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山地区手工业及采矿业发展探究

时间：2024-09-03

何廷明

（文山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文山 663000）

历史上，文山地处偏远，山高箐密，交通不便，汉、壮、苗、瑶、彝等民族杂居，人口稀少，开发较晚。至民国时期，文山境内仍然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除汉族、壮族外，苗、瑶、彝等少数民族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狩猎采集的原始农耕、游耕生活，［1］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缓慢，农民生活十分贫困。因此，在农业之外，农民还需从事某种手工副业，才能维生。手工业以分散的家庭生产为单位，未形成规模化生产，并且长期停滞在手工劳作上，发展缓慢。文山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虽然明代以来就有开采，但直到民国时期仍然是人工开采，开采手段落后、原始，出产量小，未能有力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一、手工业发展情况

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山地区在工业方面没有现代化意义的近代工业。长期以来，民间沿用的都是传统的分散的家庭手工业，产品主要供内需，有少量外销，成为传统农业的补充。民间相对突出的手工业有纺织土布、制作土纸、编制斗笠、制作陶器、土法榨油等。

（一）纺织土布

土布是民众的主要衣料。衣食住行，衣为其首，纺线织布是人类生存的必备本领。历史上，纺线织布，主要由妇女承担，“土布，多女工为之”［2］（P985）。因此，纺织土布是各民族妇女最普通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这种家庭手工业具有所需资本不多、技术简单、生产灵活、家庭必需等特点，成为农家必不可少的维生手段，并且都是利用空闲时间或剩余劳动力来从事家庭纺织，以解决家庭成员的穿衣问题。如苗族妇女利用一切空余时间绩麻、纺线、织布，缝制衣服，几乎每户都有织布机。民国《马关县志》载：“苗妇勤劳要为人类第一……夫妻、子女之服装，皆苗妇种麻绩线，自纺自织，自裁自缝。最难者，其绩麻时间乃利用负柴、负水或赶街之行路时间，以及夜间为之，不耗费正当时间也。绘绣花纹甚为古雅，非他族所能为。”［2］（P240）苗族妇女所织麻布主要供自己家用，鲜有出售；壮族妇女纺纱织布，并能制作精美壮锦，部分上市出售；彝族妇女绩麻、纺线，织布做衣服、缝口袋。①

土布虽然粗糙，但很牢实、耐磨，且保暖性能好，深受各族人民喜爱，因此，民间纺织极为普遍。丘北“县境各处均有”［3］（P521），西畴县“居家妇女从事纺织，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每年产布除自行服用外，尚可微有输出”［4］。这种土布生产，以供家用为主，不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

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洋纱输入文山各县，洋纱质优价廉，民间纺织多改用洋纱，因此大幅度提高了织布效率，发展相对较快，生产的目的已经突破家用，开始投入市场交换。马关县的“马白、仁和、八寨等地，初时自纺自织，以供本地衣著。现改用洋纱织造，织机逐年增加，出品等第亦颇整齐”［3］（P523），生产工具也有所改进，产品大大增加，并有部分销往越南，“旧日为丢梭机，今改用扯索机，较为省力……每人每日平均可出布二匹，布重自十六两、二十两。全县约有织机八百架，年约产土布二十万匹，除本县自用外，有输往越南销售者”［2］（P985）。1937～1949 年，马关县有织布机近 2000台。［5］（P522）1940年，广南县城有织布机300余台，街天，县城南街街口摆有七八十个土布摊，生意兴隆。［6］（P21）

民间纺织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又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出现了合股开办的小型纺织厂。1923年，文山县蚕桑实业所所长吴振庠与殷鼎合股办平民纺织厂，有织机4台，雇工10人。民国二十二年至三十年，文山县城林吉瑞出资，川人王元享出技术合办瑞利花布厂，后林抽走资金，改名享利花布厂，雇工10～20人，有铁木织机2台，年产各色条子、格子花布800～1400匹，产品行销文山、西畴、马关、麻栗坡、砚山等地。1940年，黄显廷、罗荣贤合股办染织厂，全厂10～20人，1948年，因物价暴涨停办。

整个民国期间，家庭纺织手工业数量较多，仅文山、砚山、西畴3县，就有织纺户2300户，年产112.4万匹，染料多用蓝靛。［5］（P522）织布业虽为民间手工操作，但其产品却丰富了市场。

（二）制作土纸

文山地区民间自清代以来就十分盛行用竹子和山草作原料制作土纸。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有四川、贵州人落籍麻栗坡，利用当地竹子造纸，年产土纸四、五十驮，因方法陈旧，故纸质粗糙。富宁田蓬、麻栗坡、董干、猛硐、小坝等地年产土纸千驮左右。文山县老君山周围村寨建有造纸作坊二、三十家，历史最高年产量5000担，行销全省。丘北县平寨纸厂村村民用构皮树土法制造绵纸，常年不衰。西畴、文山、广南、麻栗坡等县的一些地方也产绵纸，历史上最高年产量为15000刀。［5］（P366）

马关县南捞村民用野生一年竹为原料制造土纸，至民国时期先盛后衰。据《马关县志》载：“境内在清代就有人以野生竹子为原料造土纸。民国初期制造较为兴盛，30～40年代，因造纸原料不足，生产量逐渐下降，但沿至50年代仍有人生产土纸，土纸产地有南捞的那往、老糟坡、扣哈、竹棚……”［7］（P292）民国《马关县志》载：“土纸，以竹为原料，工简纸粗，不能供文房之用，但揩抹、包物并为冥财焚化亦不可少者也。旧日天然竹林甚丰富，所产土纸除本县用外，多有输往他县者。”［2］（P985-986）民国时期，南捞那往村等地村民几乎家家户户制作土纸，产品除在本县销售外，还销往文山、砚山、西畴、开远、蒙自、越南等地。但因竹子砍伐过度，原料缺乏，所产土纸几乎不足供本县之用。由于原料缺乏，南捞各村生产的土纸产量不断减少，《续云南通志长编》载：“昔日纸幅宽而长，一刀二十八张。近日幅狭而短，一刀十张。年产约二百五十驮，值国币五千元。因野竹非经人工培植，砍伐无度，所以原料日渐缺乏，制造不如昔日之盛。”［3］（P523）

土纸主要用作包装、祭祀鬼神制作纸钱等方面，民间销量较大，但受造纸原料竹子生长季节和投资额的制约，不能全年生产，生产规模始终局限在家庭作坊内。

（三）编制斗笠

斗笠也叫竹笠、油帽、油篾帽等。明末清初，民间利用竹子和桐油制作油篾帽，制作工序简单，原料易得，“以棉纸、竹篾涂以桐油，即可发卖”［3］（P523），且携带方便，遮阳挡雨，为农村居家必备之物品，马帮、商旅亦多携带。清乾隆、嘉庆年间，麻栗坡、西畴、广南等县生产的油帽，做工精细，美观实用，产品除供本地所需外，还销往开远、昆明、广西、贵州、越南等地，成为民间的家庭手工副业之一。《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广南县“北区罗里村民制造，畅销颇广，年约出数万顶，每百顶值国币四十元”［3］（P523）。民国《广南县志》载：“斗笠为广南特有工业。在昔产量甚丰，销路甚广，教育、团保、建设三局皆就出口斗笠抽捐，年共收银约四、五百元。”［8］（P11）民国《广南地志资料》亦载：“斗笠出北区弄追、洛里等寨，年约十余万顶。……每顶价值自三角至二元五角不定，视工作之精粗定之。销本省各县。”［9］（P8-9）民国《马关县志》载：“竹笠，圆边而尖顶，对径二尺左右，乃行路者不可少之物，以其可以避雨遮日也。妇人孺子可为之，用篾编成，集于厂家，厚涂桐油乃成卖品，输往越南者，年约三万顶。”［2］（P986）《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油篾帽亦为麻栗坡、大坪等处出产大宗，年计出销四五十万顶，颇著名。”［3］（P529）可见，民间编制斗笠比较活跃，市场销路亦好。

另外，丘北县官寨、戈寒、平寨等河谷槽子的壮族人民，还运用桐油防水性好的性能，利用当地出产的绵纸和竹子资源加工制作具有民族特色的适合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使用的各种长把、短把纸伞，上市出售，销往省内外。［5］（P365）

（四）陶器制作及房屋建筑

陶器制作，各县均有生产，规模与质量不等。明末清初，丘北县曰者乡陶业发达，土陶产品畅销；1947年，丘北县有碗窑1座，年产土碗2万件。民国年间，文山城朱店坡、砚山县城郊窑上村均产大、小碗、盆、罐等日用陶器。［5］（P540）1922年，广南县人李保萼在昆明学习制陶结业回乡开办碗厂，生产日用陶器，每年焙烧三窑，年收入6000半开银元，产品除销县内，还销往富宁、砚山、丘北、西畴及广西西宁、隆林等地。［6］（P459）至1947年，广南全县有制陶业8家。

清朝至民国年间，文山地区大的房屋建筑大量使用砖、瓦建成。清初，文山地区城镇有少数住房建盖瓦房。内地汉族移民陆续迁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筑城和房屋建筑技术。雍正十年至乾隆八年（1732～1743年），广南、开化府治所先后烧砖建筑城墙，砖瓦业兴起。民间出现了土法烧砖烧瓦的手工艺人。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初年（1782～1796年），客籍江西、湖南人在开化府城北门外东西两侧各建一砖木结构会馆。咸丰至光绪年间，马关县都竜、文山县城相继建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四省会馆，均为砖瓦建成。与此同时，各县城和一些乡镇出现砖、土木结构，大斜面、大翘角、琉璃瓦屋面的各种寺观建筑。清末至民国年间，官府衙门、豪绅、富户建砖木结构、双斜面、一至二层四合院，檐口和院内有雕花装饰，房外筑围墙防匪患、御强暴；一般人家建土木结构瓦房或草房。［5］（P8）砖瓦房的兴建，促进了砖瓦业的发展。各地民间也出现了一批靠给人搭屋建房为生的木匠和石匠艺人，他们雕龙刻凤，技艺精湛，为文山地区的建筑雕刻作出了贡献。

（五）其他手工业及机器加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文山地区有个体手工业作坊生产锄头、镰刀等小农具，盛时曾达459户，年产小铁农具近50万件。［5］（P496）广南县有铁匠铺219户，从业407人，其中铸造犁板、犁铧的有96户 197人。［7］（P455）广南制造的小剪子，“颇精制，致锋锐，年约出一万余把，每把价二角，销售于本省各县及广西田南、镇南各道。”［9］（P8）到民国十年，年产小剪刀 6～7 万把。［6］（P457）广南县城还有专为各民族雕刻制作各种银、金首饰、衣帽银饰的银匠铺，到40年代末已发展到25家。②

产于丘北的腻脚酒、广南的那榔酒均有200多年的历史。1940年，丘北县腻脚村酿酒户13户，年产量200吨左右。［5］（P400）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富宁剥隘七醋，当地居民家家会做。到民国年间，七醋的年产量已达5吨。③

民国年间，民间普遍用木制油榨加工桐油和茶油。麻栗坡大宗出产桐油，并销往越南。［5］（P364）《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油榨以桐果、菜子、茶子等为出产大宗。土著仿学撞榨之法，油子以石碾碾细，每榨可打三斗，得油一百斤，能供本区之用。桐油不但供点灯之用需，运销出口亦为本区大宗。”［3］（P529）文山大部分地区盛产甘蔗，民间普遍用土法生产红糖，极盛时有榨坊 361 户，年产红糖 73.81 吨。［5］（P529）

1932年，富宁剥隘商民关云增集资创办“万安昌烟庄”（1956年改称“万安烟厂”），雇工24人，手工生产烟丝销售。1946年，万安昌烟庄从广西购进15马力发电机一台，切烟机三台，压烟机一套，于次年使用机器生产。1940年，砚山稼依开文垦殖局先后购进10匹、12匹马力碾米机各一台，购进英产37马力柴油机一台、25马力220伏电压发电机一台，用作碾米机动力及机关200多个灯泡的照明用电，④均于当年4月安装使用，碾米机日碾谷100 公石。［10］（P573）

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山地区的手工业如土布纺织、土纸制造、编制斗笠、制作陶器、民间榨油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大多数还是传统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手工业，规模小，产量低，产品供应市场有限。如土布纺织，主要供家庭所需，交换较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纱、洋棉大量输入，一方面，传统的土布纺织业受到冲击、排挤，另一方面，民间手工纺织者纷纷改用购买洋纱、洋棉纺织，纺织户数增加，民间亦出现了合股创办的小型纺织厂，如马关、文山、砚山、西畴等县，棉纺织品产量增长，产品不再以满足自用为主，而是上市交易，从而使农业与手工业进一步分离，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陶器、斗笠、土纸的加工与制作系本地土特产品，受洋货输入的冲击不大，在一般情况下都能持续发展。此外，在农副产品加工方面，以榨油、榨糖、酿酒为兴盛。由于受市场需求、投资、区位优势等条件的制约，各手工行业始终未出现有组织的规模化生产，更无近代化的工厂和机器加工业。这也是民国时期乃至建国后一段时期内文山地区工业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

二、采矿业发展情况

文山地区矿产资源丰富，铜、铁、锑、锰、锡、煤等矿蕴藏量大，民间早有开采，明正统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436～1949年），文山各县已开采铜、金、银、锑、铁、煤、钴、砷等矿产，并冶铁铸锅、造农具等。［5］（P5）民国及其以前，仅马关县有开采记录并有一定规模的采矿点就达27处之多。［2］（P975-978）

（一）铜矿

主产地马关都竜。都竜铜矿的开采，不但早，而且规模大。明末清初，已有两广、两湖、江西、四川、陕西等内地人到马关县都竜铜街采冶铜、银矿，销往越南。据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称：“‘鄂尔泰奏，据开化镇总兵、游击各弁等呈报：都竜一带，有江西、湖广等人，向皆聚集开采铜厂及往来贸易，约有万人。’是时走厂人众，已有较长之历史。明时安南商人至水尾州（今老街）买铜，即仰给于都竜厂者，安南人亦至都竜开采，当在万历年以后。”［11］（P1296）清嘉、道、咸年间更盛，用“九火”法冶炼，年计百万斤，每百斤黄铜矿可附产白银10～20两。后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十四年、三十年以及民国二年、八年、十五年、二十年均有地方知名人士筹办，但都为时不长，以失败告终。④民国《马关县志》载：“铜街厂铜矿，距县六十里，与水洞厂相连，矿区袤数十里，清道咸之际最盛，矿工达数千人。匪变停办以后，虽屡有试办者，然卒为门外汉，所聘技师皆大言骗食者，毫无采炼知识，以是尽归失败。今无办者。查该矿为黄铜矿，每生铜百斤，可提银十两至二十两，惟熔炼工程实较他种铜矿为繁难。”［2］（P977）其余在文山、丘北有零星开采。

（二）锑矿

主产地广南。民国《广南地志资料》载：“锑为大宗，产地颇宽，产额亦富。”［12］（P30）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省城官绅发起筹组开广锑矿有限公司，筹集股本348725元，于宣统元年（1909年）正式成立云南宝华锑矿有限公司，拨银1000两，在广南城内西街建炉20座，聘湖南长沙华昌公司冶炼技师2人，试办炼厂。公司负责管理、开发广南锑矿资源。宣统二年（1910年），更名为云南宝华锑矿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公司，炼厂设于蒙自芷村，采选厂分别设于开远、文山县茅山、广南县革夺、九克。仅8个月，革夺矿点采供锑精矿189吨，搭连矿采供100吨。民国四年（1915年），该公司在丘北县的沙林果、拖克、普阳、虎革组织开采。产品通过香港德商礼和洋行销往欧美。1917年停办。

清宣统元年（1909年），富宁县城陈嘉修集股开采格当锑矿，因无销路停办。1936年，其子又集股开办，土法冶炼，铸成锑锭，也因销路困难而停办。

民国五年（1916年），昆明商人李奕照等集资在广南办“宝源公司”，开采九克、白龙山等地锑矿，雇马运至蒙自芷村，经滇越铁路运越南海防，经水路出港。民国十四年，产品滞销停办。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蒙自芷村钨锑公司在广南设办事处，派人在广南开采、收购锑矿运至芷村车站，获利可观。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因技术落后，运价高等原因停办。④

锑矿在文山、西畴、马关的许多地方均有零星开采，但都规模小，时采时停。

（三）银矿

明正统十年（1445年）前，文山西部白牛厂（1958年划蒙自县）已有附近官府、军队聚众开采银矿，清乾、嘉年间（1736～1820年），已成为全省著名银矿之一。道光十八年（1838年），采矿者及其家属达数万人，年收课税银2000余两。咸丰六年（1856年）兵变废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蒋彦超等集资开办开化源利公司，年采矿十多万斤。清宣统三年（1911年）改名为华利股份有限公司。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白牛厂附近黄龙山老岩厂采银矿者达数千人，年产白银数千两，额定税287两。雍正十一年（1733年），马腊底银矿产量高达126000两，课税达19000两。光绪年间，文山县西部大银矿发展到十多个。

此外，还有马关县的菊花山、南当、水洞厂、东安里、花鱼洞、布忙厂，文山县的所作白、三宝山、羊街子、西乡新厂，麻栗坡的大坪、岔邦，广南的大桥坝、小里恨等地均办过银矿。④

（四）铁矿

铁矿的分布较广，各县均有开采，产量不等，土法冶炼。广南的铁矿“铁质颇佳，龙街所产者，制为锅、犁、锄等，供全县用，至今产额不衰。”［12］（P30）1920年，西畴县由绅民合股经营距麻栗坡附近的火山铁矿，“开采法用横坑采掘法，炼制法用木炭合矿石入于矿炉中烧之，使铁矿还原即得纯净之铁。近三年产额每年可出铁八万余斤，价值每百斤洋五元至八元，销路即限于本地，尚不敷用。”［4］麻栗坡的多数矿点还铸锅，制造铁农具，并销往越南。

（五）煤矿

清道光至光绪年间（1821～1908年），丘北县阿乃龙、文山县大石硐、以腻资、三岔河、虎沟、黄龙山，马关县落却、花枝格等民间已开始采煤。民国时期，广南八品寨、丘北县腻脚古城、红果树老寨亦有人开采。［5］（P454）但是，由于文山地区没有近代化工业，矿产冶炼规模小，且多用柴薪，不能刺激煤的大量开采；当时人口稀少，丰富的森林资源足以供人们资用，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花钱去购买煤作燃料；交通不便，运价高，百姓普遍穷困，消费能力低。因此，长期以来，煤的开采量始终不大，直到建国初期，马关县日用煤量约两吨左右。④

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山地区的矿产资源主要是民间开发，均系人力开采，缺乏专业人才，资本投入少，规模小，产量低；土法冶炼，技术落后，效果差，所得精矿不多；畜力山路远程运输，耗时长，成本高，导致开采能力十分低下。加之山高路远，信息闭塞，特别是对外界矿产品需求信息不清，导致矿产品滞销。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致使矿山开采投入大，产出小，在开采与销售的过程中，多数开采点得不偿失，时采时停，或者停办，造成经济损失。因此，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山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在经济发展中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参见马关彝族学会编.马关彝族志（内部资料），郑州：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2004，第37页。

②参见戴启林.民国时期广南县城商业简述（1912-1949年），广南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21页。

③参见魏保祥，陈斌.剥隘七醋.文山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125页。

④参见文山州经贸志编纂委员会编.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国营工业志，2004，第8页，第60页，第44页，第70页，第101页。

［1］何廷明.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山地区苗族瑶族农业探析［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2（4）：52-54.

［2］（民国）张自明修，王富臣等纂.马关县志［M］.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石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出版.

［3］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卷73 ）［M］.昆明：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1986.

［4］（民国）西畴县地志［Z］.民国十三年查报.

［5］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第二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6］云南省广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南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

［7］云南省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马关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