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工艺研究看技术社会史的研究旨趣

张学渝

(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南宁 530006)

传统工艺是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民俗学、民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因研究重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工艺观。新时代，中国传统工艺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点燃了社会各界的认知热情，促使学界加强传统工艺研究。因此，当下的传统工艺研究既要在实践中为民族复兴提供文化源泉，又要在理论上成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对技术史视野下的传统工艺研究而言，应当从传统工艺保护时代的工艺“本体”扩展至振兴时代的“本体之外”，从局部研究走向整体研究，以满足时代需求。

如何实现传统工艺的整体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史理论转向问题。笔者认为其中包含了三个问题：什么是传统工艺？谁的/哪里的传统工艺？如何研究传统工艺？第一个问题是定义问题。严格来说，“传统工艺”只是一个泛学术概念，各学科指称不一。虽然模糊的传统工艺概念对具体的案例研究影响不大，却十分不利于理论研究。第二个问题是归属问题。传统工艺本质上是经验性技术，附着于特定的人文和地理环境，因此传统工艺的民族地域属性应当被认真讨论。第三个问题是研究思路问题。其暗含的意思是：技术史视野下的统工艺研究如何获得新突破？

本文尝试立足于科学技术史学科，从学科内外环视传统工艺研究，分析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传统工艺”所面对的“谁的/哪里的”问题和利用技术社会史视角对之进行研究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释技术社会史的研究旨趣。本文仅就笔者目力所及，针对传统工艺的整体研究与技术社会史视角发表一点浅见，难免挂一漏万，希望能得到学界同行的关注和指正。

1 多学科交互下的传统工艺观

什么是传统工艺？这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然后才是定义问题。中国传统工艺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初“洋货”对“土货”，“西学”对“中学”的冲击[1]。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理论性研究成果[2]。21世纪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在中国形成，传统工艺得以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大众视野，中国开始在真正意义上步入传统工艺研究兴盛期。“传统工艺”在时代演变中逐渐被对象化，从研究边缘成为研究焦点。目前，形成了四类影响较大的传统工艺观。

第一类文化观。传统意义上“文化”被视作观念或思想，甚至是一种超越生产或生活的意识形态。许多学者拓展了这种“文化”内涵，论证了作为实践的“工艺”与“文化”的联系。邱春林指出“文化”并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生产、生活行为的“沉积物”。手工艺承载了最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在今天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3]。传统工艺被纳入文化认知的范畴，成为当下人汲取过去经验的重要手段。

第二类技术观。技术观致力于从技术史的角度挖掘当下流传久远的传统工艺所蕴含的若干过去技术的“技术基因”，解析传统工艺所包含的科学内涵，建立一种当下与过去的联系。华觉明在20世纪80年代末率先执笔提出传统工艺保护方案，并主持编订了20卷《中国传统工艺全集》，提出“与手艺同行”的观点[4]。技术观指出了传统工艺发展中“守本创新”的“本”所在，为传统工艺保护与振兴指明了方向。

第三类知识观。传统工艺知识观主要来源于迈克尔·波兰尼“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5]概念和格尔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6]概念。许多学者积极探索了这些理论与中国传统工艺实际的互通性[7，8]。徐艺乙从知识传播角度提出传统工艺属于以非文字记录方式传播和传授的知识，与以文字为媒介传播和传授的知识相区别[9]。传统工艺的知识观让传统工艺在知识结构上有了明确定位，即一种“隐性知识”“本土知识”“地方性知识”“非文字知识”。

第四类遗产观。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深入的结果，是文化观的延续。遗产观替代了视传统工艺为“末流”的旧观念，将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由“静态的过去”转变为“社会的行动者”，进入现代社会。方李莉提出“遗产资源论”来描述这个过程[10]。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成为人们“发现”传统的一把重要且有效的钥匙，并且让人们有了传承的主动性与紧迫性。

文化观和遗产观主要回应了传统工艺的“实用性”问题，技术观和知识观主要回应了传统工艺的“科学性”问题，它们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和深远的学术影响。贺超海总结了中国传统工艺的四种当代价值，即文化价值、科技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11]。学术界在传统工艺的经济价值无法彰显的背景中先后提出了上述观念。以工艺美术为代表的文艺界提出传统工艺文化观，试图在思想领域和生产领域连接“传统”与“现代”，挽救处于生产边缘的传统工艺；技术史界从“技术基因”的角度挖掘传统工艺内在的科学技术价值，挽救濒临断层的传统工艺；科学哲学界和人类学界分析了传统工艺作为知识类型的独特性。真正让传统工艺走进社会大众视野的是由国家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是国际协作、国家治理和学术研究等多种力量推动的结果，在遗产观的带动下，社会大众逐渐认识到传统工艺的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当下逐渐显现的经济价值。

虽然四种传统工艺观的关切点和侧重点不同，但在面对传统工艺保护与振兴问题时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关注传统工艺的技术环境与社会环境，认同传统工艺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方式之一。李晓岑认为复兴民族的、大众的工艺传统和文化，不只是遗产保护，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方式和思想方式，是工艺传统的延续和光大，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民族精神的复兴和中华民族伟大传统的回归[12]。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工艺“复兴”的是技术所包含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提醒我们，对传统工艺的研究需要回归至“技术基因”。

因此，什么是传统工艺？笔者曾提出两个认识角度：从内容上看，传统工艺是用于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用五个方面的物质性生存问题的技艺；从本质上看，传统工艺主要是指那些传承有序的、符合自然的、人类生活的手工技艺[13]。其中传统工艺的本质角度规定了工艺时间、工艺方式和工艺本质三方面内容，“传承有序”指工艺在传承过程中的代代相传或隔代相承，“符合自然、人类生活”是当下人对传统工艺发展观念的体现，“手工技艺”指工艺以手工为主。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从内容角度或工艺时间和工艺方式谈论传统工艺，忽略了工艺本质这个前提。事实上工艺本质是当下人谈论传统工艺发展的认识基础。例如在谈论当下点翠工艺时，今人显然无法赞同古人用活翠鸟羽毛制作器物的行为，今天的象牙类传统工艺也因为动物伦理问题受到一定限制。传统工艺本质角度是讨论传统工艺的历史、现状及发展的重要认识基础，体现了过去、现状与未来“三位一体”的结合。

2 技术史视野下的传统工艺研究路径

从技术史视野研究传统工艺有着天然的优势，也包含了复杂的学术动力和情感需求：当下的传统工艺包含了过去的“技术基因”，过去的“技术基因”所携带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文化信息又寄托了惠泽今人的厚望。基于对“技术”的认知和侧重的不同，科学技术史学科内的传统工艺研究形成了三大路径。

2.1 技术实证路径

主要应用于古代技术史研究。通过考察现存的传统技术，辅助人们认识古代技术。造纸术的起源研究是技术实证路径的经典案例。李晓岑调查了中国近十个少数民族的传统造纸工艺，分析了传统手工造纸技术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中的意义，为解决造纸术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思路[14，15]。技术实证路径的最大特点在于将技术事实“抽离”出社会历史语境，基于大量的技术事实讨论技术问题。将技术事实“抽离”出社会历史语境之所以得以成功，是因为意识到“技术基因”的存在，即当下技术是由过去某些技术影响而形成。

技术实证路径在讨论技术的发明或起源问题时表现出非常强的适用性，但如与“进步”思想结合容易形成线性技术进步史或成就史，集中体现在实证风格的技术通史。技术的历史被书写成为经典的石器——铁器——电器的技术发展史。进步史或成就史是一种替代史观，无法回应技术的“历史累加现象”[16]。当下最高技术之外的所有技术，都无法获得恰当的社会历史理解。现代社会中的传统工艺一方面成为理解古代技术的一把“钥匙”，另一方面则成为当下高技术背景中的“注脚”。

这种一以贯之的技术观和技术史观的左右，会产生两个认识上的矛盾：其一，该路径关注的焦点在于通过传统工艺认知古代技术，所以当下的传统工艺对探讨古代“有用”而对现代“无益”；其二，这一路径不考虑某一技术之所以成为它的技术之外的原因，因此诸多“活化石”般的传统工艺就成为高技术背景下的低状态，技术与技术之间因有了高低之分而失去了人文意义。在崇尚高效率的当下，低技术通常被置于“沉默”状态，传统工艺虽然具有机器之外的手工“温情”，但对工匠的生活而言又颇“无力”——无法以此为生。德国学者艾约博对20世纪四川夹江造纸的研究就证实了这种从前“以竹为生”，现在“吃竹根饭”的无奈转型[17，18]。有学者注意到这类路径的局限，认为“有时过于技术化，往往缺少人文精神”[19]。

2.2 人文关怀路径

传统工艺研究中，技术实证路径所带来的理论困惑在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从现代技术的角度看，就会提出传统技术是否“有用”的问题。这种发问，在史学研究中并不罕见。不修正技术观和技术史观，无法正确认识传统工艺、正确认识技术史。笔者认为，与其把少数民族科技史理解为少数民族的科学和技术的历史，不如把它理解为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认识少数民族的历史。

有学者开始引入新理论来重新探讨传统工艺。田松反思了那种视少数民族科技史为少数民族的科学和技术历史的做法，倡导把少数民族的“科学”和“技术”放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境中，从少数民族科技史转向“科学人类学”[20]。万辅彬观照了文化人类学，倡导从少数民族科技史转向“科技人类学”[21]，并与韦丹芳、孟振兴积极践行理论[22]。这一路径尊重“大传统”之外的“小传统”，重视个案研究。理论上，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开始走向科技人类学；实践中，人类学传统为传统工艺研究带来了较强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

传统工艺研究的人文关怀路径开拓了科技人类学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在积极践行新研究理念的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人类学研究方法在技术细节和历史厚度上的不足，意识到传统工艺研究的综合性，赞同“多元视角”[23]。

2.3 社会互动路径

这一路径来源于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对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反思与批判，将传统技术作为一种“补充技术”反思现代技术的诸多弊端。社会互动路径和人文关怀路径一样，特别关注技术的使用。

社会互动路径在目前的实践中遇到两个困境：其一，STS产生于对现代高技术的社会分析并反思现代技术，将它运用到传统低技术上会出现一些理论不适；其二，对传统技术研究缺乏历史维度。英国学者白馥兰看到STS的强大分析能力，对理解前现代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认为有必要将“历史引入STS”以实现对中国技术文化变迁和延续的新认识[24]。

通常，技术实证路径强调发明和发明者的作用，人文关怀路径和社会互动路径强调使用和使用者的作用。事实上，很多时候传统社会中的发明者就是使用者，使用者也是发明者；而有时候技术的使用对社会的影响往往大于技术的发明。因此，“谁的/哪里的”传统工艺？其实涉及技术发明与使用的人文地理空间。技术史视野下的不同传统工艺研究路径表明，传统工艺所蕴含的研究价值非常丰富，学者们也在研究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传统工艺历史与社会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3 技术社会史的基本观念

所有关于传统工艺的讨论都来自现代科学话语与传统地方话语的冲突。传统工艺作为一种“文化”“技术”“知识”“遗产”观念的兴起正是对冲突的回应。因此，如何研究传统工艺？笔者曾提出技术社会史的研究视角[16]。

技术的社会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学界，九十年代国内技术史界积极进行了理论回应[25，26]，并在近现代技术史领域出现个案研究[27]。国内许多学者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技术社会史研究的期待[28，29]。技术社会史的基本观念暗含了对技术和技术观的重新思考，对传统工艺与技术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社会史中的“技术”首先是一个整体技术概念，强调技术类别的多种。笔者基于技术的历史和特征将技术分为三类：本能性技术、经验性技术和解释性技术，可分别对应口语中的“技能”“技艺”“技术”。从词源上看，“技能”“技艺”“技术”等词语先后产生，有自己的使用范围，并非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技术社会史中的“技术”还是一个技术整体概念，强调技术属性的多重。例如传统工艺属于经验性技术，表明它依靠口传心授的经验性属性最高，但很多时候传统工艺也包含了一些能够被书面传授的解释性信息和一些依赖匠人身体天赋的身体性信息。传统工艺中包含的解释性信息是当下传统工艺科学化的技术依据。以往学术界，常常将技术史研究窄化为解释性技术的历史研究，或用解释性技术的标准去研究其他类型的技术，或者只看到一种技术的一种属性。这就是通常说的狭义技术史研究和狭义技术史观。整体技术史研究和整体技术史观应是观照整体技术和技术整体的历史研究。技术社会史视角属于整体技术史观，技术社会史研究属于整体技术史研究。将这一视角用于研究传统工艺这类经验性技术上时可专称“技艺社会史”。

技术社会史中的“技术”指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与科学作为解释自然的活动相区别。技术包括技术主体(工匠)、技术载体(作坊)、技术手段(工具)、技术物化的理念(设计)、技术对象(材料)、技术物化的过程(工艺)、技术物化的结果(器物)、技术物化的意义(器用)等要素(图1)。技术史学科对“技术”的认识与其他学科有所区别。例如，文化人类学将技术视为一种文化(物质文化)，物品是典型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al)。“非物质文化”(intangible cultural)概念产生后，“传统工艺”被更多地视为一种技术生产的过程。社会经济史将技术视为社会经济中的某个环节大类，如社会分工中的工业、手工业等，以技术的聚合状态为研究对象。

图1 开在社会网络中的“技术之花”

过往的技术史研究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到技术手段、对象和结果等与物有关的要素上，以此来讨论可能的技术过程，有意或无意忽视了技术主体、载体、理念、意义等与人有关的要素。而后者正是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前提。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其本质是人与人的互动、人与自然的互动、自然与社会的互动。

技术社会史中的“社会”指构成技术实施(起源、演变、应用和传播)和物化技术应用(流通、使用、收藏)的各种人事网络，尤其关注人在沟通技术要素和社会网络之间的作用。例如，对于工匠而言，对“内”是技术主体，对“外”可以构成技术的社会网络。因此，工匠沟通了技术的内在自然物料与外在人类活动。由于关注的点从物的要素扩展至人的要素以及技术要素之外的社会网络，衡量技术发展水平的指标也由技术高低度(即常说的“技术含量”)转变为技术社会度，即技术活动在社会网络中的渗透情况。

当我们把技术从高低度“解放”出来后，技术史研究视野就会有新拓展。技术社会史视角将迎来三个显著变化：第一，语境化。是什么让过去/现在的技术成为那样/这样的语境化问题在技术史研究中得到重新关注。当我们把技术放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后，它的“民族性”也就自然显现。例如，少数民族技术史研究将不再受制于线性的技术发展观和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困惑于某个民族与某个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关系。第二，动态化。技术的语境化让技术的起源、演变、应用和传播等问题生动，易于形成一种对技术从一个社会历史空间的产生到另一个社会历史空间扩展的动态认知。第三，多维化。从过去只关注技术的发明，少量的关注技术的使用，拓展到技术的维持、创新，或者倒退等维度，关注人在技术发明与使用中的认识与心理。

4 技术社会史的研究尺度

“尺度”是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概念。有时候不同研究尺度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结果。例如，生物学中分子、细胞、组织、群落是不同的尺度，它们有着各自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有时候不同研究尺度存在不同的评价标准。例如，技术变革的时间不一，有的技术一年一变，有的技术十年才变。瞬息万变与亘古未变是不同的技术变革的时间尺度，这就意味着，在评判技术的价值性与真理性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的来看，技术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目标和结果上呈现一种中间尺度。

4.1 研究对象上的中间尺度

科学史研究中，长期存在“内史”与“外史”的争论。魏屹东总结了四种内外史关系(内史论、外史论、折衷论和综合轮)[30]，刘兵和章梅芳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出发消解了内外史的二分[31]。技术史研究也借用了“内史”概念来统称那类关注技术细节所揭示技术意义的研究，用“外史”来统称那类关注技术与社会互动的研究。但这种“借用”忽略了技术史与科学史的不同。科学的历史表明，科学经历了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这就意味着科学知识的形成存在不同动因；但技术的历史表明，技术从诞生之初就依赖社会的支持与需求。戈登·柴尔德指出任何技术都包含着人的群体甚至社会成员之间常规的和经常的合作，而工具则包含了数代人的集体经验[32]。技术史研究的内外史二分是科学史研究影响的结果，并不存在知识形成方式上的不同。那些所谓的技术史研究内外论之争实质是在呼吁“内外”两种研究尺度的沟通。姜振寰认为技术社会史研究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26]。技术社会史视角是一种介于“技术”和“社会”内外之间的中间尺度，试图考量技术在形塑社会、社会在影响技术的双向关系，透过技术意义去理解社会意义，透过社会意义去认识技术意义，理解技术与社会。

4.2 研究目标上的中间尺度

虽然传统工艺文化观的观念由来已久，但在以往技术史视野下的传统工艺研究中，“技术”与“文化”依然如同天平的两端，无法产生交集；甚至由于集中关注“技术”问题，忽视或无暇“文化”问题，造成天平失衡。历史表明，技术从诞生之后根据渗入社会生活程度的不同，会慢慢形成经济、制度、民俗等领域的文化圈层。通常那些渗入文化圈层多的技术被用来代表某地域或民族的文明。赵丰曾指出在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中，中国、埃及、印度和古巴比伦分别形成了丝、亚麻、棉、羊毛纺织品文化圈[33]。这就是中国的丝绸技术在经济、制度、习俗方面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事实上，在以技术高低度为评价标准的技术史研究中，技术经济、技术制度和技术民俗等文化问题是一种处于默认状态的先决条件。即，认可了该技术在经济、制度和民俗中的重要性的前提下，才去关注它的技术高低度，判断技术发展水平，但不回应该技术与这些先决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我们把评价技术的标准转向技术社会度后，这些先决条件的意义与价值才能被重新挖掘。技术社会史视角是一种介于“技术”和“文化”天平左右之间的中间尺度，试图拉进技术与不同文化圈层上文化现象的关系，理解技术与文化。

4.3 研究结果上的中间尺度

技术史研究受地方-科学话语和本土-国际话语影响很深。重视技术的真理性、国际影响，忽略技术的价值性、本土影响。这种话语背后预设了科学话语、国际话语的普适性。事实上，很多研究已经解构了这种“普适性”。例如科学实践哲学认为所有的知识在价值上都是一致的，其差异只在地方性上，而非等级和好坏上[34]，现代科学和传统工艺一样存在“地方性”。笔者在考察火草纺织技术的“火草”观念史时也发现，植物的学名和民族名各有适用空间。学名是一种科学的国际命名标准，民族名是一种地方的本土命名标准。从历史上看，学名是一种在既有标准基础上新建立的人为规则，遵循与使用都具有条件限制，与本土标准性质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国际标准需要进入者严格遵循，而本土标准并没有这样的准入规范。因此，科学的国际的话语本质上是一种新增话语，而非替代话语。真正的国际话语都是对地方本土话语的充分尊重。科学与国际话语不应成为技术史研究的唯一话语，国际视野和本土关怀应该内化到研究结果上。在回答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是否需要国际化的问题时，李晓岑认为关注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往往比所谓的“国际化”更为重要[19]。技术社会史视角是一种介于传统技术知识上下关系的中间尺度，在经验知识与科学知识间，本土话语与国际话语间建立联系。

技术社会史研究的中间尺度表明，在进行传统工艺研究时，研究对象应从过去的只关注技术环境增加到与技术相关的社会环境，应以理解工艺内涵和文化内涵为研究目的，呈现一种地方-科学话语和本土-国际话语之间的一种中层解释。

5 结语

中国传统工艺振兴浪潮下传统工艺研究亟待理论突破，以形成新的叙述模式。从科学技术史学科内外对传统工艺研究的梳理发现，上述研究挑战涉及技术史观问题。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技术社会史在当下获得了新的学术用武之地，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观察”技术的视角。当下传统工艺振兴的各项措施也正是在基于传统工艺与物有关的要素之外，积极推进与人相关要素的投入，以此扩大传统工艺在当下的社会渗透情况，产生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科技的价值。

总的来说，对于传统工艺研究而言，技术社会史是一种技术和史学的双重回归。传统工艺应当同时在历史中获得技术的依据，在当下获得发展的空间。作为一种技术史理论，技术社会史秉持的中间尺度其实就是一般人的感官能够感受的技术尺度。技术社会史视角架起沟通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经验知识与科学知识的桥梁，用以理解技术、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