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威亚尔：一位基于历史题材的叙事型作家

周 权

引 言

埃里克·威亚尔(Eric Vuillard)，法国作家和电影制片人，1968年出生于法国里昂，其作品《征服者》(Conquistadors)于2009年获得网络文学奖，2010年获得依纳爵·蕾莉奖(Ignatius J.Reilly)*2008年创办的法国文学奖，也称“未被察觉的”文学作品奖(prix de l’inaperçu)。；《西方战役》(LaBatailled’Occident)和《刚果》(Congo)获得2012年的法德弗兰茨·赫塞尔奖(Franco allemand Franz Hessel)*为纪念德国作家、翻译家弗兰茨·赫塞尔而设立的文学奖，主要奖励用法语和德语写作的年轻作家。；2013年他再一次凭借《西方战役》和《刚果》获得瓦莱里·拉尔博奖(Valery Larbaud)*1967年为纪念作家瓦莱里·拉尔博，由瓦莱里·拉尔博国际联合组织创立的文学奖，奖励与该作家思想接近的作家。；2014年他凭借《大地的忧伤》(Tristessedelaterre)入围著名文学奖费米娜奖(Fémina)*1904年创立的法国文学奖，奖励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主要奖励对象为有才华但易被忽视的作家。，《读书》(LeMagazinedeslivres)杂志评选的2014年度最佳图书奖也颁发给了威亚尔的《大地的忧伤》；2015年，他又一次凭借《大地的忧伤》获得约瑟夫·凯赛尔奖(Joseph Kessel)*为纪念法国作家约瑟夫·凯赛尔而设立的法国文学奖，奖励用法语进行写作的、作品内容高质量的作家。，同年，其另外一部作品《7月14日》(14juillet)又获得亚历山大·维亚拉特奖(Alexandre Viallate)*为纪念法国作家、批评家亚历山大·维亚拉而设立的奖项，奖励作品风格有着亚历山大·维亚拉思想的作家。。2017年11月，威亚尔又凭借他的那部借古讽今的《日程》(L’Ordredujour)获得了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项龚古尔奖，该奖项组委会给《日程》的颁奖词是“用一个个眼花缭乱的事件描绘了纳粹德国的崛起”。本文试图从威亚尔的历史题材叙事创作手法探寻其“文学介入”观和“审丑”美学及其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

一、威亚尔的“历史题材”创作手法及观点

其次，他注重借用电影般的图像效果达到图像、思想和叙事的交融。“梦境重现。数以百计的骑马者在奔驰，扬起一团沙尘。我们用水将沙尘浇灭，但是我们依旧无能为力，因为太阳在肆虐。骑马者不计其数，他们的范围在急剧扩大，他们加在一起能够围成一个一百米长五十米宽的角斗场！观众为此欢呼雀跃。人们盯着飞驰而过的美国军队，这军队如同幽灵般的影子，观众的眼珠好像要从眼眶中脱落下来，孩子们也用尽全力在观看这一场面……心脏在跳动，我们终于认清了真相。”*Eric Vuillard, Tristesse de la terre. Arles: Éditions Actes Sud, 2014, p.54.这段文字出自威亚尔的作品《大地的忧伤》，文中描写的骏马奔驰的场面，实则是借用了一场名为《西大荒》(Wildwestshow)的表演节目的场景，其目的是向读者重现美国西部开发和灭绝种族的历史，他说：“有时，节目甚至比我们的世界存活时间还久，节目比生活更现实、更感人、更逼真，它比噩梦更可怕。”*Ibid. p.206.对“场景”的重视归因于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导演，威亚尔的叙事中经常掺杂着摄影、电影镜头变焦以及多个场景并存等手法，对此，他这样解释道：“为了写作，我看的电影和读的书是一样多的。电影具有隐喻的作用，如果试图在零碎的胶卷片段基础之上进行历史书写，就需要做到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文学的命运同故事的真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导演电影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相。”*Camille Thomine, op. cit. p.24.威亚尔在《大地的忧伤》中描述西部大开发及种族屠杀给印第安人带来的伤害，被屠杀的人还需为了满足《西大荒》的节目商业利益而再一次被进行屠杀，作者将这些刽子手比喻成集市里的猛兽，最后，人们终于揭下了这场商业表演的假面具，节目的制造者野牛比尔(Buffalo Bill)也终于认清美国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幡然醒悟。这种文学电影化的方法让我们联想到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人的命运》(LaConditionhumaine)，电影恢宏的叙事场景帮助读者还原当时惊心动魄的战争现场，电影叙事学同文学文本嫁接能够帮助读者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从而丰富读者的阅读感受。

威亚尔喜欢研究历史，他试图重组被习惯性力量和选择性记忆遗忘的真实事件，他喜欢那些简单凝练且能够反应历史的句子，比如“1789年7月14日，群众攻占巴士底狱”*Eric Vuillard, 14 juillet. Arles: Éditions Actes Sud, 2016, p.1.，因为言简意赅的语句更具有浓缩的话语力量。除了偏爱简短有力的语句，威亚尔还十分青睐对数字的使用，他认为，数字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向读者讲述历史，比如要了解7月14日发生的攻占巴士底狱事件，就必须知道这一事件的死伤人数，因为数字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分量，数字能够对事件进行具体化概括。他认为，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任何细节都具有暗示性，因此他喜欢在写作时抓住头脑中无意识闪现的微小片段，哪怕是口误或者思想上的犹豫不决*Camille Thomine, op. cit. p.25.。在威亚尔2017年发表的最新作品——《日程》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纳粹在国际上观望主义态度下掌权的故事：1933年2月20日在柏林，应德意志帝国国会领导人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的邀请，商界的二十四位代表在议会休息室与希特勒见面。威亚尔选择用短小和紧凑的篇幅描写这一关键性时刻：“在河岸的死树旁，他们一共有二十四个人，二十四个穿着黑色、棕色或橘黄色外套的人，二十四个外套肩领为羊毛材质的人，二十四个穿着一身三件套的西装的人，二十四个穿着宽裤腿式褶裤的人。阴影漫延至议会大厦的总统府大厅。很快，将不会再有议会，不再有总统，并且在几年之后，也不再会有国会，只有一堆冒烟的废墟”，“他们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就像是地狱门口的二十四台计算机”*Eric Vuillard, L’Ordre du jour. Arles: Éditions Actes Sud, 2017, p.57.。这种借用简练语句和数字进行“文学介入”的手法能够帮助读者形成理性和清晰的脉络，从而对比突显战争的紧张和恐怖气氛，最终能够对战争发起者的行为进行抨击。

除此之外，威亚尔还善于采用叠加、夸张、感叹、复杂句、“卡农”式的“复调”音乐等修辞方法来展现史诗般的叙事，其目的并不是展现叙事技巧的复杂性，而是试图借叙事技巧找到一个居高临下的适中位置，帮助人们更好地看清腐蚀一个战争时代的根本源头所在。

二、讽刺与还原历史真相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说：“讽刺并非作为一种体裁，而是作为创作者对其所写现实的一种独特态度，在这个意义上的最好的定义，出于席勒之手。”*曾军. 《巴赫金对席勒讽刺观的继承与发展──兼及巴赫金笑论的美学史意义》. 外国文学研究，2001，(03)：8.席勒(Egon Schiele)说：“感伤的诗人经常打交道的是两个互相冲突的表象和感觉，是作为有限物的现实，和作为无限物的他的观念……因此，他的描述不是讽刺的，就是哀歌的；每个感伤的诗人都倾向于这两种感受中的一种。”*Ibid. p.8.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张正武. 《论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美学体系及审美形态》.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04)：12.可以看出，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好的文学作品少不了对“讽刺”的合理运用。讽刺最基本的属性是真实，一个合格的“讽刺家”需要在浩瀚的真实生活海洋中攫取适量的可用来进行“讽刺”的素材，并对其进行加工，使之成为一件完美的“讽刺”艺术品。因此可以说，讽刺的生命便是真实性。威亚尔的作品中处处充满着“讽刺”意味，他的写作对象皆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善于调动一切描写手段来塑造人物，以最生动的文字和最朴实的辞藻，让那些“丑陋”的人物和历史的嘴脸原形毕露。

在威亚尔看来，历史有着一股迷人的力量，他以讽刺性和诗意性的口吻对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将时间和空间上的真实性和跳跃性相结合，《七月十四日》让我们从1789年跳跃到2016年，这样的时间间隔仿佛在向我们诉说：“昨天，就是今天！”*Eric Vuillard, 14 juillet. Arles: Éditions Actes Sud, 2016, p.221.，告诫我们应当牢记历史。例如《征服者》中描述1532年，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皮泽尔(Francisco Pizarre)及其随从穿越安第列斯山脉，通过冒险，加之雇佣兵的帮助，在远离自己家乡的地方开辟了领地，找到了所谓“财富”和“荣耀”，但很快印加帝国的衰落断灭了他们征服世界的野心。该作品有着史诗和传奇般的庄严色彩，威亚尔向我们表现了这一段史诗中世界板块、上帝、黄金和火药是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这段故事又是如何演变成历史的悲剧，人们又是如何渐渐听见世界“支离破碎”的声音，威亚尔的口吻是讽刺性质的，他说：“所有受到皮泽尔、阿尔马格罗(Almagro)*阿尔马格罗是征服印加帝国的西班牙殖民者。以及这片土地上的暴君轻蔑的人们，所有那些罪犯，不管是谁，哪怕他的罪行微不足道，我们都应该打开这些罪人的心脏，并用力地对其捶打，也好让这些罪人换位体会皮泽尔贪婪、胆小、暴力的做法给人们带来的后果。”*Eric Vuillard, Conquistadors. Paris: Éditions Léo Scheer, 2009, p.24.

文学有很多种触碰历史“伤疤”的方式，威亚尔的方式既是“美丽的”也是“丑陋的”。他的作品中充满许多闪光点，这是“美丽的”，他的写作力图保持客观，不受情感因素的影响。威亚尔笔下的叙事对象是“丑陋的”：《刚果》中莱昂·弗艾沃兹(Léon Fievez)作为国王的心腹，被派遣至刚果以开发这块橡胶资源和苦役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些“凶手”——瓜分非洲大陆的西方领导人是可笑的。威亚尔揭露事物丑陋、肮脏的一面：“看！这就是欧洲的权力人士，是上帝制造了这一切，我掸去他们骨头上的灰尘，我拉紧他们白皙的皮肤。这些有权之人随意安排他们的佣人和黑奴，而我，我随心所欲支配他们这些伟大的‘英雄人物’的身躯。我让他们重生，我让他们表现得像是马戏团的猴子，在痛苦海洋中获胜的猴子。”*Eric Vuillard, Congo. Arles: Éditions Actes Sud, 2012, p.89.《刚果》就是这样用辛辣的口吻讽刺瓜分欧洲的列强。

2014年，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威亚尔的《西方战役》德文版本问世。《西方战役》是一部卓越的讽刺性和分析性作品，一部多元论的历史小说，一部现代神话，一篇关于军事策略和战争利害的论著。《西方战役》重现了1914—1918年间屠杀性质的战场带来的恐怖和荒诞。该书以口袋书的形式出版，但它本身绝对不是一本历史纪念册，它不仅讲述了一个痛苦的故事，而且具备讽刺性质，这一点同普通纪念册所展现的严肃和同情的特点有所不同。“这一次，好了，太阳伞合上了，人们从酒吧四散而逃。春天已经显示出其柔和的绿叶，叶子已经变得更大，更密集了，并且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变化。枪骑兵睡在他们的枪上，石榴树昏睡在弹药中，突然一声军号声将这一切唤醒，必须得走了。”*Eric Vuillard, La Bataille d’Occident. Arles: Éditions Actes du Sud, 2012, p.33.作者的风格给这段历史带来了新的阐释：美和诗意同丑陋和恐怖交织在一起。一种全新的方式和全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场伟大的战争，作者用细腻和讽刺的笔触对故事层层抽丝剥茧，得出真相：混乱是史无前例的，炮灰下的躯体毫不犹豫地为决策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西方已经完完全全地进入了现代化的社会。

2017年的法国《文学杂志》七至八月夏季刊刊登了记者卡米耶·托米娜(Camille Thomine)与威亚尔的对话录，这样一位巧妙融合历史和文学元素进行创作的作家，用卡米耶·托米娜的话说，就是“摒除偏见，用精雕细琢的语言，改变作家书写历史的形式，还原真相”。*Camille Thomine, op. cit. p.26.

三、一种“介入”文学

“介入”一词，让我们自然联想到萨特(Jean-Paul Sartre)在《什么是文学》(Qu’est-cequelalittérature?)中提出的“文学介入”概念，萨特主张“介入文学”，意思是作家应该担负起改造社会的使命，面对社会问题和政治事件都应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文学作品应该达到干预社会现实的目的：“‘介入’作家知道说话就是行动：他知道揭露就是改变，知道人们只有在谋划改变时才能揭露。”*杨深. 《论萨特的“介入文学”》.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8，(05)：23.因此，介入意味着揭露，揭露意味着改变，揭露的目的？是还原真相；揭露的工具？便是文学作品的语言。这就多少有了梅洛-庞蒂(Maurice Meleau-Ponty)存在主义语言哲学观的意味，梅洛庞蒂认为“并非人在说话，或者并非人拥有语言，而是语言在人身上说话”*Ibid. p.23.，而“人在说话之前应该重新让自己被存在所要求”。*Ibid. p.21.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语言、人三者形成这样的关系：存在的本质特征为了我们的生活而被语言所守护”。*Ibid. p.22.质言之，语言是“存在”最有价值的见证，人的躯体体现人的共存性，语言开启人类共存的文化世界，人类躯体的行为和能力是语言的躯体，该躯体包含着意向性、交往性和共存性，“语言”是生命，人只有听从生命的“召唤”才是“人”，语言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威亚尔用简单凝练的语句、数字和以及对“小人物”的细致描写取代冗长复杂的叙述，是作者灵活运用文学语言“介入”社会的最佳阐释，体现他犀利的文风和他对大众的关切。他所希望的，是对现实处境或历史事件的揭露、介入和超越。

威亚尔“文学介入”的目的说到底是意图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他的立场正是帮助普通大众发声，所以他尤其注重对“小人物”角色的刻画和描写，注重歌颂劳苦功高但易被忽视的平民百姓，注重让文学的本质回归到大众读者的范围之内。他认为，古老的文学以歌唱的形式歌颂国王和英雄，后来文学的接受对象渐渐转向普通人，但这不能阻止用诗歌吟诵人物和事件的形式继续存在，而且这种诗歌渐渐依附于散文和小说的体裁出现，自从作家以写作谋生以来，文学的各种体裁也离我们越来越近*Camille Thomine, op. cit. p.26.。他说：“小说和散文能让我们清醒。巴尔扎克让我们从金钱和权力中摆脱出来，让我们看清了依附权贵的人物的嘴脸；乔伊斯(James Joyce)让我们从抒情主义和史诗中摆脱出来，使得我们回归普通的生活。”*Ibid. p.26.他认为应当在散文中混合各种语级，比如在描写伟人时，如果能在伟人的言论中稍微加入俚语，就能够去除伟人身上的“神圣”和“威严”的标签，让读者与“伟人”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威亚尔对写作精雕细琢的态度是他致力于吟唱劳苦功高的各种人物的表现*Ibid. p.26.。

比如《七月十四日》中就有这样一段关于“小人物”的描写片段：“巴士底狱的坍塌是从1789年7月14日的夜晚开始。关于那次事件，人们已经记录下所有与之相关的时间点。要员代表团走向城堡，他们在市政厅做出的决议起了重大作用。以往人们总是从那些不在场人士的角度讲述攻占巴士底狱这段历史，而这些不在场的人竟成为了我们的代言人。他们并不在场，也不希望巴士底狱倒塌，他们做出一切来阻止它的倒塌，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他们的证据，因为人们会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这一切。”*Eric Vuillard, 14 juillet. Arles: Éditions Actes Sud, 2016, p.2.《七月十四日》着重体现“小人物”们的功绩，是这些“小人物”向读者揭露闻所未闻的事实真相，威亚尔的每部叙事作品都在提醒我们这一点。从2012年的《刚果》和《西方战役》到2014年的《大地的忧伤》，这些制造历史的男男女女们尽管会被历史遗忘，但却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介入”使命。法兰西共和国用“神话”形容“攻占巴士底狱”的事件，但为此事件献出的身躯、留下的炮灰和经历的恐惧又去了哪里？是凡尔赛花园周围的那些穷苦人改变了国家和人类的命运，这些没有权力的小人物，动摇了古老的社会体制，赋予了历史新的定义。他们用拳头击碎巴士底狱的砖石，留给后人自由和平等。《七月十四》中许多人名的出现，也正是对这些微不足道的人们留下的永垂青史的功绩的见证。威亚尔的态度是毫不妥协的，他不仅能够掌握“同情”与“谴责”之间的平衡，也能够将凶手们犯下的罪行和此罪行的受害者从世人的遗忘中抽离出来，帮助读者还原真相。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介入”行为，他敏锐的笔触像是一把匕首，切割的永远是历史的毒瘤：“如果我想在马车长椅上放置篮子，在篮子中放入世界上最令我触动的照片中描绘的几只被切掉的手臂，又有谁能阻止我呢”？*Eric Vuillard, Congo. Arles: Éditions Actes Sud, 2012, p.128.

威亚尔能够灵活进行历史和文学之间的转换，关于他创作一种基于历史题材的叙事型作品的动因，他解释道：“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战争的不透明性，我们需要进行写作。一场现代化的、机械化的、理性的战争有着许多捉摸不透的方面，理性主义产生的战争暴力，让人们畏惧，而在我看来，写作能够让战争未曾显现的真相出现。”*Ibid. p. 26.历史题材要求人们保持客观，但是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题材又需要于其中添加情感，威亚尔的作品将虚构和历史叙事浑然天成地结合起来，因为在他看来，想象不是文学的本质，但主导小说的也不是纯客观的元素，真正带动故事发展的则是对人物的刻画和对情节的描绘，怎样让人物活灵活现得到展现才是重中之重，因此，小说叙事的巧妙之处便是它自然地结合了主观和客观的元素。

结 语

威亚尔的作品以传奇史诗般的风格为读者还原历史真相。灵活地运用叙事技巧帮助我们找到一个观察并评论历史事件的最佳位置是他介入式文学风格和重拾真善美道德理念的体现和证明。同时，电影技巧与作品的融会贯通又避免了叙事的单调。他重视对数字和小人物及“微不足道”的事物的描写，善于混用各种语级，将客观历史与主观情感巧妙结合，创造自己将图像、思想同叙事相结合的独特文学风格。这样一位改变作家传统书写历史形式，不断还原历史真相的作家于最近几年在法国文坛获奖无数也可谓是实至名归。

杨深. 《论萨特的“介入文学”》.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05)：17-24.

余中先. 《2014年度法国文学概貌》.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03)：37-47.

曾军. 《巴赫金对席勒讽刺观的继承与发展──兼及巴赫金笑论的美学史意义》. 外国文学研究，2001，(03)：8-14.

张正武. 《论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美学体系及审美形态》.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04)：11-13.

Thomine C. 《 entretien avec Eric Vuillard 》,LeMagazineLittéraire, numéro Spécial été, juil.-aot 2017, p. 24-26.

Vuillard E. 14juillet, Arles : Éditions Actes Sud, 2016.

——,LaBatailled’Occident, Arles : Éditions Actes du Sud, 2012.

——,Congo, Arles : Éditions Actes Sud, 2012.

——,Conquistadors, Paris : Éditions Léo Scheer, 2009.

——,L’Ordredujour, Arles : Éditions Actes Sud, 2017.

——,Tristessedelaterre, Arles : Éditions Actes Sud,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