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郭建福 郭世荣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研究院,呼和浩特 010022)
赫士的科学与信仰
——一位在华62年的美国传教士
郭建福 郭世荣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研究院,呼和浩特 010022)
赫士是1882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1944年在潍县日本集中营去世。在华期间,赫士翻译和编写了大量科学和宗教书籍,为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他在登州文会馆教授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理财学和算学达18年之久,培养了中国早期的教育师资力量。1895年赫士接任登州文会馆监督,创办山东第一份中文报纸——《山东时报》,1901年创办中国第一家省级大学堂——山东大学堂,1919年创建华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神学院——华北神学院。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科学和信仰事业。
赫士 登州文会馆 山东大学堂 华北神学院
2017年是齐鲁大学在济南正式成立100周年,也是山东大学堂和华北神学院的缔造者赫士(见封二图1)160年诞辰。赫士在华62载,直至87岁高龄在日本人设置在潍县的乐道院集中营去世。赫士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和信仰事业,著述颇丰,涉及领域非常广泛。他编译出版了一批早期大学理科教材,培养了一批早期的教育师资力量,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的巨大贡献。
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1857—1944),1857年11月23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默瑟县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父亲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战死沙场①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中说赫士9岁丧父,是指的赫士的虚岁,美国南北战争是1865年4月9日结束的,那时的赫士只有8岁,崔华杰一篇文章《登州文会馆变迁史补证一则》有说明。,由母亲和姨母抚养成人。赫士自幼聪颖好学,14岁进入本地小学,只上了一年,即升入本州威斯敏斯特中学,学习代数、拉丁文和希腊文。两年后中学毕业,家中兄弟二人同时考上了大学,但因家境贫寒,两人只能通过抽签让一人上大学,最后赫士中签进入威斯敏斯特大学。在大学的4年里,赫士努力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是非学(逻辑学)以及理化诸科,毕业时获初级学士文凭([1],16页)。1879年他就读于匹兹堡神学院,师从著名神学教育家本杰明·华菲德(Benjamin B. Warfield,1851—1921),三年后毕业获得教士毕业文凭。跟随华菲德的3年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守旧派长老会会员。1882年8月15日赫士按立为牧师,同年11月受美北长老会派遣,偕新婚妻子赫美吉(W.M.Hayes)到达山东登州(今山东半岛一带,府治蓬莱),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科学教育和传教事业([1],14页)。
赫士被派到登州文会馆协助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工作。登州文会馆是在美国传教士狄考文1864年创办的蒙养学堂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于1884年被确定为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大学”([2],1页),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齐鲁大学的前身。在此期间,赫士一直努力学习中文,并协助狄考文开展教育和传教事业。赫士在文会馆教授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理财学和算学达18年之久。在教学和传教之余,他翻译了许多西方科技书籍,编辑出版了一批大学教材。1892年起他任广学会书记、会长各3年,参与了统一化学名词的工作,即广学会出版的《协定化学名目》,声闻日彰,被母校威斯敏斯特大学授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895年,赫士接替狄考文任文会馆监督,创办《山东时报》,他的工作于我国科学事业大有裨益([2],18页)。
1901年,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赫士携登州文会馆师资,沿用文会馆办学的方法,创办了山东大学堂,并出任西学总教习。1902年,赫士离开山东大学堂。他受袁世凯之邀,赴北京授课,1904年离开,先后在芝罘、潍阳和青州等地担任神学教习,期间曾短暂回国。1917年,齐鲁大学在济南成立,赫士担任神学院院长,1919年,他离开齐鲁大学,在潍县创建山东神学院,并任院长;1922年,赫士将山东神学院迁移到滕县北关,始称华北神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年迈的赫士夫妇被日军关押在潍县集中营,生活非常艰苦。1944年4月2日,赫士在潍县集中营病逝。
1882年,赫士被美北长老会派到登州文会馆工作,他“首充本馆教习,富有思力,足于智谋,博学强识,狄公依之如左右手”([2],50页)。赫士精通现代自然科学,从美国出发时携带了大批良好的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以及一架很好的望远镜。赫士在登州文会馆的许多工作开创了中国近代科技教育之先河,较为全面系统地翻译和创作了《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初阶》《天文揭要》等近代自然科学教材。其中的《光学揭要》可以称作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光学教科书,此书最早将X光介绍到中国,内容包含大量插图和实验,其中很多在现代的物理教科书中仍在使用。邹振环将此书列入了《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3]。
《光学揭要》《声学揭要》和《热学揭要》所据底本为法国迦诺(Adolphe Ganot,1804—1887)著《初等物理学》(ElementdePhysique)的英译本(ElementaryTreatiseonPhysics)第14版不同的章节,但中文译本是译者结合自己多年教学经验对原著做了增补和删减写成的。这也使得这三部书不但内容详实、便于教学,还具有了当时其它一些物理学译作不同的特点(见封二图2)。
赫士一生对天文学充满浓厚兴趣,每到一地他都会建造一个日晷,并安装天文望远镜,随时观察天象。在学校中,他开设的天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很前沿,引发学生极大的兴趣。除《天文揭要》《天文初阶》外,他还编译了《天文新编》《天文入门》等教材。
狄考文和赫士在文会馆为中国现代教育培养了一批师资力量。当时,文会馆拥有“中国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化学仪器设备”,与同时代的“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4],144页)。曾先后担任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盛赞文会馆为“伟大的山东灯塔”,认为“中国任何高等学校都没有像狄考文博士创建的登州文会馆那样进行完全的科学教育”*原文出自《和会学局》(Shantung Union College, A college and an empire),1906年刊行,第20页。转引自郭大松《晚清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若干史事考辨》(《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77—87页)。。1898年,丁韪良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一次性聘任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12人(目前确定姓名的有8位)担任教习,整个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只有一名不是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5]。义和团运动之后,各地方政府争聘文会馆毕业生为教习,一时间,毕业生供不应求。截至1904年,全国16个省份的学堂中都有文会馆毕业生担任西学教习:“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4],158页)北至东北,南达云南,除贵州外,全国各省的综合大学堂和各地的格致院、武备、师范、法政、农业等专业学堂以及中、小学堂共 200 多所学校来聘文会馆毕业生任教习。因各省所需师资太多,后来连文会馆肄业生也被聘去。仅就大学师资一项,除了京师大学堂与山东大学堂之外,在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震旦大学、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堂、金陵大学、江南高等学堂、两江师范学堂、浙江高等学堂、之江大学、雅礼大学、河南高等学堂、云南优级师范学堂等全国各地的多所高校,均有文会馆毕业生在其中任教。
赫士还建立了山东乡村邮政系统。赫士担任文会馆监督之后,着手建立山东乡村邮政系统。早期的邮件极少,邮局不能自给,县邮局仅两人,待遇很低(教会曾给予补助),教会动员文会馆、文华馆及广文大学学生去邮局任职。1895年前后,赫士利用美华印书馆赠送的印刷机,创办了山东最早的报纸《山东时报》。文会馆毕业生孙炳文任总编辑,办报初期主要是报道山东各地的教会发展情况,同时宣传教会福音等。1898年之后,《山东时报》集中报道义和团与教会之间的矛盾冲突,现在该报是研究山东基督教教会学校、教会发展以及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史料。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统治者实行变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在清廷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奏请开办山东大学堂,并聘请赫士为总教习。袁世凯在给清廷的奏章中写道:
课士之道,师范最难。方今风气尚未大开,兼通中西学问之人,殊不多觏,而已译各种西书,泛杂鲜要。学者任便涉猎,既难望其能自得师,且各种西学,有非身亲其境,不能考验得实着,必须延聘洋人,为之师长以作先路之导。但各国洋人,类多骄蹇不受钤制。惟美国人心地和平,其在华年久者,往往自立学会,传授生徒,多冀中国之振兴。现由臣访订美国人赫士派充大学堂总教习,该洋人品行端正,学术淹通。曾在登州办理文会馆多年,物望素孚,实勘胜任。([6],340页)
可见袁世凯对赫士创办山东大学堂寄予了厚望。事实证明袁世凯并没有选错人,1901年旧历九月份,赫士率领文会馆教习张丰年、刘永锡、王锡恩、仲伟仪、刘光照、王执中、姜渔渭、刘玉峰、周文远、李光鼎、罗绳引(以上9人都是文会馆早期毕业生),并挑选文会馆毕业的学生冯志谦、郭中印、连志舵、李星奎、王振祥、郭风翰、赵策安、张正道等人,还有赫士夫人、富知弥和文约翰、维礼美森等美籍教习4人,以及包括赫士本人在内共22人,沿用登州文会馆办学的方法、条规,采用文会馆的课本、教材及教学仪器设备,参照文会馆办学的各项经费开支编制预算,历时仅月余,便于当年旧历十月份,在原济南泺源书院(现山东省统计局院内)正式开学,中国第一所省办大学堂由此宣告成立([7],20—21页)。这件事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清廷谕令全国“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8]。
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曾经被认为是唐绍仪,而《山东大学百年史》认为是周学熙。周学熙是山东候补道员、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9],而实际上真正管理学校的是赫士。证明材料可见:赫士受邀接任山东大学堂总教习时,“曾经升任袁抚与之订立合同十条,载明应听巡抚节制”,“此项合同”由赫士“亲笔签字”([10],646页)。直接与山东巡抚签订合同、只听巡抚节制,这绝不是给一个学校教务长的待遇。由此可见赫士在学校管理层中的地位之高。另外,赫士还享有山东大学堂的绝对人事权(见封二图3)。即使由当时在山东享有特权的德国领事馆推荐德语教习,也要经赫士批准。山东大学堂成立之初,德国驻济梁领事致函山东巡抚推荐德国人费里斯出任德语教习,“至费里斯之学问人品是否堪充教习,即由贵总教习照章查明,秉公遴荐可也”;然而“原禀交赫总教习阅看”后,赫士并不同意这位德语教习,这位巡抚大人只能以“欲在上海选聘”和“经费支绌”为由,予以婉拒([10],653—655页)。而当赫士离开山东大学堂之后,费里斯很快就成为了学校的西学教师。至于总教习的称谓,大概是沿袭了京师大学堂的做法,当时的丁韪良也是被称为总教习。
赫士在任时,订立章程,整肃校风,为使学生能更好的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编辑了《西学要领》,内容包括西方各国史学、哲学名人的格言和声、光、电、化知识,并在山东大学堂全面实行星期天休假制度,开当时官办学校风气之先。然而随着袁世凯的离任,新任巡抚与赫士之间,因为学生是否必须跪拜孔子和皇帝牌位的事情上,起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位巡抚大人认为“海总教习遇事存有意见,不易受商”,对这位前任聘请的总教习忍让有加“以顾大体”,赫士却坚持自己的信仰“非真神不跪拜”。这对于“以崇圣尊王为重”的新任巡抚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其于国家典章制度何!是又于恪守国宪有碍也。”([10],647—648页)又如:“这位新巡抚让这所新建立的大学按他的意图教学,赫士感到应该谨慎地放弃自己的职务。”[11]1902年,赫士辞去山东大学堂总教习职务。
赫士因为创办山东大学堂得到清廷褒奖,并受命为清政府制订全国的教育规划及规章制度,其中包括休假制度。
礼拜天休假始于赫士的提议。中国古代既有休假制度,但大多是官员的休假。唐、宋时期,实行“旬假制度”,即一旬(10天)休息一日。元代规定全年只有16天节庆假日,到了明、清两代,“旬假”制逐渐削减甚至取消,全年只保留3个假期,即春节、冬至及皇帝的生辰。1902年前后,赫士利用在紫禁城内授课的机会,将每7天休息1天的提案放在慈禧太后要看的奏折中,阐述了中国要有自己的假期,并得到了她的认可,最终成为一项制度在全国推广。多年以后,赫士的孙女霍利斯特(Margaret Hollister)在其回忆录《继承中国》(InheritingChina:AMemoir)中指出,建立休假制度是令赫士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
1917年,齐鲁大学迁至济南,赫士任神学院院长。1919年,由于学校内部对待自由主义神学思潮的问题上分歧严重,他辞职离开齐鲁大学,并着手创建华北神学院。后来赫士回忆说:“华北神学院,创始于1919年秋,彼年因与齐鲁神科管理及道旨意见不同,长老会学员情愿退出,教员亦分离,同到潍县,另立神学……1922年秋,因交通便利,并愿与美南长老会合组一道旨纯正信仰坚固之神学,即迁至滕县。”[12]新学校的学制从3年扩展到4年,因此最初的毕业班都很小,1924年1月仅仅有一个毕业生。赫士还是满怀热情地描述自己在滕县最初建校的那两年:“学生在学业和在城市以及附近乡村的福音传道工作中都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因此总的来说笔者觉得那是在23年中最令人满意的学期。”[13]此后大约六七年的时间里,在赫士的领导下,神学院的各项事务进展很快,不久就成为华北地区最有影响的保守派神学院(见封二图4)。
尽管赫士年事已高,但长期以来,他坚持亲自给学员上课,他所主讲的“教义神学”是华北神学院2至4年级的主要课程。1930年4月,他出版了《教义神学》,作为神学院的教科书。除赫士以外,长期在神学院工作的外籍教师还有道雅伯(Albert Dodd)、卜德生(Craig Patterson)、何赓诗(Martin Hopkins)、毛克礼(Alexander MacLeod)等,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道雅伯190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具有博士学位,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希伯来语教授。何赓诗早年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毛克礼应赫士邀请到神学院上课时,已获得4个学位,其中两个是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获得的。同时,赫士还经常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院讲演,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神学院人才济济、硕果频出,副院长贾玉铭是正统基督教保守派的传承者,也是神学本色化的代表人物,还有被誉为“中国的艾迪”的丁立美等优秀人才。华北神学院非常重视实学,把理化和天文学作为重要课程,并建有高标准的理化实验室大楼。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珍珠港事件中,由于一些日侨间谍充当别动队向日本法西斯军政当局提供情报、搞破坏活动,导致当时美国将国内的6万多日侨集中到洛杉矶统一看管。作为报复,1942年3月,侵华日军也将西方同盟国在中国的外侨全部抓起来,分别关在潍县(今山东潍坊)乐道院、上海龙华和香港。其中,在潍县乐道院关押着整个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徐州、济南、青岛、烟台、滕州等地)西方侨民2000余人。后来日寇将400多位天主教人士转移到北京关押,其余人在潍县乐道院被关押达3年半之久。集中营的粮食实行配给制,少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的营养。
随着战争的深入,集中营的生活更加困苦,日本人经常供应发霉的高粱米等劣质食品,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赫士没有等到集中营解放的那一天。赫士原是有机会获救离开集中营的,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日美首批交换战俘时让他回国,他却婉言谢绝了,他把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他说:“我快九十了,又有严重的心脏病和糖尿病,我的志愿就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献身,还是让我葬在为之献身的异国吧。”([7],20—21页)1944年4月2日,赫士因病去世,集中营的难友们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数百名学生组成仪仗队,生前好友抬着他的遗体,在管弦乐队伴奏下葬在乐道院内外国侨民墓地。乐道院于1945年8月17日解放,赫士夫人回国后不久去世。
赫士对中国的科学与信仰教育作出了很多贡献,20多岁就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来到中国。赫士一生拥有37部著作及译著,包括很多科学教育类和宗教信仰类书籍。赫士不是没有登上权力顶峰的机会,由于创办山东大学堂成绩斐然,他获得清政府的双龙勋章,并深得当时的权臣袁世凯的信任。但是他坚持自己的信仰,支持山东大学堂的学生不跪拜皇帝牌位,反对偶像崇拜,为此不惜辞去总教习职位。袁世凯又推荐赫士参与清末的教育改革事宜,他因反对张之洞等人把礼拜天休假制度改为皇太后、皇帝及孔子生日,再次辞职([7],20—21页)。赫士坚守自己的信仰,到了晚年依然不忘初衷,他因为反对齐鲁大学校内的自由主义神学思潮,又一次辞职,创办了华北神学院。
华北弘道院董事会在战后第一次会议中说道:“赫士博士在中国辛劳工作62年。虽然他在山东工作和生活,但他的影响遍及中国。他是一个少有的中国文化学者,并不知疲倦地工作直至生命的终点。”一个年轻的传教士谈对他70岁时的一些印象:“他很忙,很难接近,有时还会暴躁,但也很幽默。”*毛大龙(加拿大Donald MacLeod).赫士与华北神学院Protected: “Watson Hayes and the North China Theological Seminary”,见http://adonaldmacleod.com/china/watson-hayes-and-the-north-china-theological-seminary他的妻子赫美吉却“害羞,是个很好的家庭主妇和厨师,是个滑稽的人,还很强壮”*同上。。他们是一对令人敬畏的夫妇。
赫士是来华传教士的一个代表,他们为了信仰而来,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现代科学和文明。但是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传教士的根本目的是传教,即实现其“中华归主”的目标。以赫士辞去山东大学堂西学总教习这一事件为例,一方面可以说明赫士坚守自己的纯真信仰,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必须在科学教育事业与其宗教信仰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会果断地选择后者。当时的山东大学堂,财政经费充足,人才济济,招生规模和生源素质绝非民办高校的登州文会馆所能比的,而且赫士在大学堂有着很高的地位,山东的地方大员将其奉为上宾。可以想象如果赫士专心学生的科学教育,学校将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科技人才,山东大学堂也将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从山东巡抚的角度看,他和他的祖辈父辈都是跪拜孔子的,这已成为学校的固定礼仪,而且已经允许赫士等外国传教士可以不跪拜,只是学生必须跪拜而已,这也已经是他的底线了。礼仪之争导致了赫士的离开,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关于这个问题,或许我们能从狄考文的一段话里找到答案:“科学不是基督教的一部分,教授科学也不是教会的专门职责,但是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正义事业(传教),教会不能否定或忽视这一点。”[14]对于传教士来说,科学教育只是方法,传播信仰才是目的。
致谢感谢赵曰北老师为本文提供资料。
1 赵曰北. 历史光影中的华北神学院[M].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2015.
2 王元德, 刘玉峰. 文会馆志[M]. 潍县: 广文学堂印刷所. 1913.
3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2008. 110.
4 (美)费丹尼. 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狄考文[M]. 郭大松, 崔华杰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5 R.M.Mateer.Character-BuildinginChina:TheLife-StoryofJuliaBrowmMateer. [M]. New York, 1912. 62.
6 袁世凯: 订美国人赫士充大学堂总教习片[A]. 天津图书馆,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廖一中, 罗真荣整理: 袁世凯奏议(上)[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340.
7 韩同文编著. 广文校谱[R]. 青岛: 青岛师专印刷厂. 1993.
8 璩鑫圭, 唐良炎.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谕政务处将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通行各省仿照举办[A].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8.
9 崔华杰. 登州文会馆与山东大学堂学缘述论[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126—131.
10 筹笔偶存:义和团史料[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11 (美)费丹尼. 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M]. 关志远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37.
12 赫士. 十年经过[J]. 华北神学院年刊. 南京灵光报社. 1930∶1.
13 华北神学院志[J]. 南京石板桥诚心印书馆印刷. 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发行1926年8月—1927年1月
14 Mateer C. W.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R].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cienceandBeliefofW.M.Hayes——AnAmericanmissionary’s62yearslifeinChina
GUO Jianfu GUO Shirong
(Institutefor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nerMongoliaNormalUniversity,Huhhot010022,China)
Watson McMillan Hayes (1857—1944), an American missionary,lived in China for 62 years since 1882 and died in the Japanese concentration camp during the WWII. In the long-lasting years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 in China by translating and writing dozens of books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He has taught astronomy, geology, physics, finance and mathematics in Tengchow Collegefor 18 years, and trained the early generation of modern teachers. In 1895, he succeeded the supervision of Tengchow College, founded theShandongTimes, the first Chinese newspaper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1901, he established Shandong Imperial University, which is the first provincial university in China. In 1919, he established North China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Teng County, which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seminary in north China at that time. Hayes dedicated his whole life to his scienceand faith career in China.
Watson McMillan Hayes, Tengchow College, Shandong Imperial University, the North China Theological Seminary
2016- 12- 03;
:2017- 02- 10
郭建福,1974年生,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研究院在读博士,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第一实验学校物理教师,研究方向为物理课程与教学论和物理学史;郭世荣,1959年生,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850—1949)(编号:11465014)。
N092
A
1673- 1441(2017)01- 000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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