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国博德罗百周年纪念活动考略

曹 琪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北京 100871)

法国化学家博德罗(1)博德罗(Pierre Engène Marcelin Berthelot,1827—1907)，法国化学家、政治家、科学史家，法兰西学院理学博士。曾任巴黎高等药学校及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化学学会会长、法国文化部部长、法国外交部部长等职，在政治和科学研究领域均颇有建树。其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体现在有机物合成方面，博德罗研究了酒精、乙炔、甲酸、芥子油、糖类等物质的合成，首创“合成”(synthèses)一词；在热化学方面，博德罗发明研制了一系列量热仪器并测得化学反应的生成热；同时在土壤化学、生物化学、化学史等领域都有研究。著有《合成有机化学》《炼金术的起源》《中世纪化学》等，1883年获戴维奖章，1900年获科普利奖章(以上据顾翼东主编《化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05页)。法国化学家保罗·萨巴捷(Paul Sabatier)认为博德罗的科学贡献主要体现于他打通了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之间的藩篱(La Chimie Moderne et Marcelin Berthelot,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1926,Vol.3, No.10)，《自然》杂志评价他的科学体系“涉猎广博，数量精准，逻辑缜密，阐述清晰，影响宏远”(The Centenary of Marcelin Berthelot, Nature, 1927, Vol.120, p522)。(Marcelin Berthelot，今多译为贝特洛、贝托洛，文中沿袭民国时期译名)以其成果宏富、著作等身，对于近代化学的影响至为深远，被尊为19世纪化学界泰斗级人物。1927年适逢博德罗诞辰一百周年，法邦人士以其“功在人群万世”，计划于当年10月23日至26日举办一次空前盛大的庆典，邀集世界范围内以文化著称的60余个国家派代表团共聚巴黎，由总理班乐卫(Paul Painlevé)亲任筹备会会长。除召开纪念典礼以外，作为此次纪念大会的一项重大议程，法方还拟建筑一所规模宏大的世界化学院(Maison Internationale de la chimie)，将世界各国新发明之化学物品、书籍储备于内，以应各国专门大学、实业家、商务家研究所需，表达对功臣之尊仰，补助科学之进步。

事实上，这并非法国首次举办博德罗纪念活动。早在1901年，为纪念博德罗进入科学界50周年(cinquantenaire scientifique)，法方已举办过一次盛大的纪念会并邀请20余个国家派代表前往。当时中国并未获邀，国内舆论对此事件亦表漠然。然而自民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学术地位日升，声望日隆，且以中法文化关系之亲近，故此次得以列名受邀国名单。

作为博德罗百周年庆典，此次活动规模尤为宏大，中国方面亦视受邀为无上荣光，积极配合法方要求，组织筹备机构并发起助款。与此同时，学界还围绕纪念博德罗这一主题，自发在国内组织了一系列科学文教活动，希望借此向公众宣传博德罗生平，发扬其科学精神，引发社会关注，震烁科学研究。既有研究对此次意义独特的庆典关注较少(2)由于中法大学在此次博德罗纪念活动中所发挥的组织作用，既有研究对此次事件的关注多集中于中法大学校史研究框架内。张士伟将此次活动视为中法大学对外交流历程中的一个范例对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参见《近代中法教育交流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第98页)；葛夫平还另外关注到了博德罗奖学金的设立及获奖人情况(参见《中法文化教育合作事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01页)。另有学者从科学史的角度将博德罗奖学金视为科学体制化的一项成果。事实上，尽管中法大学是此次纪念活动的首倡者，但活动本身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一校范围，因此有必要将其作为一项社会性的科学文化活动进行考察。，就其具体过程多语焉不详，本文拟结合法文材料对中国参与和组织博德罗纪念活动的情形进行梳理，以揭示该事件之于近代中外科学交流的意义及对中国科学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1 “中国博德罗百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筹备情形

北京中法大学由于在近代中法科教文化交流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成为此次纪念活动的首倡者。1927年2月，当法国政府拟广泛邀集各国参加庆典之时，适逢中法大学居礼学院院长李麟玉(3)李麟玉(1889—1975)，现代化学教育家，在中法科学教育交流方面有卓越贡献。1910年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高级理化研究文凭；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仪器部主任、中法大学居礼学院院长兼教授、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兼研究员等职。1920年代正是李麟玉在中法教育事业前线最为活跃的时期，1920年参与筹建北京中法大学理学院及预科，1924年起任该校居礼学院院长并兼授化学课程，1926年赴法参与里昂中法大学的管理和建设，1927年4月归国，后因其在中法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贡献获得法国政府授予的五等宝星奖章。据吕章申主编《中国近代留法学者传》，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184页。在法接洽学务。该会总秘书处迭函李麟玉，与其商酌中国方面之进行。在信中，该会秘书Jean Gerard向李麟玉说明了此次大会的组织情形，并请中法大学这一中法文化交流重镇担任庆典的联络中心和组织机关，请李麟玉代为与中国国内各方接洽[1]。此次参会对于中国学界及中法大学而言无疑都将是一次盛事，该校校长李书华遂积极倡议，邀请外交部人士、法国公使及蔡元培、梁士诒等人进行商酌。

由于此次庆典包括召开大会和捐建化学院两部分，法方希望各国组织两个委员会担任筹备——高等名誉委员会(comité de participation)及高等赞助委员会(comité de patronage)。前者由科学家及化学相关社会组织的首脑组成，主要负责筹备和参与在法举办的纪念会及其他纪念活动；后者则由银行家、实业家、富商巨贾组成，负责集资捐建化学院。为获得更大范围内的赞助和支持，该会希望各国尽可能与化学工业相关人士取得联络，并建议中国请银行界名流担任赞助委员会会长(président)[1]。然而限于北方政局不宁，中国最初仅成立了名誉委员会，以中法大学为中枢，由蔡元培担任会长。但是考虑到这是中国首次受邀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大型学术庆典，“世界各国如美、英、德、日、比、意、俄、奥、荷等三十余国之重要人物及建筑机关，已均以个人名义自动的募集巨款”[2]，中国不能独落人后。最终，在外交总长顾维钧的支持之下，经由蔡元培等人的接洽与运作，中国亦于1927年5月间成立了赞助委员会，由梁士诒担任会长[3]。至此，“中国博德罗百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遂告成立。

虽然赞助委员会的成立经历了一些波折，其成效却很显著。该会成立后随即从5月18日开始筹款，至5月27日初步募集了61042法郎，交由法使馆汇交巴黎博德罗百年纪念会秘书处收存。其中中法大学率先捐助1500元(约合16950法郎)作为表率，并拟以博德罗的名义设立一个长期存续的奖学金以表敬意(下详)[4]。截至1928年1月，中方最终募得16000多元(约194300法郎)，在参与捐助的56个国家中居于前列(4)根据法方所提供的捐助表，截至1928年1月10日，中国捐助了194300法郎，居所有56个捐助国中的第17名，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为法国及法属殖民地、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拉脱维亚、阿根廷、美国、比利时、波兰、瑞典、罗马尼亚、巴西、挪威、摩洛哥、西班牙、秘鲁、叙利亚，均为欧洲、美洲国家或殖民地国家；亚洲国家中，日本、土耳其等国均居中国之后，原表见SOUSCRIPTIONS NATIONALES,Centenaire de Marcelin Berthelot: Délégations, pp259—261。。中方自言，以民穷财匮之国而论，此举足以表示敬忱。对于中国方面表现出的积极踊跃，法方极表感谢，并拟扩大中国代表的邀请范围，不止限于“中国博德罗百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及北京中法大学，还包括其他列于国际合作名单上的中国大学及新近成立、在里昂设有分部的“中华化学研究社”成员，同时授权中法大学在必要时进一步扩大范围(5)该会于同月21日发出的信函中只向北京中法大学发送了邀请函，而在23日回复李书华谈捐助情形的信函中进行了修正，允诺发给中法大学一批邀请函请其自由分发，见：Jean GERARD Li Shou-Hua, le 23 Juin 1927，刊于《中法教育界》1927年第10期，第48页。。

最终建立的中国代表团分为政府代表与非政府代表两部分。其中政府代表包括代表国民政府的驻法使馆沈觐扆秘书及代表北京市政府的赵诒寿领事；非政府机关中，博德罗百周年纪念会中国代表团派出留法药学博士乐夔为代表，北京中法大学派该校驻欧通讯员谢东发、里昂中法大学协会会员谢寿康二君为代表，里昂中法大学推定中华化学研究社社员、里昂大学在读化学博士周发岐(6)周发岐(1901—1990),著名化学家。1921年入法国里昂大学化学系学习，192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兼化学系主任、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北京工业学院教授等职。以上据《中国科学家辞典》编委会《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第4分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294页。、刘为涛(7)刘为涛(1898—1970)，著名化学家。1921年入法国里昂大学化学系学习，1929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法大学教授、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解放后任四川大学化学系教授、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等职。以上据《中国科学家辞典》编委会《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第5分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58页。为代表，上海震旦大学派出该校化学教授梅理(P.Mailly)为代表[5]。

就参加人数及参与机构总数而言，中国代表团规模在所有参加国中尚属可观，但惜其并未像其他国家一样广集学会、工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从事化学研究的科学界人士也只有周发岐、刘为涛两人。而为方便起见，代表亦从驻法人员中就近遴派[6]，未如法方所希望的那样组织国内人员赴法一行，广为增进法国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力。然而即便如此，对于前此较少参与类似科学纪念活动的中国而言，能够派出一支由政府及学界代表共同组织的代表团，在国际性科学文化活动中发出声音，无疑极具积极意义，也由此引发了国内舆论的关注。

2 中国代表团参与纪念大会见闻

10月下旬，各国代表团云集巴黎共襄盛事。此次庆典邀集世界范围内各大洲60余国参会，“人无黄白糉黑，地无亚美欧非”。庆典为期三日，24、25两日召开纪念会，26日举办世界化学院奠基仪式。由于法方的高度重视，庆典筹备了一系列丰富的纪念、文娱活动，颇极一时之盛。中方代表置身其间，不免为法兰西尊重科学、崇奉先贤的热烈气氛所感染。经由代表们的记述和国内报刊的报道，国内学界也得以一窥其盛。

24日，法国巴黎各处均召集纪念大会，城内洋溢着浓郁的庆典氛围。参会团体集体前往药科大学观看博氏纪念品陈列，其中包括博德罗发明之量热器(calorimètre de Berthelot)、电蛋(œuf électrique)及电动力研究器、蚁酸分解器等，观之令人对博德罗之匠心独具更增几分崇敬，感慨“博氏之享大名，诚非偶然矣”[7]。其后前往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瞻仰博德罗石像并参观博德罗实验室，石像“奕奕如生，令人见之肃然”；据法人介绍，博德罗去世之后实验室内所有器具禁止任何人移动，故能保留至今，一如其生时，中国代表不禁感慨，“欧人之尊重学者，于此可见一斑”[7]。参观完毕后，代表云集巴黎市政厅，法国内务部长、巴黎市政厅长列席招待，对各国来宾表示欢迎及感谢。

正式典礼于10月24日夜在巴黎大学讲堂举行。莅会者包括法总统、各部部长、外交界人员、法国与外国代表计约2000人，主席为班乐卫，现场气氛庄重肃穆。在几位学者演说完毕后，各国代表亲至台前投递颂词(adresse)，“每一代表离位，即有人唱报其名及其所代表之国家或团体……类皆皓首苍颜，一望而知其为积学者矣”[7]，中方代表置身其中亦能唤起一种学术认同。

25日，各国代表至先贤祠瞻仰博德罗墓，而后由赫里欧在凡尔赛宫主持公宴，觥筹交错，笑语缤纷，极一时之盛。会后，谢东发代表中法大学致词，备言能与世界各国一道列席该纪念会，表达对于这位“化学革命的先驱，现代化学的缔造者(rénovateur de la Chimie， créateur de la Chimie moderne)”[8]的崇敬之情，中法大学感到无上光荣，博德罗不止是法国的荣耀，更为全人类所尊崇，中国尤怀永恒敬意。列会代表认为谢氏此语“措辞得体、娓娓动人，环而听者，无不叹赏”[7]。

26日，由赫里欧、班乐卫等人率领代表观摩世界化学院奠基仪式。法国工业化学社社长Agerche代表法国捐款者演说，重申了建设此化学院的初衷，“非为智识界娱乐所及残杀人类之炸药研究地，其目的在以群策群力谋工业、农业化学之进步，为人类造幸福，而符博氏之素志”[7]，后各代表在一桑皮纸上签字，置于铁箱中永存后世。当晚，代表们前往总统府，逐次与总统握手后观演专门为此次庆典创作的音乐剧，代表们颇觉这种形式“寓意深远，令人寻味”。

此次庆典以其规模宏大、形式新颖令人叹为观止，中方代表能够参与其中并发出中国声音，无疑有益于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学术影响力；亲临其盛的种种见闻令代表们切实感受到法人崇拜知识、敬重科学之心，不禁感触良多。而以中国代表团参会为契机，国内各大报纸均对该会的盛况及现场演说内容进行了报道，使舆论界也能了解博德罗“迈众超群之行径”[9]，更加激发了国人对于博德罗其人及庆典其事的关注。

3 国内同步举行的庆典活动

在巴黎庆典召开之际，为表达对博德罗的崇敬之情，北京、上海等地也同步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邀请中法政学界人士发表公开讲演。与此同时，一些报刊亦将其视为“可纪念之事”，或刊发活动报道，或印行纪念专刊，一时间形成了一股纪念和宣传博德罗的热潮，与巴黎的盛大庆典交相辉映，在中国文教各界形成了一定影响。

作为本次纪念活动的官方组织机构，“中国博德罗百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在京中法人士本拟于10月24日巴黎庆典召开同时在北京真光电影院举行庆祝大会，后因事改至31日。是日邀集中法各界要员莅会，由内务部总长沈瑞麟、法国公使玛德(Damien de Martel)首先致辞，中法大学教授彭济群报告中国代表赞助世界化学院情形，李书华讲演博氏生平。此后举行了文艺活动，由中法大学孔德学校小学部学生表演舞蹈，并请梅兰芳演出《玉簪记》以助余兴[10]，宾主各尽其欢。

作为学界代表，中法大学特别举行了两次盛大的讲演会向公众深度讲解博德罗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10月27日，中法大学在居礼学院举行了第一次演讲，由李麟玉主讲，题为《博德罗之生平及其在科学上之贡献》，到场者均为该校职员及学生，用幻灯投射关于博德罗发明之种种照片，“听众甚觉有趣”[8]；11月18日下午该校又在居礼学院举行了第二次讲演，到场者除教职员及学生外，另有法国来宾30余人，玛德携全体使馆成员到场，场面较前次更为盛大。是次会议由校长李书华担任主席，李麟玉以法文发表题为《博德罗及化学之综合》(Berthelot et la synthèse chimique)的演讲。其后玛德亦发表演说，称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此大张旗鼓地举行一场关于外国学者的庆典，实属罕见，他很高兴此次庆典的主角是一位法国人，并特别感谢中方予以助款[11]。会后李书华等导引玛德一行参观居礼学院的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工厂及图书馆，玛德对于该校设备完善极为称赞[12]。

除中法大学以外，作为学术重镇的京师大学也积极举办了数次纪念活动。1927年10月25日，京师大学理科学长、化学教授俞同奎在大礼堂讲演博德罗的学术事迹[13]；同日，该校师范部亦邀请李书华、张贻侗(8)张贻侗(1890—1950)，著名化学教育家，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北平师范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系主任等职。讲演《博德罗之生平及其贡献》，李书华还特别介绍了中国参加博德罗纪念大会的情形，以揭示博德罗纪念活动的意义，呼吁国人奋发以促进科学进步[14]。除北京各校之外，上海中法工专学校教授葛野(Paul Gaillard)在环龙路十一号讲演博德罗生平，“至详且尽”，褚民谊等人到场听讲[15]。

虽然这些讲演会多为高校内部学术活动，但借由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报纸，如《大公报》《晨报》《时报》《益世报》《民国日报》的广泛报道，此次庆典成为一项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影响力甚至还波及一些小报，如《黄报》《救世新报》等，《北洋画报》特别刊登了博德罗的造像并对庆典情况加以简介[16]。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专门介绍博德罗其人的专刊问世。中法大学将校刊《中法教育界》1927年第10期定为博德罗纪念专号，卷首登载了十四幅博德罗照片、画像，包括博德罗实验室工作图及其发明。同时全文刊载了李麟玉等人的讲演稿，并以专栏“关于博德罗百周年纪念大会所闻种种”报道了中方筹备和参与此次博德罗大会的情形。为进一步向中国社会宣传博德罗，法国公使馆参赞、赞助委员会重要成员韩德威(David Rhéin)将博氏言行编译成一本小册子《世界著名化学家博德罗》(UnegrandefiguredelachimieMarcelinBerthelot)，由《世界画报》出版，由萧子升(9)萧子升(1874—1976)，教育家、政治家，长期致力于中法教育交流。1919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入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1924年回国后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等职。参见周川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9月版，第577页。作序[17]，印成中法文专集，分发各处[8]。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在华外媒如《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大陆报》(TheChinaPress)也关注了中国参加此次盛典并广泛举办纪念活动的情形。《大陆报》在一篇介绍博德罗生平及其科学成就的文章中指出，“即使在中国，博德罗之影响也已达于北京”[18]。

4 中国科学界对博德罗的介绍和宣传

作为一名活跃于19世纪的法国化学家，博德罗虽然在域外声名卓著，此前却并不为中国公众所知。而围绕此次科学活动所形成的一系列纪念文本，尤其是中国科学界对博德罗学术体系及科学精神的系统介绍，为中国读者塑造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博德罗形象，使其得以较为深入且全面地了解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

中国学者不吝给予博德罗极高的总体评价，李麟玉将其誉为“集科学家、哲学家、著作家、教育家、实行家一身兼备之一深博之全材”[19]，“执科学界之牛耳垂二十年”，拉瓦锡、巴斯德而外“殆罕其俦匹”，萧子升甚至认为博德罗“远过于巴斯德”。

就博德罗的学术成就而言，很多介绍中都特别提及其成果颇丰，“著作达千数百种”[16]，一些学者还从专业角度对其学术体系进行了颇为系统完整的介绍：

(1)合成化学之发明。正如博德罗推崇者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多数中国学者也将博氏的主要成果归为有机化学之科学化，“从此有机化学入科学之正轨，非似昔日之漫无统系也”[19]。然而国际学界也存在另一种声音，认为化学界早在博德罗之先就已实现了有机物的合成，“生命力”之说早已受到挑战，并非博德罗之功。李麟玉注意到了这一争议，在专门介绍博德罗有机合成学的讲演——《博德罗及化学之综合》中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两种说法都为“由中之论”，博德罗虽然不是有机合成第一人，然而以其成果之宏富、发明之广博，无疑是有机化学最有力的建设者。更重要的是，博德罗以其如椽之笔彻底革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自博氏之后“果无再谈‘生机力’者矣”。

(2)热化学之研究。热化学是博德罗在合成化学以外耗费心力最巨的学科，李麟玉等人认为博氏在化学仪器方面予以革新，提升了测量的精密度；并通过力学及物理学单位计算化学能，使得“化学一科进于理解科学范围之内”[19]。

(3)农业化学之研究。博德罗通过研究电场内植物的生活状况、空气中淡(氮)、养(氧)二气化合后所形成的硝酸化合物，发现土壤可以借由微生物之力吸收空气中的氮、氧，李书华对这项成果进行了详细介绍，认为“近世农业逐渐发达，胥此是赖”[14]。

(4)化学史之集成。除科学研究之外，中国学者还注意到了博德罗的治史之才，无不赞赏有加。博德罗能够阅读希腊、西利亚、阿拉伯等古文字，广泛搜集卢浮宫、柏林皇家博物院、意大利威尼斯古物院所藏之古化学手卷，历数十年之功撰写了从古代至近代的多本化学史著作，在当时可谓无出其右。

为探索博德罗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奥秘，李麟玉还试图剖析其治学理路，认为博德罗受19世纪实验哲学派影响，笃信科学，精研哲理，“其实验以学理为指归。治学之方以实验哲学为引线，精神灵活、思想自由，事实与理论判析分明，实验与玄想不相混淆，既不涉孔德(Auguste Comte)偏狭之嫌，又不蹈赫昂(Ernest Renan)武断之弊。力能制学而不为学所制，理随物变，而不为理所拘”[19]。

对比法、中两国的博德罗纪念文本，可以发现后者内容相当系统化且精细备至，不只是对前者的简单译介，而是中国学者重新编排后的结果。作为中国纪念博德罗的一大特色，论者尤其关注对其苦学事迹和科学精神的宣传，以此激励国人，如萧子升所言，“所贵乎纪念古人者，非惟发潜德之幽光，抑欲兴后起之奋发耳”[17]。具体而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好学不倦，工作勤劳。博德罗一生孜孜于学，尤其感人者在于冬日研究热化学，“研究热化学室中不宜生火，天气严寒，手足为之冻；工作过久，脊背为之曲，然博氏之精神不懈，趣味不减，研讨未尝辍也”[14]。博德罗中年以后荣典集于一身，令闻播乎世界，却并未坐享其成，仍然专注于研究农业化学、植物生理。

(2)专一纯粹，不慕荣利。博德罗虽然发明颇丰，终其一生从未享受专利之优待，自言“科学家之任务在求真理，而非为发财”。萧子升认为这种专一科学研究而不慕荣利的精神乃博德罗成就斐然之关键，中国学者应该引为借鉴，“吾国学者，往往心智薄弱，外物扰之，利禄薰心。稍有所涉猎，即以之为弋取功名之具，欺世盗名之资。……今日吾国教育界与有志于学问之深造者，举欣欣然以纪念博氏，闻博氏之坚忍不拔，矢志贞纯，不亦瞿然自惊，惴惴然而思有以自奋乎？”[17]

(3)沟通文理，博通各科。博德罗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还酷嗜文学哲理，精通多国文字，致力于化学史之研究。萧子升认为，“今日教育界之大患莫过于文理两科之不沟通。学文学、哲学者往往恶科学之过于机械，因此流于空谈而缺乏科学试验精神；学理科者疾文科近于空疏，而往往流于拘滞”[17]，因此号召吾国教育家应当效仿博德罗之精神，破除文理藩篱，求二者之并进。

得益于各类媒介对博德罗纪念活动的广泛报道，公众对于“大科学家”博德罗的名号已有所耳闻，而中国科学界内容详实且生动可感的系统性介绍极大地丰富了大众媒体所描绘的“大化学家”形象，增进了国内各界对于博德罗的了解，由此进一步深化了纪念活动的意义和价值。

5 博德罗纪念活动的后续影响

博德罗纪念活动的影响并未随着庆典的结束而骤然消散，以此为契机，中外学界获得了进一步对话和交流的机会。1927年11月，博德罗弟子、法国知名化学家、图卢兹大学学长、法国科学院成员Paul Sabatier特致函李书华，称已收到寄赠的宣传册，感谢中国学界为此善举；1928年初，比利时大学教授、中比教育运动的忠实支持者Paul Gille也有感于中国对博德罗之厚谊，特寄来一篇纪念文字《炼金术研究大家博德罗》(Berthelot historien de l’alchimie et archéologue)，《中法教育界》进行了全文刊载。

作为对中国积极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的回应，1928年2月，博德罗长子、比利时大学教授赫尼·博德罗(René Berthelot)来华游历，专为答谢中国各界参加其父百年纪念并为世界化学院捐款之厚谊，中国政学各界给予热情欢迎，为其举办了一系列欢迎活动。2月1日正午，法使馆设宴欢迎赫尼·博德罗，到场者除法使馆全体馆员及各界要人外，中国方面有熊希龄、彭济群、萧子升、李麟玉、经利彬等24人列席。是日下午赫尼·博德罗谒见教育部部长刘哲，致辞感谢中国方面参与博德罗百年纪念之盛举，刘哲答曰：学问无国界，科学家有功于世界，自应为世界各国所共仰。赫尼·博德罗回应称，学问真理为全人类所同珍，新教育重在探讨真理，各国学生彼此留学，不独可以交换智慧，而且足以结合人类，促进邦交，刘哲深然此说[20]。

借由在各地巡回讲演之契机，赫尼·博德罗又一次对其父的生平及功绩进行了宣传。2月12日，京师大学理科学长秦汾邀请赫尼举行公开讲演，讲题为《科学家博德罗之人格与工作》，教育总长刘哲、公使玛德到场，俞同奎亲任翻译，理科学生三四百人旁听[21]。赫尼再次感谢中方积极助款捐建世界化学院，称此举足以证明中方对于世界学术深表关注，对于人类文明极力提倡；同时感谢北京各教育机关围绕博德罗百周年纪念活动所组织的一系列讲演，此中盛意，殊可钦感。

这篇讲演系统介绍了博德罗的科学工作及其生平，篇幅长达万余字，不仅内容详细备至，且以其出于博德罗至亲之口，配合一些私藏照片，更增添了许多温情，使听者“恍然见一活泼泼的面热之人，此人生平各时代一切性情艺术，以及逐日的生活、勤奋的精神，无不毕现”[22]，堪为中国学界了解博氏的绝佳材料。《大公报》连续五日进行了全文刊载以志其盛。赫尼的演讲与此前中国学者对其父的介绍大致吻合，而在演讲的后半段，他特别对博德罗的学术交际情况进行了介绍，认为其父与法国政学界俊彦游历唱酬、思想交锋的情形使之联想到了中国古代各哲学家、文学家聚首林泉之雅兴，这种贴合中国文化语境的类比更引发了中国听众的兴趣。

博德罗纪念的影响不止寓于庆典和宣传，为鼓励学者、提倡科学，发扬博德罗科学精神，北京中法大学特设立“博德罗奖金”以奖励中国留法学生中治科学之最优良者，每年奖励两名，每名奖金五百元，其中一名在北京中法大学学生范围内选定，另一名则根据法国公使建议，奖励非中法大学学生[4]，1927年的获奖者为留学学生令狐君和中法大学学生周发岐、刘为涛(即参与法国庆典的两名代表)。这项奖励一直延续至1934年，获奖者均为在化学科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的青年学者(10)该奖学金1927—1934年度的授予情况如下：李文祥、赖维勤、刘慎谔、郭壮犹(1928)，林镕、张玺(1929)，张德禄、郑大章(1930)，汪德耀、朱洗(1931)，杨杰、李枢(1932)，范秉哲(1933)，马士修(1934)。据《私立中法大学民国十六—廿三年获得爱博德罗奖金人员名单》，北京市档案馆藏，J026- 001- 00018，张号1。。毋庸置疑，这项高规格的奖励既是一种无上殊荣，也为青年学者开展研究提供了有力助益，成为博德罗纪念活动的一项重大精神遗产。

6 结语

民国时期各类形式与规模的政治、文化纪念活动屡见不鲜，但科学纪念活动则较为稀见，无论是受邀参加在域外举行的外国科学家纪念仪式，还是在中国自发为一位外国科学家举办如此规模的纪念活动，在当时的中国都闻所未闻，因此此次纪念活动得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姿态，无论是派团参加还是助款赞襄，对于提升中国的学术声望、促进学术交流无疑都有所裨益。如李书华所言：“我国向未参加任何国际科学运动，此次可称为破天荒之举。而此次之所以参加者，固由博氏伟大人格之影响，而国人渐知主义科学亦一因也。”[14]

然而若将此次活动置于近代中法关系的历史框架内审视，中方能够受邀并非得益于科学事业的进步，而应归功于民国以来中法外交和学术交往之日益密切。而此次活动之所以能够获得来自官方的广泛支持，也主要源于其外交价值而非科学价值，故此“中国博德罗百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仍然由政界、实业界人士主导，科学家并非核心；参加法国博德罗庆典活动的代表团成员亦多为外交界人士，科学界仅有周发岐、刘为涛两位留法学生作为代表，民国话语体系下科学的相对弱势于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中国科学界在此次纪念活动中的积极表现仍然值得关注。本着介绍科学成果、弘扬科学精神之目的，中国科学界自发组织了一系列博德罗纪念活动，可视为科学文化的觉醒，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公众尤其是青年学子的反思，如《大公报》社评所言：“以不重科学之国，尤在不讲学问之时，而忽称纪念世界学者，其事似根本乏诚意，然于兵乱之中，犹有此一会，是亦将聊胜于无……中国青年必有此精神，而后中国能产生新文化，而后人民能利用而厚生，化学之应用其一端耳，有志之士，可不以博德罗之精神为模范哉。”[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