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等形式的社会建设为前提，从而重塑村庄价值和利益互动机制，弥合村庄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形成文化上的互补和互惠机制，重构村庄共同体意识。[3]从而引导村庄社会从经济社会转型向文化或价值观念转型，进而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新的道德秩序和动力源泉。基于此，本文以滇南良心寨村为典型个案，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该村经济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念嬗变特征展开研究，分析该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基础和现实困境，为制订实现乡村善治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序实施的政策措施提供现实参考。

二、村庄社会转型：乡村振兴的实践基础

良心寨村是滇南地区哀牢山脉南段弯头山上的一个彝族自然村，据2016 年统计数据显示，该村有550 余户2300 余人，曾是一个典型的农民社会。在市场经济和国家扶贫事业的推动下，随着打工经济、运输业、商饮业、服务业、经济种植业等行业经济的发展，该村发生了以经济市场化、生计多样化、社会个体化、关系理性化为主要形式，以群体利益和价值倾向分化为重要特征的结构性社会变迁。其中，人居环境改善与生活方式变迁、从互惠性社会交换到区域性市场交易、经济结构多元化与生活资料商品化以及互益合作、文化发展与村庄再组织化等构成了该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实践基础。

（一）人居环境改善与生活方式变迁

“人居环境”是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和交往所依托的自然和社会空间，这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空间的变迁意味着人们生活、生产和交往方式的改变，进而导致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格局的变迁。近年来良心寨村基础设施、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等人居环境在城镇化建设、打工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扶贫开发事业等共同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2013 年修建的连接县城老城和新城的三级公路从村脚穿过，使该村处于三级路和“新牛”公路、“大沙”公路两条乡级公路的服务范围之内。2017 年良心寨村委会七个自然村全部实现村际公路硬化，该村与其他乡镇完全实现互联互通。交通条件的改善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缩短出行时间，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时间观念。尽管修路后遭遇连续降雨引发大面积山体滑坡导致水渠断流使该村近300 亩的稻田变成旱地，但根据当地政府部门测算，改种玉米后每亩耕地种植收入仅约降低了220 元，而劳动力成本约降低了440 元，因此种植玉米的纯收入比种植水稻高，并且促进了该村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

而且由于城镇工业发展和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实现以新的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使得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所创造的经济收入已逐渐成为大部分村民实现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从而作为传统农民社会基本特征的“经济工作中曾经处于首位（并且无可替代）的农业，像其他工作一样，正在变成一个（可替代的）‘行业’”[4]。同时，在国家扶贫事业的持续推动下，一系列安居工程接连而至，彻底改变了良心寨村的村容村貌和生存环境。21 世纪伊始，该村陆续实现通电网、饮用自来水、安装固定电话以及普及移动电话。2016 年引进移动宽带后，移动网络也逐渐成为村民的日常消费品。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国家扶贫事业配套的安居工程，在国家扶持下该村农户都盖起了两层半到三层半的砖房，房屋居住格局与装修样式也以城市为参考。这一系列的变迁不仅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村民传统生活习性。

（二）从互惠性社会交换到区域性市场交易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曾指出，传统农村社会家庭生产是以消费为目的而非市场交换，并且这样的社会几乎不存在地区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因此雇佣劳动也与社会结构相矛盾，由于不存在现金、本地交换以及市场交易，农民相对来说独立于市场的一般影响力之外。[5]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也认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核心是通过更加个人化的亲属机制而不是通过市场这种非个人的机制来实现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相互交换的。”[6]历史上滇南良心寨村日常交换以亲属或邻里互惠为基本原则，日常生产中的劳动互助关系构成了村庄社会联结的核心纽带。随着村庄经济市场化和价值理性化的发展，村民间以互惠为原则的“社会交换”逐渐被区域性的市场交易所取代，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得亲属关系成为现代以“讨价还价”为基础的劳动交易的主要障碍。因此，基于互惠原则的“劳动交换”向市场原则的“劳动交易”的社会互动方式的变迁构成了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方面，而新的社会交换关系的形成逐渐打破了村民间直接的相互依赖，而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正是原初村庄社会概念上平等的直接来源。

共同体外部成员间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而形成的交易活动，原本是小农为应对生活风险或改善生活条件而突破共同体约束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也成为商品。”[7]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礼俗社会的运行规则在商品社会丧失了原始效度，并从现代劳动关系中得以补充，即超越家庭或家族共同体关系进行劳动交换。特别是水稻种植面积的减少形成的劳动力剩余现象进一步促使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互联互通交往格局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农民融入市场经济和现代世界创造了条件。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职业多样化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商品化，尤其是“处于相互依赖的交换者之间进行的不可异化的劳动的交换”逐渐向“处于相互独立的交换者之间进行的可异化的劳动的交换”的转变使得村庄人际关系实现从“定性的关系”向“定量的关系”转化。[8]进而促使农村社会个体化（以及价值理性化）与剩余劳动力之间的相互结合，最终使得原本基于“差序格局”紧密结合的传统农民社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基于“交易格局”相对分散的新型农民社会。

（三）经济结构多元化与生活资料商品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多元化与生活、生产资料商品化是中国农村的主要发展趋势，这一趋势主要通过农民的从业结构变化和日常消费结构变迁得以体现。从从业结构来看，滇南良心寨村呈现出以务农、务工、经商（主要包括经济种植、建筑工程承包、小卖部经营和集镇贩卖等）、传统工艺制作（主要指传统服饰饰品打造）、运输（主要指建筑材料运输和短途客车运营）等职业多样化的繁荣景象，从业类型日益多元化。从2015 年该村经济收入结构来看，种植业占31%、林业占4.6%、牧业占29.5%、渔业占1.44%、工业占8.23%、建筑业占4.5%、运输业占1.17%、商饮业占3.78%、服务业占5.4%。此中人们根据季节变化和市场需求可能同时从事多种职业，既有农业性质的也有非农业性质的。原本为保护地方成员利益而基于传统农业逻辑形成的“地界”划分对部分村民来说已丧失意义或转而成为阻碍个人扩展发展空间的不利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从业类型差异不仅形成经济效益差别和群体利益分化，由于在劳动时间和劳动空间上的差异而使村民关系逐渐呈现出一种“结构性距离”。

从生活资料看来，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状态已被打破，日常生活中的肉类、蔬菜、酒水等生活必需品都要通过货币从村里小卖部或乡镇集市上购买。2010 年通自来水后，为抵消自来水公司的管理费用，公司要求每户农户每月必须消费满3 元（即6 吨水），从此结束了该村每日早晨天还未亮人们就陆续打着火把到井里排队打水的传统日常景象。随着日常生活资料的商品化，人们几乎可以为一日三餐估价，可见经济计算已渗入日常生活之中。同时，电视和手机的普及改变了人们闲暇时间的娱乐和交往方式，网络电视也逐渐成为该村农户日常消费品。在此过程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越来越依赖于市场的规则，农业的问题也转变成为如何找到对土地进行投资的最佳方式，这种农业运作方式的转变对农村社会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受到市场经济观念影响和生活资料商品化压力的双重强制，劳动力商品化（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成为村庄社会从“礼俗社会”向“商品社会”转变的重要特征，村庄也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融合市场要素和初步实现社会分工和群体分化的一个较为松散的“半农民社会”或“半商品社会”，此中劳动力市场化和生活资料商品化转变就是瓦解和消灭传统农村社会这一有机社会之文化制度的秘方。

（四）村落社会裂变与村庄再组织化

改革开放以来，滇南良心寨村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其中家族组织社会功能逐渐退守私人领域，而地缘性互益组织作为村庄再组织化的重要形式在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值得珍视的组织资源。[9]因此，尽管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力量缺乏为农村社区治理持续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的动力和媒介，加上打工经济的兴起和农村社会个体化、“原子化”的发展，过度行政化的村两委和封闭性的宗族组织都难以扮演协调农村事务的“中间组织”的角色。[10]然而，该村依靠庙会组织、厨房组织、文艺队、弟兄协会、妇女协会等社会组织形式，仍然能够形成较强的用以组织和协调村民日常生活的互益合作，从而抵御村庄社会生活风险。历史上，良心寨村庙会随着村庄社会的裂变而不断重组，截至目前共裂变和重组为6 个庙会组织，负责组织和协调每年2 月和8 月举行的庙会活动和2010 年前庙会组织成员操办的红白大事。同时，庙会活动还发挥着“议事会”功能。可见，以“庙”为中心形成的片区性庙会组织不仅界定了村庄日常生活中集体协作的范围，并且2010 年前该组织还为村庄日常生活中红白大事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基本规则和组织保障。

2010 年后，同样以地缘逻辑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以就近为原则相继裂变和重组起来13 个厨房组织，开始替代庙会组织的世俗功能，特别是协助组织成员解决红白大事中的伙食和招待客人用餐等问题，碰到农忙时节，如果当事者家中成年劳动力缺少，在操办红白大事期间，厨房组织还得专门安排人手帮忙抢收稻谷、玉米或者砍柴等农事活动。[11]随着村庄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分裂与重组，截至目前良心寨村已组建发展起来6 支文艺队，除了老年文艺队已于2004 年组建挂牌成立外，其余3 支文艺队也分别于2013 年至2017 年间相继挂牌成立（其余2 支文艺队未正式挂牌成立）。同时，除了庙会组织、厨房组织等显性互益组织形式外，良心寨村以邻近村民组男性村民组成4 支“狮子队”负责组织协调队员及其亲戚家中丧事的“跳狮子”竞赛活动，以志同道合的中青年村民组成“弟兄协会”以及日常交往密切的妇女组成“妇女协会”分别协助会员解决红白大事中厨房组织无暇顾及的事务，从而形成有利于村庄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社会组织和保障体系。

三、村庄观念嬗变：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如果将人居环境改善与生活方式变迁、从互惠性社会交换到区域性市场交易、经济结构多元化与生活资料商品化以及地缘性互益合作与村庄再组织化等要素变迁看作滇南良心寨村从传统农民社会向现代商品社会转型发展的一面“镜子”，那么该村村民因村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凸显、群体利益分化以及新旧价值观念轮替形成的村庄社会价值分化导致的村庄人际关系紧张而将自己村庄自嘲为“浪心寨”现象就是该村转型发展的另一面“镜子”。而“浪心寨”源自这面“镜子”以社会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形式表现于具体的社会事务中，并以社会资源分配和价值表达为核心，以具体的社会行动和话语体系得以表征，从而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有序实施的现实困境。

（一）市场经济发展与价值倾向分化

村庄利益分化指村庄相关利益主体因参与市场经济发展能力和获取社会资源分配机会结构不同而引起的经济收入差别，导致村庄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形成“无组织利益群体”的社会转型发展过程。滇南良心寨村尽管经历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等社会改革运动，然而村庄传统大家族成员仍具有比较优势，市场化进程中这类村民只要充分发挥个人才能和善于利用祖辈累积下来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就能抓住发展机遇，在参与市场经济发展和承包基建工程项目过程中继续延续和巩固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同时较早富裕起来的还有村庄里的攀附家庭（指历史上迁入良心寨村并攀附于某家族的家庭），这类村民得益于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本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善于抓住市场发展机遇，在外地承包建筑工程或在本地景区附近从事餐饮服务等，成为村庄里较早富裕起来的农户。此外，随着村庄经济结构多元化，务工、经商、承包工程、经济种植等都成为实现脱贫和致富的重要途径。

由于参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分配差异，使得村庄中富裕群体和贫困群体逐渐形成两个相对对立的利益群体，其中贫富差距凸显和村庄利益分化成为贫困群体对村庄社会表达不满的主要原因，并通过社会资源争夺、言语攻击或对村庄进行自嘲等得以体现。村庄利益分化不仅通过日常行为得以体现，还通过特定的集体仪式活动加以巩固，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利于维护既得利益的优势社会地位。例如2017 年2 月27 日（农历二月初二）该村在外地承包基建和建筑工程的S 姓村民父子为了“还愿”就给所属庙会组织举办的庙会仪式活动捐赠1 头猪，尽管该村民后来认为由于自己是迁入的攀附家庭，因此该庙会组织成员不太领情。2020 年9 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三）另一庙会组织举办庙会仪式活动时，在邻近乡镇从事食宿经营并在国外从事橡胶种植业的该庙会组织成员S 姓兄弟宣称为了“还愿”包办了当年所属庙会组织仪式活动所需的全部物品，并公开表示该庙会组织未来3 年的庙会活动都由兄弟俩继续包办。因此，基于从业类型和获益能力差异形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村庄利益分化不仅通过贫富差距得以体现，而且经济地位优势还具有进一步谋求优势社会地位的倾向或动力，使得村庄利益分化获得了社会性表达，构成了村庄价值倾向分化的现实基础。

（二）贫富差距凸显与群体利益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社会利益关系逐渐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冲突明显化的发展态势。[12]其中“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导向双重因素作用下社会利益群体分化的结果。”[13]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扶贫事业推进过程中，由于村民之间存在资源禀赋、机会结构以及可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导致发展路径和效果不尽相同，因此对未来也有不同的期待。富裕村民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热衷于参与高利润的市场经济活动，贫困村民更多地依赖于国家扶贫项目支撑发展。这不仅加剧村庄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同时还由于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利用方式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围绕经济效益及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差距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形成了差异性的话语体系用以维护本群体获取相应资源的正当性。从而，基于政策导向和市场经济效益实现差异形成的相互对立的话语体系最终形成相互贬损的“群体意识形态”，并使得各利益群体参与社会资源争夺可能导致社会身份或道德形象受到贬损的传统伦理观念被这种意识形态所替代或消解。

社会资源分配对象的识别不仅显化了村庄贫富分化现象，也强化了利益群体意识，加剧了村庄价值倾向和群体利益分化。特别是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通过不合作、假装同意、暗中破坏、互相贬损等“弱者的武器”形成村庄“无组织利益群体”间的日常博弈形式。因此，近年来特别是围绕着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资源争夺行为导致村民关系紧张，并成为村庄争论的焦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无组织利益群体”话语体系的建构并非是村庄社会普遍主义价值规范的真实表达，而是不同利益群体策略性地表达源自现实生活的诉求，是利益相关者在项目运作过程中试图运用政策、社会资本和价值理性等要素参与构建符合自身利益格局的具体实践。从而通过“发声”的方式参与建构有利于实现群体利益的话语秩序，形成一种尽可能符合群体利益的非正式的政治秩序，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机会来实现发展。

（三）记忆中的村庄与理想类型冲突

正如斯科特（James C.Scott）指出，如同在任何历史当中一样，评估现有的历史必然涉及对逝去时光的重新评估，即根据当前博弈的需要来重构记忆中的村庄和记忆中的经济，并以此作为谴责当下村庄贫富差距及资源分配不公的有效的意识形态背景。[14]据村民所述，滇南良心寨村地名由来说法多样，有人认为历史上该村是该地区粮食主产区，因此曾被称为“粮兴寨”，意寓粮食兴盛的地方；有的认为由于该村位于山梁的中心位置，因此得名“粱心寨”；有人认为，历史上该地区普遍闹饥荒，而该村村民在存粮不多的情况下还是给前来乞讨的难民一口剩饭吃，因此都称赞当地村民良心好而得名“良心寨”；还有人认为，过去该地区贩牛场设在该村，赶集日村民总是热情招待牛贩子到家里吃晌午饭，因此人们都称赞该村村民良心好，因而得名“良心寨”。很显然，以上说法都意蕴着人们对该村村民道德品质的赞赏与认可以及该村村民对自己村庄历史的认同与价值期待。可见，随着村庄价值倾向与群体利益分化使得“被重估的过去”成为评价当前可资利用的条件。

而“浪心寨”之由来源自部分村民对自己村庄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资源争夺事件所引发的感触，并以“浪心寨”这样的话语对这些现象进行自嘲和嘲讽。有村民指出，过去村民良心都很好所以叫良心寨，现在村子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良心寨“加水”了，已经变成“浪心寨”。还有村民指出，现在有些村民没有公德心，只顾自己的利益。也有村民指出，现在村里坏人越来越多，停车场的车子经常在夜间被人用刀子刮坏或用石头将车窗玻璃砸破。还有村民反映，2016 年当卡车将鸭苗运到村里准备发放给贫困户时，还没等工作人员发放，鸭苗已被抢光。以上现象既是村庄价值倾向和群体利益分化导致的人际关系紧张的具体表现，也是人们借助“记忆中的村庄”来评估和反思当前社会现实的具体途径。进而言之，这是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传统尚未远离、现代尚未确立”[15]背景下村庄社会两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冲突的道德规范逐渐从相互牵制向相互替代（或相互排斥和分离）的方向发展，使得潜伏于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得以凸显，并具体体现为社会心态失衡且通过人际互动得以表征。正是社会道德不同方面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村庄社会转型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四）传统纽带消解与村庄整合模式变迁

从滇南良心寨村价值倾向和群体利益分化情况来看，无论是无序的资源争夺还是以“浪心寨”自嘲，总体而言是人们对村庄社会属性从“礼俗社会”向“商品社会”转变的一种非适应性反应。直接原因是社会资源争夺导致村庄社会人际关系紧张，其深层次原因是随着现代政治组织介入、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传统农业商品化导致社会传统联结纽带作用逐渐消解，而这种联结纽带却是传统村庄社会关联或社会结构得以维系的基础。随着现代政治和经济观念的介入，“老年政治”退守至传统仪式领域，传统村庄伦理道德观念也逐渐被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所占据。基于传统村庄意识形态的村庄道义或集体道德也逐渐被经济理性或个人道德所取代，社会交往方式也从“礼俗社会”的互惠性社会交换转变为“商品社会”的区域性市场交易。相应地，村庄用以协调人们社会交往方式或社会整合模式也逐渐从发生于对称组织结构间的“互惠”模式向以个体利益为基点的“市场交换”模式转变。[16]在此过程中，作为亲历者的村民在文化上的瓦解和社会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上的“致命创伤”使得原本依赖于该制度生存者产生失去自尊及品格的心理体验。[17]

转型社会具有不确定性和非稳定性特征，这种社会特征往往导致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形成较大的张力。一般而言，结构性张力为社会结构要素的协调和人们灵活处理社会关系创造了空间，但当传统社会结构性要素的协调机制无法运行而新的协调机制又未真正建立时，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灵活空间就会失效，转型社会的结构性张力就通过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紧张或矛盾得以体现。事实上，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商品社会”转型的过程往往也是“经济脱嵌于社会”的过程，而村庄转型速度与社会适应能力不一致造成的社会结构性紧张正是传统社会协调机制失灵的具体表现。社会结构转型不仅改变了人际交往的基本格局，更为深刻的是还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利益格局。因此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基础上，如何利用社会结构转型张力在村庄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模式重构中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就成为实现村庄善治和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

四、结论

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因素的介入，打断了村庄社会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打破了村庄社会原有的平衡机制，导致村庄经济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迁。其中，人居环境改善与生活方式变迁、从互惠性社会交换到区域性市场交易、经济结构多元化与生活资料商品化以及村庄组织裂变与重组等构成了该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实践基础。然而，现代社会创造历史的进程超出了人们根据所珍视的价值调适自身的能力，尽管人们也常感到旧的感觉与思维方式已经示微，但新的开端却依然缺乏明确的道德平衡。[18]滇南良心寨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随着贫富差距扩大、价值倾向和群体利益分化以及社会认知偏差等而导致的“仇富心态”“相对剥夺感”、社会焦虑、信任危机、群体怨恨及极端利己主义等社会现象，并通过集体自嘲、运用暗中破坏等“弱者的武器”以及构建“无组织利益群体”话语体系互相攻击或诋毁等方式得以表现，构成了该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困境。此中，自嘲等现象不仅是村民用以表达对村庄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价值理念之间不可通约性或不可调和性造成的社会心理裂痕的担忧，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在相互适应和相互进行限制的过程中寻求平衡的阶段性后果。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在尊重村庄演变规律基础上，利用转型社会的道德张力来协调或重建村庄集体情感和道义调节机制从而达成新的价值共识，构建符合村庄实际的多元化自主性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