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道路

摘/龚依文

一个人的道路

摘/龚依文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苇岸和他的朋友海子，是昌平的文化地标。两个人都早逝，两个人也都寂寞。不同的是，海子是在喧嚣中寂寞，苇岸是在寂寞中寂寞。因为他的写作，至少领先了他的时代20年。

我于1960年1月7日，出生在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据祖父讲，我们祖先是最早来这里定居的人家之一。这座村庄，位于我所称的华北大平原开始的地方。它的西部和北部是波浪起伏的环形远山，即壮美的燕山山脉外缘。每天日落时分，我都幻想跑到山顶上，看看太阳最后降在了什么地方。我曾认定，太阳落山后，是从山外绕回到东方去的。而我那时的山外，就是外国。

这个大平原的开端，给了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与所有乡村的孩子一样，它们是由贫匮、欢乐、幻想、游戏、故事、冒险、恐惧、憧憬、农事等等构成的。我时常缅想它们，但我还从未将它们写进我的散文。当我看到华兹华斯“童年是男性人的父亲"的说法时，我对他的这句话感触很深。

那时村子东西都有河。村里的井也很多，一到夏天，有的只用一根扁担就能把水打上来。每年，麻雀都选择井壁的缝隙，做窝生育。雏雀成长中，总有失足掉入井里的。此时如果挑着水桶的大人出现，这个不幸的小生灵便还有获救的可能。我从小就非常心软，甚至有些极端。我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杀一只鸡。我的这种心地，与血缘有关。我的乡村童年和少年时代，读物是匮乏的，我现在已全然想不起那时读过什么书了。关于文化，最早给我留下印象的是电影《马兰花》和《人参娃娃》。在故事方面，先是叔祖母的民间故事，后是四姑的古典小说。在文学上，四姑是我的启蒙者。而我的祖父，一个秉性鲜明、极重尊严、与所有家庭成员都保持距离的人，给了我另一种精神：从我懂事起，直到一年前，年过80的老人突然瘫痪，他从未间断每晚睡前的日记。

我对使用文字，很早就有兴趣。中学时，我曾尝试写过小说，一个乡村少年的故事：顽皮，但好心；为了老师午休，试图赶走树上所有的蝉……我这篇唯一的小说，并未写完。我还模仿写了一些动物寓言，它们其实说明了我那时即开始的“文以载道”倾向。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使我稍后得以走进大学的校门。我的诗歌时期，对我的散文写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除了一种根本的诗人特有的纯粹精神，恰如布罗茨基所讲，散文作家可以向诗歌学到：借助词语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产生的特定含义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赘语。的确，“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诗歌创作的经验，他的作品难免累赘冗长和华而不实的弊端”。对我来说，我努力去做的，即是将散文作为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写作。

我的第一篇散文《去看白桦林》，写于1988年初。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此时我已经有了一个令我满意的工作：与社会可以保持必要的距离，夜晚授课、而将上午——每日官能最清澈的时刻——献给阅读和写作。我喜爱的、对我影响较大的、确立了我的信仰、塑造了我写作面貌的作家和诗人，主要有：梭罗、列夫·托尔斯泰、泰戈尔、惠特曼、爱默生、纪伯伦、安徒生、雅姆、布莱克、黑塞、普里什文、谢尔古年科夫等。这里我想惭愧地说，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未能进入我的视野。一个推崇李敖、夸耀曾拧下过一只麻雀脑袋的人，曾多次向我推荐《厚黑学》，但我从未读过一页。而伟大的《红楼梦》，今天对我依然陌生。不是缺少时间，而是缺少动力和心情。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唯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海子曾说：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

我的笔名“苇岸”，最初来自北岛的诗《岸》，也有另外的因素。我不仅因“我是岸／我是渔港／我伸展着手臂／等待穷孩子的小船／载回一盏盏灯光”这样的诗句，感到血液激涌；更有一种强烈的与猥琐、苟且、污泥的快乐、瓦全的幸福对立的本能。我这样讲，并非意味着我在我的生命衍进中，从未做过使自己愧怍的事情。对于它们，如毛姆在《七十述怀》里写的那样，我希望我说：这不是我做的，而是过去的另一个我做的。

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人类的增光者”。我希望在我晚年的时候，我能够借用夸齐莫多的诗歌说：“爱，以神奇的力量，／使我出类拔萃。”

栏目主持人：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