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书》与新旧《唐书》中关于南诏记载之比较

刘金泉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一、《蛮书》与新旧《唐书》的作者及成书背景

《蛮书》是由唐懿宗时期（公元859—873年）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樊绰根据史料和自己对南诏地区的调查所撰写的。樊绰跟随蔡袭到安南上任时，正巧遇上了南诏世隆（第11任南诏王）第三次进攻安南，战争非常残酷，在南诏攻陷安南的时候，蔡袭和樊绰的长子及其家属奴婢等全部死于战乱之中，只有樊绰一人凫水渡过富良江得以幸免。樊绰意识到南诏问题对于唐朝关系重大，尤其是在国防和边疆问题方面，于是他开始收集资料、展开调查，著作此书，成书后交托襄州节度押衙张守忠进献朝廷，希望有一天能够“破其蚁聚之众，永清羌虏之蛮”[1]18。

《旧唐书》原称为《唐书》，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篡的《新唐书》，因而被称为《旧唐书》。记李渊建立唐朝（公元618年）到唐朝灭亡（公元907年）为止290年的历史，保存着众多的原始资料，是研究唐朝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旧唐书》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开始编修，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编篡完成，历时四年多。因自唐朝起，国家设置史馆，宰相监修史书成为制度，因而当时历任后晋宰相的赵莹、刘昫均担任过监修，刘昫担任监修时完成了对《旧唐书》的编篡，故题为刘昫撰，实际上赵莹为监修《旧唐书》用功最多，为编修《旧唐书》出力最多的是张昭远、贾绅，赵熙、郑受益、李为先、吕琦、尹拙等人也参与了编修。

《新唐书》由北宋欧阳修、宋祁等奉命修撰，参与编篡的还有范镇、宋敏求、王畴、吕夏卿等。于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5年)开始编修，至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成书，历时17年。记事起止时间同《旧唐书》大概一致，是研究唐朝历史的重要史料之一。本书修撰的原因是因为北宋有人认为：“窃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沫，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成之至难，理若有待。”[2]6471

二、文本内容关于南诏记载之比较

《蛮书》全书一共十卷，主要叙述了南诏与唐朝之间、南诏内部以及与南诏疆域相连诸国的位置、路程、风俗等基本情况，对沿途所经过的山脉与河流以及沿线分布在周边的西爨白蛮、东爨乌蛮、独锦蛮、弄栋蛮等数十个族群的族名、属类、居地、服饰、风俗等做了详细记载；梳理了六诏合一建立南诏国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六睑和主要城镇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居民类属等情况；记载了南诏国境内物产和南诏国的风俗文化以及南诏国的官制等。

《旧唐书》本纪二十卷中除了卷二十外，卷一至卷十九中均有涉及云南事迹，大多都与朝贡、兵事战争有关，记载极其简略。《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主要记载了南诏蛮的世系和与唐交往的大事件，西南诸蛮如东谢蛮、西赵蛮、牂牁蛮等族群的位置、风俗以及与唐和南诏的关系。《旧唐书》人物列传部分涉及云南的卷数粗略统计约五十卷，主要是在唐朝二百九十年间的臣僚，或是任益州长史、剑南、西川节度使统治管理西南，或是奉命出使云南，亦或是建言处理云南事务，涉及南诏事迹较多的传记有《韦仁寿传》（卷一八五）、《杨国忠传》（卷一〇六）、《韦皋传》（卷一四〇）、《袁滋传》（卷一八五）等。

《新唐书》本纪十卷全部涉及到了云南事迹，记载内容大致与《旧唐书》一致，记载多是与朝贡、兵事战争有关。《新唐书》本纪十卷出自欧阳修之手，与《旧唐书》相比，卷帙少了一半，文字量更是删减了十之六七，记载更为简略，有“春秋笔法”之称，很多南诏与唐交往的大事件，如韦皋招徕南诏、异牟寻重新归附唐朝、袁滋奉旨册异牟寻为南诏、西川节度的任命等本纪部分均无提及，而选择在列传部分记载。《新唐书·南蛮》主要记载与南诏有关的事务，在贞元以前基本上是采用《旧唐书》的内容，进行了文字的精简，贞元之后采录众书进行了增补，将《旧唐书·南蛮》南诏传二千三百余字增补至一万数百字。《新唐书》人物列传部分涉及云南事迹的记载与《旧唐书》一致，只是在详略程度和个别细节部分有所出入。

三、史料价值比较

（一）史料的来源

樊绰身为蔡袭的属官，在安南做官多年，《蛮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进行细致调查的结果，史料价值颇高。对此，马长寿先生有过高度的评价：“樊绰在交州作官多年，有些云南城镇他亲自去过；有些军事上、政治上的报道，是他亲耳所闻，亲目所见。因此《蛮书》对于研究南诏史的价值，由古及今真是第一手的可靠史料。”[3]23但是，经过对比查看，还是可以发现《蛮书》有部分史料应该是根据前人的记载撰成的，比如从史料记载时间上来看，许多事件发生的时间应该早于樊绰生活的年代，所以应当是采录自前人的记载，如“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贞元年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1]67-68樊绰展开调查发生在咸通初年，是在距离贞元年间百年之后，因此，这条史料应当是转引前人。从作者的活动空间来看，樊绰的实地考察主要开展在南诏与唐的战争时期，因此他的调查活动范围应该不大，很多边远地区并没有实地考察，如第十卷提到的骠国，他应该没有亲自到过，是参照前人书籍。从记载文本内容上可以看出更多端倪，如异牟寻进献琥珀，遣使与袁滋同行至唐朝等事迹，应是采自前人记载。在樊绰撰写《蛮书》之前，唐人有关南诏的记载，大致有梁建芳《西洱河风土记》、韦皋《开复西南夷事状》、韦琯《云南事状》一卷、袁滋《云南记》五卷、韦齐休《云南行记》二卷、徐云虔《南诏录》三卷、达奚洪《云南风俗录》十卷、卢携《云南事状》一卷、窦滂《云南别录》一卷、《云南行记》一卷等，[4]1中，可以明确确定的是，樊绰的《蛮书》中，一个重要史料来源是袁滋《云南记》。

唐代开始盛行实录，每当一个皇帝去世以后，后继者即令臣下为之修撰实录，故《旧唐书》本纪部分有关西南的史料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实录。本纪部分记载云南事迹，如《中宗纪》记唐九征击姚州蛮、立铁柱事，《玄宗纪》记鲜于仲通、李宓两败西洱河事，《德宗纪》记韦皋招徕南诏、异牟寻通好于唐事等，这一部分史料记载皆简明有理，史料价值相对较高，而宪宗、文宗诸篇，文字烦冗，略无节制，史料价值相对一般；而武宗、宣宗以下，内容疏漏较多，记载无年无日，诸事记载于某月之下，几乎不分先后，并且任命官职也无具体时间，史料价值相对最低。[5]363《旧唐书》列传涉及南诏记载的部分，如卷一九七《南蛮》等，史料来源主要是唐国史馆的记录、朝报、史牍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出自于韦皋的奏疏《开复西南夷事状》。

《新唐书·南蛮》南诏传在贞元以前的部分采录自《旧唐书·南蛮》南诏传之文，进行了文字的精简，故在这一部分中，《旧唐书》是《新唐书》的史料来源，《旧唐书》的史料价值高于《新唐书》。《旧唐书·南蛮》南诏传自南诏世系以下所记载的事迹，如寻传蛮、裸形蛮、独锦蛮、施蛮、顺蛮、磨些蛮、茫蛮、弄栋蛮、汉裳蛮等摘录自樊绰《蛮书》的第四卷；“凡调发，下文书众邑”至“外算官记王处分以付六曹”，约三百字，摘录于《蛮书》卷九；“祁鲜山之西”至“日驰数百里”约一百七十字，摘录自《蛮书》卷六末条和卷七[6]384，等等，不一一枚举。在这几部分中，《蛮书》的史料价值高于《新唐书》。此外，《新唐书·南蛮》南诏传的史料来源还有徐云虔的《南诏录》。

（二）史料的互补

从三本书的史料来源分析可知，新旧《唐书》很多关于南诏的史料取自于《蛮书》，但《蛮书》史料价值贡献却不止于此，它还保存着一些未被新旧《唐书》采录的重要史料，如点苍山会盟誓文。

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五月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去贞元四年，奉剑南节度使韦皋仆射书……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赵莫罗眉、扬大和眉等赍仆射来书，三路献表，愿归清化，誓为汉臣后……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请准此誓文，神祗共罚……[1]261-268

樊绰《蛮书》附录将会盟的誓文全文保存了下来。《南诏德化碑》记载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并且记载有具体的时间，可以结合其他的史料进行相互印证。从碑文中还可以探讨出许多东西，比如，碑文中用到了“所管疆土”一词，这说明此时的南诏国力强盛，开始具有国家意识，与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时期的藩属关系已经发生变化。

《旧唐书·南蛮》南诏传之文是《新唐书·南蛮》南诏传在贞元以前的部分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新唐书》在采录的时候进行了文字上的精简，而《旧唐书》则保留下了更多更为细节的信息，下举一例：

元和三年十二月，以异牟寻卒，废朝三日。四年正月，以太常少卿武少仪充吊祭使，仍册牟寻之子骠信苴蒙阁劝为南诏王，仍命铸“元和册南诏印”。七年十月，皆遣使朝贡。十一年五月，以龙蒙盛卒，废朝三日。遣使来请册立其君长。[6]5284

元和三年，异牟寻死，诏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子寻阁劝立，或谓梦凑，自称“膘信”，夷语君也。改赐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劝龙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7]6281

通过以上新旧《唐书》两段史料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旧唐书》记载“元和三年十二月”，而《新唐书》则只有“元和三年”缺少了具体月份；《旧唐书》记载唐朝为异牟寻及劝龙晟的去世进行了两次“废朝三日”，“废朝三日”这举动也可以传达很多信息，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配合其他史料来解读在这一时期南诏与唐朝保持了较好的藩属关系。诸如此类的细节但关键的信息，《新唐书》往往略去不记，而《蛮书》也无记载，这时《旧唐书》对于研究南诏历史的史料价值就尤为凸显。

《新唐书》虽然从《蛮书》《旧唐书》采录了许多史料，但因其成书较晚，广泛参照、采用多种史料，尤其是编篡《旧唐书》时不易看的史料，因而补充了许多前两书中不曾记录的关于南诏的重要史料。比如：

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力。……德宗发禁卫及幽州军以援东川，与山南兵合，大败异牟寻众，斩首六千级，禽生捕伤甚众，颠踣厓峭且十万。异牟寻惧，更徙苴咩城，筑袤十五里，吐蕃封为日东王。[8]6272

《新唐书·南蛮》南诏传记载的异牟寻与吐蕃合力进攻唐朝战败，因而被吐蕃由赞普钟降为日东王，地位由原来的兄弟之国被降为附属国家，南诏的政治利益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一事件是南诏与吐蕃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对于理解南诏在三角关系角逐中的选择至关重要。再举一例如下：

后五年，乃决策遣使者三人异道同趣成都，遗皋帛书曰：异牟寻世为唐臣，曩缘张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为澄雪，举部惶窘，得生异计。鲜于仲通比年举兵，故自新无繇。代祖弃背，二蕃欺孤背约。神川都督论讷舌使浪人利罗式眩惑部姓，发兵无时，今十二年。此一忍也。……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罗式甲士六十侍卫，因知怀恶不谬。此一难忍也。……此四难忍也……[8]6273

《新唐书·南蛮》南诏传记载的异牟寻致韦皋书详细说明了吐蕃想要占领西南地区吞并南诏的野心。异牟寻从世为唐臣说起，阐述南诏在生存压力和现实利益下的四忍四难忍，以期能得到唐朝的理解和原谅，并希望重新和唐朝结好。这两处史料的记载对于研究南诏与唐、与吐蕃的关系尤为重要，然而《蛮书》与《旧唐书》却没有记载这些史料。从这一角度来看，《新唐书》补充了关于南诏的重要史料，对于研究南诏历史文化尤为关键，史料价值极高。

此外，由于《新唐书》编篡完成的时间最晚，参照的史料最多，《新唐书·南蛮》南诏传关于南诏事迹记载的时间最长，记载了从细奴逻至南诏灭亡约二百五十年的史料。其中记载的世隆时十七年事迹占到了全文的一半文字，补充记载了南诏后期发生战事，其详细程度为其他二书不曾有，这为后人研究南诏历史提供了更为丰富、全面的史料。

（三）史料的互校

三本书在史料的记载上难免会有错漏或失实之处，利用三本书以及《资治通鉴》等书籍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校对。这也是三本书的史料价值所在之处，今借向达参照新旧《唐书》校对《蛮书》失实之处的几个例子来简单说明。

时傍母，蒙归义之女，其女复妻阁罗凤。[1]56

《新唐书·南蛮》南诏传记载，“时傍母，归义女，其女复妻阁罗凤。”[8]6293根据文本上下的语境来分析，可以推测在“妻”字上应该有“其女复”三个字，应该是《蛮书》在流传过程中传抄造成的脱误，因此向达在校注时参考《新唐书》文本，补上了“其女复”三个字，以便文本内容更加完整。

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同列。每日见南诏议事，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度。有事迹功劳殊尤者，得除授清平官。[1]221

《蛮书》的原文在“除授”二字之后便为句号，向达据《新唐书·南蛮》“大军将十二，与清平官等列，日议事王所，出治军壁称节度，次补清平官。”[8]6269此条史料的记载，认为“除授”之下应有“清平官”三字才能保证语义通畅，《蛮书》的原文可能是在传抄中与下文的“清平官”三字混淆，故而遗落的。

伏缘数年之间，当州镇厘革南诏入朝人数，纵有经过者，邮传残薄。兼缘安南大中年奏请隔绝南诏往来通好……[1]254

《蛮书》原文写作“大中牟”，向达根据新旧《唐书》的相关记载，认为“牟”字是“年”字讹传，因此在校对过程中将其改正过来。

四、作者民族观比较

三本书的作者都是传统中央王朝的臣僚，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在书写历史时无不受到“尊王攘夷”“夷夏之防”的大汉民族思想影响，如同方国瑜先生所说，“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有其意图，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须结合历史实际进行综合研究，揭露撰人之政治倾向与实际目的，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6]3但三本书的作者又因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不同，对待南诏及西南诸民族的态度也有所差别，“不同民族的统治集团具有不同的民族观，决定了不同时段民族史记述的特征，当然也有共同的观念，那就是对正统地位的追求。”[8]3

《蛮书》的作者樊绰跟随蔡袭到安南上任时被南诏进攻，家属随从和上司蔡袭全部死于战争，而他自己也九死一生，于是乃展开调查、收集资料，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帮助唐王朝打败西南的蚁聚之众。因此，在书写《蛮书》的时候，不仅站在唐朝统治者的立场上有大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偏见，而且带有丧子失亲之痛的樊绰对于南诏的描写充满了强烈的敌对色彩。例如，“贼帅”“乌蛮贼人”“蛮贼将”等等，《蛮书》全文皆用“贼”来形容西南少数族群，足可见樊绰对其的敌对色彩；“部落主承上，皆吐蕃伪封为王”[1]94“伪封”一词表现了樊绰对唐王朝正统统治地位的维护以及政治立场中的站位；“俗皆跣足，虽清平宫、大军将亦不以为耻。”[1]208以华夏文明观为标尺来衡量南蛮的习俗，潜台词即是认为“跣足”是可耻的，而位于南诏社会上层的清平官、大军将却不以为耻，以此显示南蛮的不服礼教、野蛮粗俗，不仅于此，樊绰书写时皆以汉为中心、为标尺去衡量，“其余衣服略与汉同”[1]207“其余节日粗与汉同”[1]211“依汉法为墓”[1]216等等不一而足，民族偏见和贬低之情溢于言表。

《旧唐书》作者刘昫的民族观可以从《旧唐书·南蛮》南诏传赞看出一二，“五方异气，所禀不同。维南极海，曰蛮与戎。恶我则叛，好我则通。不可不德，使其瞻风。”[7]5286“恶我则叛，好我则通”说明如果南蛮“好我”，则愿意与其结好相通。“不可不德，使其瞻风。”可以看出作者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碰撞和大融合以后，民族观念较以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的“夷夏之辨”和“夷夏之防”观念在封建王朝的盛世时期和民族大融合势不可挡的步伐中逐渐淡漠，而“天下一家”和“华夷一统”的观念则在“大一统”的局势下日渐增强。[9]90-96

《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代表宋朝统治者的思想对西南诸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偏见，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新唐书·南蛮》南诏传赞曰：“唐之治不能过两汉，而地广于三代，劳民费财，祸所繇生。晋献公杀嫡，贼二公子，号为暗君。明皇一日杀三庶人，昏蔽甚矣。呜呼！父子不相信，而远治阁罗凤之罪，士死十万，当时冤之。懿宗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易》曰：‘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于无备。汉亡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8]6295意思是说，唐朝亡于黄巢，而祸根却在于调徐州兵至桂林戍守南诏。这里很明显地影射北方和西北的辽、西夏值得注意，但对西南的大理国也要谨防。宋朝统治者们认为大理国就是唐朝时期的南诏国，对待大理国的策略就是“欲臣不能欲寇不得”。另外，宋朝将大理国视为外国，足以说明宋统治者们对于西南民族是存在严重的民族偏见和强烈的戒备之心。

五、结语

受个人生活经历、时代背景与政治立场的影响，樊绰、刘昫、欧阳修等在三本史书中的记载有差异却也各有特色。三本书中关于南诏记载部分，从史料来源来看，樊绰的《蛮书》有自己亲身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并且熟悉云南情况，采取前人记载也是选择性的采录，故它对研究南诏的历史史料价值相较最大，方国瑜先生也认为“此书为唐人著述云南史地之专著仅存于世者，亦为考究南诏史事最重要之典籍。”[10]153《新唐书》部分史料采录自《旧唐书》，而部分史料则是对南诏后期的补充记载，因而不能简单而言新旧《唐书》哪一本书对研究南诏的史料价值大小，应该根据某条具体的史料，考察其史料来源再具体分析，正确的做法是新旧《唐书》两书一起使用，相互参考、印证。通过分析三本书的作者民族观的差异，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理解作者生活时代人们的社会记忆，如王明珂所说“历史学者根据史料建构、书写以及出版的历史著作，经常也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史学者与社会大众一样，广泛利用社会记忆，甚至加入自己的创造性想象，来不断产生新的社会记忆。”[11]134因此我们只有从多种文本分析，从不同角度来看历史事件，我们才更能“接近地”认识社会本相与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