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组织转型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基于17所院校的数据分析

王艳梅，徐明祥

（1.楚雄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2.楚雄师范学院 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一、问题提出

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是指地处民族地区的州市、通过升格转制而来、以地方生源为主、以服务民族地区（培育特色人才、传递特定文化、服务特别决策）为宗旨的本科院校。自2014 年178 所高校（主要为新建本科院校）发表驻马店共识以来，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转型为应用型高校等已成为大多数新建本科院校的战略选择。同时，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央的一项基本方针”“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办好民族地区高等教育”[1]。显然，通过高等教育培育民族地区所需的应用型人才，进而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最终提升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已成为政府与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的共识与行为。对于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而言，升格转型意味着发展目标、组织结构、专业结构等的系统性调适，蕴含着从专科向合格本科、高质本科、应用型本科、应用型大学或综合性大学等的持续性、整体性的转型。然而，群体性的组织表达目标与组织实际实践之间的“脱耦”或巧妙的“目标替代”导致新建本科院校学科组织转型滞后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而导致其发展的同质化及对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作用弱化。从更深层次看，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中观层面的组织（新建本科院校）、微观层面的个人（教师、学生等）在组织转型议题上进行了巧妙的博弈与制度的“再制定”。

那么，在持续的转型中，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的现实样态是什么？面临哪些困境？现实样态、困境背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课题组拟通过实证研究围绕上述问题系统剖析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转型的具体样态、面临困境及其背后的形成逻辑，这对于贯彻国家民族政策、推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与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应用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样本选择

为兼顾样本的全面性与代表性，课题组从民族自治州和没有样本的民族自治区选择了17 所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公办）为研究对象（表1）。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AGIL 模型，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行动之间必须实现动态调适，方能有效满足社会的功能需求及组织与内外环境的动态和谐。为此，从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目标、组织结构（学生规模、专业规模）、组织行动（学科设置、专业布局）方面搜集数据，样本数据来自各院校的官网（教务处、招生就业处等），数据采集时间为2020 年3 月20 日至4 月20 日，数据分析情况详见表1 ～表8。

三、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组织转型的具体样态

（一）持续的“去师范化”

从建校基础看（表1），100%样本以“师范”为建校基础，但从升本后的校名看仅有6 所院校（比率为35.29%）使用“师范”，其中的3 所则采用“民族”“师范”兼含的平衡策略。若细致考查6 所师范院校的专业构成情况，则发现非师范专业占所有专业总数比率均值为65.34%。需要说明的是校名未包含“师范”的院校，依旧设置师范专业，师范专业占所有专业总数比率均值为30.24%，与校名包含“师范”的院校并无显著差异。而在发展目标中定位为“教师教育”或“师范”的仅有楚雄师范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宁夏师范学院 4 所（占比23.52%）。为改变师范类专业衰微的形态，100%样本院校在进行师范类专业的转型、改造，如心理学转设为应用心理学、英语转为商务英语、数学调为数学与应用数学、汉语言文学增加文秘方向或改为应用语言学（藏汉双语或彝汉双语）等等。可见，以“师范”为建校基础的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呈现出群体性的“去师范化”现象。

表1 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基本情况表

续表1：

（二）“应用型”发展的高度认同

从发展目标看（表1），定位为“应用型”的比率为76.47%。若详细考察发展目标中未包含“应用型”的大学，则发现均强调应用型人才培养，如大理大学先后被云南省确认为“国际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2008 年）、“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示范院校建设单位”（2019 年）；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已被贵州省确立为“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试点学校”（2015年）；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先后被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批准为“民族院校应用型学科专业重点建设研究基地”（2015 年）、“外语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基地”（2015 年），并与中软集团、北京东方智业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合作培育应用型人才；宁夏师范学院为“首批整体应用转型试点高校”。从“民族性”特色看（表2），样本院校或从发展战略、或从发展目的、或从历史使命、或从机构设置、或从角色扮演、或兼而有之，均从“民族性”方面深化“应用型”。从学科设置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工学、艺术学、管理学等应用型学科设置比例为100%。若详细分析具体的专业，则发现冶金工程、网络与新媒体、舞蹈表演、视觉传达设计、财务管理等市场需求比较旺盛专业设置率比较高。若加上师范类专业的转设为应用型专业，应用型专业的数量可达70%以上。由此可见，在应用型转型的宏观政策导引下，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已从发展目标、机构设置、专业设立、试点项目获取、产学合作等方面落实组织转型，已形成较高的认同度。

表2 “民族性”特色情况

（三）组织结构的巨型化发展

从学生规模看（表3），0.5 ～1 万、1.01 ～1.5万的样本院校所占比率合计88.23%，其中学生人数最少的宁夏师范学院已达到7113 人（大于教育部批准成立时暂定的学生规模5000 人）。学生规模在万人以上的样本院校比率为76.47%，其中学生规模最大的西昌学院、百色学院人数分别达19100 人、20714 人。从占地面积看（表4），1001 ～1500 亩、1501 ～2000 亩的样本院校所占比例合计58.82%，其中占地面积最小的呼和浩特民族学院为530 亩。占地面积在1000 亩以上的样本院校比率为70.59%，其中占地面积最大的西昌学院、大理大学分别到1900 亩、2300 亩。从专业规模看（表5），31 ～40个、41 ～50 个、51 ～60 个的样本院校比率合计88.23%，其中专业规模最小的阿坝师范学院为20 个，而大理大学的专业规模最大已达68 个。显然，从学生规模、占地面积、专业规模三个方面看，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已实现巨型化发展，成为巨型大学。

表3 学生规模（单位：万）

表4 学校占地面积（单位：亩）

表5 专业规模（单位：个）

（四）学科与专业设置的高度同质化与就业偏低或红牌专业高频出现

从学科设置情况看（表6），工学、理学、艺术学、教育学、文学、管理学、法学7 个学科的趋同比率为100%，经济学、历史学、农学的趋同比率分别为82.35%、82.35%、76.47%。在11 个学科中，高度趋同的学科为10 个，趋同比率为90.91%。从专业情况（表7）看，汉语言文学、英语、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音乐学、化学、体育教育、美术学、表演（舞蹈表演/音乐表演）、学前教育共10 个专业趋同比率为100%；环境设计、物理学、环境设计、思想政治教育4 个专业趋同比率为94.11%；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财务管理、视觉传达设计3 个专业趋同比率为82.35%；舞蹈学、历史学、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生物科学、统计学、历史学6 个专业趋同比率为76.47%；艺术设计、金融学、会计学、翻译、商务英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应用心理学的趋同比率分别为70.58%、64.70%、58.82%、58.82%、52.94%、52.94%、52.94%。在众多的专业中，共有30 个专业的趋同比率超过50%。根据教育部与麦可思2009-2019 年统计的就业偏低或红牌专业出现频率前10 的专业（表8），样本院校中有8 个专业出现比率超过50%，剩下的2 个专业出现比率也超过了40%。以英语、美术、体育、数学等为代表的就业率偏低或红牌专业是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以“师范”为建校基础的历史遗迹延续与自我保护，这是升本后对升本前制度的路径依赖。

表6 学科设置

表7 专业趋同情况（前30 个专业）

表8 就业率偏低专业或红牌专业趋同比率

四、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组织转型的形成机制

“大学组织转型通常是一个组织长期（至少10 ～15 年）演变的结果。”[2]依据表1 统计核算：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升本转型时间均值为15.53年，为什么以“师范”为建校基础的样本院校在长期的演变中持续“去师范化”呢？甚至名为师范学院实则不断“去师范化”或不懈推进综合化发展？样本院校为什么不断追求巨型化发展？组织分析的制度主义认为，合法性需求与效率性需求是导致组织制度趋同的关键原因。令人不解的是，在区域发展如此多元化、不均衡的背景下，样本院校在学科与专业设置方面为什么高度趋同？为什么依旧保持教育行政部门频频警告、市场需求偏低的专业？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历史进程、利益攸关者等导致组织被锁入初始路径。

（一）基于政府政策的合法逻辑

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作为强制度环境弱技术环境的典型组织，在资源高度依赖政府的场景下，主动或被动遵循政府政策的规制，获得合法性是其发展历程中的最为重要的发展逻辑。从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历程看，以政府政策为规制依据，其进行了三次关键性的制度变迁，即全面管制时期（1949—1990 年）、有限管制时期（1991—2009 年）、自主发展时期（2010 年以后），特别是后两个时期的系列政策从根本上推动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走上应用性、民族性、再师范化或新师范化的发展道路。如《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提出：“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3]再如《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15）、《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先后提出：“引导一批民族地区普通本科高校和民族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4]“基本形成以国家教师教育基地为引领、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支持中西部地区提升师范专业办学能力。”[5]这些系列政策从根本上鼓励以“师范”为建校基础的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走上上述的发展道路。但囿于师范办学的惯性与行业壁垒的消散，样本院校发展在师范与非师范、行业化与地方化、综合化与师范化之间“彷徨”，由此制度合法与技术效率相互博弈，但制度合法常常更胜一筹，如通过与政府共建增强合法性，建设模式有“省（区）州共建，以省（区）为主”“省州（区）共建，以州（区）为主”“省（区）与国家民委共建”“省（区）与教育部共建”等；如发展目标在强调“应用型”共性的前提下，或侧重教师教育、或偏重民族性、或着重地方性、或重视国际化、或兼而有之。在强制性变迁与诱惑性变迁的双重力量推拉下，样本院校对“应用型”发展的政策规划高度认同，亦在发展目标、专业设置、具体行动等方面采取了政府所期待的行动。现实的情况是“在单位内部，关系行动引致的是以谋取私利为目标的小集团或派系行动；而在单位外部，关系行动导致的是……个人关系网的建立以及国有资源的不断流失。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单位组织内变革制度的集体行动的缺失或不足，从而也决定了在单位组织内部产生自下而上改革的不可能性。”[6]显然，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作为典型的单位组织，在“自下而上改革的不可能性”的形态下，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超越诸多“小集团或派系”行动的、强制性与诱惑性相融合的组织变革是必然的。在必须变革的情景下，组织整体、各个“小集团或派系”为获得合法性，主动或被动按照政府规制行动。

（二）基于市场需求的效率逻辑

作为主动行动者的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不断将外部环境特别是政府规制内化为组织行动策略，由此有效实现合法性的再生产。然而，2003 年11月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为代表的100 多所非师范院校发布《非师范院校积极参与教师教育的行动宣言》，并以全国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协作会为组织载体，自此教师教育市场进入联盟竞争时代。同时，《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02）、《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15）等先后提出“资助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建设一所起骨干示范作用的高等学校”[7]“以就业为导向，调整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学科专业结构，重点提高工、农、医、管理等学科比例，支持办好师范类专业，提升民族特色学科水平。”[8]剧烈的市场化竞争特别是（教师教育市场）与特殊的政策倾斜，主动行动者的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一方面从学生规模、占地面积、专业规模等方面加速扩大发展规模，形成规模化办学样态。柳友荣（2012）[9]随机调查120 所新建本科院校的负责人，结果表明：发展较好的新建本科院校一般以应用型为发展目标，学生规模为1 ～2 万人，专业规模在20 ～40 个之间，并与州市政府在新校区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良性互动。这正与样本院校的巨型化发展相互印证。另一方面不断强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办学策略。这种办学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力争实现国家民委的“共建”支持（如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或成为应用型转型试点院校（如宁夏师范学院、河池学院、百色学院、赤峰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西昌学院、阿坝师范学院等），或获得其他项目的特别资助（如阿坝师范学院被批准为教育部“科学工作能力提升计划（百千万工程）”首批试点院校；宁夏师范学院成为自治区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学校；大理大学被核准为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等等）；微观层面，不懈改造、设立应用型专业，即改造师范类专业（如应用语言学（藏汉双语）、应用语言学（英藏翻译）、汉语言文学（文秘方向）、汉语言文学（高级涉外文秘）等），设立与市场比较紧密的工、农、医、管理等学科的专业，如人工智能工程、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动物医学、财务管理等。

（三）基于历史路径的依赖逻辑

从根本上说，“去师范化”及应用型转型是基于政府规制的合法逻辑，而巨型化发展及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办学策略是基于市场需求的效率逻辑，那么学科与专业设置的高度趋同、保留部分就业率低或红牌专业的行为逻辑是什么？经济史学家保罗·阿兰·大卫（David，P.A）在《克利俄和QWERT 经济学》[10]中探索QWERTY 键盘比DSK 键盘低效却为何长期流行？认为这种“长期流行”的原因在于“与历史进程相联系”的路径依赖。

1.学科与专业设置的路径依赖

在全面管制时期，样本院校的前身——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作为行业院校必然在组织核心要素方面高度统一，如在学科布局方面必然是教育学、文学、理学、法学、艺术学，相应的专业必定是教育学、心理学、汉语言文化、数学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音乐教育等。在有限管制与自主发展时期，随着高等教育从全面管制向强制性变迁与诱惑性变迁相融合转变、教师教育综合化改革、民族教育倾斜性发展规划、多元利益攸关者诉求显性化等，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主动或被动布局工学、管理学、经济学、农学、医学等学科，下设的专业肯定是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财务管理、金融学、农林经济管理、动物医学、护理学等。同时应用性改造师范类专业（如数学与应用数学等）、开设市场需求较大的专业（如教育技术学、学前教育等）。上述的学科或专业要么依托传统师范资源进行相关多元化（如小学教育分为中文方向、数学方向、艺术方向、英语方向等），要么属于与市场密切相关、专业门槛低、投资较少的应用软学科（如财务管理、护理学等），而较少设置门槛高、投资额度大的应用硬学科，医学趋同比率仅为23.52%便是印证。显然，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基于历史进程的行动，这便是样本院校学科与专业高度趋同近20 年的行动逻辑。

2.就业率偏低专业或红牌专业的路径依赖

据某新建本科院校教务长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披露[11]，该校36 个本科专业，“红牌”与“黄牌”专业占比为44.44%；若这些专业停止招生，最艰巨的任务是：“老师（特别是年龄在45 岁以上）如何分流或转岗”“在读学生未来怎么办”。从深层看，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转型是教师群体的转型，是学生群体的转型，是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转型。徐明祥、王艳梅（2018）[12]以全国103 所新建本科院校为样本统计分析发现：在传统学术逻辑的驱动或以学术型大学为发展目标的导向下，新建本科院校在教师的招聘、继续教育、考评与晋升等人力资源管理环节均出现了“学术漂移”问题。这说明传统、保守的教师（特别是副教授、教授、中高层管理者）已成为存量改革、深层改革的系统性阻碍力量。同时，在民办高校高额学费、声誉欠佳以及艺体生升学机制、学生漂移①（如高职院校学生以升本为学业目标、新建本科院校学生考硕热潮）等的驱动下，以美术学、体育教育、表演等为代表就业偏难的专业招生还非常理想。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生读大学目的或为满足个人兴趣、或为实现个人理想、或为获得本科文凭……这为部分红牌专业提供了充足的生源供给。高校作为利益攸关者组织，核心利益攸关者（管理者、教师、学生等）选择为就业率偏低专业或红牌专业的生存提供了充盈的市场空间与丰沛的资源供给，这种制度性力量使新制度的采纳比较困难，而沿着泛黄的旧路前进依旧是部分利益攸关者的抉择。

五、结论与思考

通过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组织转型的具体样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可看出：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组织转型是合法逻辑、效率逻辑、依赖逻辑相互驱动、纵横交织的结果，如“去师范化”“应用型”转型既是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遵从政府政策、赢得合法性的顺势之举，又是主动规避教师教育综合化改革风险的有效策略；组织“巨型化”发展、“学科与专业趋同”既是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主动迎击市场竞争的结果，又是政府激励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办学的结果；“就业率偏低专业或红牌专业”既是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内部历史延续性发展的结果，又是政府默许的结果，甚至从满足学生顾客需求看其亦是有效率的。简言之，不同逻辑相互关联，并处于矛盾与不均衡状态，这意味着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组织转型尚处在多元利益攸关者的拉扯之中、处于待完成的非均衡状态。那么，如何完成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组织转型呢？胡赤弟[13]、王保华与张婕[14]等研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教授治校、政府集权、董事会托管等管理模式之后，现在走向利益攸关者共同治理的新模式。为此，在治理层面，构建多元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关键利益攸关者共同治理，从而实现错综复杂利益的有效整合，进而推动组织转型均衡形态的持续形成。同时，在中央政府教师教育、民族教育等倾斜性政策的主导性下，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民族文化—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机制的推动下，在新建本科院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的拉动下，基于师范性、地方性、民族性的再行业化战略必然成为一种共生互促的发展动力，以此促进传统学科专业转型升级与新建学科专业融合提升，进而实现师范化与综合化、学术型（或学术逻辑）与应用型（或应用逻辑）、规模化与高质化、共性与特性的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合法逻辑、效率逻辑、依赖逻辑的协同建构。

注释：

① 学生漂移是指学生倾向于在传统大学获得学位、追求更高学位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