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抗日救亡活动考察

沈 港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将南京政府迁至重庆，全国政治版块发生地域分化，“即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这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1]。贵州由此成为大后方的重要战略基地，在国统区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困难重重，贵州地下党以团结全民族抗战为前提，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通过多种形式激发广大贵州民众的抗战热情，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抗战大后方中共贵州地下党的发展脉络

五四运动的声潮，通过各种方式传到相对闭塞的贵州，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贵州的传播，为党组织在贵州的建立提供了客观条件。贵州的地下党早期产生的党组织都是邻省组织在贵州边界建立起来的，“所属中共四川泸县领导的赤合特支在贵州边界建立，中共广西省右江特委和红军右江独立师党委批准成立的中共黔桂边界委员会，以及红七军六十三团在贞丰县卡法乡开荒建立的卡法支部”[2]。1934 年1 月林青、缪正元、秦天真在毕节成立了中共贵州地下党的第一个支部，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军阀势力的打压下，支部成员转移到安顺、贵阳、遵义等地继续开展工作，发展进步党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短短时间里，以贵阳为中心，毕节、安顺、织金、遵义、炉山等地以及贵州军阀部队里，都有中共党组织或共产党员的活动，到1934 年底已发展党员40余人”[3]。

红军长征转战贵州，在各地撒播革命种子，遵义会议期间贵州地下党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于1935 年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抗日救亡活动开始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从这时起，年轻的贵州地下党人在国统区极端艰难的环境下逐渐发展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和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指派黄大陆回到贵州负责党的工作。1938 年间，贵州各地党组织不断发展，在“贵阳、毕节、思南、安顺、遵义、湄潭、织金等县先后恢复建立了县一级党组织，还直接领导了凯里、镇远、平越等地的党支部或党组织，并在学校、书店、交通运输单位等建立了党支部”[4]211。这些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加强了彼此的联系与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为抗日救亡活动深入贵州相对较为闭塞的地区，提供了组织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成立反共“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1940 年4 月，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撤销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由邓止戈为书记的省临工委，贯彻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 字方针。省临工委召开会议，将全省党组织划分为贵筑区、黔北区、黔西区、黔东区，执行单线联系。毛泽东曾指出：“大后方党宜将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区委，必要时连县、区委也取消，只留支部，便可大量保存，否则是无法保存的”[5]。1943 年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传达南方局的决定：“贵州转移干部的工作已基本结束，撤销中共贵州省临工委；撤销省临工委在各地设立的联络点；转移的同志，就地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今后贵州工作，由南方局直接领导”[4]281。至此，贵州省临工委的工作结束。但贵州地下党并没有停止抗日救亡，而是采取多种其他途径，继续开展救亡活动，为党保存了有生革命力量。

二、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策略

（一）创设报刊、书店、读书会，广泛传播抗日思想

抗战爆发以后，为了维持在大后方统治地位，国民党对贵州严加封锁。毛泽东指出：“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6]。严峻的斗争条件下，各地党组织创设报刊，并且利用书店、读书会的掩护，销售进步书籍，通过各种方式传播革命思想。各地创办的报刊形式不一，既有党内刊物，也有壁报类型。思南县工委创办的党内刊物《中和》，贵阳中学党支部创办的《红黑》壁报，“学生抗日救国团”创办发行的《救国旬刊》，省工委也在贵阳设立了《新华日报》分销点。报纸的发行与销售，多以宣传抗日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为目的，而书籍的发售则是对贵州学生青年学习知识并从思想上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洗礼。毕节创办的“群益书店”、平越的“八一三书店”、贵阳设立的“读新书店”与“生活书店”分部，都以销售进步书籍书刊为主。同时，各地兴办读书会，帮助爱国积极分子、进步青年接受先进思想，仁怀支部组织进步学生设立的“流通读书社”、紫云县地下党举办的“读书会”、桐梓学生以西门小学为基地成立“读报组”。读书会以读马列经典为主，并加入一些名人作家的作品，聚在一起可以彼此交流心得，解疑答难，而且地点、时间不固定，具有灵活的特点。

（二）组织各种文艺社团，激发广大群众抗日热情

抗战时期贵州的文艺事业发展迅速，为了转移国民党视线，贵州地下党决定争取文艺社团，将其发展为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的另一重要阵地。在贵阳，“筑光音乐会”原先是军阀杨森供家人娱乐而成立的，在抗日浪潮的汹涌波涛下，省工委决定利用这个音乐作为重要的宣传阵地。通过街头教唱、电台广播、抗日话剧、音乐会等各种方式，“在保卫大武汉的游行活动中，教唱了《亡国奴当不得》歌曲；在息烽演出了话剧《菱姑》《死里求生》《送郎打日本》等剧”[7]，取得了不俗的效果。“沙驼业余话剧社”在地下党的运作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取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位，“将戏剧作为武器，走向乡村街头，不设立固定的演出场所，开展各式各样的歌咏活动”[4]249。除此之外，遵义在爱国群众的推动下，成立了“遵义音乐促进会”，在毕节，新场总支组织了“玉屏职中暑期抗日救亡农村工作团”，主要以歌咏和戏剧为主，教导队员歌唱“《醒狮怒吼》《流亡三部曲》《太行山上》《黄河颂》《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并适应农村特点，编排山歌”[8]41-45。文艺的形式多种多样，戏剧、歌曲、美术音乐会不同于报刊、读书会形式，它不仅能融合民间文化风俗深入农村，更能从情感上引起民众的思想共鸣，对大后方的贵州来说，这种方式具有感召力，充分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三）利用内迁贵州高校，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运动

随着抗战形势的严峻，处于沦陷区的一大批高校内迁，主要集中在川、黔、滇等日军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其中迁入贵州的包括：“国立浙江大学迁至遵义、湄潭，大夏大学迁入贵阳、赤水，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迁入平越，国立湘雅医学院迁入贵阳等”[9]。高校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居多，且大都以公开的身份存在，给贵州地下党组织利用学校开展救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大夏大学在贵州地下党的领导下，“以贵阳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到贵阳北郊狗场一带农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表演抗日歌曲《黄花曲》《送郎出征》，还广泛举行群众集会、画壁画、写标语等形式”[10]208。浙江大学迁入遵义、湄潭，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中共南方局的引导，1942 年在进步团体马列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倒孔运动”，这是对国民党当局在消极抗日形势下，采取高压腐败统治的一次坚决回应。国立交通大学在内迁贵州时期，利用“节假日”这一特殊形式开展活动，在全面抗战两周年纪念日的背景下，“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师生群众参加纪念大会；为了工作取得好的效果，提前熟悉苗族人民的风土人情，特地在元宵节当天进行宣传演出等”[11]。这些高校在贵州地下党的指导下，以满腔的热血抱负组织救亡活动，不仅激起了师生的抗战热忱，也深深影响到贵州广大民众，更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响起振聋发聩的抗日呼声。

（四）团结爱国进步人士，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基础

进入相持阶段，在中国的顽强抗战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下，日本的战争策略发生改变，采取“以华养华，以战养战”方针，以应对中国的长期抗战，缓和国内严重的财政恐慌。为争取抗战胜利的早日到来，中共呼吁社会各界一致对外。贵州地下党广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不仅应在文化教育、军事、政府、党务、经济等各种部门活动。还要在在野的士绅名流、当权的人士中活动”[12]。中共思南县委书记肖次瞻“利用他在知识界的关系推动其堂兄在塘头兴办农民学校和农民夜校，通过与邮政局长孙华山、代明修以及邮递员李光华的关系，使地下党的来往书信不受检查”[13]。贵阳“民先”负责人张益珊，与贵州著名教育家黄齐生保持密切联系，“利用其关系任职于履三小学，以教师工作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0]234-240。在统一战线的推动下，贵州地下党还通过领导统战组织，扩大更为广泛的革命影响，如“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小小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一批中上层知识分子，扩大党的影响”[10]223-224。在对国民党当局的一些高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中，党组织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省参议员刘聘臣，经过党多方面的工作，不仅支持学生的救亡活动，还亲自参与“读书会”的授课，并对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派据理力争，当面指责”[14]79。这些成果充分显示了在党的方针指导下，贵州地下党的统战工作收到实效，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团结了大批先进积极分子，在孤立顽固势力，争取进步势力方面取得不俗效果。

（五）积极动员民众，发展抗日武装力量

在社会动员方面，国民党反动面目暴露出来，利用强硬政策进行抗日动员，并且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引起社会强烈不满。中共贵州地下党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时，相应进行了一定的社会动员，从而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其途径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动员社会失业人员、学生青年踊跃加入。在凯里，党小组总结动员经验，筹集资金发展武装力量并购买枪弹，已经拥有直接“指挥下或利用的抗日武装力量五百余人枪，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奠定基础”[15]26。地下党员沈守鸿接受组织指示，“筹建了安顺县大学生协进会，平时协助地方建设和教育事业，战时组织保家卫国，抗击日军，参加会员达二三十人”[16]122。整个抗战时期，大批官兵奔赴抗日前线，“从1937 年至1945 年，贵州共征兵639631 名，约占全省常年人口的6%”，具体数据见表1。[17]11

表1 抗战时期贵州历年征兵一览表

秦天真在地下党员高言志和进步人士龚泽霖的协助下，在贵州抗日救国军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得这支队伍在黔桂边境地区帮助地下党从事了大量抗日宣传活动，发展到一万余人，并成为了地下党能掌握的武装力量”[18]。动员工作收到实效，在瓦解白军、增加有生革命力量方面成绩显著，并培养了许多贵州籍的干部，扩充了党的武装力量。与国民党进行动员的方针形成对比，彰显地下党的政策深入人心。

（六）利用红十字医疗救护总队，保障医疗后勤供给

1939 年，红十字救护总队由祁阳迁至贵阳图云关，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下辖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分支。其主要任务包括：“继续争取林可胜博士；利用运输汽车的便利条件，向贵州各地书店输送进步书籍；动员大后方医护人员到抗战前线参加救护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及民先队员”[19]5-6。在抗日热情高涨、深忧中华民族的前途之际，红十字会进步青年成立了“红十字会工作者书报供应社”，其宗旨是：“做好前线浴血抗战将士的救死扶伤工作；宣传抗日到底；加强学习时事，关心国家大事，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提倡正当文化娱乐活动；发挥团结友爱精神，支援救亡工作”[19]103。红十字救护总队在对共产党的医疗救助、共产党员的转移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郭绍兴说：“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红会从各方面不同程度地给我党以同情和支持，先后动员了二十余个医疗队去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医疗、救护工作；陆续组织和动员了一批进步青年医务工作者及一些外国医生、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到我军工作；还陆续运送大批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医药器材到我党抗日根据地”[19]6。在国民党大肆搜捕贵州地下党的背景下，正是利用红十字会的交通线，帮助同志们安全转移、疏散，从而避免更大损失。而且红十字会总队还为从沦陷区逃难贵州，以及受到日寇轰炸的难民提供许多医疗帮助。

（七）通过多种渠道，开展抗日献金和筹集党的活动经费

抗战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巨大，尤其进入相持阶段，大量的医疗物资、军事物资、生活物资在前线战场急缺，许多爱国民主人士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募捐，既包括海外华侨，也包括国内进步人士。救亡宣传深入各处，民众将精神上受到鼓舞的表现，进而体现在实际行动，踊跃捐款捐物，大力支援抗战。据统计，抗战时期（1937-1945 年）黔籍民众折合1937 年价值共募捐款物574.55 万元，具体数据见表2[17]24。在安顺，“肖同生、易惠良夫妇，将新婚收得礼金260 大洋全部捐献，不请客吃饭，只请吃喜糖”[16]122。在独山县，学生组织的抗日宣传队通过卖“抗日糖”筹集宣传经费，在卖抗日糖时大家唱：“哪个吃了抗日糖，上了前方打胜仗，哪个不吃抗日糖，敌人来了要遭殃……”[20]。

表2 抗战时期（1937-1945）贵州省民众捐募情况表

多种献金方式，体现了民众的爱国情怀，有效支援了前方抗战。同时作为党的组织，根据中共指示，利用一些企业作掩护，为党筹集活动经费。据肖维亮回忆，“张立同志遵照省工委兴办实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活动方面来，很快办起了一些工厂、商店、农场、并在这些地方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据点。如裕民染织厂、梅花菁纸厂、半坡塘铁厂、百货商店、江西坡农场”[15]141-143。在紫云地下党员张恒兹的努力下，“紫云合作金社经理曾昭荣，将他合作的金库作为地下党革命活动与抗日救亡的重要活动场所，筹集活动经费”[14]78。为党的活动顺利开展和抗战胜利贡献了贵州力量。

三、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下的救亡活动作用分析

（一）贵州局部抗战救亡热情高涨，助推全面抗战统一形势良好发展

全面抗战时期贵州虽属国统区，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动员贵州人民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由于靠邻陪都重庆，经常受到日本的空军轰炸，在人员、财产方面损失严重，“贵州全省人口伤亡中，平民伤亡共计43417人，其中日军飞机轰炸伤亡2932 人，日军侵略导致伤亡24250 名，征用民工伤亡16235 名，另外贵州籍军人在对日作战战场中死亡8209 人”[17]8。在不如抗战前线硝烟弥漫的贵州大后方，学生群团作为先锋冲在救亡宣传第一线、工商业、少数民族、宗教各界积极响应，文艺社团组织起来启迪民众、大量黔籍青年应征入伍。与此同时，由沦陷区内迁来的高校、工矿企业，社团组织，使贵州成为战时重要的后勤补给以及文化中心。全省爱国民众团结起来，在大后方发展生产，保障前线供给，以多种方式支援全国抗战，鼓舞浴血奋战将士气势，推动全面抗战统一良好形势。在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下，国民党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援抗战，一些当局高层人士与抗日救亡组织密切联系，发挥积极作用，真正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号召。贵州地下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贵州的抗日救亡活动取得巨大成功，有效声援了其他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凸显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弊端，共产党在大后方赢得民众拥护

在抗日呼声的不断高涨下，国民党贵州当局迫于民众的压力，在抗日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部分反动派的阻扰之下，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开展受到制约，背离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影响着民众的抗战热情。1939 年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措施。开展破坏贵州地下党组织开展的救亡活动，组建特工训练营制造白色恐怖、制造反共事件，并还用各种莫须有手段查封“沙驼”“筑光”“社座”等救亡团体。“黔东事变”的爆发，更加揭示了国民党当局统治的弊端。当局假借抗日救亡活动，实则对贵州人民进行残暴统治，加重民众负担。种种恶劣行径引发民众严重不满，相反贵州地下党采取各种方式支援抗战，争取在国民党当局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这些行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切落实到行动上来，对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贵州大后方来说，赢得了民众的热烈呼声，塑造了抗战正面形象，最重要的是得到民众拥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三）推动抗战文学艺术发展，奠定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基础

抗战爆发以前，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贵州的教育事业处于滞后状态，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欠缺，随着抗战形势的到来，大批高校内迁。在抗日高潮声浪中，各迁入高校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且高校中的共产党员及时与组织接上头，保存了珍贵的文化教育资源，同时在特定时期并没有中断教育教学，客观上也为抗战输送了高等教育人才。在这些高校的影响以及共同努力下，贵州本土先后创办了国立贵阳医学院（现贵州医科大学）、国立贵州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国立贵州大学（现贵州大学）三所高等学府，弥补了贵州高等教育的空白，奠定了贵州教育事业的基础。伴随高校而来的还有一大批文化人士，以及相应的社团组织。在贵州地下党的推动下，文学艺术人才以及学生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创设贴近符合民众思想的戏剧、音乐、木刻画，文学艺术达到了一个阶段性高峰，并且极具感染力，“当民众看到日军蹂躏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时，（如《张家店》），有的人愤怒的咬牙切齿，认识到不抗日，人民就要遭殃；当他们看到爱国志士（如《夜之歌》里的张振东，《最后一计》里的张家普）机智勇敢地与敌人斗争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深表敬佩”[8]48。其次，社团组织也巧用音乐这一引起大多数人共鸣的媒介宣传抗日思想，教唱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武装保卫中华》等。迁入文学艺术来到贵州之后，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为文学艺术注入了新鲜色彩，推动着文学艺术的纷呈多样。

四、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经验总结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加强对贵州省工委的领导。早期由于党组织在贵州的薄弱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在各个地区发展党组织为主，争取进步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据统计，“自1938 年至1940 年4 月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全省共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32 个，其中县级以上组织14 个”[4]211。通过这些党组织的成立，贵州地下党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有了领导基础，并且能够在贵州地区大范围铺开。贵州地下党在抗战中坚定遵循国共合作共识，无论是在贵州开展的抗日宣传、动员青年奔赴前线、利用红十字总会组织医疗救助、加强对中间势力的争取等工作方面，都是遵循党在国统区工作的方针政策下进行的，正是有了党组织的领导，贵州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取得巨大成功。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亦如此。***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21]。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抗击新冠疫情的巨大成功，无一不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才能。新时代更需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从而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二）做好统战工作，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统一战线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可追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联合”与“统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包含着“团结”之意。中国共产党确定马克思主义为其指导思想后，将其“团结”思想应用于革命斗争，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重要法宝”[22]。大后方开展救亡活动，本就需要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支援抗战。在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时期，红军就注重对民众进行宣传，争取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到来时，救亡活动的内容围绕群众生活实际展开，宣传下乡，与民众互诉衷情，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志指出：“坚持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更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23]。作为拥有14 亿人口的中国，面对着复杂的国内形势以及严峻的国际环境，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做好统战工作重中之重。站在新时代的方位上，我们不仅要以***总书记提出的“同心圆论”“石榴籽论”为指导，做好国内的统战工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各党派人士；也要加强对国际的统战工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广交朋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三）大力培育青年爱国情怀，凝聚青春力量

五四运动的爆发，激起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感，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当时贵州籍的青年知识分子王若飞、周逸群、邓恩铭、龙大道对贵州青年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红军转战贵州时广大青年踊跃参军，“扩红”成绩显著。据不完全统计，“红三军领导下的黔东特区，从1934 年5 月至1934 年10 月，就有5000 多名贵州各族青年加入红军队伍。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期间，也有5000 多名各族青年参加了红军”[2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之下，他们亦没有停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旗帜鲜明地与日本帝国主义、反动派展开斗争。广大青年作为抗战先锋，展现出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新时代青年应该争相学习的榜样所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25]。青年代表着青春向上、代表着朝气蓬勃、代表着欣欣向荣。新时代条件下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青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在坚定信仰的同时，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熏陶，加强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有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凝聚起全社会青年的力量，未来中国的发展才会显得生机勃勃，中国也才能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重视新闻媒体和社团组织，制定与贵州实际相契合的方针政策

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抗日救亡活动时，非常重视报刊的传播效用以及组织利用各类社团。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方面，在抗战时期主要以报纸报刊、话剧音乐、电影等形式糅合进去，这一时期的救亡形式带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党明确指出“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26]。在当今各类思潮的涌入下，我们需要高度警惕意识形态风险，树立意识形态安全观。高度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占领新媒体传播意识形态的新高地，利用党报党刊的政治性，宣传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内容，发挥各类社团组织的凝聚力，引导社团组织坚定“四个自信”。同时，贵州地下党在领导救亡活动中，针对当时国统区的紧密封锁，以扩大政治宣传为主；适应贵州交通不便状况，将宣传深入乡村田间地头；了解贵州多民族聚居情况，制定少数民族政策，积极引导少数民族抗日，扩大抗战基础。鲜明体现了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当地具体实际开展工作，讲究工作方针方法，不将工作方法教条化、形式化。对现阶段党依据贵州的客观实际，助力贵州经济腾飞，制定相契合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

五、结语

贵州作为抗战时期重要的大后方战略要地，承载着支援抗战、容纳内迁高校、企业、社团、完善战时交通网、动员民众踊跃参军重要任务。中共贵州地下党团结广大民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过程中，做到有理、有节、有利，以顽强的斗争意志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一线。正是在党的领导下，贵州各界救亡活动有序展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得民心，使贵州民众看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统治，从而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拥护。了解贵州地下党的历史，利用提炼跨越时空的思想工作方法，把握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宣传、青年的成长教育、统战工作等宝贵经验，从而为新时代开展各种工作提供借鉴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