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疫”历史与经验

户新竹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之一。”[1]纵观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鼠疫、天花、疟疾等疫情的暴发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影响正常的生活秩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也一直饱受疫情的困扰，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最终取得了重大疫情的防疫工作（以下简称“战疫”）斗争的胜利。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实行的“战疫”举措，总结中国能够取得历次“战疫”胜利的成功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疫”历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人民群众采取积极的“战疫”措施，使近代中国社会格局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土地革命时期：颁布卫生法规，开展防疫运动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多为偏远山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医疗卫生条件艰苦，农民缺乏防疫知识，加上国民党的封锁，导致各种传染病流行。中央苏区先后遭遇五次较大疫情，平时还有疟疾、疥疮等。1932年初，江西富田和闽西地区暴发疫情。毛泽东同志主持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次常委会，会议决定开展“防疫卫生运动”，降低疫情危害。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社论，要求每月举行一次卫生运动、清洗不干净的地方、不吃腐烂的东西、不用病人使用过的物件、及时把病人送到医院。2月，《红色中华》上又刊登了《我们怎样来预防瘟疫》文章，提醒大家注意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3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第2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指出：“拟定许多防疫的办法及消灭瘟疫的办法，各级政府需领导工农群众来执行这条例中各种办法，尤其是向广大群众作宣传，使工农群众热烈的举行防疫的卫生运动。”[2]同时，临时中央政府还下发了《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要求各级政府和卫生机关要广泛宣传，加强对水源和饮食卫生的管理，及时报告隔离病人。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管理下，各级政府颁布卫生防疫法规，积极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苏区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有些地区甚至减少了百分之九十。”[3]中央苏区对疫情的重视，一方面推动了苏区卫生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人民群众养成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锻炼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践行了“保护工农群众健康和福利”的使命。

2.延安时期：制定防疫方针，成立卫生机构

陕甘宁边区不仅自然环境恶劣，而且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加上医疗物资供给不足、群众卫生意识淡薄等原因，导致天花、伤寒、斑疹和肺结核等疾病威胁边区民众的生命和健康。陕甘宁边区政府确立了“预防为主、医药为辅，面向群众服务，中西医结合”的三大防疫方针[4]。

边区政府成立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卫生防疫体系，于1937年10月设立卫生科，11月设立边区卫生委员会，1940年设立卫生处，1942年设立边区防疫总委员会，各区、乡、村组建卫生防疫小组。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相应的防疫政策和法规，包括《陕甘宁边区兽医防治暂行办法》《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和《环境清洁扫除暂行规定》等。为了加大宣传力度，边区政府在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中华报》上开设卫生专栏，刊发卫生常识，制定卫生计划，并接连刊载与卫生健康相关的文章。

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参加“延安卫生运动周”时明确表示：“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5]疫情和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疫”必须依靠人民力量，面向人民服务，达到群防群治的目标。为此，延安从1939年到1945年先后开展过七次大规模的群众卫生防疫运动，组织群众自发制定卫生防疫公约；防疫人员针对农村文盲较多的情况，在举行集会和庙会时，采用秧歌、戏剧等喜闻乐见的活动，普及卫生知识；防疫部门举办医疗卫生展时，以图片、连环画的方式，展示防疫成果；学校专门开设与卫生防疫相关的课程，把卫生教育与课堂教育相结合。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6]延安专门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加强中西医之间的合作，推动了边区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获得了大发展。一方面，疫病的暴发率和死亡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人民群众的科学防疫意识得到了提高，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逐渐降低；另一方面，边区防疫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为战争保存了实力，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3.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防疫体系，组织卫生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医疗卫生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东北、华北、内蒙古以及浙、闽、赣等省发生大规模鼠疫，南方流行血吸虫病，1950年全国天花患者高达4万多例。据统计，当时我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7]。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多次在会议上强调医疗卫生的重要性：“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8]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把“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团结中西医”作为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

党和政府组建专门的行政卫生机构，构建中央和地方垂直管理的卫生防疫网络。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李德全任卫生部长。随后，各省、市、区设立卫生部门，主要负责制定卫生工作的细则、宣传卫生防疫的措施、预防流行疾病的暴发、严格控制疫情的扩散。

卫生部实施较为完备的现代化防疫政策，采用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管理办法。卫生部在推进中西医合作的过程中，针对传染病、防疫站、饮食健康和城市卫生等专门颁布法规章程，包括《传染病管理办法》《关于防疫站暂行办法》《清凉饮食品管理办法》和《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有关卫生监督工作的联合指示》。1950年卫生部颁发了《种痘暂行办法》，推广疫苗接种工作，1亿多婴幼儿普种了牛痘，到60年代初，全国基本消灭了天花。

党和政府加强防疫宣传，动员群众参与卫生工作。北京多次开展大扫除运动，上海和广州等地组织群众消除垃圾、疏通沟渠。1952年，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发动的细菌战，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4年，习仲勋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后，爱国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基层组织的有力配合、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以及医疗人员的辛劳付出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得以建立。到1957年底，城乡居民的平均寿命延长，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

4.改革开放以来：提高医疗投资，健全防疫体系

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尤其是2003年我国24个省区市先后暴发非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防疫制度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一是提高医疗投资，加强国际交流合作。1996年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使我国卫生领域的主要学科和关键技术逐步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此，国家提高了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比例。197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3%左右，2003年上升到5.2%。非典暴发后，中国政府秉承科学精神，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积极向世界各国分享应对疫情的经验和教训。

二是健全防疫体系，完善防疫法律法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颁布的卫生防疫法规包括《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交通卫生防疫工作条例》和《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覆盖公共卫生各领域。非典暴发后，国家先后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据统计，改革开放开始后20多年里，国家颁布的与传染病防疫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有70多个，地方性法规有170多个，总体上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非典暴发后，国务院紧急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党和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定信息通知制度，缓解大众的恐慌心理；实施严格的交通管控，减少人员流通；建造小汤山医院，专门收治非典病例，最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突出强调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办法：“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充分利用、整合现有资源，建立健全疾病信息网络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

非典突发后的应急处置，一方面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特别是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处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从国民健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防疫体系。

5.新时代以来：实行群防群控，加强国际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中心，努力提高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各领域的服务水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任务；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党对健康中国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确定了新时代党以“基层为重点，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健康工作方针；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年新冠肺炎暴发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疫情防控呈现两个特点：

一是高效专业，集中救治。2020年1月，***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指出，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统筹布局。2月，国务院紧急出台《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管理办法。

二是群防群控，精准施策。***总书记在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展流行病学和溯源调查，提高精准度和筛查效率。”[9]互联网和大数据被广泛应用于信息采集、数据分析和医疗救治等各方面。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危机，它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共同构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是2020年3月***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交流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在疫情面前，中国不仅积极向国际社会分享防控疫情的方案和经验，为170多个国家举办卫生专家专题视频会议，向国际组织提供技术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支援意大利、沙特阿拉伯等国，而且将成功研制的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战疫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

二、成功“战疫”的经验

1.注重统筹全局，凸显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颁布卫生法规，带领群众开展防疫运动；在延安时期制定防疫方针，成立卫生机构，组织群众参加“卫生运动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采取更为科学规范的现代化防疫政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改革开放后，提高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比例，引进更为先进的医疗设备，培养医学人才，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在新时期，互联网和大数据被广泛运用于疫情防控中，与世界各国构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新冠疫情是1949年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中央第一时间研究决策，领导东西南北中全力驰援湖北；各级党委全面部署，四百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医护人员奋不顾身、逆行出征；科研人员攻坚克难、勇担重任；普通群众自觉居家、主动隔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集中力量抗击疫情。中国仅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的蔓延，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进而取得了全国“战疫”的重大胜利。在“战疫”的过程中，党中央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工作的展开，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的社会制度优势得以有效、充分凸显，这个优势集中表现在速度、质量和效益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制度优势可以使得中国迅速凝聚力量解决议题，而这些议题在西方国家的讨论和执行，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10]

百年的战疫历史和实践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制度符合了中国国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近代中国社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创举，继而迈向了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梦想。在风云变幻的“两个一百年交汇”的历史时期，在人类社会面临空前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之际，中国共产党勇担责任与使命，领导人民率先取得了抗击疫情的胜利，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提供最强有力的保障。

2.落实依法防控，完善防疫制度

中国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新时代以来，颁布的卫生防疫法律法规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体系较为完善。我国目前和卫生防疫相关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法规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涉及到传染病的分类、疫情监测预警、疫情报告以及紧急救治措施等，这为卫生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坚持依法防控为科学防控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新冠疫情暴发后，党中央突出“全面依法治国”，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强化法制化、规范化管理。各省市根据疫情防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以确保各项防疫工作有序开展。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防控，能够确保各项防疫工作遵循内在规律有序开展，对利用疫情囤积居奇、制造虚假舆论等行为予以严惩，规范社会秩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形成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防疫氛围，它为全面夺取防控工作的胜利提供了法治指南，为建立健全更为系统的防疫体系、强化法治教育、深化法治思维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应对疾病疫情的经验证明，运用法治思维、坚持法治道路，有利于提升国家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方面的治理能力。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高速发展，思维观念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理念下，需进一步提高法治水平的现代化，运用法治方式应对社会危机、调节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构建法治社会。

3.坚持人民至上，保障人民利益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医疗卫生防疫必须以“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方针政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以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记使命，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不仅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以赴救治患者”，还数次奔赴“战疫”一线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各级党组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的防疫宗旨，竭尽全力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菜篮子”和“米袋子”的供应，关心爱护一线工作人员，体现了新时代党的责任与担当。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全国虽然仅有58名党员，但旗帜鲜明地指出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从大革命失败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红军长征的会师，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展，从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到同舟共济取得抗击新冠疫情的胜利，都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正如***主席同波兰总统杜达通话时讲到的：“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只要紧紧依靠人民，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接续奋斗中，虽然面临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矛盾都发生了改变，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和使命却从未动摇过，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始终和人民群众保持统一战线，患难与共。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总书记亲自主持脱贫攻坚战，改善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水平。我国终于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中国人的千年小康梦，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结 语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疫”工作主要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以来和新时期五个阶段。虽然每个阶段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矛盾都不尽相同，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运用社会制度优势进行统筹全局，坚持依法防控并不断完善防疫制度建设，奉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切实保障人民利益，带领人民摆脱疫情的困扰，实现人民对幸福安康生活的美好愿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的历次战疫斗争的胜利，铸就了百折不挠的抗疫精神、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为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梦想注入了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