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文山壮族文学的发展变迁

石璐琦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500）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受全世界中华儿女高度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1]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学界对于壮族文学的研究多偏向于广西地区的壮族民间文学。而云南省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也同样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发展出璀璨多姿、丰富绚烂的壮族文学作品。由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差异，文山壮族在保留了壮族的基本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壮族文化，其中文山的壮剧就是最典型的文化表现之一。文山壮族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与苗、瑶、彝、傣等多民族杂居或混居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在长期自然环境适应和多民族文化互动影响之下，创造出了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的文学作品。文山壮族文学的萌芽从创世神话开始，还包括民族歌谣、寓言故事与新时代下现代文学等多种形式。

民族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方式。民族民间文学创作、形式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与该民族群体对自然世界、人生的理解、观点和态度。对壮族文学变迁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和分析壮族丰富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民族情感、世界观、人生观，也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一、壮族文学的起源——神话

在文山的壮族群众中长期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神话。相传在远古时期，洛朵山住着一位不会老死的老人——布洛朵（布洛陀）。布洛朵已经是白胡须拖地，但是他神力无比，智慧超群，人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会去找他商量。布洛朵生活的那个时代，天和地相连，光明黑暗不分，混混沌沌。人像鱼游，鱼似人行。狮和人同坐，人和兽同居。人们问布洛朵：“为何上下不分，为何云、泥、水漂浮不定？”布洛朵讲：“天没有柱顶，地连天下沉。”[2]38有一天，很多人聚拢在一起去找布洛朵商量如何才能把天顶起来，把地定稳。布洛朵说：“四方用铁柱，四角使铜钉。”[2]39于是，布洛朵带领众人立铁柱顶天，带大家用铜钉钉地。几天后，天被顶住了，地也钉稳了。

这样的神话很自然让人联想到“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故事。这两个相似的神话都解释了人类世界的起源。二者不同的是，盘古巨人用自己的“斧头”劈开天与地，并用自己的身躯支撑着不让天和地再次合拢。盘古累倒以后，他的呼吸变成了风和云，声音变成了雷声，双眼变成了太阳和月亮，四肢变成了东、南、西、北四极，肌肤成为辽阔的大地，血液变成了江河，汗液变成了雨露。与盘古相比，布洛朵更似一个普通人，他不过是一个长寿、有神力的智者而已。他带着大家用铁柱和铜钉来撑起天。有意思的是，“斧头”“铁柱”“铜钉”这样的工具显然都不是“天地未开”的混沌时代能够想象的东西。所以，这些神话至少是在人类进入铁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以后才创造出来的。无论是汉族还是壮族，人们都试图以神话的形式来解释世界的起源。而其中蕴含的一个共同思想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要靠巨人或智者。二者区别在于，盘古靠一己之力和无私的奉献来改变这个世界，而布洛朵是靠众人合力来改变这个世界。

文山壮族不仅像汉族一样试图用神话来解释世界的起源，还用神话来解释本民族女性始祖的来历。据说，古时天地没有分开，空中旋转着一团大气，越转越急且越快，转成了一个蛋的样子。这个蛋里有三个蛋黄，一只拱屎虫推动着这个蛋在转动。一只螟蛉子却爬到蛋上面去，天天坚持不懈地钻洞。终于有一天，螟蛉子钻出了一个洞。这个蛋就爆开来，分为三片。一片飞到上面成为天，一片飞到下边成为水，留在中间的一片，就成为中界大地。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打，中界的大地长出许多草。其中有一棵草开出一朵花，这朵花长出一个女人来。她是世间的第一个女人，世人称她为姆六甲。

在这个神话中，人类所生存的世界并不是盘古、布洛朵这样的英雄人物创造的，而是“拱屎虫”“螟蛉子”这样的动物最早创造出来的。人类的第一个女性姆六甲是从花里长出来的。如果把这三个神话放在一起来思考，似乎可以窥视到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即男性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而女性则是世界发展的结果。

文山地区的壮族间还流传着布洛陀与姆六甲带领众人射日的神话传说。远古时期，天上有十二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一个上来一个下，一个升起一个降落。阳光像火焰，天上一片红彤彤，地上是满目疮痍，枯黄一片。妇女外出找菜，却常常背着空竹篮回来。男人去割牛草，青草被烤焦。那时候，人们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天上太阳轮流照，大地被烤焦。天干七年不下雨，天旱八年无雨滴。青蛙藏在水里也死在水里。蛇躲在洞里，也干枯在洞里。人间充满腥气，大地一片焦臭。人们去找布洛朵商量，布洛朵教人们做弓箭，叫人们拉弓射太阳，拿箭杀月亮。当人们射出第二箭的时候，三四个太阳一起掉落下来。当人们射出第六箭的时候，六七个月亮一起灭掉。布洛朵急忙说：“饶它吧！留下一个做白天，留它一个照山河。”[2]39

显然，这里的射日神话与中国人都熟悉的后羿射日神话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后羿射日中的太阳是10 个，射下多余太阳的是射师后羿；而在文山壮族的神话中有12 个太阳和12 个月亮，射下多余太阳和月亮的人是被布洛朵教导的普通人。流传于文山州西畴县汤谷村“太阳女神神话”与“后羿射日”相似。但“后羿射日”中的太阳只是客观自然物，并没有人的意识，而壮族先民认为太阳也像人一样有主观的认知意识，所以把太阳意识化，对太阳产生崇拜意识。射日的英雄也从男性转变为女性，大概是因为壮族神话源于母系氏族时代。对壮族人民来说，太阳是他们最敬畏的自然物体，他们赞美太阳，歌颂太阳，将其视为神而加以礼敬或祭祀。直至今天，汤谷村的壮族还传承着祭祀太阳的习俗。虽然经历千百年的时间冲刷，仍保留下了完整的太阳祭祀仪式，传唱着富有民族魅力的《太阳古歌》；每一年的农历二月初一，壮族人都会举办女子太阳节，只有村中的成年女子才能参加祭祀太阳的仪式。壮族人民对神话人物的塑造、传承英雄人物的精神以及对传统的集体认知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在时代更替下仍然秉承先民的智慧，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

传统的神话故事传说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型，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的差异不仅在于内容，还区别于叙事文体的不同；由于各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差异，相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意义。文山壮族在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下，产生了一系列丰富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故事被赋予了与整个壮族文化密不可分的地方色彩。壮族神话从太阳女神这个传说开始逐渐演变、扩大，神话传说中不同的人物被称为壮族不同支系的“祖先”。壮族有口传神话的开始就有文学的雏形，到后来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记录传说，代代相传，不断革新发展，产生新的文学形式，创造出丰富的文学作品。

二、《坡芽歌书》

德国社会学家格罗塞对诗歌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诗歌是为了达到一种审美目的，而用有效的审美形式，来表示内心或外界现象的语言。”[3]《坡芽歌书》又名“坡芽情歌”，是富宁县地方传统民间文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该歌书由一块长两尺、宽一尺的土布上的八十一个图画符号组成。每一个图画符号代表一首情歌。整个歌集以男女恋情为主线，反映一对壮族青年男女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相扶持的动人故事。《坡芽歌书》是壮族最自然的语言，歌书内容往往就地取材，歌咏日常生活。壮族是一个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民族。随着壮族神话口口相传，人们渐渐学会以歌唱的方式进行交流，开始用符号、图画记录歌词，在富宁县坡芽村形成了相传至今的《坡芽歌书》。

壮族人民不仅会用民歌表达生活，还在民歌的基础之上创造属于自己语言的符号并记录下来，是对古壮族文化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坡芽歌书》象征着壮族文学的阶段性进步，是活的传统文化，一般的原始民族诗歌大多是表现生活环境与采集、狩猎的场景，很少有情感抒发与体现男女情感的内容。但在《坡芽歌书》中的第一首《月亮》就表现出壮族青年对爱情的强烈表达以及勇于追求爱情的这种美好愿望的憧憬；并且歌书中善用比兴的手法，男主人公深夜借月起兴，用月这个意象代表孤单、清冷，抒发一个人孤苦心境，土布上一个个壮族文化符号象征着壮族人民生活的实景。

原始时期的民族诗歌在传播手段上没有文明社会的工具，没有文字，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但壮族人民却运用图符的方式将有关民族民歌的内容、事物记录在织布上进行传承，以唤起人们的族群认同。壮族是伴歌而生的民族，唱歌是他们在劳作之余的娱乐方式，是抒发情感最佳的表达方式，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语调唱着独有的歌调。整部歌书的语言直白又大胆热情，如一开始，当女子与男子初会时，女子就大胆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对男子的热情与好感。爱情是歌书的主线，相爱着的两人所吟唱的内容是歌书中最动人的存在，体现出民间文学对自我意识的真情抒发。

三、云南文山的壮剧

在文山州境内现存的壮剧主要分为三个体系：富宁土戏、广南沙戏、文山乐西土戏。富宁土戏是多声腔剧种，也是一些自创声腔戏剧化与外来声腔民族化两者兼而有之的民族剧种，最早可追溯到富宁土戏的第一个腔调“哎依呀”，还是山歌形态“依呀哎”的阶段（1621-1627 年），到明末清初，大西军随带乱弹戏、永历小朝廷随带昆曲相继路过富宁，驻扎皈朝演出，而到康熙年间，社会逐渐安定，经济恢复，一些壮族民间艺人渐次把戏上看来的故事（《尉迟恭》），本民族的故事（《侬智高》），利用“依呀哎”山歌调进行说唱。到乾隆、嘉庆年间，慢慢地艺人把这种说唱发展成演唱故事的板凳戏、街头的化装表演。到嘉庆、道光年间，周边广戏（含邕、粤剧）及桂剧、滇剧等剧种兴起，壮族艺人们接触了这些剧种后，深有启发，于是逐渐将看来的戏改编为土戏，相应将原唱“板凳戏”的“依呀哎”说唱音乐完成了向“哎依呀”的转变。[4]145广南沙戏自称“降依”或“降雅依”，他称“沙戏”，主要产生与流行在广南县北部和东部的一部分壮族村寨中，根据其地理位置，分为北路沙戏和东路沙戏。广南县的壮族民间有广为流传的《侬智高》《九龙山》《白云村姑》等民间传说；有“八宝山歌”“底圩山歌”等山歌调子；还有铜鼓、土二胡、土三弦等民间乐器，这些丰富的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是沙戏孕育与形成的基础。地理位置对沙戏的特色形成有着直接关系，广南北路沙戏流行的底圩、坝美等这一带地区与广西北路壮剧（土戏）流行的田林、西林这些地区山水相连；东路沙戏流行的乐贡、里扣这一带地区，又与富宁山水相连。北路沙戏音乐是从广西北路壮剧传入，沙戏艺人结合本地的山歌调子，逐步发展成为广南北路沙戏腔调，包括男角专用的唱腔“侬阿妮”和女角专用的唱腔“乖哥来”，这两个曲调都是因为它们在每段唱腔开始时，要先唱“侬阿妮”“乖哥来”而得名（“侬呀阿妮——我们俩相好，我们俩相爱”“阿的乖哥来——我是成熟果，我是冒尖菊”等）。东路沙戏音乐主要是富宁土戏的“哎依呀”腔调，里扣戏班在融入了八宝一带山歌的基础上，发展出“底窝调”“磨面调”等，广南沙戏音乐不仅是广西北路壮剧与富宁土戏相结合发展起来的，还有着自己多元化的发展。[4]146文山乐西土戏自称“戏布傣”，其产生、流行于文山市德厚镇的乐西村；乐西村的壮族自称“布傣”，亦称土族，属土支系，乐西土戏就是“布傣”人的戏。乐西村同其他壮族村寨一样，民间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有讲述“布傣”古老故事的“古歌”“盘歌”；有叙事长诗《考当归》；有“栽秧舞”“牛头舞”等民族民间歌舞；有追思亡灵的“丧歌”；也有着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拦路歌”“拾爱调”“相逢调”等山歌调子为乐西土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乐西土戏演出，唱念皆用壮语，每年的演出都以《香山记》为开场剧目，以《过五关斩六将》为收场剧目，乐西土戏音乐共有五个调子“老祖公调”（用于欢快高兴的场景）、“悲调”（受苦受难时使用）、“催场调”（专用于催场）、“阿西调”（用于大团圆的热闹场景）、“大过板”等，男女同调，板式固定。乐西土戏自形成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一直是处于封闭式的发展，从未外传。发展较为缓慢，始终保持着原始、古朴的形态。[4]158

2021 年春节期间，笔者来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八宝镇寻找传统壮剧发展的踪迹，初入广南县境内，可以感受到此地到处都有历史文物的印记。此后邀请到了八宝镇内一名受访者①，一起谈论了关于壮剧在当地的发展情况。

笔者：“您喜欢壮剧表演吗？”

受访者：“非常喜欢，因为是我们本民族语言所唱；从小就听很熟悉壮剧，表演的剧目题材丰富，内容多彩，就像活的故事书。”

笔者：“是免费的吗？”

受访者：“是的，村子里之前有壮剧艺人会表演，现在有州剧团的过来村子里表演给我们看也是免费的。”

笔者：“之前的壮剧表演的次数会更多一点吗？”

受访者：“对，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看，当时村里有一位老壮剧艺人，经常给我们一群小孩表演《侬智高》《卜荷》这样类型的壮剧，有时州剧团会下来表演，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挺喜欢的。”

笔者：“一般是怎样开始壮剧的表演的？”

受访者：“在我们小时候，傍晚，村里的人都结束劳作后会聚在一起，这时自然而然就有壮剧的表演，有时甚至不用上台去，站在人群围成的圈子里就开始了表演，村里会说壮话的老人还会加入，一起唱几句。现在的话，我们壮族庆祝小年时，会有比较隆重的壮剧表演，壮剧人都身穿戏服，表演一些出场人物比较复杂的剧目。”

笔者：“现在的壮剧演出是多久一次？”

受访者：“现在的话比较少了，之前的话很多，一般在村子里面随时都有，比如傍晚大家吃完饭聚在一起的时候村里的壮剧师傅就随地而唱，大家一起应声附和。”

笔者：“现在的壮剧演出与之前的壮剧演出差别大吗？”

受访者：“在我看来，以前的壮剧唱腔和表演形式比较单一，没有很大的变化形式，壮剧人们也不太注意表演的道具；很多时候是随地就开始唱，现在在州剧团的帮助和组织下，壮剧表演越来越专业。”

在当地人看来，壮剧是和群众一起生活和成长的，融入每一天的生活中。“从我们记事起，村里的老壮剧人一直唱着《侬智高》，教导我们团结奋斗是壮族人民所特有的精神，人不能贪得无厌等等这样的话。”①壮剧展现了当地的精神风貌，是群众的精神力量，在壮剧产生之后，壮族文学作品核心的内容主要是展现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与美好品质，以及讽刺剥削阶级的丑恶，社会环境的黑暗，为壮族人民日夜枯燥的劳动生活添加了许多动力和乐趣。群众可以用表演、唱作的方式抒发他们对剥削阶级的不满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表现了壮族人民在艰苦环境中不屈不挠、坚毅的精神品质。在壮剧的编目中，大多数存在一个独立的中心英雄人物，这样的人物角色往往处于领导地位，带领群众对剥削行为做出反抗，为人民争取自由、美好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之前壮剧描写与中心主题（为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利益）的客观环境发生了改变；虽然当前的壮剧题材没有根据时代变迁而改变，但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立文山州壮剧团，为现代壮剧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保存壮剧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并一直寻求新的方式为壮剧带来新的发展，以及让壮剧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壮剧从诞生起，到长期所经历的沧桑岁月的变化，自始至终都是根植于民间，从没有脱离过广大壮族以及各民族人民群众，与人民的精神、理想、愿望有着紧密的联系；贯穿人民对历史、历史人物、事件的独特的评价和态度，并展示出具有地方民族性特色和特别的文学艺术。

四、壮族现代文学（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

文山的壮族文学从神话起源发展到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壮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为后来发展现代文学形式和体裁奠定了基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山的壮族文学逐步超越了神话、《坡芽歌书》和壮剧的局限。各种反映壮族人民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不断涌现。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先后创刊了《含笑花》《盘龙江》以及《文山日报·壮苗副刊》等本土民族文学刊物，使得少数民族文学作者拥有宽广的创作与发表平台。经多年的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壮族文学创作者，如：张邦兴，壮族作家，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电视剧本《女儿如花》《红棉红》，合作电影《倮·恋》获全国农村题材最佳故事奖，壮族长篇神话小说《乜汤温》，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第一个壮族女县长侬惠莲》《水上水下》，短篇作品《石漠花开》刊登于《中国作家》2021 年2 月刊头版。《中国第一个壮族女县长侬惠莲》这部作品中，用最真实的采访报告和属于文山边境小村的特殊自然环境造就的朴实民族本性，勾勒出了一个壮族女干部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守着民族本分实在的特色，在山野间散发着令人惊叹的幽香。

笔者：“是什么影响到您的创作？”

张邦兴表示：“我的创作离不开那个滋养我童年的山间小村——广南县布标村。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壮族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有用壮族民歌的形式唱出来，壮族在历史上拥有十分丰富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形式，壮族民歌奠定了壮族作家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基础，所以我在一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时，是诗歌。在鲁迅文学院学习之后，我具备了更强的写作能力，创作了文山壮族本土的神话小说《乜汤温》。我对西畴县汤谷村的女子太阳节还是略知一二，因为这个壮族小村离我们村并不远，就在流经汤谷的八嘎河下游，我们两个村子之间，相隔不过三四十里路。平时往来不断，我曾经多次参加过汤谷村的女子太阳节。这样的经历在我创作这个作品时，糅合了许多家乡眷恋的情感，很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感受到云南山区的美感、壮族文化和边地小乡村的魅力。这不仅是对于这部神话集，还是我对每一部作品寄予的期望。很多年前，我们文山文联工作者到广西开会，在一起讨论壮族文化发展问题，看到属于广西壮族的文学作品很多，写得也很好，整个地方文学发展得特别专业和成熟。而我们文山拿得出手的壮族作家、作品不多。在历史上文山壮族传统文化曾有那么辉煌灿烂的一页，现在却处于停滞状态。作为一个在文山土生土长的壮族人，我很焦急，想担起使命，尽自己的力量推动我们地方民族文学的发展。我开始不局限一些关于自我的创作，学习壮学了解民族历史，使我创作出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壮族日常生活的缩影。”

韦治娜，壮族作家，1994 年开始发表散文、诗歌作品于各级报刊。直到今天，她一直进行文学创作并是文山地区壮族文学创作的主力代表。作为青年女性作家，韦治娜在创作早期的作品主要是集中表达内心情感，文笔细腻柔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其作品集《海月》充满了青春桀骜的叛逆气息，夹杂着少女对现实世界的幻想与憧憬。

笔者：“能说一下您的创作历程吗？”

韦治娜：“这些诗歌大多创作于学生时期，校园里的每一物都是我创作诗歌、散文的灵感来源。多是关于学生时期的情感抒发，所见的每一物都可以让我有写东西的冲动，特别是花草树木。后随着年岁的增长以及在工作当中所见比在学生时期更加深刻，写作的视角从‘小我’上升到‘大我’，不再纠结于自己小世界里的情感变化、对事物的感受。更多的是关注社会、国家的大事，创作的主角转为那些为社会、国家做出贡献的、坚守在特殊岗位上普通却不平凡的小人物。”《致敬西畴精神里的人们》体现了“歌诗合为事而作”，表现在自然环境的限制下、艰苦的生存环境下，人们依旧坚强不屈努力改变现状只为后代子孙的幸福生活的大无畏精神，一代人接一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色的民族精神。作者用质朴简单的语言歌颂了体现西畴精神普通群众的高尚情操。“当我看到驻守边疆的战士、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默默守护地区发展的普通群众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凝聚在一起是坚不可破的。”

《老山，灵魂之山》与《在汉字里，与祖国同行》是作者创作角度更加广阔的体现，并融入了一定哲学思考。文山是一个具有多彩民族文化的地区，在这神奇的地方有着许多值得民族文艺工作者去写、去歌颂、去发掘的东西，将来的写作应根植于时代发展的特色突出壮民族文化，经过历史的沉淀，壮族文化更具有时代的内涵并凸显地区的特色。

五、结语

文山壮族文学的发展演变大致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歌剧、新时代三个阶段。他们的发展演变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有着相互连接和重叠的因素。比如，无论是神话还是民间歌剧或是新时代的文学，它们都注重英雄（或模范）人物的刻画，并且在这些人物的身上赋予了时代的道德、思想和各种情愫。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文学作品并不是仅停留在“书斋”里的印刷品，而是广泛流传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以娱乐的方式向人们传递某些道德、思想、观念等。

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对于文学艺术，它与科学、武术、宗教一样，都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技术、手艺和经济的发展中常是重要动力之一。”[5]文山壮族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在社会群体的历史历程中形成的，作为壮族特有的社会遗产，对社会有具体的作用，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社会行动者通过各种社会行为传导过程中获得的社会价值观被编成集体的而非个人的符号，这些价值观存在于社会群体的集体表征中，而这种表征往往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来体现。民族文学在各个方面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将民族社区的内部人员团结起来，并通过一个个民间故事展现一个民族社会内部秩序；用文学的形式将抽象的意识情感转化为具体的表现形式，将这种意识情感代代相传。

纵观整个壮族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出现文学的雏形——神话传说，到具有丰富民族特色的壮剧，再结合时代发展出现的现代文学作品和作家群，壮族是一个十分具有创造力的民族。虽然当下对于发展民族地方特色文学的环境不是很好，但地方政府、少数民族作家们和学者们仍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扩宽民族文学发展的平台；继续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使传统结合现代。《盘龙江》《含笑花》以及《文山日报·壮苗副刊》的兴起和成功，标志着地方文学创作拥有了良好的发展平台，文山壮族作家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平台，他们的作品不断出版、发表，优秀作品被改编成剧本拍摄成影视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宣传、发展地方民族特色。由于小说是现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体裁，在文山壮族文学创作者的不断努力下推陈出新，丰富地方民族文学的艺术文化传播，并且一步步开阔文山文学创作环境和创作风气；当前的创作者们把握住了联系土地、乡村的情感，相沿民族文化传统，在文学作品中展现了真实的乡村生活以及朴实的民族风情以及刻苦的地方精神。在发展迅猛的时代里，创作者仍不断突破局限，结合生活实际，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持壮民族文化特色，进一步形成具有优秀民族传统特色的新文学形式。

注释：

① 访谈对象：高仕萍，女，壮族，1971 年出生。访谈时间地点：2021 年2 月4 日，广南县八宝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