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度地》“积薪”治水释读——兼考农作物秸秆用作治水物料之变迁

熊帝兵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淮北 235000)

《管子》内容丰富，价值较高，黎翔凤赞之曰：“体系整饬，超越九流诸家之上。”([1]，页20)该书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取得了丰硕成果，涵盖其科技贡献、经济思想、人口理论、生态环境、国家治理、伦理道德、版本流传、成书年代等诸多方面。其中既有立足于文本的整体研究，也有针对书中代表性篇章的深入分析，见诸刊首报端的论文达数千篇(1)学界关于《管子》一书的研究论文与专著质量较高，切入的角度多样，涉及的范围与学科领域广泛，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代表性学者有马非百、巫宝三、刘如瑛、孙开泰、叶世昌、周乾溁、吴显庆、乐爱国、张玉书、巩曰国、史少博、张连伟、张建生、刘冠军等。鉴于成果量实在太大，故此处不对各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作逐个列举，仅作宏观的概括。。学界从不同角度整理与研究《管子》的专著也达数十部之多。

但是，《管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字古奥，费解之处甚多，向以难读著称。因此，除了几部著名的点校本以外，还有不少学者曾对书中的疑难词句做了细致的释读、考证与辨误等工作(2)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李学勤《〈管子〉“乘马”释义》，刊于《管子学刊》1989年第1期。吴今人《〈管子“乘马”释义〉商正》，刊于《管子学刊》2003年第3期。[日]重泽俊郎著，路英勇译《〈管子·立政〉“九败”臆解》。周乾荣(溁)《〈管子〉校释新获》，刊于《管子学刊》1996年第4期；《〈管子·心术〉等篇校释一得》，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5期。肖建春《〈管子·形势〉篇“抱蜀”解诂》，刊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等。，解决了诸多文本难题，对《管子》内容的准确理解颇有裨益。笔者在研读相关研究成果时发现其《度地》篇中“积薪”一词尚存未详之处，故亦效颦于方家，试对其作简要释读。

1 各本对“积薪”的失注、误注与略注

《管子》中多有治水的论述，其中以《度地》篇最具代表性，被水利史专家周魁一称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水利技术理论著作[2]。该篇记载了管仲向齐桓公所献的治水之策，其中提到：“常以冬少事之时，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积之水旁。州大夫将之，唯毋后时。其积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以事未起。”([3]，页210)此句中有“益薪”“积薪”二词，依据上下文可知，二“薪”同意。自唐代以后，《管子》校注本达数十种之多，然而对“薪”字大多失注。清戴望据宋本、元刻本、朱东光本以及《太平御览》等书，充分吸收了王念孙、顾广圻、丁士涵、宋翔凤、俞樾、俞正燮等数十家研究成果，辨析论定，成《管子校正》一书，堪称当时《管子》注释的经典之作，但是此本并没有对“薪”字施注。

民国期间，许维遹、闻一多等人曾在西南联大合作整理《管子》，成《管子校释》初稿。许、闻整理该书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其地又在昆明，“为物质条件所限，二氏所参考之书籍不多”([4]，页8)。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遂在许、闻稿本基础上，搜集了17种版本，40余种校释成果，最终撰成《管子集校》这一集大成之作，“为《管子》研究的必备参考”[5]。但郭氏说，“整理古籍，汇集校释，非为一般读者，乃以便于从事研究工作者之獭祭”，所以该书“不附原文，不随文施注”([4]，页11)。就其所集注释来看，并未涉及上述《度地》篇之“薪”字。黎翔凤又在《管子集校》基础上，参考各家，补正、删削，撰成《管子校注》，成为目前学者使用频率最高的版本，其中，也未在此处施注([1]，页1062)。刘晓艺独辟蹊径，以《湖北先正丛书》中的《管子补注》为底本，仅少数几处参郭氏《管子集校》和黎氏《管子校注》，自成一本，对“薪”字亦失注[6]。

鉴于《管子》的学术影响与文化魅力，除了上述各家之外，对《管子》施以今注、今译者众多，其中以选译本、简注本、译注本最为常见。民国期间，唐敬杲选注的《管子》对“更次益薪，积之水旁”作了简单注释：“以更番次第，增益旧所置之薪柴，积之水旁，以备决溢之害也。”[7]20世纪80年代初，赵守正以《四部备要》之赵用贤校订本为底本，重点参考《管子集校》，统合各家意见，结合研究心得，毕录全文，对90%的内容通体今译，学者称：“通俗易懂，条理清楚，说解透彻，行文流畅，为阅读《管子》一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8]该书未对“薪”字施注，将其所在句子译为：“经常在冬闲时，派甲士轮流采集木柴，积放在水旁……积累木柴，在农事完结以后。”[9]赵氏在另著《管子通解》中则对“益薪”作了注释：“益薪：增积柴薪。柴薪是修堤的必备器材。”([3]，页211)

除了上述注译本之外，还有不少文化普及本曾对“薪”作了简注。谢浩范、朱迎平的《管子全译》注释曰：“薪：柴草，防水用的材料。”([10]，页565)姜涛的《管子新注》注曰：“益薪：增加薪柴。”[11]滕新才、滕涌的《〈管子〉白话今译》直接将“积薪”译为“堆积木柴”[12]。刘柯等在《管子译注》中将其译为“积累薪柴”[13]。盛广智在《管子译注》中将“积薪”所在句翻译为：“经常在冬季少事的时节，命令甲士轮班打柴，堆积在水边……积柴的事，在农事完结时进行。”[14]张玉良、赵杨超等的《白话管子》对此句的翻译与前者相似：“并经常在冬闲之时，命甲士们更替着打柴，堆积在水边……积存柴草，在农事完毕之后去做。”[15]马宗申虽然没有专门译注过《管子》，但是在其相关研究成果中提到了此句的大意：“冬闲季节。令甲士轮流在大水之旁增加薪材的储备，不得后时。”[16]

综上可见，各重要版本对“薪”字多失注，而部分简注本或译注本对“薪”字虽然施注或释意，多局限于对其字面意思的解释；只有少数版本涉及其功能问题，但是都较为简略，这给准确理解《管子·度地》的治水技术带来较大障碍。台湾出版的大型丛书《古籍今注今译》之《管子今注今译》在“益薪”“积薪”的理解上就出现了严重偏差，李勉将“薪”释读成为防寒材料和燃料，将此句翻译为：“常于冬季事少之时，令甲士轮流积薪，以防冬寒，亦备为烧饭之柴。此类薪须堆积在水旁，万一积薪发生火灾时，可以取近水救之，积薪之事由州大夫率领办理。不可后于时令，应及时而为。”[17]李氏认为之所以“积薪”于水旁，其目的是“薪”垛一旦发生火灾，可以就近取河水救之，意在以水“防火”。造成这种错误理解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释读者对此处“薪”为何物，以及“薪”之功能的认识上。

2 《管子·度地》“积薪”释读

黎翔凤在论及古籍校注应该注意的问题时说：“余之为校注也，有问题之句，每字必考，不以常见之字而忽之。常见之字，往往蕴藏问题。”([1]，页7)各家对“薪”字的失注或者略注，正是将其视作了“常见之字”，而这个“常见之字”又恰如黎氏所言，的确蕴藏了问题，关涉到对《管子·度地》中治水之术的理解。《说文·艸部》载“薪，荛也。从艸，新声”；又“荛，艸薪也。从艸，垚声”([18]，页76)。依据《说文》所提供的线索，“薪”“荛”“草薪”可以互相解释。但是《周礼·天官·甸师》载“帅其徒以薪蒸役外内饔之事”，郑玄注“大木曰薪，小曰蒸”([19]，页362)；又《周礼·地官·委人》载有“薪蒸木材”语，郑玄注曰“薪蒸，给炊及燎。粗者曰薪，细者曰蒸”([19]，页1176)；《礼记·月令》载“乃命四监收秩薪柴”，郑玄注曰“大者可析谓之薪，小者合束谓之柴”[20]；《管子·轻重甲》载有“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荛”句，尹知章注“大曰薪，小曰荛”[21]。从上述各家的注疏来看，“薪”“荛”“草薪”又互不相同。

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郑注“大者可析为薪，小者合束曰柴”有误，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薪为草，柴为木。”俞氏说：“薪”意有“单言”与“对举”之别，“单言之则薪、荛、柴通……对举，则荛、薪，草也；柴，木也……《礼·月令·季冬》云：‘收秩薪柴’，则是薪为草，柴为木，而解者曰‘大木可析为薪，小木合束曰柴’。其训释由析薪、薪炭之文，不悟彼是单举可通之辞……古草木通曰薪，今草木通曰柴，究之柴从木，是木薪也；薪从草，是草柴也，各有本义，今灯草尚称灯薪，其义最正。”([22]，页44—45)俞氏明确指出，就“对举”而言，古时草木通称为“薪”，不一定特指燃料，“灯草”称为“灯薪”就是代表性的例证。

事实上，《说文》在提到“艸”时，曰“凡艸之属皆从艸”([18]，页37)。可见，“薪”之另一解当为草。《诗·周南·汉广》载：“翘翘错薪，言刈其篓……疏：传‘篓草中之翘翘然’。”([23]，页73)《诗·王风·扬之水》载：“扬之水，不流束薪……扬之水，不流束蒲。”陈奂疏：“蒲为草……《说文》：‘蒲，水草也。’草亦薪也。‘笺’、《易传》：‘蒲：蒲柳’。郑盖以上章‘束楚’，为木一类耳。‘正义’依‘笺’为说，谓‘薪是木名，不宜为草’。失之。”[24]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提到：“草曰芜曰薪；木曰樵曰新。”[25]另外，《易·系辞下》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26]《说文》：“葬，臧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荐之。”([18]，页82)张舜徽在《说文解字约注》中说：“太古无棺殓深埋之制，人死但弃之原野，用草覆荐之而已。”[27]可见张氏认可此处的薪为草意。《康熙字典》“薪”字下也列出“草”之义项，“草亦曰薪”[28]。综上可见，除了郑玄以及受其影响的学者将“薪”释为木本以外，其他学者和文献多将“薪”释为草本。

事实上，除了俞氏所说的“灯薪”之外，一些现实用法中也能体现出“薪”为草意。《后汉书·儒林传序》描写了汉安帝时学舍颓圮的景象：“学舍颓蔽，鞠为园蔬。牧几荛竖，至于薪刈其下。”[29]“牧几荛竖”在园中所刈之物显然不是柴，而应当是草。敦煌悬泉汉简一七二也有“薪”的记载：“永始三年七月戊申朔丙辰，县泉置啬夫敞敢言之，府记曰：唯正月以给戊己校使者马薪，辈□□□□。”学者解释“马薪”为喂马的草料[30]。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狼三则》中也提到“薪”，“顾野有麦场，场主积薪其中”[31]。不排除麦收时节的麦场上可能会堆放一些杂物，但是此处所积之“薪”为麦草或麦穰的可能性最大。当代也有学者通过考辨指出：“‘薪’有‘草’义毋庸置疑”[32]，强调了“薪”的草本属性。《管子·度地》治水之“薪”显然不是作燃料用，赵守正认为“是修堤的必备器材”([3]，页211)，已经有了比较接近的理解；而谢浩范、朱迎平认为是“防水用的材料”([10]，页565)，意思更正。但是赵、谢等人分别将其释作“柴薪”和“柴草”则有失准确。

上述各家在为“薪”作译注时，将其作“薪柴”“木柴”“柴薪”“柴草”“柴”“薪材”等解释，大多更倾向于“柴”意，也即秉承了郑玄的“粗者曰薪”“大者可析”思想。事实上，在治水的过程中，的确会用到“柴”，多用于打桩或者制作埽的框架等；而“草”更是必备物料，其多被制成“草泥”，用以修筑围堰、堤防等，或者充当埽的填充物，也以之编成草袋，装填土石于其中。充分发挥“柴”“草”二者的物理特征，才能在治水、筑堤、堵口方面起到良好的效果。比较而言，柔韧的草本植物纤维更能满足筑堤、防漏的技术要求。而且《度地》篇中明确提出“其积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以事未起”([3]，页210)。所谓“作土”，指的就是修筑堤防。另外，《慎子》一书中有“治水者，茨防决塞”的记载[33]，周魁一解释说：“是用草、土构筑的水工构件，用于堵塞决口和建造施工导流围堰。”[34]事实上就是利用了植物纤维治水。另外，早在《诗经》中，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束薪”不易被水冲走的特征，“扬之水，不流束薪”([23]，页354)。综合可见，《管子·度地》所积之“薪”是草的可能性更大，或者至少不能排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草。

就语义而言，草又可特指稻、麦、粟类的秸秆，缪启愉在《齐民要术校释》中就说：“草”亦为稿秆之意，“今口语仍称谷秆为‘谷草’，稻秆为‘稻草’”[35]。尽管很难肯定地说《管子·度地》之“薪”一定就是农作物秸秆，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含有大量农作物秸秆的可能。《管子》在论及“益薪”和“积薪”治水时都强调了时间节点，“常以冬少事之时……唯毋后时”，明确指出这一活动是在农事之后，而且还不能延缓。这与《管子》不违农时的思想密切相关，但是也可能存在另外一个因素，即此时“薪”的获取较其他时节更为容易。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更次益薪”的时间恰恰是在农业收获之后，此时如果放弃便于大量获取的农作物秸秆，而另外寻找其他薪草来源的话，既舍近求远，又不切合实际，与《管子》中所蕴含的休养生息、爱惜民力以及朴素的环境保护思想也相矛盾。

3 汉代以降“积薪”治水事实简考

汉光元年间(约公元前130年)，河决濮阳瓠子口，汉武帝曾亲赴险段，“令群臣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是时东流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36]，页1703)。司马迁也亲自参与了此次堵口活动，他说：“甚哉，水之利害也!余从负薪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36]，页1706)从“东流郡烧草，以故薪柴少”的因果关系看，东流郡所烧之草就被称为“薪柴”，是当时用于堵口的上好材料。如淳在此处作注时，明确提到用草充当埽工的填充物：“树竹塞水决之口，稍稍布插接树之，水稍弱，补令密，谓之楗。以草塞其里，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为之。”([36]，页1704)俞正燮结合汉武帝歌“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灾”，解释说：“是其时有竹无草，下竹楗，即下竹埽也。草埽胜于竹埽者，竹中空，外有节，不贴实，草土为埽乃贴实，故无草而后用竹也。”([22]，页523—524) 说明使用草埽的堵口效果优于竹埽。用竹埽是在缺草情况下所采取的不得已的替代方案。

考古发掘也证明了汉代水利工程中利用植物纤维的事实。1959年在安徽省寿县芍陂灌区发现了一处汉代草土混合筑成的工程遗址，据参与发掘者描述：“泄水沟面的生土上是一层砂礓石，礓石上层，便是层草层土逐层叠筑，至与闸霸顶平为止……层草是顺水流方向散放的，厚度基本相同。”[37]这其实就是汉代埽工遗址，其中草的用量已经很大。另外据报道，2005年秋，经过洪水的冲刷，陕西灞河下游东岸砂石下面古代水利工程遗址显露出来，“这处坚硬的黑土暴露部分平面大致呈三角形，南北最长处约10米，东西最宽处约14米，高出其下河滩1.5米—4米……南侧的一断面之上，显露出由柴草构成的同心螺旋形线，螺旋线间所夹的尽是坚硬的黑泥，泥中掺杂有少量瓦砾与沙砾。黑泥非常坚实，与柴草结合紧密，明显看出是系经过密实加工而成的。从这些结构可看出，系是由柴草层与泥土层平铺后卷滚形成，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中国古代的水上工程建筑物即‘埽体’的结构完全一致。”[38]专家认定其为汉代的防洪治水工程遗迹。

上述材料证明，汉代用草治水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但是尚不能确定当时所用的“薪”或“草”一定就是农作物秸秆。到了宋代，农作物秸秆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已经有了明确记载。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介绍“埽工”时谈到了“刍稿”，“岸汩则易摧，故聚刍稿薪条枚，实石而缒之，合以为埽”。并明确了“刍稿”用量：“凡埽之法，若高十尺，长百尺，其算以径围各折半，因之得积尺七千五百，则用薪八百围(《史稿》作薪五百)，刍稿二千四百围。”[39]据《说文》：“稾，秆也。从禾，高声”；“秆，禾茎也。从禾，旱声”([18]，页569)。尽管秦汉时期即有“刍稿”之征，学者认为其多用于动物饲料[40]，但是李焘在此处所说的“刍稿”显然不是用作饲料。滑州自天禧三年(1019)河决，一直到天圣五年(1027)方成功堵口，杨仲良记载了这一工程的刍稿用量：“自天禧三年河决至是，积九载乃复塞，凡费刍稿千六百二十万。他费不与焉。”([41]，页835)综合分析，此处的“刍稿”就是农作物秸秆，用作治河物料。

景祐元年(1034)十月澶州河决横垅，危害甚广，大名府奏请“早行修塞”，宋仁宗先后派遣多人实地查看，最后建议暂时不宜动工，但得沿堤预备刍稿，以待来年秋天兴工之用，“欲且兴筑两岸马头，令缘堤预积刍稿，俟来年秋，乃大发丁夫修塞”([41]，页837)。此处的“缘堤预积刍稿”与《管子·度地》之“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积之水旁”多有相似之处。约与李焘同时期的江少虞在《皇朝类苑》中记载了一则滑州当年治河的传说，“梅公仪知滑州，夜中河决，即部官吏兵卒走河上迭扫，扫不足，拆官私屋楗塞。俄有一白须翁，载一船秸秆，中流而下，佐助填迭，遂定。平晓，不知白须翁所在，以为神也，州民请为公仪立颂功德碑，朝廷止降诏以褒奖”[42]。作为传说，其所记述的故事情节显然是虚构的，而故事发生的物质基础与环境则很可能是真实的，其中所明确提到的“秸秆”治河与滑州当年的堵口史实高度吻合。

到元代，治河麦秸已有“成数”，《元史》记载：“……其余若木龙、蚕椽木、麦秸、扶桩、铁叉、铁吊、枝麻、搭火钩、汲水、贮水等具皆有成数。”[43]明代利用农作物秸秆治河更为普遍，正统十三年(1448)，黄河决口于新乡八柳村，冲毁运河河道，切断南北漕运动脉。朝廷先后派工部侍郎王永和、工部尚书石璞治河，都以失败告终。景泰四年(1453)代宗又派徐有贞治理，历时两年完工，但是耗资不菲，据所立《敕修河道功完之碑》(3)原碑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台前县夹河乡八里庙村大河神祠旧址，2000年被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记载：“是役也……用铁为斤十有二万，铤三千，絙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麻百万，荆倍之，稿秸又倍之，用石若土则不计其算。”[44]其中秸秆用量之大仅次于土石。万历三十一年(1603)，总河曾如春建议：“芦草秫秸，径行附近有司先发官银，照依时值采办。”[45]清代刘成忠在《河防刍议》中曾说：在雍正之前，河工用柳、苇，“无用秸者。”[46]综合上述可见，刘氏说法并不准确。发展至清代雍正年间，农作物秸秆已经跃升为治河软料之“正料”，在堵口、岁修中得以广泛应用[47]。乾隆年间，秸料用于河工已经非常普遍，乾隆二十六年(1761)，河决开封杨桥，刘统勋奉命临视，至决河口，见数十步外秸料山积[48]。

4 结 语

中国治水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其实践过程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与理论。而农作物秸秆具有成本低廉、取材方便、来源丰富等特点，在传统社会中不但不被视为废弃物，反而是重要的可利用资源，除了被用于生活与生产的诸多领域以外，还曾被广泛应用于古代各项工程项目之中。选用农作物秸秆作为治水物料既需要高超的技术，又蕴含着传统水利工程建设与资源利用的智慧。综合文字考释，结合汉代以降“积薪”治水发展的历史进程可见，《管子·度地》篇治水所积之“薪”中，很可能就含有农作物秸秆。如果推断无误，农作物秸秆用作河工物料这一技术或许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