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灵之神韵”与“神性之意味”——王维与华兹华斯自然诗呈现的审美境界之比较

许辉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文山 663000）

“空灵之神韵”与“神性之意味”
——王维与华兹华斯自然诗呈现的审美境界之比较

许辉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文山 663000）

王维享有“诗佛”之美誉，华兹华斯被称作“湖畔派”之魂，二者都是各自所在时代自然诗人的杰出代表。在面对人生的苦难时，王维与华兹华斯都返回到自然之中，都到宗教之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藉，自然与宗教成为两位诗人解脱苦难的途径，这是相似之处。但王维与华兹华斯由于受到中西方不同宗教的影响，二者的自然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境界，即王维深受禅宗的影响，其自然诗呈现出空灵之神韵；华兹华斯则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其自然诗呈现出神性之意味。

王维 ；华兹华斯 ；自然诗 ；宗教 ；审美境界

叔本华认为：生存、痛苦和解脱是全部人生的三大要素。要进入解脱苦难的境界有四条可行途径，即审美的、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途径。而审美的、哲学的、道德的途径只能使人暂时脱离苦海，寄居于宁静平和的境界，唯有宗教的途径才能使人达到无欲无我的解脱境地。那么，王维与华兹华斯在面对人生的痛苦时，将选择怎样的方式来解脱苦难？

一、自然与宗教：解脱人生苦难的两大途径

王维年轻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曾心怀建功报国的志向，他在《少年行》中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1］（P85），“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1］（P85）。王维21岁中进士，任太乐丞，可谓少年得志。但好景不长，因伶人舞黄狮子之事受到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这次贬官对于刚刚步入官场的王维而言，无疑是一次意外的打击。大约任了3年的司仓参军后，王维改官淇上，为官不久，又弃官在当地隐居。在经过官场的波折后，王维开始对现实感到不满，对前途感到忧虑，处在极度的苦闷之中。直到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王维才在张九龄的大力举荐下出任右拾遗，不幸的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由于李林甫的陷害，张九龄被罢相，王维再次遭到打击。在经历仕途的坎坷之后，面对政治局势的日趋恶化，王维将何去何从！是彻底地与官场决裂，还是同流合污？出于对支撑和维持生计的考虑，王维无法做到陶渊明似的彻底归隐，况且他认为辞官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选择，而从内心深处王维又想保持人格的独立，在种种的矛盾与纠结中，王维最终选择了半官半隐这样一种较为折衷的方式，即一方面挂着官职，另一方面在终南山和蓝田购置一些别业，作为休闲之所，作为躲避险恶官场的一种方式。这样一来，既可维持生计，又可相对保持人格的独立性。

王维在《叹白发》中写道：“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纵观王维的一生，总是和佛有一种因缘。王维字摩诘，名、字均取自佛家的《维摩诘经》，他幼年丧父，其母崔氏年轻守寡，师事大照禅师30余年，王维在其母亲的影响下，从小就对佛教耳濡目染。之后王维30岁丧妻，终身未再娶，独自一人过了30年。到了晚年更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2］（P99），喜参禅事。同时，王维还广泛结交僧人，可见，禅宗已经融入王维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影响到他的心灵世界及其诗歌创作。因此，王维在面对人生的苦难时，寄情于山水和禅理，选择返回到自然之中，到宗教之中去寻找心灵的家园，从而达到心灵的平衡。

无独有偶。华兹华斯8岁失去母亲，13岁失去父亲，42岁时失去儿子托马斯和女儿凯塞琳，华兹华斯也经历了幼年丧父母，中年丧子女的不幸遭遇，年轻时华兹华斯也有着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抱负，亲历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也曾为大革命喝彩。然而，后期的大革命及雅各宾政府的恐怖政治让人想起来就瑟瑟发抖。华兹华斯所生活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值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工业革命在使英国进步的同时，也使它成为“一潭子死水”，“劫掠、贪婪、浪费”成了英国人“景仰和崇拜的偶像”，而“简朴生活”“高尚思想”和“心灵的平和”等等，都再也见不到！［3］（P231-232）面对理想的破灭、政治的黑暗及人生的不幸遭遇，华兹华斯感到痛心疾首，他认为只有返回到具有神性的自然中，只有到基督教中才能寻求到拯救的力量，因此他选择到英国西北湖区隐居及走向基督教的方式来消解内心的困惑。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大自然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们；欺骗我们的，始终是我们自己”［3］（P193），“我看着那些山丘和平原，似乎自己已挣脱了锁链，生活变得自由自在”［3］（P103），“我知道自然，从来没叫这颗爱他的心失望。”［3］（P81）

二、禅宗与基督教：“空”与“罪”

作为中西方有代表性的宗教，禅宗与基督教都渴望让人摆脱现实的束缚，进入一个没有烦恼，达到人格自由的理想境界。禅宗与基督教都有追求的最高至境，即禅宗的涅槃和基督教的天堂，但对如何达到各自的最高境界，禅宗与基督教却各自有着不同的认识，即禅宗以“空”为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基督教要求人不断地赎罪以达到理想的天堂。“空”与“罪”成为禅宗与基督教的本质区别。

（一）禅宗：人人皆可成佛与人佛无差别

佛教在东汉时由印度传入中国，至盛唐已发展到全面成熟的阶段，佛教宗派数目众多，而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中影响最大的一派。王维所处的盛唐时代，“原来儒家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似乎已经对这个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崩溃束手无策，于是不得不让开一块地方，让佛教与道教从旁门进入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主流世界”［4］（P39）。在这样的时代，禅宗作为主流思想渗透到士大夫的审美心理之中。当然，王维也不例外。王维信奉禅宗，禅宗分为北宗与南宗，北宗以神秀的“渐悟”为代表，南宗以慧能的“顿悟”为代表，王维早期受北宗的影响较多，而晚期则倾向于南宗。禅宗认为，只有放下，心才能净；只有放下，世界才成其为空；只有放下，才能走向涅槃之境。而这一切的获得均依靠“顿悟”的方式。禅宗的所谓顿悟指的正是从“我把自身当成对象”所造成的主客二元对立状态经过“我不把自身当成对象而转换为“我是自身,自身是我”的主客相融状态。这种状态的转换只能发生在当下，而不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5］禅宗追求“梵我同一”，追求“空”之至境，如慧能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可“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空故纳万境”。在禅宗看来，佛不在彼岸，就在众生的“平常心”之中。人人皆有佛性，众生皆能成佛。因此不必向外求佛，佛就在明心见性之中，佛与众生并无差别。王维将禅宗混融物我界限的物我合一的思维方式及追求“空”的理想境界融化到其人生观，看世界的方式中，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2］（P83）就呈现出空灵之至境。

（二）基督教：人人皆有原罪与人神不同

如果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文学。“其实有哪一位西方文化背景的作家能摆脱得了与基督教的关系呢？”［6］（P57）华兹华斯置身于英国这样一个基督教氛围浓厚的国度，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基督教认为由于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所以人类是有罪的，即所谓“原罪”，而只有上帝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存在。因此，人只有信奉上帝，在现实中不断地克制自己的欲望要求，等待上帝的救赎。“罪”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范畴，它一方面隔开了人和神，另一方面又将人和神连结起来，因为正是由于“罪”才发生了向基督教的“信仰的跳跃”［5］。如果说禅宗以“空”为最高境界，基督教则以走向上帝为最高境界，而只有通过上帝，人才能赎罪。因此基督教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如果说禅宗通过“顿悟”达到“空”之境界来获得解脱，基督教则通过“赎罪”走向上帝来获得解脱，虽然二者最终都获得解脱，可实现解脱的方式并不相同。因此，在王维的自然诗中，“空”境的表现占了主导，而在华兹华斯的自然诗中上帝的神性在自然中的显现却占了主导，如《坎伯兰的老乞丐》中写道：“上帝创造的万物，不管多低贱，形象多卑下、野蛮，即使最讨厌、最蠢的，都不会完全与善无缘……只要不冒犯上帝，就不会永遭驱逐。”［3］（P15）可以说，在禅宗的世界中，人与佛并不是对立的，而在基督教的世界中，人与上帝是对立的，因为人有罪，而上帝无罪，因此人与神是有区别的。这便是两种宗教在本质上的区别。

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的禅宗，均呈现出“合一”的思维方式。儒家强调人与社会的合一，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合一，而佛家强调人与自我心性的合一，虽然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体现了“合一”的特征。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处于分离状态，即使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想要弥合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仍未能真正做到。而基督教强调人与神具有本质的差异，人神的二元对立，因此西方文化的总体趋势仍是“相分”。总之，禅宗认为，一叶一如来，一花一世界，佛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拈花微笑中，就在明心见性中，因此，人和佛没有本质区别。而基督教却认为，人生来就有罪，而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人只有通过不断地赎罪才能走向上帝，因此人与上帝不可相比，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类。换句话说，达到涅槃之境完全通过人心的“顿悟”来达到，而要去赎罪，却离不开上帝的拯救，因为人永远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克服人性的缺陷。所以，禅宗的“合一”与基督教的“分离”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王维与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前者物我合一，后者物我相分，从而使王维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诗呈现出不同的境界。

三、“空灵之神韵”与“神性之意味”

王维信奉禅宗，而禅宗喜欢与自然打交道，喜欢在自然中悟道，王维将在自然中的感悟融入到人生观中，把宗教情感化为诗思，创造出一种“空灵”的诗歌境界。可以说，禅宗以“空”为最高境界，而王维也以空境的创造来表现禅意之神韵。首先“空”字在其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其次是“寂”字。“寂”字出现了21处，“空”字出现的频率更高，多达98次。［7］（P24）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2］（P87），“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2］（P79）等。即使未出现“空”字的，也表现着“空”境。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2］（P45），“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2］（P117），“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2］（P57）等。从词汇的色彩来看，王维的自然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便是“青”“白”二色，其中“白”色出现91次，“青”色出现62次，且二色大多同时搭配出现，如“青菰临山映，白乌向上翻”，“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山临青塞断，江白向云平”等［8］（P6-7），以表现出空之淡雅。但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蕴含着勃勃的生机。

如王维在《鸟鸣涧》中写道：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2］（P113）

诗中创造了一个空寂、静谧的境界。“人闲”“夜静”“春涧”这些“静”与“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融合在一起，在静静的山林中，清脆而悠远的鸟鸣更衬托出深山的空幽，使诗歌显得寂静而不枯寂，使作品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一切都归于静寂，可并非无人，而只是人的虚位，任由自然自由涌现。正如宗白华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9］（P143）王维在诗歌中善于创造这种内涵独特的空境，即空灵之妙境。

而华兹华斯的诗歌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其自然诗呈现出神性之光辉，神性在动物、植物及人身上均有体现。因为华兹华斯认为在英国的工业文明使整个社会污浊不堪时，只有回到具有神性的大自然之中，才能拯救社会，因此自然具有神性之意味。正如马斯在《世界文学史话》中说：“华兹华斯写过不可胜数的诗，其中许多是全然愚拙而不可卒读的，其中最优者则触着神性。他崇拜神和自然，且感到星和雏菊之间有巨大的统一存在。因而神或自然或星或雏菊有时控制了他那没有间断的笔，而将本身放进他的诗里，以作高贵的回报。”［10］（P363）

如华兹华斯《写于早春的诗句》中的第1、2节：

我听见千百种曲调在交响——

那是我倚在树丛里的时候；

我心情愉快，但快乐的思想

把悲哀的思想送上我心头。

大自然使我躯体中的灵魂

同她自己的美好作品结合；

我呀，想起了那问题就心疼：人把自己同类变成了什么？

最后一节写道：

如果这信念是上天的旨意，

是大自然所做的神圣安设，

难道我没有理由为此叹息，

人把自己同类变成了什么？［3］（P63-64）

从诗中可看出，面对春天的美景，诗人沉浸其中，可这一景色，最终仍落脚到“人把自己同类变成了什么”这样的问题，诗中处处凸显着“我”，而景更多的只是引出我的思绪。因此，“对华兹华斯来说，他对自然的情感只是他的宗教情感引发的契机，唯有宗教情感才是他精神世界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但是，华兹华斯的宗教并不是以脱离自然状态为代价而取得的，也不是那种抽象的、教条的传统宗教，而是在与自然的情感交流中体验到的宗教。因此，华兹华斯的世界是一个有上帝莅临的世界，而上帝也体现在自然的各种具体事物中”［11］（P182）。

总之，在王维的诗中，作者仿佛没有介入，或者应该说，作者把场景展开后便隐退，任景物直现读者目前，不像大量西方的诗，景物的具体性往往因为作者的介入分析说明而丧失其直接性而趋向抽象思维。［12］（P117）因此，同样是写春天，王维的《鸟鸣涧》与华兹华斯《写于早春的诗句》却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境界，即王维的自然诗呈现出空灵之神韵，华兹华斯的自然诗呈现出神性之意味。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王维与华兹华斯在面对生存、痛苦和解脱这三大人生要素时，共同选择了审美与宗教的方式来解脱人生的苦难，并将审美与宗教完美融合，即王维与华兹华斯都选择返回到了自然之中，并创作了大量的自然诗，这可看作审美的方式。同时，均选择了宗教，即王维选择了禅宗，华兹华斯选择了基督教。禅宗与基督教都为二位诗人的解脱起到很好的作用，但由于禅宗追求空，而基督教以“罪”为起点，因此，王维以“空境”为最高追求，而华兹华斯以神性为最高表现。所以王维的自然诗呈现出“空灵之神韵”，而华兹华斯的自然诗呈现出“神性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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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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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承英.论王维山水诗歌的审美意蕴［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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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The Intangible Charm and Divine Connota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Wang Wei’s and Wordsworth’s Natural Poems

XU Hui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00, China)

Wang Wei enjoying a good fame of Buda of poems and Wordsworth called the soul of Lake Circle ar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natural poems in their times respectively. The similar point between them is that they resort to the nature and religion to fi nd the peace of mind when facing with the sufferings. But they are in fl uenced respectively by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ns, so their natural poems shows different aesthetic state, Wang Wei’s poems showing intangible charm of Zen and Wordsworth’s poems showing divine connotation of Christianity.

Wang Wei; Wordsworth; natural poems; religions; aesthetic state

I207.227

A

1674 - 9200（2013）04 - 0063 - 04

（责任编辑 田景春）

2013 - 04- 21

许 辉（1975 -），女，云南文山人，文山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