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中央研究院重组植物研究所

胡宗刚

(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九江 332900)

1944年中央研究院重组植物研究所

胡宗刚

(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九江 332900)

中央研究院的植物学研究和动物学研究均设于自然历史博物馆，1934年改组为动植物研究所。朱家骅出任中研院代院长后，于1944年将动物学与植物学分开，各自成立研究所。植物研究所聘请罗宗洛为所长，所下设高等植物分类研究室、藻类研究室、植物生理研究室，约请专家主持。本文主要依据档案史料，将中央研究院植物所组建经过及成立之初情况。

中央研究院 植物研究所 罗宗洛 机构重组

1928年中央研究院(下称中研院)成立，制定了《组织法》，列举兴办各研究所，其中有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然而限于当时的人力和物力，动物学与植物学合并在一起开办，于1929年1月成立自然历史博物馆。至1934年，丁文江任中研院干事长，因自然历史博物馆发展欠佳，于是将其改组成立动植物研究所，聘请动物学家王家楫任所长，依旧兼有动物学与植物学研究部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整个中央研究院都在勉强维持，而动植物研究所更是日益艰难。在此情形之下，因所长王家楫本人是动物学家，故所中动物学比植物学维持得要好。当时植物学的情况是：种子植物学始终未聘到一位专任研究员主持其事，仅有助理员单人骅一人；虽然研究员中邓叔群与植物学有关，但属于微生物学和森林学，且其后还被借调出去；研究员饶钦止的研究方向为藻类，新进人员仅1943年初调入的助理员黎尚豪，其研究也是藻类。造成如此局面之根本原因主要在于经济。植物学部分迟迟得不到发展，最终导致动物学与植物学两部分研究走向分离。

1 朱家骅主持分所

朱家骅1941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即准备另组建植物研究所。中研院迁台后出版《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一书，将动物学与植物学分离的原因归咎于“动植物研究所的内部龃龉，研究植物的学者始终认为遭受主持所务的动物学者欺压”[1]，不免言过其实。1941年朱家骅就任院长后，立刻将中研院预算呈送国民政府；同时签请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增加预算基数，蒋介石特准破例增加。因此，1941年度实支即较1940年增加37%，此时虽面临通货膨胀之压力，但经费总算有所增加。有了经费之后，朱家骅遂推动修正《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扩大中研院的研究学科领域，增设植物研究所，添设数学研究所、体质人类研究所、医学研究所等3处筹备处。

动植物研究所因植物研究人员不及全所1/3，对植物研究不甚注意，朱家骅早有将植物学部分单独列出另组研究所之构想。此时动植物研究所地处西南四川，研究丰富的西南植物有了地利之便。朱家骅认为，推动西南植物研究，有必要成立植物研究所，只是一直苦于无适当人选来主持该所。黄丽安著《中央研究院与朱家骅》称，1942年10月心理所所长汪敬熙致函朱家骅，为植物学家罗宗洛谋事。罗宗洛为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植物生理学博士，朱家骅1930年在中山大学时曾聘其任教，此时正好延揽至动植物所任职。黄宗甄著《罗宗洛》一书则称，此系农林部蚕桑研究所所长蔡堡推荐的结果：

中央研究院既然决定将动植物研究所分离独立，自然考虑到所长人选问题。当时朱家骅向他的早年北京大学同期同学蔡堡征求意见，并请其推荐所长人选。蔡堡欣然推荐两位人选，第一位是北大植物系主任张景钺，第二位是罗宗洛。朱家骅接到蔡的复函，先向在昆明的张景钺征求意见，张表示不愿意脱离有悠久历史的北大，复函婉谢。朱按其顺序向第二的罗宗洛发出公函，拟端聘其担任所长职。[2]

此两说不知是否确切，但两者并不矛盾。黄丽安或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查到汪敬熙的函件；而黄宗甄其时在浙江大学，且跟随罗宗洛多年，或有闻于罗宗洛本人，故并列于此。不过从档案资料所见，在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决定另成立植物所之前，关于所长人选，朱家骅曾与罗宗洛直接联系，征询其意见，因有罗宗洛之复函，其云：

骝先先生钧鉴：

顷接读一月廿九日尊函，敬悉一切。猥以谫陋，辱承重寄，感愧无似。弟自离粤中大后，荏苒十余年，馆地屡更，为人事所困，未能有所建树，每念马齿陡增，事学无进境，中心耿耿，寝馈难安。今承不弃，赐于工作机会，敢不竭其驽钝，以效驰驱。钧命敬谨接受。至于人才如何延揽，工作如何进行，当详加考虑，俟正式应聘后缕陈，祗候裁夺。

先此奉复，敬请

钧安

弟 罗宗洛拜 二月八日[3]

此复函写于1944年2月8日，是年4月初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年会正式通过动植物所分设动物所与植物所之决议，并投票通过聘请罗宗洛为植物所所长。罗宗洛*罗宗洛(1898—1978)，浙江省黄岩县人。早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11年升入中学，先在杭州安定中学，次年转入上海南洋中学，1919年往日本留学，1922年考入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植物科，1925年3月本科毕业后，继续在该校大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植物生理之根系对铵和硝酸的吸收，但迟至1936年6月才获得学位，此时其已回国多年。(封三图1)1930年从日本回国，先后在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执教。其时，中国植物生理学尚属起步阶段，而罗宗洛在该领域已崭露头角，但回国之初，在各大学辗转任教，其研究均未再有深入，甚不得意。中研院邀其领导一个研究所，可谓独当一面，不但其研究或可得到发展，而且可以展现其行政才能。故他说：“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以评议会主席名义，来信征求我的同意。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遂接受其聘请，于1944年4月到重庆就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一职。”[4]

在中研院酝酿改组动植物所时，所长王家楫向院长朱家骅呈函，对其所主持之动植物研究所之现状，及所内植物学部分不甚发达予以说明，其赞成将动植物分开，并提出分所初步方案。此后拆分基本上按此方案进行。

敝所现有职员除研究员三人、助理员一人，助理五人，其中习植物者，只有四人，不足三分之一(四人中，邓叔群兄尚借调于外，战事结束后方可返所)。此种状况当在南京成立之初既然。二是所中设备以人才为支配，自不得不侧重于动物方面。将来动物、植物分所时，图书属于专门者为多，动物图书归动物，植物图书归植物，自易划分。仪器之分配，则似应以所中原有研究人员之多寡为原则，否则必致发生障碍。比如将显微镜对分，动物所至少有半数人员将无从进行研究，此系实在情形。[5]

此函写于1944年元月，王家楫所言显然是在保护即将成立之动物所利益，未雨绸缪，先提出方案，他人便不好作过多计较。1944年3月中研院评议会正式确定新组建植物研究所，会后王家楫即致函时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的罗宗洛，告知评议会的决议。王家楫接罗宗洛复函后，又致函朱家骅，报告接洽结果。其云：

楫回渝即致函宗洛，将院务会议与评议会通过分所情形及动植物所过去历史，战后现况及此时设备，两所将如何分配等等，分别为之评述，并邀其速来北碚，以便早些实行已经决定之议案。昨晚得宗洛兄回信，颇不嫌原有设备之简陋，已决定接受先生之委托来长植物所，此间同人皆引以为喜。不过宗洛兄信中述及尚未接到本院正式通知，因此何时来北碚未能预定云云。楫意现在旅费及物价在继续上涨增高，宗洛以早来为妥，伏恳先生嘱总处速将聘书快邮寄去。先生如能另附一函则更好。楫亦当再函宗洛兄，促其早来也。[6]

此番王家楫致函罗宗洛，不知是受评议会或院长朱家骅之委托，还是主动所为。因为朱家骅在接到王家楫此函之前，已于4月6日致函罗宗洛，嘱其早来重庆履职。王家楫之所以致函罗宗洛，主要还是告知动植物所设备简陋，罗宗洛新来只好接受，此为王家楫精明之处。

罗宗洛接到朱家骅4月6日之函，于11日复一短函(封三图2)，称交通困难，不能立即赴约，估计于月底才能抵重庆。月底时，罗宗洛来重庆，与朱家骅会晤后，遂往北碚，开始筹备，4月25日罗宗洛的所长聘书颁发，5月1日正式成立植物研究所。于《植物研究所年报》第一号记载道：

民国三十三年三月，本院第二届评议会举行第二次年会于重庆，由院长提议，将固有之动植物研究所分为动物研究所及植物研究所。三月十日，经第四次会议议决通过。四月，本所所长罗宗洛到任，当即开始筹备，五月一日正式成立。[7]

2 租用民居为所址

动植物所的动物部分与植物部分拆分为两所，动物所沿用先前在北碚的原址，而植物所则在离北碚三华里的金刚碑另租房屋办公。“动物所因有动植物所之根基在，故先天尚佳，植物所分开时，仅有植物标本、植物图书及显微镜与双管显微镜各一架而已。”[8]《植物所年报》第一号对此记载甚详：

成立伊始，开办费及经常费皆极端微少，既无法自建房屋，又无力购买现成民房，不得已出于租赁；几经奔走，于三十三年七月底始租得北碚金刚碑五指山杨氏民房一座，因陋就简开始工作。旧动植物所植物部分工作人员，随既迁入。

本所迁入北碚金刚碑所址中后，高等植物分类学及藻类学二研究室即恢复工作，同时新设植物生理学研究室。就有之研究室，尚有若干图书仪器与标本，足资应用，新者则一无所有，时值国难，经费支绌，购置仪器药品，亦多困难。而实验室之基础设备，尤无法建设，所址位在山顶，四无人烟，虽面临嘉陵江，水源奇绌，不得已以竹管自缙云山山腹接水来所，竹管蜿蜒二三里，中途泄漏，水量无多，且无法接至室内。电气虽经多方设法，直至还都时为止，未能接线到所。至于图书，则完全依赖英美接济。蒸馏器、高压杀菌器等，亦以燃料关系，未能应用。故除户外工作外，实验概不可能。如是者垂二年。在此期内，生理部分之工作，大半在浙江大学生物学系举行，人分两地，事倍功半。[7]

动植物所原有两处房舍，此次分所，全归动物所所有，植物所只得另租民房，有失公平。对于所址情况，黄宗甄也有记述：

经过植物所研究员饶钦止(他是四川人)的介绍，他们得知在北温泉附近的金刚碑五指山上，有一幢聚兴成银行老板杨某的别墅和几间零星的小平房，别墅大厅前，有很大的园圃，除种有几十株苹果之外，尚留有十几亩空地，上下的金刚碑镇，临嘉陵江，这座别墅孤零零地建在山巅。这山顶与北温泉至北碚镇的公路高度相等，有小经可通此公路，山下的金刚碑镇有小学，附近有一中学叫勉仁中学，如植物所租下此别墅，则员工子弟的入学问题迎刃而解。罗宗洛便与房主签订典约。罗宗洛单枪匹马进入重庆市，由他内侄张福禄陪他向银行领取典屋巨款，奔赴北碚付款。所长亲自送款，当时就是这样艰难创业的。([2]，117页)

7月植物所租定房屋，黄宗甄8月自浙江大学来植物所，在此生活、工作，其说当属可信。此屋首次租期为一年，一年之后续签半年。在中研院档案中，有一通续签之时罗宗洛致函中研院秘书王懋勤(字勉初)，云：“本所租赁杨姓房屋已于六月底期满，须续订租约，一年以来房东对于本所管理彼之房屋、庭院非常满意，已声明决不加租钱，仅负担修葺之费，二项估计约需十万元。弟意本年度本所修缮费，已支出不少，虽已‘租房’名义报销，故请房东在收据上开明三四年七月至十二月房租十万元，不知可行否？”[9]植物所于1946年6月在上海复员，此后又租住半年，才始离开。

3 成立三个研究室

条件如此简陋，罗宗洛还是对建所怀有信心，且有较为宏大计划。所下设立多个研究室，扩大研究范围。所作《计划纲要》云：“国内研究植物学之机关，如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不一而足，其研究中心大都集中于植物之调查与种类之鉴定。此种工作固甚重要，但不足以代表纯正植物学研究之全体，至于各所设备，除显微镜、标本及图书外，罕有作近代实验室之布置者，本所之设置弥补此种缺陷，注重于生理学、生态学、细胞学、遗传学等之理论探讨，为达此目的计，必须排除万难，设置若干规模粗具之实验室。”[10]计划中不仅设置多个研究室，还建设有试验场和高山植物园。但是，眼下中研院院部限定的植物所员额却只有10名。其时，中研院虽号称有14个研究所，但全院总人数不过307人，总办事处和评议会就有46人，规模最大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不过58人，大多研究所在20人左右，动物所16人，气象所19人[11]。植物所新成立仅核准10人。如此少的员额，只能让罗宗洛且做且行，先依靠原有人员成立高等植物分类学研究室及藻类学研究室，再就其本人的专业，设立植物生理研究室。

3.1 高等植物分类研究室

该室请裴鉴回所主持。抗战之前，裴鉴为动植物所兼职研究员。裴鉴*裴鉴(1902—1969)，字季衡，四川华阳人。1916年入北京清华学堂出国预备班。在清华学堂9年，1925年被选送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学习。1927年4月，获得学士学位；1928年4月，获硕士学位；1931年4月，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的马鞭草科植物》。之后，到纽约植物园跟随梅里尔教授(E. D. Merrill)，研究亚洲植物，特别是东南亚木本植物以及我国海南岛植物。(封三图3)1931年回国，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植物部研究员。1934年动植物所成立时，兼任该所研究员。抗战开始后，他随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也在北碚。此时，生物研究所经费更加拮据，王家楫为援助生物所所长钱崇澍，将其纳入动植物所名义研究员，发放一点薪金，补贴生活。裴鉴亦属中央研究院之旧人，故罗宗洛将其延聘回所，主持高等植物分类学。当时中央研究院各所聘请研究员，需要经过院务会议投票表决。聘请裴鉴以通讯表决通过。裴鉴在此期间，研究川康所产经济植物，后刊于《植物所汇报》。

长期在动植物所从事伞形科研究的助理研究员单人骅*单人骅(1909—1986)，江西高安人。1934年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由生物系主任孙宗彭推荐，入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图4)，也是在动植物所成立时入所。他主要是在裴鉴指导下管理植物标本，经过一年多，才开始树立起学术研究的信心，以中国伞形科植物为研究对象，预备将该科植物进行系统的研究。所长王家楫称：“单人骅一进所，就从事伞形科植物的分类研究，彼时这一所做高等植物分类的专家只有裴鉴和耿以礼两位兼职研究员，一位是马鞭草科专家，一位是禾本科专家，对伞形科都是比较外行，因此单人骅的工作没有人指导，完全靠自己下功夫摸索出来的。”[12]1945年初单人骅晋升为副研究员。是年，教育部下达选派年轻学者出国进修，中央研究院获得十个名额，单人骅名列其中。所长罗宗洛推荐之评语云：“单君自始迄今，一人摸索，独立研究，成绩斐然可观，实不可多得。近又接美国加州大学Constance L.教授来函专索其论文之摘印本，其内容比有新颖可取之处。又以德行品性论，自某某起，至某某、某某等人，以单君第一，从未与人计较，公私分得最清，而事事肯负责，尤为难得，所中植物标本皆由其一人保管。”*转引自：佘孟兰等：难忘的风采——记裴鉴、单人骅两位先生科研和生活片段。庄娱乐主编.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纪念文集[R].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2009. 81.罗宗洛素来瞧不起植物分类学，此推荐单人骅，实是因为单人骅一心向学，在同仁之中声誉颇佳；再则植物所新成立，人员甚少，也无人可作推荐，若推荐新近入所之人，则会招来非议，单人骅实际上是唯一人选。单人骅1945年10月离所启程，经印度，过欧洲，越过大西洋，在美国东海岸纽约登陆，最终于1946年初才抵达美国西海岸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图4 单人骅(中山植物园提供)

单人骅期待出国留学，可谓为时已久。他首先是希望通过“中英庚款”以获得公费留学机会，但等待几届，均没有植物学专业，未能如愿。此期间单人骅发表了几篇论文，被美国《生物学文摘》(BiologicalAbstract)收录，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植物系副教授林肯·康士坦茨(Lincoln Constance)所注意，他也作伞形科分类研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曾几次来函，要求与单人骅交换论文，由此建立了学术联系。单人骅又托其在加州大学设法申请“留学补助金”，但没有成功。1944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表派选85名专科大学教授副教授出国考察，中央研究院获得10个名额，单人骅再请康士坦茨向加州大学联系，并准备了论文和进修计划，并向中央研究院提出申请，终于获准，实现了多年之梦想。中央研究院其他研究所选派者是斯行健、张文佑、柳大纲、倪达书、张宝堃等。

来美之后不久，单人骅致函朱树屏，谈及其在美研究计划，藉之获悉其来美之初情形，摘录如下：

弟来此后已近三月，而住址仍未定，盖此时旧金山伯克利一带早已人满之患，房价奇昂，弟近四日连移二次，尚无结果，两星期后又要迁居，故现时生活不安定，更无法从事工作。弟来此主要目的是做研究，但弟个人又想念“学位”，以现况而论，“研究”“学位”恐无法兼顾，念“学位”则“研究”时间受影响，专“研究”则不能得“学位”，中研院给予弟在国外时间有限——一年至二年——在此期内随时有唤回之可能，故弟在此计划亦难决定。弟在抗战期内等于虚度八年。在这八年中，新知识无法吸引，旧知识早已遗忘殆尽。弟之工作还是偏于高等植物分类，近年来渐有兴趣于植物解剖，加州大学Foster教授为有名解剖学者，植物标本室教授Mason及Constance二位教授，一则为分类学兼植物分布学者，一则为北美伞形科植物分类之权威。弟在国内曾与Constance教授通信多次，弟为便于整理旧的知识与吸收新的知识起见，故入加大，弟个人希望在此留二年，但能否如愿则须看环境而定!高等植物内水生者众多，Arber(Annes)(University of Cambridge)曾有专书问世，弟在国内曾有一时期想做，后因标本参考书有限终未着手，今兄提及于此，又动心矣。[8]

是年单人骅已是37岁，进入壮年，于专业尚有犹豫，究其原因，乃如所言，抗战八年，条件艰苦，致使学业进展无多，令人唏嘘。好在未曾放弃伞形科研究，终得出国机会，故而甚为珍惜，于3年后获得博士学位，重回中研院植物所服务。

在单人骅准备出国之时，植物所新聘刘玉壶*刘玉壶(1917—2004)，广东中山人。1938年考取重庆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1943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45年夏，由导师李寅恭推荐给罗宗洛，来中研院植物所。(图5)为助理员，从事植物标本采集。刘玉壶读大学期间师从中国林学前辈李寅恭，对植物分类学甚有兴趣，曾回忆道：“当时我很在意念书，尤以树木学、造林学成绩最好，我也决定此后集中精力以此作终生研究工作。1940年夏，我利用暑假独自到北碚缙云山采集标本，专做树木学的探讨；1941年夏我和三位同学到四川峨边中国伐木公司实习一个月，此后独自留在峨眉山采集树木标本一个多月，天天观察，兴趣非常浓厚，回学校后，师友对我非常赞美。”[13]刘玉壶来所后，在复员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曾进行了两次采集，一赴金佛山、一在缙云山。金佛山采集是由饶钦止、裴鉴率领，经费预算25万元。关于采集，刘玉壶写有游记，摘录如此：

金佛山位于四川南川县川黔接壤之区，海拔一千八百公尺，峰峦重迭，草木繁富，实足为华中植物分布种类之代表。昔曾有德人Bock-vondaRoshorn氏居此采集，发表新种甚多。此次除将金佛山植物之蕴蓄作详尽之采集外，对于各新种Topotype之采集特别注重。然而荒山辽阔，樵夫滥伐，农民开垦，林相地况极受摧残，植物分布已失其天然状态，至德人所采之各新种亦不易多见矣。惟山间气候得宜，雨量充分，虽有岩石暴露森林破坏之迹象，然犹重峦迭翠，山势雄厚，清泉飞瀑，风景绝佳，故不独为采集之要区，亦游人墨客欣赏之胜地也。

本采集队于三十四年八月准备就绪，自重庆乘川黔长途汽车抵南川县，八月六日由南川县步行四十里到三泉乡。抵三泉乡后，全队人员暂住于一乡村小学，采集该地附近植物，其地环山苍翠，清溪游鱼，田园农舍，互相映照，天然景物幽雅壮丽，更有温泉数井，可供入浴。金佛山景物之胜，悉在于此，故不少达官贵人结宅其中，本队于此择数山作普遍采集，其间林木不甚稠密。

图5 刘玉壶(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提供)

在三泉乡采集一周后，本队于八月十八日侵晨雇力夫挑运行李、食粮及采集仪器等，沿溪上山，行四十余里，涉水登山，且兼程采集，标本负重沿途增加，山势亦愈走愈险，及抵洋芋坪，天色将晚，本队始得整理行装，围炉取暖，以恢复终日疲劳，当晚整理及登记是日采得标本，翌日赶路二十里，此段路程斜坡逶迤，从容采集，乃至金佛寺。庙宇已破坏不堪，四周林木亦受极度摧残，前闻此地产苦槠(lithocarpus sp.)巨木成林，今仅见残余小树耳，遍山所见尽是滥伐之后，矮丛林及零星阳性灌木。据云昔日此山盛产方竹，今亦不见矣。本队在金佛寺附近采集三天后，决定转移别地，十五日步行二十里，经古佛洞到凤凰寺，庙宇较完整但为气象台所据，十数队员只得挤住于一小茅棚，席地而卧，当时高山气候潮湿寒冷，地上跳蚤肥而且多，本队终日奔走疲劳，跳蚤何幸，每于我等呼呼入睡时，彼可得以饱餐矣。

当在三泉乡采集时，已得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之确息，此地气象台又收得重庆及各地胜利之新闻广播，全体队员莫不欢喜欲狂，几全忘身心之劳苦已。[14]

刘玉壶等此行采集历时月余，得标本600余号。从本文长段抄录的刘玉壶采集游记可见其文笔雅训。刘玉壶返回后不久，即开始就近在缙云山采集，同样写有游记。其云：“缙云山之采集，乃继金佛山采集之后，由十月八日起至卅五年六月廿日，在此期间，每月至少上山采集两次，当时山僧对余颇相友善，招待食宿，故采集甚便，采集地域包括北碚附近白庙子观音峡，远至相梁县之巴岳山，是期所采集之标本花果完整者计六百余号，惜此后奔走复员，无暇采集矣。”[15]可知刘玉壶乃潜心采集之人，惜未以采集家闻世，最后以木兰科专家终老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3.2 藻类研究室

该研究室自1936年7月饶钦止*饶钦止(1900—1998)，字考祥，四川重庆人。1920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系，192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生物学系，获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兼任讲师。1932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植物学系学习，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35年先后在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大学海洋实验室、哈普肯海洋工作站、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以及夏威夷大学海洋研究室从事藻类研究，1936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封三图6)来动植物所时即为其设立。当时动植物所派人赴东海采集，获得海藻甚多，饶钦止即以研究海产藻类为主。但在研究所创始之初，研究上所需的仪器书籍，一无所有，仅希望能逐年购置；但限于经费，历年所购，一直无法提供最低限度所需。抗战军兴，书籍仪器更是无从添置，不但研究不能按计划进行，即已进行之研究也因之中辍。但西迁过程中，由衡阳至阳朔至北碚，一路采集；抵达四川之后，也曾往川康一带采集，所获材料较多；但未曾往云南，只能请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代为采集。

图7 黎尚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提供)

1943年有黎尚豪*黎尚豪(1917—1993)，广东梅县人，193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39—1943年留该系任助教。(图7)加入藻类研究，任助理员。他来的时候，携带了不少广东藻类标本。黎尚豪入动植物所想必是其中山大学植物学导师吴印禅向王家楫推荐，至于此中经过，未见文字记载。当1943年1月吴印禅在动植物所短暂工作即将离开时，王家楫已决定聘任黎尚豪，他在致中研院总办事处之函云：“印禅兄现在想已动身赴李庄，其欲离渝之前，未识曾否将植物标本交给泰亨兄，若已交留总处，请于便中寄来。中山大学之助教黎君尚豪已决定来敝所为助理员，其自广东坪石来渝空陆两线之旅费，均需几何，亦恳泰亨兄即为调查，以便早些寄去。”[16]坪石位于广东之北，为战时中山大学迁徙之处。黎尚豪在中山大学已是讲师，来所任助理员，甘愿低就，乃是希望能从事研究，其于4月1日到所。在多年之后，黎尚豪云：“在1942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来函给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要调我到所工作，自己当时正热衷于科学研究工作，希望将来在学术上成名，便不计较目前地位(所里给我的职位定得比大学里低)，欣然应聘，在授课完毕后，于1943年春就到了四川北碚工作。”[17]所言可以互为印证。

植物所成立后，设立藻类研究室，仅饶钦止、黎尚豪两人，除了整理所得各省藻类标本外，研究题目则有“北碚附近蓝绿藻之研究”“四川鼓藻之研究”“嘉陵江藻类之研究”“粤北淡水藻类之研究”“池沼浮游藻季节变化之研究”“中国淡水红藻之研究”“中国茸毛藻科植物之研究”等，均有论文发表。植物所组队赴金佛山采集，即由饶钦止率领，黎尚豪也为参加，采得藻类标本亦甚多。

3.3 植物生理研究室

罗宗洛在晚年写有《回忆录》，就其在中研院植物所开展植物生理学研究曾有如下记载：“我是专攻植物生理学的，自然把植物生理学看成比任何学科更为重要的学科，而且早早把在中国发展植物生理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在创办植物研究所时，也曾求得中央研究院当局的同意，不再发展分类学，今后将大力发展实验植物学方面，意即指植物生理学和细胞遗传学等。说明有此决心，在植物研究所这块招牌之下，大搞植物生理学。我认为植物的各分科中，除了植物生理学以外，别的部门需要设备是有限的，只要我尽先满足这些部门的需要，以后再来满足植物生理学研究的需要，就可免旁人说闲话。”[18]其实，在北碚时期，罗宗洛即是这样，新聘人员中，有二位是从事高等植物者，余下几位即是跟随其研究植物生理之学者。但是在北碚受实验条件限制，植物生理学研究几乎无法进行，但罗宗洛还是建立起植物生理研究室。

1944年8月3日，罗宗洛聘请助理研究员黄宗甄、助理员倪晋山到任，其薪金分别为180元、160元。黄宗甄抵达之前，罗宗洛致函中研院秘书王勉初云：“所中诸事已渐上轨道，可以告慰。弟研究室人员日内可望到齐，‘万事皆足，唯缺东风’，敬恳孔明先生有以助我。”[9]可见其怀有甚高之信心。其后又聘助理研究员柳大绰、金成忠到任，但他们薪金未见记载。其时，院部给植物所之员额共10人，罗宗洛主持之研究室就占有5名，可见还是大力建立自己领地。如同动植物所时期，王家楫大力发展动物分类学一样，罗宗洛发展植物生理学亦无可厚非。只是在金刚碑所址中，几乎无法进行实验，第一年主要是读书学习。黄宗甄记载甚详：

金成忠、倪晋山使用微量元素处理过农作物种子，然后播种在别墅前的园圃中，观察其生长发育情况，虽有些效果，但在统计上和工作的精密度上，尚欠火候。又如做些花粉萌发试验，只能评判其效果，还不能到达应有的精密度。除了水源之外，接下来的消毒、玻璃器皿的洗涤、高级仪器何处可求，也是难题。这些年轻人曾到北碚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工业试验所、有关玻璃厂等处搜购，所获却不太多。

……

当时随着罗宗洛来到植物研究所的学生，仅有4人，既然实验室工作不能进行，只好把主要力量集中于阅读书刊。书报讨论会，每四周每人要轮到一次。图书室几乎没有植物生理学的书刊，当时从外国引进杂志的方法是将外国杂志上论文予以照相，制成缩微胶卷运至中国，分赠各主要学术单位、图书馆、少数大专院校，供应有关人员阅读。科研人员只能使用幻灯扩大镜，一面阅读胶卷上的论文，一面做摘录。五指山上没有电灯，不可能使用幻灯，只能把缩微胶卷置于显微镜下阅读，速度很慢。也只能通过缩微胶卷，来了解西方新近科学研究的进展，尤其是基础科学的最新内容。这样的阅读，应付每周一次的书刊讨论会，已是足够了。既然没有电灯，只能每人守一盏煤油灯。长夜青灯，夜静更阑，五指山脚，凭临嘉陵江峡口，激流湍急，声震寒窗，却荡漾着莘莘学子的青春气息。([2]，119—120页)

研究所毕竟不是开读书会场所，一年之后，罗宗洛还是将一些研究安排在浙江大学进行。然而，这也只是不得已之安排，其成效有限。再一年，复员上海，才有一些实验开展。

4 募集经费

植物所成立之时，毫无设备可言，而年度经常费不过40万元，完全是杯水车薪，无力购置设备。然而罗宗洛对植物生理学研究心仪已久，立志配备所需基本仪器，否则其枉来中研院。故其在就任所长之时，朱家骅已允为其向社会募捐，计划募得法币100万元，且嘱罗宗洛拟定植物所工作计划，以作向社会发布告启。1944年5月14日罗宗洛拟就捐款启，其云：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募集应用研究捐款启

本院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将十八年春季设立之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动植物研究所，十载以来，经所内同仁不断努力，在学术研究方面已有不少之贡献。本年三月间，本院评议会第二届年会在渝举行，以动植物两科随研究工作之进展，有分立两所，使得齐头并进之必要。爰议决分为动物研究所及植物研究所。本所依据此项决议案，遂于本年五月一日正式成立，所址设于北碚。

本院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其主要之任务自属纯粹科学之研究，而纯粹科学之研究，并不斤斤如何应用为其所追求之鹄的；惟际此抗战建国，兼筹并领之秋，亦应配合国家之需要，以纯粹科学为基础，并研求实际之应用。基于此种理由，本所现在及最近三年内之工作，除纯粹学理之探讨外，并拟在应用方面对于国计民生尽最大可能之贡献，例如食粮、蔬菜、果树、木材、颜料、纤维、植物油、有机碱、酵母、蜡脂、橡胶，以及维他命等等，其材料之搜集、类别之鉴定、品种之改良、培植方法之改进、生产数量之增加，与夫利用方法之精益求精，泰半属于植物学之研究范围，尤其食粮之增产、茶产之改进、人工肉类之制造，启有成效。

本所已依据上述原则，拟定研究计划纲要，为实施此项计划，应需之设备必不可少，但自抗战军兴以还，政府搘抗战建国大业，财政艰难，早为国人所共悉。本院以有限之经费，维持十余研究所工作之进行，已属匪易，更无充分之余款可应用于此学设备之完成，为谋本所工作之早获进展，乃不得不切望各方面经济之资助，期收众擎易举之效。兹特将本所研究计划纲要另印附奉，敬求指教。倘承惠赐赞同，予以经济上之援助，俾实验设备早现厥成，研究工作得照预定计划逐步进行，则对于学术工作之赞助及有关国计民生重要问题之解决，无论直接间接均属功不可没。本所此次募集应用研究捐款一百万元之缘由，略述如上。

敬希查照[19]

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一切均以解决眼前问题为出发点，故罗宗洛虽寻求社会支持，但并不奢望有人出资支持植物所从事纯粹研究，而是着眼于解决应用问题。所列的诸多领域，是希望在实际生产中，遇见此类问题者，需要解决而又无法解决，即可出资邀植物所予以解决，但文中并无明确协定。

在募集到经费之前，中研院暂借植物所30万元作为设备费，用于购买所需仪器，准备将来以募集所得，予以归还。募捐实施将近一年，效果并不理想，所借30万元，无从归还，故罗宗洛要求院部对此30万元作报销处理[20]。其后不久，不知朱家骅经过怎样努力，响应募捐者增加，共得90余万元，其中记录在案之募捐者及款项如下：四川农林公司 10万、邓华民10万、陈介生4万、黄应干10万、杨晓波10万、徐中齐10万、钱子宁3万、吴晋航5万、刘鸿生5万、周均时5万、闵陶笙5万[20]，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在捐款期间，植物所经费依然吃紧，1945年4月罗宗洛即要求动用此捐款，其云：“据云院中经费已达山穷水尽之境，无法垫借，因思六日当晚已有多人将捐款数额明书于募捐，此款不妨先行取用，敢情先生向院长请示，可否派员前去领收已捐之款，以作购买仪器之用。”[21]其后即委托李约瑟之中英科学合作馆在印度购置显微镜及仪器药品，约计美金一千二百余元，于是植物生理学研究得以开展。当然并非全部用于植物生理学，如金佛山、缙云山标本采集费20万元有缺口，即以此款予以填充。募集所得对植物所而言，可谓是久旱逢甘霖。有此款项，不知前借院部30万元是否予以归还耳。

1946年植物所随中研院其它研究所复员上海(封三图8)，罗宗洛实现了将植物所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所的愿望，其架构除此前3个研究室外，请回邓叔群主持森林学研究室和真菌学研究室，新聘李先闻主持细胞遗传学研究室、王伏雄主持植物形态学研究室、魏景超主持植物病理学研究室，并编辑出版《植物学汇报》期刊。其人才和规模，为国内生物学机构中所仅有，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遴选出81位院士，植物所有罗宗洛、邓叔群、李先闻当选，一所三席，可见人才济济。

1 台湾中央研究院. 追求卓越: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简史(1928—2008)[M]. 台湾: 中央研究院, 2008. 40.

2 黄宗甄. 罗宗洛[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3 罗宗洛复朱家骅函[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R]. 1944年2月8日.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三九三(404- 1).

4 罗宗洛. 回忆录[J]. 植物生理学通讯, 1999, (1).

5 王家楫致朱家骅函[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R]. 1944年1月15日.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三九三(2232).

6 王家楫致朱家骅函[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R]. 1944年4月13日.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三九三(2232).

7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编印.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年报(第一号)(1944—1947) [R]. 上海: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1948年1月.

8 单人骅致株树屏函(1946年2月17日)[A]. 日月, 朱谨编. 朱树屏信札[M]. 青岛: 海洋出版社, 2007. 175.

9 罗宗洛致王勉初[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R]. 1946年7月20日.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三九三(2015- 1).

10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三十四年度工作计划提要[R]. 1944年. 北京: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S015- 1.

11 国立中央研究院三十三年度各处会所名称地址编制人数总表[R]. 1945年2月6日. 北京: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S015- 10.

12 王家楫. 自传[A].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档案[R]. 1958年. 武汉: 中国科学院水水生物研究所.

13 刘玉壶. 我的历史[A]. 刘玉壶档案[R]. 1955年. 广州: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14 刘玉壶. 金佛山纪要[A].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编印.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年报(第一号)(1944—1947)[R]. 1948年.

15 刘玉壶.缙云山采集纪要[A].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编印.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年报(第一号)(1944—1947)[R]. 1948年.

16 王家楫致王毅侯函[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R]. 1943年1月5日.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三九三(2013).

17 黎尚豪. 自传[A]. 黎尚豪档案[R]. 1958年9月. 武汉: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18 罗罗宗洛. 回忆录[J]. 植物生理学通讯, 1999, (6).

19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募集应用研究捐款启[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R]. 1944年4月14日,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三九三(149).

20 植物所致函中研院总务处[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R]. 1945年2月23日.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三九三(2015- 2).

21 罗宗洛致王勉初函[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R]. 1944年4月12日.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三九三(149).

TheReorganizationoftheInstituteofBotanyofAcademiaSinicain1944

HU Zonggang

(LushanBotanicalGarden，ChineseAcademyofSciences，Jiujiang332900,China)

Before 1944， the study on botany in Academia Sinica was combined with zoologyin a single institute，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then reformed into Institute of Botany and Zoology. Under the presiding of Chu Chia-Hwa，the acting president of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Botany was independent from the Institute of Zoology. Luo Chung-Luo was appointed as the Dean of the Institute. He invited several famous experts to take charge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Higher Plants， Algae， and Plant Physiolog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ives， this paper recorded at length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and beginning situation of the institute.

Institute of Botany， Academia Sinica， Luo Zongluo， reorganization

2017- 01- 06；

：2017- 02- 09

胡宗刚，1962年生，江西九江人，江西省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生物学研究机构和主要人物。

中国科学院院史项目。

N092

A

1673- 1441(2017)01- 0037-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