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放射化学高等教育的开启——以兰州大学放射化学专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为中心

黄筑赟 刘 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合肥 230026)

放射化学是核科学技术的两大基础学科之一。19世纪末，居里夫妇利用化学分离结合放射性测量的新方法相继发现天然放射性元素钋和镭，标志着放射化学的诞生。我国放射化学高等教育发端于核工业的创建，并由此开启了十余年的兴盛时期。自1955年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兰州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相继筹建放射化学专业，不仅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也在某些重要的核军工任务研发中做出了贡献。但是，在20世纪后二十年放射化学整体发展的低谷期，不少高校的放射化学专业遭到停办。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核电建设大幅增速，放射化学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引起决策部门的关注。2004年以来，国内多所高等院校重开或新设放射化学专业，相关重点实验室陆续建立，更有柴之芳、侯小琳两位中国学者荣获国际放射分析与核化学领域最高奖——Hevesy奖。然而，放射化学“紧缺特殊”的状态尚未从根本上扭转。当前，在我国排名靠前的综合性大学中，仅有兰州大学每年培养30名左右放射化学本科生[1]，人才培养的体量与国家核工业发展的需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我国放射化学人才培养的早期历史，总结成功经验，对今后放射化学的学科建设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目前，关于我国放射化学的高等教育史多散记于各相关高校的校史资料，仅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大两所高校的放射化学办学历史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探讨[1—3]。整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是长时段、粗线条的梳理，关于学科建设的具体内容着墨较少，这对于充分讨论放射化学高等教育早期的办学特点和办学经验显然不足。

兰州大学放射化学专业(以下简称“兰大放化”)不仅是国内最早设立的核专业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几乎未曾中断本科教育(“文革”时期以及个别年份除外)的学科点，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我国放射化学高等教育史的“活化石”，非常具有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其作为案例，依据原始档案和亲历者的口述访谈等一手文献，从师资筹措、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1955—1966年兰大放化的创建与早期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见微知著，还原出中国放射化学高等教育发展初期的全貌。

1 筹建缘起

准确地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化学人才培养的发端可追溯到1951年。是年10月，著名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先生从居里实验室学成归国，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放射化学研究组组长。彼时放射化学尚属新兴学科，国内高校并不具备相应的教学条件，杨承宗打破常规，通过开设放射化学基础课程，以及给分配至所的大学毕业生布置研究课题进行学术训练等方式，开启了放射化学人才培养工作[4]。截至1955年秋，全所的放射化学研究人员由最初的3名增至42名[5]。建国后的第一代放射化学人才队伍由此形成。

1955年1月15日，党中央做出了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而发展核工业，首先要解决铀、钚核燃料的提取制备问题。显然，区区数十人规模的青年人才储备远不足以担此重任，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高层次放射化学专业人才来充实研究队伍。国家对核燃料的刚性需求，成为高等院校迅速筹建放射化学专业的根本动因。

1955年7月4日，中央在对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二机部前身，以下简称“国务院三办”)副主任刘杰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大力培养核子物理以及相配合的各类专业人才是极其重要的”，“高等教育部党组应通盘筹划”，“要克服困难，争取在今后几年内培养出大批干部来”。高等教育部(以下简称“高教部”)根据这一指示，于8月13日正式向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二办主任林枫、三办主任薄一波提交了《关于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筹建物理研究室的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报告》指出，“为培养研究原子能的干部，决定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立一个物理研究室，作为训练中心，分别由该两校党员副校长、校长(北大江隆基、兰大林迪生)直接领导”。《报告》还详细报送了关于核物理专业的筹备、教学工作的准备、基建与干部的配备等情况[2]。1955年9月20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核物理专业率先正式开课，除原子核理论等物理方面的专业课外，还开设有放射化学相关课程。

1955年9月初，高教部特派蒋南翔、钱伟长、周培源、胡济民与翻译邢家鲤一行五人前往苏联考察学习原子能人才的培养经验。此次考察，使国内学者意识到核教育中培养放射化学专门人才的重要性。11月15日，蒋南翔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在《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中向高教部和国务院三办建议，依托北京大学的理学传统增设放射化学专门化专业，依托清华大学的工学传统新设稀有元素分离工艺、实验核子物理等核工程专业[6]。由此，放射化学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一个独立的人才培养单元被确立下来。

兰州大学之所以在核教育大幕开启之际便与北京大学一样占据重要一席，应与其特殊的区位因素有关。从政策扶持来看，在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下，人才流动和资源投入大力向兰州倾斜，1953年3月著名党内教育家林迪生出任兰州大学校长。从国家核事业的战略布局来看，兰州大学与诸多即将动工的关键核工厂比邻而居。如负责生产核燃料的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等。从办学条件来看，经院系调整后，兰州大学被确定为国家14所综合性大学之一，拥有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等十大院系以及理化、数学、生物、矿物化四个专修科，理学门类建设已较为齐全。化学系刘义德、杨汝栋、戈福祥等人还开展了放射性元素的性质、分析、制备及应用的研究([7]，页161、237)，无疑可为后续放射化学的教学科研提供经验。因此，在西北设立一个核科技人才培养中心，就近向核工业部门输送人才既有必要，又为可行。不过，限于人才需求的紧迫、国内核教育的空白，加之兰州大学的基础设施条件尚不能满足核教育要求，高教部决定由北京大学优先开始放射化学人才培养，积攒办学经验，待兰州大学完成基建和必要的人才延揽工作后，再分出全套建制调往兰州大学[2]。为加强领导，高教部于1955年9月特调南京大学徐躬耦(1)徐躬耦(1921—2014)，上海人，著名核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早年曾赴伦敦大学学院学习理论物理，获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任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55年调入兰州大学，历任该校物理系主任、现代物理系主任、副校长、校长。任兰州大学物理系主任，命其同时负责兰州大学核专业的筹备重任。

2 正式设立

在兰州大学核专业的筹备阶段，“北大元素”起到了核心作用。虽然并未如原计划那样成建制地划入，但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大力支援事实上已为兰州大学核专业打造了雏形。硬件设施方面，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向兰州大学捐赠了实验设备、放射源和科技图书等[8]。基建方面，兰州大学特批100亩地作为核专业教学基地，配备教学楼、实验楼(加速器实验室和放射化学实验室均设于此)、师生宿舍楼、专家楼和库房监控室，由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的朱光亚负责技术指导，甘肃省副省长葛士英负责筹集经费([9]，页41)。基地整体于1957年竣工。师资队伍方面，1957年7月北京大学首届放射化学专业学生毕业，其中两位毕业生杨宏秀和陶祖贻被分配至兰州大学任专职教师。因兰大放化尚未对外招生，二人留在北京大学又进修了一年。

1958年，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在苏联援助下全面铺开，对人才的需求迫在眉睫。8月3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持召开“全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座谈会”，并在《原子能干部的培养规划》文件中明确指出，目前原子能专业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不能满足原子能事业第二个五年计划急迫任务的需要[2]。此后，多所高校积极响应，纷纷开设了放射化学专业：1958年9月，中国科大建校，同时设立了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1958年12月复旦大学建立原子能系，下设放射化学专业；1958年底南开大学化学系增设放射化学专业；等等。

此前已筹备多时的兰大放化在1958年设立并招生自是水到渠成。是年秋，兰州大学决定将物理系和化学系的核科研力量合并，正式组建原子能系(1962年更名为现代物理系，因保密要求代号505)([7]，页235)。原子能系下设原子核物理和原子能化学(1963年更名为“放射化学专业”，为行文整齐统称放射化学)两个专业，由物理系主任徐躬耦教授兼任原子能系主任，化学系主任刘有成教授兼任放射化学教研组主任。原子能系的行政关系隶属兰州大学，专业设置及招生培养归二机部统一安排[10]。

为加紧培养急需人才，兰大放化仿照北京大学放射化学专业模式，从本校和甘肃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化学系选拔了一批三年级学生作为首批生源。不过受师资条件所限，只开设了放射化学和原子核物理两门专业课：前者由仅有的两位专职教师陶祖贻和杨宏秀共同承担，二人分别负责理论授课和实验教学；后者则由核物理专业的徐躬耦和郑志豪讲授([9]，页43)。到1959年夏天，兰大放化便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从1959年秋起，兰大放化正式招收一年级新生，学制五年，授课3397学时。前三年时间与其他化学专业学生统一在化学系上政治、英语、化学基础理论和实验技能等课程，共计2668学时；四年级后回到原子能系系统学习放射化学专业基础课，共计609学时；五年级参加工厂的科研劳动，准备毕业论文[11]。

1959年后，兰州大学陆续把李钦祖(兰大1958届化学系)、辛文达、孟祖贵、史生华(兰大1959届放化)、陈励权(兰大1959届化学系)、董长发(兰州工学院1959届化学专业)、赵爱民(莫斯科大学1960届放射化学专业)、支克正(兰大1960届放化)、方胜强(兰大1961届放化)等人调入原子能系放射化学教研组工作，教研组主任刘有成还从化学系调派孙慧珠等人帮助指导放射化学实验课程(2)据2020年1月6日黄筑赟在兰州访谈陈励权记录。。这支队伍虽尚显青涩，但是富有活力，人员勤奋好学，在不断摸索中，使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3 完善教学

创建伊始，教学方面实无多少经验可循，即便是先于兰大放化招生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3)清华大学于1956年创建工程物理系，设有放射性物质工艺学和其他三个核专业。1960年该专业调整至工程化学系，下设天然放射性物质工艺学和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学两个专业。，也不过是早了两三年而已。为培养出合格人才，兰大放化将主要精力投放在完善教学上面。

3.1 课程设置

前文述及，兰大放化开办的第一年仅开设了放射化学和原子核物理两门课程。可以想见，学生通过这种类似“培训班”性质的教学，对于放射化学与核燃料工业只能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难以胜任具体的研发工作。这也是我国前两届放射化学专业毕业生的普遍情况，他们进入二机部下属各研究所工作后，往往还需由所在单位的苏联专家进行一番技术再培训。例如负责铀工艺研究的二机部第五研究所(1958年设立，现为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1957—1960年先后曾有13位苏联专家到所指导，开设了铀矿选矿、铀水冶、分析和冶金理论等基础课程，并在实验室讲授操作要领[12]。很明显，尽快开设出满足核工业建设需要的专业课程，势所必然。

经过几次扩充教学内容，兰大放化的专业基础课在1962年时增设到六门，其中放射化学、剂量防护、核燃料化学、原子能分析化学的教学工作全部由放射化学教研组承担(表1)，原子核物理与核电子学由原子核物理专业开设。

表1 1962年兰大放化专业基础课(放射化学部分)[11，13]

由上表可看出，兰大放化教学大纲的最大变动是增设了多门与核燃料制备直接相关的专业课程。同时，通过几年的实践，教研组也基本解决了新增专业课程之间的联系和配合问题。例如，自1961年始，放射化学中放射性元素的内容改为在核燃料化学中讲授，放射性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部分则放在原子能分析化学中讲授[13]。这些举措既避免了不必要的内容重复，也兼顾了课程的系统性，使专业课的教学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除必修课程外，教研组还开设了两个专门组的选修课，供学生依兴趣选择。放射化学专门组偏重放射化学基础理论，讲授放射性物质在共结晶等过程中的普遍物理化学规律、放射性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各种类型核转变物质的分离及性质、核辐射在其他化学领域中的应用等。核燃料化学专门组则围绕核燃料生产实际，讲授铀、钍、钚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分析方法，不同核燃料的性质差异和制备工艺等[11]。专门组选修课是兰大放化的一大特色：在满足为核燃料工业培养专门人才要求的同时，充分发挥兰州大学以理科见长的办学优势，有力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和理论深度。

兰大放化对于实验教学同样重视，其必修课的实验课时数几乎超过讲授课时的一半，专门组选修课中的实验和授课学时各占50%。除基础化学实验外，学生仍需多修146个放射化学实验学时，有26—28个实验，包括放化实验的基本操作及技能、对放射化学规律的验证、放射化学中的分离方法、同位素制备、示踪原子在化学中的应用、放射性元素化学(元素提取、络合物制备、基本性质研究)等内容[11，13]。一些经典实验如从钍溶液中分离ThB-ThC并测量其半衰期等，至今仍在开设(4)据2020年1月7日黄筑赟在兰州访谈董长发记录。。由于实验部分任务重、难度大，教研组的大多数教师，如杨宏秀、孙慧珠、张连玺、孟祖贵、马忠乾、董长发、赵爱民、方胜强、张嵩振等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实验教学工作。

经过几年探索，兰大放化从无到有地开设出所需专业课程，并逐步形成了一套“以放射化学基础理论为纲、核燃料化学工艺为本”的教学体系，不仅保证了核工业要求的人才质量，也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从兰大放化毕业生日后的职业生涯来看，他们当中不仅有在涉核单位担当重任的管理和科研骨干，也有转向其他化学领域并做出重要工作的科技俊才。这与兰大放化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并重”的教学理念不无关系。

3.2 教材建设

与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相适应，教材编修也经过了如下阶段，以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放射化学为例：

1958—1961年，因为缺乏教学经验，兰大放化授课完全采用北京大学的课堂讲义，由杨宏秀负责联络[8]。这一阶段也参考了国外放射化学专著，一如美国1955年出版的经典教材《核化学与放射化学》(NuclearandRadiochemistry)，此书系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资深化学家弗里德兰德等在1949年编著的《放射化学导论》(IntroductiontoRadiochemistry)的增订本，深受学界好评。我国同位素事业的先驱肖伦，1957年在北京大学放射化学专业授课时也曾将此书作为教材使用(5)据2013年11月15日刘培在北京访谈岑运骅记录。岑运骅为其中一名学生。。苏联教科书方面则重点参考了1957年出版的《放射性元素》(РАДИОАКТИВНЫЙ ЭЛЕМЕНТ)和1959年的《基础放射化学》(OCHOBBIРАДИОХИМИЯ)。这两本教材皆体现了苏联科学界极度重视理论基础的学术传统，绝大篇幅是从理论角度对放射性元素和放射性工艺的化学原理进行阐释(6)清华大学早前翻译了《放射性元素》中的部分内容，但并未成书。据2020年1月9日黄筑赟在兰州访谈赵爱民记录。。

从1961年秋季学期开始，兰大放化和国内其他放射化学专业全部统一使用部订交流讲义——《放射化学》(7)该书由北京大学放射化学教师以群力署名编写，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放射化学教科书。见参考文献[14]。。

经过一年的教学活动，教研组自感部订讲义内容较少、对问题阐述得不够清楚、个别章节存在矛盾之处，不能较好地满足教学需要；同学们也反映“课上课下接不上，老师讲的书上没有，书上有的老师也未讲”[15]。为了长远解决教材问题，教研组决定由陶祖贻和赵爱民翻译苏联1960年出版的《放射化学和核过程化学》。该书编者穆林、涅费多夫和什维多夫是列宁格勒大学放射化学教研组和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教研组的成员，具有丰富的一线教学科研经验。值得一提的是，涅费多夫还曾以苏联专家的身份为北京大学首届放射化学专业的学生讲授放射化学，最初的讲义即由涅氏的授课内容翻译而来[16]。该书共20章，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整系统的放射化学教科书，翻译难度可想而知。从1961年开始，陶祖贻和赵爱民对该书进行了翻译，并在日常教学中及时采用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翻译工作至1963年完成，1965年出版了第一、二册，1981年出版了最后一册。此书出版后在高校中的认可度很高，刘元方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授课时曾将其指定为重要的参考教材(8)据2020年1月9日黄筑赟在兰州访谈赵爱民记录。。

至此，兰大放化从最初照搬兄弟院校的讲义，到积极借鉴国外著作不断充实教学内容，再到整本翻译国外权威教科书，配合课程设置高质量地解决了教材问题。“为原子能工业培养专门人才”的培养方案已全面成型。

4 开启科研

创建初期，兰大放化教研组将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基本无暇顾及科研工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开大学放射化学专业的并入。1965年8月，为了集中力量、缩紧战线，中央决定把南开大学核专业的全体师生、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整体合并至兰州大学。放射化学方向的教师有邱陵、凌达仁、邵品西、周懋伦、余千琪、郑祖英等，其中多人曾在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和杜布纳核研究所学习或进修。邱陵是这支队伍的学术带头人，他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此后一直在南开大学化学系工作，其间深入研究了铀水冶(从含铀矿石中分离、富集、提取铀的过程)中的离子交换平衡与动力学机制，相关成果得到二机部的较高评价[17]。经过这次合并重组，兰大放化的整体实力得到大幅提升，由此开启了科研探索。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钚线”被列为一线工程。二机部除了安排部署原子能所和清华大学联合开展404厂Purex(9)Purex：普雷克斯流程，核燃料水法后处理流程之一，是用磷酸三丁酯(TBP)萃取法从辐照核燃料中回收铀、钚的一种化工过程。萃取流程的热试验外，也比较早地关注到高放废液中有用核素的提取问题。辐照过的核燃料中不仅含有可裂变物质钚，同时还有多种裂片核素，其中有些核素如锶-90、钷-147等，在国防、工农业生产、航天和医疗等多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从国际上看，自1960年代以来回收和提取这些有价值的核素已逐步成为核燃料后处理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1966年2月，以邱陵为负责人的兰大放化团队联合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兰州)承接了“从强放性废液中提取稀土元素钷”的研究任务，二机部五所副所长杨承宗任项目学术指导并负责成果鉴定[19]。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教研组先是筛选比对几种多孔性聚苯乙烯系强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的分离纯化性能并确定了树脂型号，之后利用模拟滴定曲线法计算出料液最佳的温度和流速等工艺条件。至“文革”开始时，教研组已基本建立了实验室规模的提取钷-147的工艺流程。因为有此渊源和相关积累，兰大放化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5年继而承担了二机部“高压离子交换色谱法从裂变废液中分离制备锶-90、钷、镅、锔的模拟研究”任务，科研工作先一步恢复。

虽然在科研方面起步略晚，兰大放化还是做出了可圈可点的成果。不过客观来讲，相对于核燃料研制方面的核心任务，如铀的水冶纯化(二机部五所)，浓缩铀分离膜(中科院冶金所、原子能所)，萃取法后处理工艺(原子能所、二机部第二研究设计院、清华大学)等，其分量难免有些相形见绌。这如实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核工业研究力量的布局：重要而紧急的攻关任务主要由二机部下属研究机构和少数中科院的研究所承担；高校参与更多的是不那么紧急的项目，相关工作也主要围绕基础理论研究展开。或许在萃取法后处理联合攻关任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清华大学是个特例，但不能否认的是，在1964年10月首枚原子弹爆炸前，钚的生产是长期被列入“二线”工程暂停建设的。因此可以认为，在放射化学高等教育创建初期，相关高校科研工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培养锻炼年轻教师、完善师资结构方面。就兰大放化自身发展而言，在“文革”后招生、教学工作迟迟未能恢复的情况下，它所开展的科研工作对于维系专业生存、稳定师资队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0)1979年教育部以专业多年未招生为由建议兰州大学撤销放射化学专业。学校认为不宜撤销，其中一条重要理由是“该专业虽未招生，但科研工作一直坚持进行……近几年在研究离压交换分离放射性元素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质量较高的成果……应该本着慎重的态度，保留并积极办好我校放射化学专业……”见参考文献[22]。。

5 由兰大放化看全国放射化学高等教育初期的办学特点和经验

从1958年正式创立到1966年停止招生，兰大放化共招收351名本科生(11)人数系笔者根据兰州大学校友墙建设的信息整理而成，见：http://alumni.lzu.edu.cn/lzupage’07/11/N20190711104128.html。，相继培养了8届毕业生。他们多数被输送至西北边远地区的核工业厂矿企业和科研单位(表2)，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核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兰大放化作为一个缩影，其发展轨迹印证了我国放射化学高等教育在20世纪50、60年代核事业蓬勃发展之际的兴盛和辉煌。总体上看，创建初期的放射化学高等教育呈现出如下办学特征：

表2 1966年毕业生工作分配表[23]

首先，除了清华大学较早地参与到国家重大核军工研发任务中外，绝大多数学科点均把主要精力置于人才培养方面。为使学生扎实掌握所需的化学理论知识，基础课几乎全部由各学科点所在高校的化学系承担。至于重中之重的专业课，教师们通过增设课程、补充讲义翻译教材，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最终圆满完成了为国家核燃料工业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如兰州大学和中国科大，还将目光投注到核燃料化学之外，开设了诸如核转变化学、锕系元素化学此类聚焦放射化学基础理论的课程，在“任务带学科”这一特殊模式框架下，试图做出一些新的探索。

其次，师资中坚力量基本由本土培养的放射化学人才构成。现有研究论及到此，往往关注的是那一代学成归国、荣誉傍身的学术带头人，如北京大学徐光宪、清华大学汪家鼎、中国科大杨承宗、复旦大学吴征铠等。对于放射化学这般国家急需的新兴学科，前辈们的经验自是极其重要，但随着1960年前后杨承宗、吴征铠等人先后被抽调至二机部核军工任务的研发领导岗位，支撑起放射化学教育事业更多的还是如兰大放化那般，源自国内教育而又反哺之的头几届放射化学毕业生。对于这批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来说，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比较突出的办学成果，确属难能可贵。

最后，包括放射化学在内的我国涉核专业在创建初期无论是培养目标、招生计划还是工作分配、经费支持等事项均全部归口二机部，学生也以加入核工业建设为荣。除兰大放化外，中国科大放射化学专业在“文革”前培养的三届学生，输送至二机部的比例也几乎占了一半，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分配至中科院及军事部门参与核燃料研制与开发任务(12)据杨承宗《关于恢复本校(指中国科大——引者注)放射化学专业的建议》，1978年8月23日，手稿复印件。。这种“集中管理、统一分配”的模式虽然也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弊端，比如优秀学生都被二机部调走，自然会影响高校和中科院系统放射化学研究队伍的壮大。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无疑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核工业的人才需求，同时也为放射化学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生源保障。

我国放射化学高等教育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做到从一片空白至颇具规模，并有质有量地培育人才，自是与国家对核专业建设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回顾这段历史，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经验可资当下放射化学的人才培养工作借鉴：

其一，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统筹规划是涉核学科开门办学的前提。核无小事，核专业的人才培养更是如此。过去在二机部的统一安排下，核工业建设与高等教育互通有无，上下渠道亦比较通畅。相形之下，现今的管理体系则不免失之于分散，教育部、生态环境部、国防科工局、能源局等政府部门对核专业建设均有指导权。在主管单位不明确的情况下，高校的核专业很容易会跟着“市场需求”走，而我国的核电产业布局又长期重堆工而轻燃料循环。近些年国内放射化学的人才培养工作之所以起色并不显著，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其二，把握好学科定位，课程设置需与核能发展步调保持一致。放射化学高等教育创建初期正值我国核燃料制备进入攻坚阶段，各教研组紧密结合核燃料生产需求，开设了相应课程，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现今面向我国核能可持续发展及核安全重大需求，先进乏燃料后处理、放射性核素的分布和迁移、纳米材料在放射性核素污染防治中的应用等已成为放射化学的热门领域。办学思路自需顺应新的形势，及时跟踪前沿领域，调整、扩充教学内容并编写新的教材。

致 谢在本文资料调研和写作过程中，兰州大学核学院吴王锁院长给予了诸多帮助和指导，兰州大学放射化学专业退休教师陈励权、董长发、赵爱民诸先生接受了笔者访谈并提供了部分材料。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