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新型毒品泛滥后果研究

周 琼,袁 英,张 鹂,何严萍,李 聪

(1.云南大学,云南昆明 650091;2.安宁市公安局,云南安宁 650300)

“冰毒”、“摇头丸”、K粉等新型毒品①自 20世纪末传入中国后,因其制造合成简易,便于携带、交易和服用,对中枢神经产生强烈持久的兴奋、欣快及致幻作用而迅速泛滥,人体在短期内无法察觉其危害,即身体的短期无依赖性表征,很多人不知不觉上瘾,形成较强的精神依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学界对新型毒品滥用及其毒害身心健康、导致疾病传播蔓延与毁灭家庭、诱发犯罪、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等危害进行了研究。②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毗邻国际传统毒品区,是国际贩毒的重要通道,新型毒品的泛滥更为迅速,与海洛因、鸦片、吗啡、大麻等传统毒品相比,引发的后果更为严重,但专门的研究成果却较少。在“禁毒防艾”成为国内外卫生组织、禁毒及科研机构急需攻克的重要课题,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禁毒防艾斗争进入全新阶段的大背景下,本文对新型毒品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泛滥导致的疾病蔓延、人口减少、民族文化传承危机等后果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为国内外禁毒防艾斗争尽绵薄之力。

一、引发边疆吸毒人群罕见的神经性、生理性疾病

新型毒品是 21世纪最危险的毒品,泛滥之广、影响之大、危害之深,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毒品及瘟疫,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成为威胁当今世界健康发展的恶性肿瘤。目前国际吸食者超过 2.2亿,中国的吸食人数不断上升③,边疆民族地区更为严重,吸毒人群呈普遍的低龄化趋向。对边疆民族来说,疟疾、伤寒、瘴疠、肠道寄生虫病、矿物质缺乏症,以及因气候、环境及生理失调所致的精神病都属常见病,新型毒品泛滥引发的神经性及生理性疾病一度成为罕见的、民族医药无法应对的疾病,对民族的身心产生了严重危害。

从理论上说,新型毒品引发的疾病及危害是不分区域、民族、性别的,其对身体的危害及病理症状也会在其他人群身上凸显。但从边疆民族对传统疾病的认知、对疾病的防御能力、病毒抗体等角度看,新型毒品的危害远远超过了其他区域。

(一)新型毒品引发、扩大了边疆民族的精神性疾病

边疆民族地区交通闭塞、经济滞后,很多人生病后无力负担医药费,往往求助于本民族传统的乡医草药或巫术,或硬挨着让疾病自然痊愈,“在少数民族村寨,人们生病时通常是先自己找点草药吃或找乡村医生看病……许多患者由于经济实力不足或由于宗教信仰等因素,会选择求助于宗教或巫术的治疗。”[1]少数民族的疾病观及传统疾病治疗史,使其很少接触化学或中草药合成的药品,抗药性相对较弱,受化学合成毒品伤害的程度也更深。故新型毒品对边疆民族的危害程度、病理反应要比服用过合成药品的人群严重和强烈。因此,新型毒品在边疆民族地区泛滥最直接的后果,是对吸毒人群的身体尤其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

因新型毒品具有强烈的中枢神经兴奋作用,滥用后常出现不吃不睡、活动过度、情感冲动、不讲道理、偏执、妄想、幻觉和暴力倾向的状态。长期食用则会产生强烈的精神依赖,导致神经末梢永久性损伤,使神经系统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增加个体性或群体性暴力事件。人体生理机能、神经系统具有自然生长发育、循环更新的特点,新型毒品使人的神经、生理、心理、精神活动发生明显改变,服用后迅速出现诸如警觉性增高、兴奋健谈、意识特别清晰、疲劳消失、信心十足、注意力集中、情绪高昂、反应机敏、无睡意、无饥饿感等异常特点,人体不能得到有效休息及恢复,严重损害生理机能及神经系统。

药性过后,容易出现反应迟钝、身体发软、疲劳乏力、头痛头昏、心悸气怠、全身难受、心境恶劣、焦躁激动、瞳孔增大、大量出汗、易受惊、神经脆弱、敏感、长时间困扰于一件事、攻击性加大等神经性病理现象,甚至出现胡言乱语、诣妄等精神异常症状,即现代医学统称的苯丙胺精神病 (妄想障碍),“与正常对照组的 SCL-90比较发现,冰毒所致精神障碍者的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精神病性因子分及总分明显高于正常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这是中枢神经系统中毒的典型表现,“轻者表现为心情难以平静,烦躁不安,决断能力干脆迅速而又草率,情绪高涨,表情兴奋,话语滔滔不绝,思维极度的活跃,脑子里总有新的想法和主意不断的涌现出来但却难以进行深入的思考,在行为方面则有激惹性增高,攻击倾向增强,并出现刻板的强迫性症状……并被认为是安非他明类中毒的非常具有特异性的症状。”[3]

由此导致的精神障碍病人常出现幻觉妄想、极度恐慌等酷似偏执性精神分裂的症状,大剂量或重复使用会引起精神错乱、中毒性精神病或思想障碍,“冰毒的长期多量使用,使 cAMP浓度升高,为了维持神经中枢的正常功能,则需要更多的苯丙胺类物质。如果不及时补给苯丙胺类物质,就会出现戒断症状……体内残存甲基苯丙胺的量突然减少,与身体之需要不平衡,造成代谢紊乱。”[4]表现出类似妄想性精神分裂症,多疑、幻听、幻视、被害妄想等精神分裂症群,严重者出现自杀和杀人现象,需用药物才能得到较好控制,“各种各样的人格改变及人格障碍、意志与行为障碍、情绪与情感障碍、知觉障碍、注意障碍、思维障碍等是绝大多数慢性安非他明类中毒者的常见表现和戒毒之后的后遗症状。”[3]

冰毒被称为 “毒王”,不仅因其绵延隐蔽而又强烈的毒性,还因其长久兴奋中枢神经,具有欣快、警觉及抑制食欲的作用,重复使用就能导致极强的“心瘾”而无法解脱,产生较强的精神依赖性,毒瘾戒除难度很大。长期服用会导致明显的情绪低落及疲倦、精神失常,损害心脏、肾和肝,耗尽人的体力和免疫功能,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更强烈持久,“应用分子影像技术进行可视化研究,发现毒品 (如海洛因、冰毒和摇头丸等)主要破坏吸毒者大脑,特别是纹状体的损害会造成吸毒者的思维紊乱、行为异常。”[4]长期滥用最显而易见的身体危害是对脑功能的毒害,“吸入冰毒成瘾后,存在客观的脑功能损害,影响脑电活动……造成脑电生理的改变”,“据 400例吸毒者脑电地形图分析……总异常率合计占 88%……脑电图总异常率为 72.6%……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增高……说明冰毒可导致脑生物电活动异常……吸入时间长,吸入剂量大,脑电图异常改变就越明显,提示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程度也越大”。[4]

滥用“摇头丸”会出现激动、焦虑不安、神经活动增加、震颤、抽搐、肌肉反复强烈收缩、头颈左右摇摆不止的现象,致颈肌撕裂、颈椎脱位或骨折,或因反复摇摆而致平衡失调、晕眩甚至猝死。因“摇头丸”对人体的作用快而强,一旦断药就会出现系列不良反应,如精神呆滞 、昏睡、易怒、烦躁不安、忧虑、恐怖性梦幻,头痛、出汗、肌肉痉挛及自杀倾向等戒断症状,还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极度兴奋,摇头不止、行为失控、思想偏执,极易引起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生。

(二)新型毒品引发并加重边疆民族急、慢性中毒等生理性疾病

长期滥用冰毒、摇头丸会引发并加重人体生理性疾病,如使人体的收缩压和舒张压都升高,脑部供血却不能随之增加,对健康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常出现如头痛心悸、寒战、面色苍白或发赤、心律不齐、心率加快、心绞痛、体温升高、语言障碍、血压升高或降低、循环性虚脱等心血管疾病。过量使用会导致器官性脑症候群及致命性心、肾、肺功能紊乱,有高血压及脑中风之危险,严重者还会惊厥、脑出血、中风、昏迷致死;或导致口干、口中有金属味、厌食、恶心、呕吐、腹泻、腹部绞痛等肠胃功能障碍,出现急、慢性中毒症状。

急性中毒常表现为错乱不安、头痛头昏、高烧震颤、腱反射亢进、血压上升、盗汗等症状,严重者陷入精神混乱、性欲亢进、焦虑烦躁、瞳孔放大、多话易怒、烦躁、偏执性幻觉或惊恐状态,个别会产生自杀或杀人倾向。若滥用冰毒、摇头丸的人群过多,会导致群体性毒品中毒,对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及民族未来造成严重影响。

新型毒品的耐受性往往随使用时间的延长而增加,要达到相同效果,只有增加使用剂量。未产生耐受性能者使用 30毫克便会中毒,但长期滥用者为达到初用时的欣快效应,甚至将剂量增至 2000毫克。随着身体对毒品日益增高的耐受性和越来越低的敏感性,吸毒频率也不断增加,吸毒量也越来越大,依赖程度也日益加深,极易引起急性中毒,造成惊阙、昏迷甚至死亡,“一次用量较大,就会出现程度不等的意识障碍,如意识范围狭窄、辨别能力低下、辨认障碍、陷入谵妄状态和神志错乱状态等,并出现幻觉、妄想,如恐怖性幻视、言语性幻听、各种被害性质的妄想等。在这些病态体验的支配下,毒品使用者极有可能发生各种暴力事件或杀人或自伤或自杀事件。”[3]

慢性中毒表现为全身肾脏器官衰竭、食欲丧失、频繁小解、拉肚子等,导致体重减轻、幻想好斗、消瘦多疑、溃疡,体质下降,营养不良,免疫力不断降低,形体出现畸形,表层皮肤破损后长期难以愈合,易引发多种脓肿和指甲脆化、睡眠不良、夜间磨牙等慢性、顽固性疾病,并伴随头疼眩晕、心率快、心悸口渴、颜面苍白、血压升高、全身发热、呼吸困难、恶心呕吐、排尿困难,甚至全身痉挛、脑出血、心肌中毒、心跳骤停系列躯体症状。[4]这就是 20多岁的年轻吸毒者的内脏器官功能衰退到类似六七十岁老人的主要原因,“长期、高剂量使用冰毒,可损毁中枢神经系统中某些神经末梢,同时会导致大脑某些部位神经细胞的永久性损毁,形成难以逆转的病变。脑化学研究发现长期滥用冰毒造成的神经细胞与早老性痴呆相似。另外,冰毒对发育期和成熟的心肌细胞具有直接的毒性作用,长期滥用冰毒可造成心血管损害,临床表现为高血压、中毒性心肌病、心肌梗塞、脑血管出血、心律失常、充血性心力衰竭、血管炎和微小血管瘤形成等”。[5]

上述疾病症状也是不分民族、性别的,但因边疆民族疾病医疗史特点导致的区域性人群对化学合成药物抗药性较弱等特点,使毒品引发的生理性疾病症状及后果相对就更为严重。

二、导致边疆民族传染性疾病蔓延,引发深层健康危机

(一)导致边疆民族传染性疾病蔓延

滥用新型毒品导致传染病蔓延的情况已经不是少数,边疆民族滥用新型毒品导致了比内地更严重的系列传染性病症,引发诸如 H IV、性病等多种传染性疾病的蔓延及传播,害己害人,给本民族的传承、发展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新型毒品滥用还导致免疫力低下症及多种脏器感染,引发更为严重的感染合并症,包括肝炎、细菌性心内膜炎、败血症,最终感染性病、艾滋病等,这些疾病不仅是静脉注射等滥用传统毒品者常引发的病症,合并传染性疾病的传染性极其快速和强烈,防范意识薄弱的边疆民族吸毒者成为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高危人群。④

由于条件限制,很多边疆民族群众很少打预防针,受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及机率往往更大。因此,边疆民族吸毒者感染 H IV、肝炎等病毒性传染病的概率就大了很多,“艾滋病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速度非常快,云南、广西、新疆、四川等省的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已经成为艾滋病高发区。少数民族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远远高于汉族。”[6]

虽然 H IV病毒的传染是不分民族、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婚姻、职业的,但边疆民族对服用新型毒品及其严重后果认知不足,缺乏自我保护及保护家人不受疾病威胁的意识,不会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增大了 H IV的传播途径及传染机率。很多人感染了 H IV都还不知道,使交叉传染的机率呈几何倍数增长。

(二)新型毒品对边疆民族未来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新型毒品导致 H IV病毒在边疆民族地区蔓延,很多 H IV病毒不仅会通过生育传播给后代,且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重组及变异,给 H IV防治工作带来了更大隐患,增加了此类疾病的家庭及社会危害。

新型毒品贻害后代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生育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胎儿吸毒”。孕期妇女服用甲基苯丙胺类毒品,易致胎儿畸形、痴呆、死胎、流产、早产,或致婴儿孤僻、震颤、生理缺陷及 24小时啼哭不止,严重者遗传各种家族病,导致很多先天性疾病甚至是无法医治的新型疾病产生。一般情况下,孕妇吸毒,就会通过胎盘输血给胎儿,出现 “胎儿吸毒”的情况。若孕妇定时吸毒,胎儿也会得到定时供给,虽然出生前不会出现异样症状,但婴儿出生后大多体重不足,且因毒品供给中断,新生儿出生1～2天后就出现戒断症状 (使用美沙酮者 3～4天出现),激动不安、呼吸快、高声哭叫、睡眠障碍,或拼命把小手往嘴里塞、鼻塞、打哈欠打喷嚏、发热,四肢出现粗大震颤或扑翼样震颤等,还出现呕吐,腹泻等症。戒断症状可迁延数周或更长,死亡率较高。

二是艾滋病毒的母婴传播。艾滋病母婴传播是15岁以下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最主要途径,婴儿和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约有 90%是母婴传播导致的。艾滋病虽然不是遗传病,但若母亲是艾滋病患者,病毒就会通过血液、胎盘进入胎儿体内;或在分娩过程中,病毒通过胎儿破损的皮肤粘膜感染胎儿;如果是母乳喂养,母乳里的艾滋病毒也能感染婴儿。艾滋病的母婴传染现已是普通的医学常识,但早期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的毒品及其危害的宣教成效有限,使很多边疆民族妇女对此知之不多,感染了疾病也不知道,或知道了也无能为力,在生育中把病毒遗传给了婴儿,给社会带来了更深的危害。

染病儿童的成长与身心健康的隐患。很多边疆民族父母吸毒成瘾及染病后,更无力照顾养育子女,不仅未染病儿童的健康及成长受到严重影响,很多染疾儿童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及看护,死亡率较高。即便能够活下来,大部分儿童也流落社会,倍受疾病的折磨及摧残,增加了健康儿童受传染的危险性,给边疆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同时,这些儿童在成长中受到父母及其同伴的不良影响,为减轻病痛,极易染上毒瘾,成为危险性极大的感染源,极大地威胁到边疆民族社会的发展,引发了民族社会的深层健康危机,从而造成毒品与 H IV疾病的恶性循环,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威胁。

三、毁蚀边疆民族传统家庭结构及道德体系

边疆民族地区是境外毒品最早、直接的输入地和运输地,部分地区成为毒品的集散地。很多边疆民族群众虽然对毒品的危害及后果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很多人还是会受到毒犯或吸毒者的蛊惑、引诱而吸毒,或因寻求刺激而主动吸毒,或参与贩毒而充当马仔,上演了无数的家庭悲剧,边疆民族人口的数量及质量因之不断下降,各民族传统的家庭结构体系被摧毁。

首先,边疆民族传统家庭结构体系及婚姻家庭观被摧毁,吸毒染病家庭悲剧增多,成员的身体、精神受到严重摧残。

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历史以来形成的单一山地农业生产方式养成的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及教育滞后、与外界交流较少等原因,使其适应多角度竞争的现当代商品经济社会需要的时间较长,缺乏参与竞争角逐的实力,挣钱机会不多。同时,农产品价格偏低的现实虽然有所改善,但边疆民族的经济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家庭收入较低,部分家庭还处于零收入状态。很多人最先是为了养家糊口或致富而贩毒,逐渐染上毒瘾后,不仅未能使家庭经济有所好转,反而将家人拖进了无底深渊。虽然甲基苯丙胺类毒品的价格与传统毒品相比已大大降低,但这种持续性的开支很少有家庭能够承担,对边疆贫困家庭而言,依旧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很多家庭为此负债累累,过着朝不谋夕的生活,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很多贩毒者为了金钱或最大限度地谋取暴利,其言行往往不近情理、不顾亲情,即便面对亲人也表现得冷酷无情、丧心病狂。吸毒者吸食新型毒品后,不仅身体受到摧残,心瘾更难根治。为满足毒瘾,只要是能筹集毒资的办法都能为其所用,置家庭责任、社会道德及良知于不顾,也不顾家庭成员的感受,不计后果、不惜代价和手段地变卖、骗取家庭及亲朋好友的财产,使其生活陷于绝境。家庭成员间散失了基本的信任,宁静幸福的家庭生活被冷漠、争吵、暴力、疾病所取代,村寨里常出现“父母吸毒,孩子遭殃;孩子吸毒,父母流泪”的悲惨景象,很多家庭人亡财散,家庭结构体系受到极大冲击,心理受到严重影响。

边疆民族年轻人对婚姻家庭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改变。涉毒村寨的年轻人对原本怀有美好向往的婚姻生活普遍限于失望及恐惧之中,很多女性对本民族男子深陷毒瘾的现实感到恐惧而远嫁他乡;很多吸毒者或死或监,或病或癫,贩毒者或外出贩毒或离家逃亡,家里仅剩老弱病残留守,一些村寨常出现绝户之家,加剧了边疆民族村寨因毒品导致家庭减少乃至消失的趋势,边疆民族传统的家庭结构体系陷于崩溃境地,“当地群众深受毒品和艾滋病伤害的悲惨情景让我很震惊。在一户吸毒人的家里……老俩口有个儿子,儿子结婚后生有 3男 1女。儿子吸毒死亡后,3个孙子也吸毒死亡,儿媳妇丢下 10岁的女儿远嫁他乡……吸毒和艾滋病不仅造成家庭的悲惨命运,也造成了地区的不和谐和村寨的没落。”[7]

一些边疆民族地区因为矿产、旅游、植被等资源丰富,地方经济超速发展,尽管也有人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模式,但因其在客观上对边疆民族生活的改善及富裕带来了契机,成为地方谋求和寻找的发展途径,很多人在短期内成为十万、百万甚至千万富翁,其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人们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很多长期贫困的人突然暴富后不会合理使用财富,既不会进行投资,也不会去作改善、建设地方基础设施或其他有益于社会和民族的事,而是出入歌舞厅等场所 “显阔”、“摆谱”、“找刺激”、“寻开心”,逐渐与冰毒、摇头丸结缘,毒瘾、艾滋病、肝炎、性病等传染病如影随至。钱匣逐渐被吸空,无辜的家人、亲属也受到连累,落得家毁人亡的下场。部分青少年服用摇头丸、冰毒后,在极度兴奋中以飙车为乐事,很多人因此丧生,给家庭带来沉痛打击。

因此,在新型毒品泛滥之际,有效解决边疆民族的贫困和富裕问题,并建立相应的教育引导机制才是重要之举,否则就会成为引发毒品灾难、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根源。

其次,导致边疆民族道德体系的崩溃。毒品导致中华民族及边疆民族长期共同尊奉的尊老爱老、养幼育后等道德准则的丧失。

边疆民族地区生存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各民族、各村寨、各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相互依靠、相互关心帮助的传统道德模式,养成了坦诚、宽容、好客、坚忍、自强、自立的民族特性及诚信守诺的行为准则及道德认知体系,以及情义为重、金钱次之的价值观,一直被边疆民族长期坚守并传承下来。自毒品在各民族地区泛滥以来,各民族传统的道德体系及价值观逐渐被侵蚀、粉碎,金钱至上、享乐为先的观念及自私自利、偷盗抢劫的行为模式悄然出现,“边疆民族地区吸毒人员道德人格的某些基本因素悖逆、缺失,突出表现在人际间基本的诚信、仁义意识缺乏,责任意识弱化;重向社会索取,轻对社会讲奉献,贪图享受,忽视义务的承担,公益行为受到冷落和摈弃,人情淡漠,金钱至上等方面。”[8]

很多人吸毒上瘾后,精神空虚,意志力薄弱,不仅身体依赖越来越强,精神依赖也更为强烈,毒瘾很难根治,往往为达到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亲情观念淡薄,置亲人的生活及未来于不顾,还把筹集毒资的手伸向了邻居、亲戚朋友或村民。如设置欺骗性赌博游戏、偷盗抢劫、谋财害命,村寨中亲朋的家畜家禽、粮食财物、给村寨安装的电线电网水管等公共设施和公共财产不时被偷卖盗抢。据调查,凉山 311名毒犯中有 164个彝族 (52.72%)为获取吸毒资金“铤而走险,甚至不惜抢劫、偷盗、行凶杀人”。[9]这些偷盗、欺骗、赌博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民族村寨夜不闭户、门不上锁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村寨里公私财物界限模糊、私有观念淡漠的民族传统。家庭成员之间、村寨涉毒家庭与村寨成员之间出现了极高的信任危机,“调查发现,在信赖他人方面非吸毒者比吸毒者有信心……对一般人或者说对陌生人的信赖方面,吸毒者更缺乏信心,但对于亲朋易产生轻信或误信。”[10]民族村寨中共同享受美食和财物、共同面对困难、相互帮助和扶持的现象成为了遥远的历史。在调查时常看到傣、景颇、阿昌、纳西、怒、独龙、彝等族老人在讲述过去、面对现状时流露出深深的无奈和辛酸,也能感受到他们对本民族、本村寨的深切眷恋及忧虑。

勤劳勇敢、互相尊重、艰苦奋斗、坚忍不拔、自强不息,是各边疆民族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多人吸食甲基苯丙胺类毒品上瘾后,变得唯利是图、贪图享受,连起码的相互尊重、尊老爱幼的品德也被毒瘾击得粉碎,更遑论自强不息和艰苦奋斗的美德了,“个人的道德标准失去了价值判断的核心……个人的行为也不再受到来自家族的或民族的谴责,精神的匮乏导致道德的滑坡。”[8]边疆民族中长期存在的淳朴善良、厚道诚实的传统道德品质及秉性逐渐销蚀殆尽。

四、引发边疆民族的文化传承危机

由于对新型毒品性能及其危害在认知方面存在的误差和滞后性特点,以及毒品本身所具有的强烈持久的兴奋功效,致使新型毒品在边疆民族地区迅速渗透并引发了灾难性后果,边疆民族人口大量减少,民族特征逐渐消失,民族文化缺乏传人的情况日益严重。

首先,导致边疆民族地区人口大量减少。边疆民族地区的吸毒者长期吸食毒品,身体受到极大摧残,陷入疾病缠身或贫病交加的境地,传染上 H IV病毒及性病后,既无毒资又无钱治病,死亡率极高,“川、滇两省彝族主要聚居地区的毒品 -艾滋病泛滥不仅导致了全国 15～65岁男性彝族人口死亡率上升,而且正在逐渐危及彝族成年妇女、未成年人口乃至老年人口的生存,并有可能进一步抬高彝族人口总体死亡水平。”[11]

很多感染肝炎、性病、艾滋病等合并病症的人,不仅自己倍受折磨甚至丧命,还会将疾病传染给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很多吸毒者及其家庭成员因此丧命,边疆民族人口大量、急剧减少,“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因为吸毒和感染艾滋病,有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丧失劳动能力,发病死亡人数不断增长,民众的生命和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害。”[6]

边疆民族村寨里的青壮年人群是本民族自身发展、传承的主要力量及希望所在,也是参与吸毒、贩毒最多的人,其中不乏智勇过人的佼佼者。因大批年轻人或吸毒成瘾、或感染疾病、或受法律制裁而死亡,很多民族村寨因此失去了传承及发展的希望,老无所依、幼无所养的村寨了无生机。民族地区因新型毒品及其传染病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几成空寨的情况时有发生。

因贩毒者常在犯罪过程中意外死亡,或被毒贩出于种种原因杀死或被捕入狱受到制裁,很多边疆民族妇女因不堪毒品困扰的生活,对吸毒及感染艾滋病死亡者不断增加的情况感到痛心疾首但又无可奈何,往往选择出走或远嫁他乡;有的妇女也因丈夫涉毒死亡而出走或远嫁,若长此以往,很多边疆民族村寨在不久的将来,在很多民族学家担心其被同化的局面出现之前,就有可能因毒品而消失了,“边疆民族地区,因吸毒、感染艾滋病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大量增加,导致妇女大量远嫁他乡,遗孤老人、遗孤儿童增加,一些边疆民族人口严重减员,一些民族村寨已出现人口负增长。”[7]这更降低了该民族生育及繁衍的希望指数,使民族人口再生产的基础丧失殆尽,这成为边疆民族人口迅速减少的根本动因,“面对汹涌而来的毒潮,个别边疆民族村寨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走私、贩毒、吸毒加剧,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幅增加。加之妇女大批出走等因素,边疆民族人口严重减员,有些民族村寨面临着毁灭性的灾难。”[12]

中青年吸贩毒者的增多及人口的减少,导致民族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全面失衡,老龄化及幼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因此,毒品已经在另一种层面上成为加快民族人口减少的催化剂。

其次,民族意识的弱化,民族特征、民族传统迅速消失,民族文化出现传承危机。新型毒品的泛滥还对民族传统文化及特征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及危害,成为促使边疆民族多元文化体系丧失、民族特征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华民族多元格局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发展局面的形成,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边疆各民族以自己独特的历史及绚丽多姿的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正是边疆民族文化这种多元性特点,才使这些地区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旅游文化资源,在世界民族文化舞台上大放异彩,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但新型毒品的传播及泛滥,使各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日渐沦丧,价值观日渐改变,民族人口下降。民族文化中具体而实在的个体数量的减少,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及丰富性就失去了赖以依存的主体及基础,文化的传承载体逐渐消失,民族文化的内涵日渐淡薄。民族特征的保存也在唯利、享乐、拜金的现实中丧失了合适的土壤,民族文化的传承最终失去了适宜的人文及自然环境,导致边疆民族地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发展态势及生活方式,以及民族传统生存理念、道德观念迅速沦丧,民族精神及民族特征也随之消失。

因此,新型毒品成为民族文化逐渐湮没的重要根源。虽然民族意识的弱化,民族特征、民族传统在现当代快速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新型毒品的泛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最有文化潜力、最具传承民族优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能力的年轻人纷纷陷于毒品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大部分涉毒村寨既无胜任民族文化传承任务的人员,也缺乏愿意传承的人,民族传统文化内涵流逝严重。如作为彝族文化传承者、历史记载者的毕摩,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每个村寨都有,新型毒品泛滥后,很多年轻人被毒品 “控制”,不愿跟随老毕摩学习,毕摩老龄化及后继无人的情况在彝区极为突出,彝族文化传承面临断层的危机。

在很多新型毒品泛滥的民族村寨,年轻人以进歌舞厅、穿流行服饰和剪流行发型、讲流利的汉话或服用毒品后飙车为时髦,不愿穿民族服装、讲民族语言,不再安于住竹楼、木棱房或草丕房、土掌房,纷纷构筑钢筋水泥的 “洋房”,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几乎全被抛弃,很多村寨中很难找到传统的民族建筑群,穿民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

民族多元文化特征是丰富绚丽的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因素而被希望其能永存,然而,以通过保持滞后的生产生活状态来保存民族文化的希望显然是幼稚的。但目前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征正以不同的方式消失,且消失的民族文化大多未按民族自然发展和融合的方式、方向进行,而是因新型毒品泛滥而导致。这个令人遗憾和不安的结果正是改变中国边疆民族发展过程、弱化民族文化意识和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民族发展史、在人类文明发展传承的历程中无疑是一个深重的悲剧。

五、结 语

以冰毒、摇头丸、K粉等为主的新型毒品自 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世界各地迅速泛滥以来,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及公共卫生受到严重危害,世界卫生组织及中国卫生部、公安部等开展的 “禁毒防艾”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只有了解新型毒品泛滥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危害,注意“禁毒防艾”的区域性、民族性特点,制定相应的措施,才能取得更大成效。

传入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新型毒品之所以对边疆民族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冲击及影响,其后果也大大超过了内地,主要是新型毒品对中枢神经的强烈兴奋作用及其导致的强烈精神依赖作用,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历史文化、教育、经济发展的长期滞后,各民族对新型毒品的特点及危害认知不足且缺乏一定的“免疫力”等原因,才使这种在实验室里经过简单的化学或物理方式合成的白色制剂在西部、西南部边疆民族地区迅速泛滥。也正是因为边疆民族对化学合成药物更缺乏抵抗力及免疫力,其上瘾性更强,毒品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在精神上的依赖性也更为强烈。当吸毒者长期处于不正常的强烈兴奋状态,或出现各种急慢性中毒症状,引发多种脏器感染包括出现肝炎、细菌性心内膜炎、败血症和性病、爱滋病等多种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及传播时,往往不知所措,也不会采取必要的预防及治疗措施,酿成了无数家庭的悲剧,摧毁了各民族的传统家庭结构体系,民族人口锐减,各民族传统文化道德体系及价值观日趋沦丧,成为促使边疆民族多元文化体系丧失、民族特征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新的国际禁毒形式下,建立健全边疆民族地区强有力的、全方位的新型毒品防御体系迫在眉睫。在边疆民族地区进一步普及新型毒品危害的宣传教育,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法规,从预防、防治上着力,从源头上遏制毒品的流通,彻底攻克新型毒品的流毒、清除其影响,才能更好地保持边疆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重建和谐村寨。这不仅是目前边疆民族地区戒断新型毒品的任务,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注 释:

① 新型毒品主要是由苯丙胺、甲基苯丙胺 (“冰毒”,ICE)、亚甲基二氧基甲基苯丙胺 (MAMD,“摇头丸”、“迷魂药”)、替苯丙胺 (MDA)、二甲基苯乙胺 (MDEA)等组成的、具有类似化学结构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又称甲基苯丙胺类毒品,既可口服,又可注射、吸食,药效迅速持久。

② 刘建强《解析冰毒滥用的历史沿革及危害》,《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08年 5期;何颂跃《甲基安非他命 (“冰毒”)滥用的历史和现状》,《法律与医学杂志 1997年 1期);郭东文、郑继旺《认识冰毒,远离病毒》,《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1998年 4期;陈立成《冰毒及其危害》,《中国医师杂志》2003年 4期;王婷《冰毒滥用者 84例脑电图分析》,《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8年 12期;刘铁桥《苯丙胺类兴奋剂 (ATS)娱乐使用情况及其人群特征》,《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年 5期;刘铁桥等《苯丙胺类兴奋剂概介》,《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1年 3期;唐卫东《苯丙胺类兴奋剂在人群中应用状况调查》,《中国行为医学杂志》2001年 6期;郝伟等《工具性苯丙胺类兴奋剂使用者及其使用情况的调查》,《中华精神科杂志》2002年 3期;范长河《非法药物使用的流行学研究方法》,《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1年 2期;郭崧《甲基苯丙胺类混合物——摇头丸滥用方式及其对精神活动的影响》,《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2年 2期。

③ 2011年 1月 20日,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2008年查获吸食合成毒品人数占查获所有吸食毒品人数的 19%,2009年上升为 23%,2010年增加到 28%,总人数达 43.2万,实际人数则远高于此。

④ 毒品滥用引发艾滋病的情况很多学者做过研究,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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