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丽多姿的云南边地画卷——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解读

石 健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著名学者姚荷生1934 年考入清华大学，1937年随校到了昆明。1938 年他毕业留校，在生物研究所工作，当年12 月加入云南省建设厅组织的“边疆实业考察团”赴西双版纳考察，于次年深秋返回昆明。姚荷生把这段经历写成《水摆夷风土记》，1948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此前，学界对于该书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对车里水摆夷①历史文化、民风习俗等方面的探讨。实际上，作者从昆明出发途经了红河、玉溪、普洱等地，对于沿途所见都在书中予以了详细记述和描绘。可以说，该书堪称一部云南腹地边地风情的生动写照。从这本厚重的游记中，读者不但可以领略到抗战时期云南大地的自然地理和文化风貌，亦可以充分体味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忧患意识、对于理想精神家园的真诚祈望。此外，该书文笔优美，情趣盎然，在众多云南游记中，亦独擅胜场。本文将主要围绕《水摆夷风土记》中这些历来被人忽视的方面，予以探讨。

一、忧患意识与批判锋芒

姚荷生的车里之行，科学考察目的非常明确。其时，云南正准备修建一条从石屏通达勐海（即书中的佛海）的石佛铁路。如果铁路修建成功，对于运输外来抗战物资意义重大。姚荷生所参与的“边疆实业考察团”实则担负着深入考察沿途地理、气候、交通、民俗、语言等情况的任务。“文化植根于民族的风土之中，其中也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生活习惯、起居饮食、劳作等等，文化自己可能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路向。”[1]从《水摆夷风土记》来看，姚荷生所侧重关注的显然是沿途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以及自然地理景观等，而《水摆夷风土记》自然成为一部翔实生动的“云南风土记”。

丰富多彩的中国游记文学自古以来就兼容科学性与文学性。《水经注》与《徐霞客游记》等古代游记把严谨认真的科学探索精神与绚烂瑰丽的美学意境营造有机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散文宝库中的经典。现代游记中兼具科学性与文学性的风土记亦蔚为大观。周作人、废名、徐祖正、纪果庵、文载道（金性尧）的风土记都特别重视民俗风情的发掘，兼具丰厚的文化知识含量与独特的美学韵致，在中国现代散文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抗战以来，以云南边地为主的西南旅行记，继承了现代风土记的传统，意义深远：“这些旅行记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中国内陆边远地区的风光和各族人民的生活：既有对西南边地经济文化现状的介绍，也有对各族人民精神生活的描述；既有对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场景的勾勒，也有对各族人民之间文化交流状况的描绘；既有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也有翔实的资料统计和分析，共同构成了一幅西南边地民情风俗的画卷。”[2]风格多样、别具魅力的云南抗战旅行记，层出不穷，迄今为止对于了解和认识云南，都有重要的文化和审美意义。姚荷生的《水摆夷风土记》就是这些旅行记中的杰出一部。

《水摆夷风土记》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随着旅途的进行，作者的心态有着极为不同的变化。在到达车里之前的路途中，作者的写作体现了科学考察记的特点，即随时记述当地的自然与文化特征，同时也体现出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注，忧国忧民的情怀跃然纸上。比如，在“凶山和恶水”一节中，作者写到三个村庄。以下在三岔河村的所见所感：

全村不过十户左右人家，板筑的房屋非常矮小，人民的衣裳都破烂不堪。山居的人民只能靠梯田里的一点出产过活，其穷困的程度可想可知。他们在这深山穷谷之中，自生自灭，和整个的世界毫无关系。他们看不到世界的富丽和享受，也不受一切无谓的烦扰和痛苦，我不知道应该说他们的命运是悲惨还是幸福。（14页）②

村民已经麻木到了对于自身悲惨境遇毫无知觉的地步，当然也不会为了改变命运而做出任何努力。对于边地人民的同情与悲悯，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声溢于言表。

在另一村庄老茶已，作者叙写了当地靠开矿发家的暴发户并感慨：“云南的民众一般都很贫困，尤其是山居的人民，简直在死亡线上勉强挣扎。”“财富分配不均，本是封建社会和资本社会的共同现象，但在云南这种不均的现象尤其显著。”（16 页）显然，对于长期与世外隔绝的云南底层民众的艰辛生活，作者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而在蒲缥村，作者写到村里人见官如见虎，以官民的巨大隔膜昭示了令人痛心的政治生态。在与当地一所小学的教师聊天时，“我”发现他们连北平和南京的位置都搞不清楚，由此表达了对落后教育状况的深深忧虑。而当同几个年轻人聊天时，发现他们对于正在进行的抗战漠不关心，更是催发了“我”无比的忧思：“这一点很值得反省，没有民众的全力支持，最后胜利的保障在哪里？”（17 页）

此外，在到达车里之前，作者还写到了许多令人忧心的问题：政府向人民收取繁重的苛捐杂税，卫生条件之差导致疾病肆虐，矿工生存条件极为艰苦，许多懒惰闲散的乡民染上了鸦片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细心的作者还观察到，沿途一些少数民族女性，都有很强的体力，也崇拜体力，可这是生活所迫的结果，因为她们随时都要防止强盗的肆意掳掠。在如此悲惨的境地中，甚至一些歌声也令人震惊——“尖锐而凄厉，不像是快乐的欢呼，倒像是受着艰苦生活的重压的呻吟，是对残酷的命运的绝望的抗议。”（48 页）

忧患意识亦体现于不良的民族关系上。见到邦晓村哈尼族同胞的生活境遇，让“我”感慨无限：“云南的汉族农民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夷族还要穷苦数倍。这情形不能完全归罪于土地的贫瘠。官吏的贪暴，土劣的压榨，汉人的侵占，实是主要的原因。这种政治情形，这种民族关系，前途真是不堪设想。”（32 页）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辨”，使得以汉民族为中心的统治者，对边地少数民族持有一定偏见。从此处可见，民族歧视现象直至1930 年末还存在于同胞之间。国难当头，作者对于民族团结、同仇敌忾的呼吁，跃然纸上。

《水摆夷风土记》的忧患意识，还表现在强烈的环保意识上。如写到石屏以南的地貌，“山居部落，为了种植五谷，常常放火烧山，森林殆已绝迹，只疏疏地有几株小松，勉强生长。”“连天黄土，景色很单调而黯淡。”（15 页）去邦晓村的路上，看到大片被任意砍伐的树干，亦不由为西北森林悲剧，又要在西南重演而担忧。在景星街一带，看到树木被砍伐，土壤剥蚀得厉害，更是如此呼吁：“中国人只顾目前的小利而不管未来的大患的态度，实在应受指责。”可又转而想到：“但是一个时刻受到饥寒的威胁的人，哪有心肠考虑将来呢？”（36 页）一种对环境被肆意破坏，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的忧切心理，历历可见。

今人对于环保问题已经格外关注，“从环境上讲，地球已经达到了再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给人类的临界点。”[3]如果继续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人类是否会竭泽而渔，难有立足之地？姚荷生在当时能对环境问题如此关注，洵属可贵。

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自觉使命。在到车里之前的书写中，姚荷生固然也有对于自然地理、民族风情的好奇心理并加以记述，但是对于沿途所见的贫富分化、政情窳败、教育落后、环境危机等现实问题，则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彰显现实批判精神的锋芒。

二、精神圣土的建构及其内在矛盾

在到达车里之后，姚荷生还是延续了对于现实的关注，比如注意到了一些不良现象，如华而不实的教育，贪污腐败的官员，森林被毁的惨状等。他有时也不由如此感慨：“大概车里也和整个中国一样，越过越穷，这种华贵的美丽的装饰只能成为他们的甜蜜的回忆了。写到这里，为之黯然。”（93 页）然而，相较于此前旅途，姚荷生的忧患与批判意识并不占据上风，而是主要通过在车里以及佛海的停留，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在他眼中神奇美好的土地。就这样，文本的叙述重心渐渐有了转换——着重书写无比美妙的自然环境，以及水摆夷淳朴善良的民族特性，并予以无尽的赞美。这种转换，是颇耐人寻味的。

这首先体现出姚荷生作为文人浪漫多情的一面。比如在“亚热带的夜”一节中，他用如诗如画的语言描绘车里——“车里的黄昏是灿烂热烈的，车里的夜是幽静甜蜜的，从黄昏到夜半，是一篇美丽的诗歌，一卷浪漫的传奇，一个神秘的仲夏夜之梦。”（114 页）结合到此之前一路上的不佳感受，可以认为，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姚荷生的科学考察之旅，是与寻找理想的心灵家园互为一体的。而在车里这样美好的自然环境中，他似乎立时被打动与征服了。

进而言之，自古以来，出于对现实的种种不满，使中国作家在旅行书写中，都有一种不自觉地追寻精神原乡的冲动。因此，游记文学中的“乡愁”色彩十分浓烈。“乡愁主题文学所特别具有的文学象征意义与哲学意识，即由文学审美活动与哲学思考、追求所紧密联系、互动而带来的深刻思想性与现代特征，使其超越物质化与表象世界，上升为某种精神层面的追求、抚慰与关注。”[4]这也就可以理解，甫一来到西南边陲，具有浪漫气质的姚荷生为从未遇到过的舒适气候、美丽景观以及淳朴民风所吸引，不自觉地萌发在祖国边疆，寻觅与建构心目中的精神圣地的欲望。职是之故，民国时期游记对云南边地非常罕见的美好描绘，就恰似美轮美奂的画卷一般，一幅幅展现于姚荷生的生花妙笔之下。

对于车里的无尽歌颂，莫过于对水摆夷民族特性的赞美。在“爱笑爱花的民族”一节中，姚荷生不同于对沿途其他边地民族相对冷静甚至带有针砭的态度，而是对水摆夷的方方面面都赞叹不已。

水摆夷爱笑。这里的男子都像弥勒佛似的，整天笑口常开。女子们更是爱笑，甚至有时男子故意做些滑稽举动，或说些稍为猥亵的话，都惹她们笑个不停。车里是植物的世界，一年四季鲜花盛放，水摆夷也爱花。男女平时都以鲜花作为头饰，并且在这里鲜花与爱情的关系格外密切。水摆夷好洁净，他们的世界离不开水的滋养。水摆夷还非常好客，对于到访客人都会殷勤招待。水摆夷热爱音乐。“月夕花晨，随时传来了悠扬的笛韵；山涯水际，到处飘荡着曼妙的歌声。在任何宗教的或节令的盛典中，歌声总是响彻四境。”“这些快乐的人民，好像春日的黄鹂，初夏的杜鹃，体内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迫得他们不得不歌唱，永远地歌唱，一直歌唱到死亡。”（81 页）

这样的书写，明显具有浓郁的象征色彩。爱笑、爱花、爱清洁、爱音乐，显然象征着一个热爱生命、纯真质朴、快乐无比的民族无限美好的品性特征。姚荷生正是如此评价水摆夷的：

这是一个最温柔最愉快最有趣的民族。我虽然只和他们相处了几个月，但是我很了解他们天性中的许多优点，因此我很喜欢他们。我也知道他们天性中的缺点，因此我更喜欢他们，可惜我不懂老庄的哲学，不是老庄的信徒，否则的话，我或许终老斯乡不再回到昆明了。（80页）

其实，这样的话语，恰恰折射出向往老庄哲学的出世情怀。有人这样阐释现代游记：“对现实人生与终极人生的关注，超然与入世的难以分离，个性修养与民族拯救的双重追求，呈现于现代游记散文文本之中。其中，‘出世’与‘入世 ’的矛盾始终贯穿于现代游记散文中。”[5]姚荷生的入世情怀，已经体现于在车里之前的旅途观感中。而其出世的一面，则在书写水摆夷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上引文中，他谈及因了解水摆夷的缺点而更喜欢这个民族，便意在于此。这从他所总结提炼的水摆夷的基本精神气质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姚荷生认为，水摆夷具有三大特点：一是酷爱和平。甚至在他心目中，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热爱和平如他们之深。这从其日常生活便可看出——夫妇之间总是亲爱和睦，从无疾言厉色；人和人之间也是一团和气，绝无侵犯对方的想法。 二是迷信极深。绝大部分摆夷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这就使他们把自己的境遇，看作是前世行为的结果，也由此安于现状，随遇而安。三是乐观知足。作者认为，世上对于现实生活感到满足的族群，无人能及水摆夷。他们认为天地最仁慈公平，不但给人类提供衣食住，还赐人以欢乐、友谊、爱情以及一切幸福。所以，水摆夷总是没有非分的愿望，只求尽量享受此时此地的甜蜜生活。

姚荷生如此喜欢水摆夷，可以明显看出自己与其民族精神气质的投契。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尤其是在与许多尸位素餐、自私自利的官僚接触中，在可以彰显作者对于浮华喧嚣的世界，尤其是充满功利性的纷争极端的厌憎中。这大概就是他对于水摆夷热爱和平、自然淳朴、乐天知命诸种特性格外垂青的根本原因。总之，水摆夷的民族特性，与姚荷生自身骨子里“性本爱丘山”的道家哲学出世取向，潇洒风流的名士气（书中多次出现与当地年轻女性“约骚”即约会的描写），以及自然纯真的浪漫主义情调都深深吻合。

不过，在文本中也随时可以看到明显的矛盾。作者是深知车里地区官僚腐败、民生疾苦的，所以也一定会明了这里并非真正的世外桃源。更何况，他深深了解水摆夷的性格弱点，如懒惰、懦弱、轻浮、狂妄等，这就有了问题。比如，水摆夷最重要的精神特点之一即满足现状、随遇而安。这固然为维护家庭和谐稳定功不可没，不过作者也承认，他们极端忍耐与退让，有时是流于怯懦的。正因为作者对于本乎自然、知足常乐的生活状态的向往，所以有意忽视了水摆夷缺乏抗争精神的一面。然而，在抗战时期，显然需要全民族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充分发挥充满血性的战斗精神。而这样的意愿，作者在到车里之前，是充分表达过的。总之，水摆夷的怯懦性格，显然不利于摆脱民族灾难的抗争精神的培植。

此外，水摆夷“自尊心极强，有时甚至近于狂妄。他们自称为‘傣’，意即自由的人。”（82 页）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把其他相邻民族视为奴隶，即把自己的自由建立于他人的不自由之上。在文本最后几个小节，便记述了车里境内其他民族因受到歧视而生活极为艰辛的境遇。水摆夷因自大而导致的民族歧视心理，显然不利于民族团结，这与作者对于抗战时期各民族需要和谐共融的吁求，显然也是抵牾的。

关于水摆夷迷信的书写，也与对其总体上欢乐、纯真的描述，构成了矛盾。由于迷信程度太深，鬼神与精灵的观念，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极大势力：

他们迷信的鬼神很多，而且都非常凶恶，这些恶鬼追随他们，恐吓他们，欺侮他们。他们认为刚落地的婴儿，就有恶鬼在旁，伺隙作祟，一直磨难到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刻。人生的一切疾苦和不幸的遭遇都是恶鬼拨弄的结果，因此他们心中常常忧惶，甚至于夜间看到蛾舞虫飞也会疑神疑鬼起来。（84-85 页）

这种迷信行为，显然对水摆夷日常的精神生活构成了威胁。而更关键的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不利于科学知识、文化常识的普及，对于开启民智，显然构成了巨大障碍。对水摆夷的迷信也一味赞美，也与“自序”中明确表达希望有人在这里播下文明火种的愿望相悖。

无论怎样，尽管作者对于水摆夷的缺陷是充分了解的，但还是对他们的生活样貌赋予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在告别车里时如此深情地写道：

我也爱这些温柔、天真的人民，他们和平地活着，安静地死去，在他们一生中，没有痛苦与忧患，永远是满足和快乐。他们的脸上从没有显出愤怒或悲哀的表情，只有和善的微笑。他们不会用欺骗和争夺来聚集钱财，他们也不想用谄媚和诡诈来攀登高位。他们用坦白、纯真来对待一切的人们，就是对于外来的客人，也一样诚恳地相处。在他们之间人性的美，充分表现了。自由、互助、纯真的爱……这些文明人士所昼夜追求的理想，在这里是随处存在着。（253 页）

一方面，作者为水摆夷赋予了极致的人性之美；另一方面，暗含着对于“文明人士”乃至都市文明的嘲讽。正是在这样潜在的对比框架之中，姚荷生有意遮蔽了水摆夷显而易见的一些精神痼疾以及陈规陋习。这便使得其笔下的水摆夷世界，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乌托邦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自有其积极意义：“如果在最基本的层次上说来，乌托邦观念意味着憧憬超乎现实的另一个更美好的社会，那么乌托邦就已经表示对现状某种程度的不满以及对现状的批判，因此，乌托邦的憧憬同时又是对社会现实的评论，是表现社会变革意愿的一种讽喻。”[6]在民族危难之际，沿途又见到太多残民以逞、民生多艰之黑暗现象，姚荷生对于水摆夷的世界，可谓充分投入了自身的主观预设，建构精神圣土、寻觅理想家园的渴望历历可见。

但乌托邦狂热的非理性特点，自有其负面作用，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姚荷生对于车里水摆夷不遗余力地赞美，凝聚着浓郁的文人浪漫主义情调，隐现着古代诗文传统当中那种世外桃源般的意境。然而，这种明显的乌托邦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批判锋芒之解构，显然不利于正视现实问题。

无论怎样，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忧患意识，但是在车里这样颇具异域情调的土壤上，姚荷生根深蒂固的道家哲学出世取向，颇为鲜明的名士气，以及浓郁的浪漫情调，便自然显露出来。《水摆夷风土记》的乌托邦色彩因此极为明显。这与马子华这样的左翼作家，在《滇南散记》中始终如一的批判精神是迥异的。不过，姚荷生在寻觅理想家园中的内在精神矛盾，也是十分突出的，体现出知识分子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永恒困惑。

三、多重视野下的风土描绘

在“自序”中，姚荷生说到，来到云南后，“喜其气候温煦，花木繁丽，遂隐然有畅游三迤之志”，并有“追霞客之遗踪”的愿望。所以，一方面《水摆夷风土记》具有科学考察记的特征，对于沿途的自然地理、民族风情都有细致精确的记述；另一方面姚荷生自觉追摹徐霞客卓越的文学表现，使得整个文本表现出很强的艺术性。在众多云南游记中，此书可谓文采斐然，卓然独立。在美妙的文字中，姚荷生集探险者、发现者、体验者于一身，生动传神地写出了旅途经历，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丰富多彩的云南风土大观。

首先，姚荷生表达了一种大无畏的探险精神。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寄情山水是常态。但是除了徐霞客这样的大旅行家，真正在艰险无比的环境中勇于探险发现的并不常见。姚荷生崇拜徐霞客，经常读他的游记。此番他的云南旅程路线，徐霞客并未涉足，“霞客先生未能进去，从此以后，我的足迹要踏到他的游踪以外了。游记已失去了它指导的作用，我只能独自探访，独自享受，我觉得有点惆怅，但同时又感到微微的骄傲和喜悦。”（22 页）虽有惆怅，但一种超越先贤的豪迈之情，跃然纸上。姚荷生还喜欢不乏危险的马帮旅行，对于以前没有体验过的骑马情有独钟。喜欢探险的精神，使姚荷生以一种充满好奇的眼光去发现旅途的一切，云南边地亦由于他的妙笔，增添了色彩斑斓的无穷魅力。

当然，乐于冒险然而不乏书生气的作者，低估了旅程的凶险程度。一路跋山涉水，他遇到许多险境。元江便是他一开始遇到的一条“恶水”：“一则因为水流湍急，二则江上的瘴气也实在太厉害，每年牺牲的性命也不知凡几，自蒲缥至县城，形势很险恶，景象也很凄凉。”（18 页）渡过元江，还只是艰险旅途的开始。在从通关到磨黑的路上，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令人胆寒的铁索桥。该桥用腕粗般的铁索联结两岸，桥上的木板许多已经腐烂。桥长有72 公尺，而宽只有约2 公尺。因为桥很长，下面又没有支柱，走到中间就感到摇摆得极为厉害，令人头晕目眩。如果往下看，十几丈下的水面，跳动着愤怒的浪花，仿佛要把人拖下去。“我”在极度恐惧中，两脚发软，差点掉下去。

总之，从昆明到车里的路程，可谓历遍艰辛。姚荷生为此总结道：

我们冒了不少的险，受了无限的苦。有时爬上千仞的高山，滑下万尺的深谷。有时从马上跌下来，泥里滚过去。我们要涉过急流湍水，穿过毒雾瘴烟。我们接受了风雨的欺凌，容忍了饥渴的抱怨。我们常常走过虎豹的巢穴，又要时时听候盗匪的袭击。人人都说蜀道难行，其实滇道还要艰难几倍。不到云南的人，不知道在中国旅行是如何的困难，没有旅行过迤南的人，也不能知道滇道的艰难到怎样的程度。（59-60 页）

即使到达目的地，危险仍然相伴。在车里逗留期间，姚荷生差点死于疟疾，不过最终还是奇迹般地康复了。也许，正是出于对学术的虔诚热爱，才使姚荷生勇于探险，并由此获得了宝贵的精神力量。同行伴侣都因惧怕瘴疠之恶而不敢长期在车里停留，唯独他自己留了下来，便正是一种可贵而执着的精神写照。著名学者曾昭抡，亦有在云南大地的科学考察经历，用他的话说，在云南考察，辛苦和快乐、干净与肮脏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随时要面对死与活。而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确乎在用生命践行着报效祖国的伟大使命。正是对于凶险旅途经历的生动描写，令人真切领略到作者执着于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

除了探险者的身份，身为学者的姚荷生，还是一名敏锐的发现者。一路上，他自觉地以此前在国内其他地区的旅行经历作为参照，来发现云南的独特之处。比如以贵州的山和湘江的水，来比较云南的山和水。再如，沿途所见，使他由衷地感喟多民族的云南堪称“民族展览馆”“种族博览会”。全书虽然集中书写水摆夷即傣族风情，但是对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忽略，为其留下了许多生动的剪影。举凡各民族的民风民俗、文化景观，乃至多彩服饰、不同体态，都在文本中得到丰富的展示。因为对于《水摆夷风土记》所记述的少数民族风情不乏相关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作者擅长比较，可以在对墨江之行的记述中看到。他把墨江与所到过的中国西北地区，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在西北，可以随时见到名胜古迹，包括许多伟人的遗迹。而在墨江这样的西南地区，一切都是新鲜、未知、神秘的。“这里处处有不知名的深山，幽邃的神秘的森林，还有奇装异饰的原始民族，过着我们不能了解的生活。好像听海客谈瀛洲，时时会引起我们的惊奇的感觉和热烈的幻想。”（26页）对于一直以来人迹罕至的西南边地，这是一名外来者清晰准确的直觉概括。

以上记述，都出自一名敏锐发现者的独特眼光。在《水摆夷风土记》中，作者善于发现的长处体现在字里行间。正因如此，该书为战时云南边地留下了极为细致而精密、新鲜而确凿的记录，至今仍可视为研究当地自然地理、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

姚荷生还是一个真切细腻的体验者。优美的景物描写是《水摆夷风土记》的一大亮点，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景物描写中，融汇了作者深切而真诚的生命体验。宗白华先生论晋人对山水之美发现的名句——“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7]——在《水摆夷风土记》中有鲜明体现。

在开篇，姚荷生便对于旅途的始发地昆明，表达了无限的爱意：

我爱她的温煦的气候，我爱她的幽娴的丰姿，我爱她的青山绿水和遍地的瑶草琪花。我爱在晨光熹微中到翠湖凭栏喂那美丽娇羞的金鱼，我也爱在华灯初上的时候到正义路上蹓跶，观察那些熙来攘往的人们的面部的表情。我爱在月夜到湖中荡船，静听柳堤上女孩儿的婉转的歌喉；我更爱听黄昏时分黄牛拖着大车在街上缓缓踱过，头下木铃发出叮咚的响声，正如我爱听北平街头的骆驼的铃声一样。我不愿意离开这美丽的山城，虽然这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分别。（3-4 页）

在这样优美的文笔中，可见作者对于和平环境的无比向往，这也为他在车里的美好体验埋下了伏笔——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之后来到车里所体味到的祥和安逸的氛围，大概会与在昆明的感受庶几相似。而从此前的引文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车里的喜爱甚于昆明，甚至有终老此生之念。这也充分折射出作者喜欢静谧田园氛围的文人趣味和出世取向。

沿途的美景描写比比皆是。在去邦晓村的路上，美丽的白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白云遮没了地面的一切，只有几个高峰，突出云上，如同海中的孤岛。有时一团白云慢慢地升起，又慢慢地降下去，好像浪花汹涌的怒海。不过这海里装的不是水而像是新挤出来的牛乳。”（31 页）景星街小镇晨雾中的美景，令人陶醉：“不久从东方山谷中射出了万道金光，雾气给冲散开去，一轮红日慢慢爬上山顶。那圆脸上的红色渐渐地淡了下去，雾气缩成无数团的白云，给阳光映成鲜艳的粉红色，像朵朵莲花，悠悠升上天空。千万的青峰又清楚地围在我们四周了。”（35-36 页）这些景物描写，观察细致入微，想象瑰丽奇特，描写生动形象，可见作者对于大自然的敏锐感受。在这些地区的沿途所见，其实充满了落后丑恶的事物，但正是在美景的书写中，令读者感受到作者对于美好世界的无限向往，也更能领会其对环境破坏锥心刺骨之痛。

当然，全书最佳的风景描绘，还是在车里。这些美轮美奂的描写，堪称为这里留下了极为生动、足以传世的精彩写照。比如写清晨和上午：“我爱这种原始的农村生活，清晨我散步在槟榔林下，或者竹林旁边，独自享受这最新鲜的空气。有时听到庙里小和尚喃喃地念经声，或是村姑舂米咚咚的声音，中间夹着一两声鸡鸣犬吠。不久太阳升上地面，芭蕉舞动着巨掌，攀枝花抬起她的红脸，表示欢迎。气候慢慢热起来，绿草卸下身上的珍珠，昆虫开始活动，我在花香蝶阵中缓步归去。”写午后：“午后饱啖一两个菠萝蜜，然后一枕黄粱。午睡醒来，红日西斜，走到澜沧江中，让江水冲去身上的污秽和臭汗。”写黄昏：“江中还有许多摆夷男女，在一起沐浴，大家顽皮地互相泼水，或者高声唱歌，好像对炎热的太阳挑战，太阳终于自甘失败，很快地隐到山后去了。暮色茫茫，遍地响起了歌声。”（252-253 页）在美轮美奂的文字与意境中，读者亦不由伴随作者的美妙感受而深深陶醉，对其把车里视为理想的精神家园，也无形增添了几分理解。

姚荷生在描写风景的同时，还善于把哲理思考与现实体悟巧妙融于一体。比如在从元江到墨江的路上：“忽然从山顶传来一阵隐隐的钟声，悠远而沉郁，直送到人的灵魂的深处。令人反省，使人梦想，想到那缥缈的仙境，极乐的佛地。我于是明白了为什么寺庙要建筑在深山，为什么朝暮要响起钟鼓了。”“那铛铛的声音始终缭绕在我耳边，激起我神秘的幻想。”（23-24 页）这就把关于宗教与灵魂的形而上探索，融汇于对神秘自然的超验体验中。在赶这段路程的时候，又正逢除夕夜，这引发了作者的羁旅愁绪：“夜里躺在床上，想到抗战以来的颠沛流离，几年度新年都在万里异乡中过去，又想到国势危急，家乡残破，老亲倚闾，自己学不成，事不就，百感俱来，辗转反侧，终夜不能安稳睡着。”（25 页）国仇联结乡愁，读书何以报国，都尽现于“断肠人在天涯”的思绪中了。由此可见，作者一方面对于存在等人类终极命题予以追问，另一方面又不忘观照现实，从而为读者形象地呈现了独特的边地之旅。

优美的景致描写，既为《水摆夷风土记》增添了不少赏心悦目的诗情画意，又促使读者不断思考。对于诗人荷尔德林“人诗意地居住”，哲学家海德格尔如此阐释：“诗意建造了居住的特别本性。诗意和居住并非相互排斥。相反，诗意和居住同属一起，相互呼唤。”[8]他所谓的居住，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指代，而把居住和诗意放在一起论述，也可视为对于理想精神家园的祈望吧。在姚荷生笔下，美妙的自然环境书写，明显体现出一种对于远离尘嚣的精神圣土的向往。虽然他把车里视为战时的世外桃源，具有浓重的乌托邦倾向，但在他的书写中也明显可以使人体会到，人类对于诗和远方的向往始终不会停息。这也是姚荷生充分融入生命体验的风景书写的意义所在吧。

《水摆夷风土记》是民国时期对车里，乃至整个云南中南部腹地予以详细记述描绘的一部游记，弥足珍贵。全书既有对于边地自然地理、民族风情严谨细致的考察记述，又有对于沿途社会风貌、人情世态生动精彩的描绘刻画。作者一方面饱含忧患意识，对于不良的政情民风予以针砭；另一方面则在车里的水摆夷那里，找到了与自己内在精神相契合的一面，由此建构了颇具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家园，不过也体现出一定的矛盾与困惑。在书中，体现出作者本人非常复杂的人生哲学，其中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儒家入世文化的印痕，亦有顺乎自然、乐天知命的老庄哲学的出世取向，同时也彰显了传统文人的名士气以及浪漫主义情调。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追寻现代性途程中，复杂精神面貌的折射。作者从探险者、发现者、体验者的多重视野出发，以优美的文笔，书写了一段颇富传奇色彩的云南边地旅行记。本书无论对于了解云南抗战时期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抑或在彰显现代云南游记的美学品位、艺术造诣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实有重新发掘、审视之必要。

注释：

① 在《水摆夷风土记》中，多用车里即景洪的旧城，来指代西双版纳。为行文方便，本文亦以车里作为西双版纳的称谓。在惯常意义上，水摆夷多指依水而居的傣族，从而与居于半山坡或溪谷地带的旱摆夷相区分。亦为行文方便，本文以水摆夷作为西双版纳的傣族同胞的专门称谓。

② 本文作品引文均据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1 月版《水摆夷风土记》，页码随文标出，不另行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