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前多普勒超声参数与缺氧诱导因子-1α关系及诊断胎儿窘迫价值

姜海娜 孙卓贵 冯伶艳

1.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300400)；2.首都医科大学大兴教学医院

胎儿窘迫的发生与子宫过度膨胀、母儿血型不和、脐带缠绕、脐带扭转等多种因素存在联系[1]。是造成新生儿脑瘫、智力下降、神经系统损伤的主要原因，严重时会造成死胎[2]。目前临床常用的胎心监护因其干扰因素较多导致假阳性率较高，影响了医师对病情的准确判断[3]。多普勒超声可通过测定胎儿脐动脉血流反映胎儿的生长发育、是否发生宫内缺氧，为胎儿窘迫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4]。正常氧状态下HIF-1α可降解，当胎儿窘迫发生时HIF-1α的降解被抑制而水平升高[5]。基于此，本文对多普勒超声参数与HIF-1α水平关系及诊断胎儿窘迫进行分析，为临床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9年11月-2020年11月本院就诊疑似胎儿窘迫的孕妇105例。纳入标准：符合《妇产科学第7版》中对胎儿窘迫的诊断标准[6]，新生儿出生后1～5min内Apger评分≤7分；孕期胎动≤10次/12h；胎心率≤120次/min或≥160次/min。排除标准：①合并妊娠期糖尿病；②患有全身性炎症；③患有严重心、脑疾病；④近期采用其他方法治疗；⑤多胎妊娠；⑥未常规产前检查。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检测指标获取

1.2.1多普勒超声诊断选用GE公司VolusonE10三维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1-5 MHz。检查前孕妇仰卧位，膀胱充盈，在孕妇腹部通过探头寻找与胎盘相接近的脐动脉，取样点置于脐带出胎盘处，将取样容积调整为2mm，对脉冲多普勒取样线与血管夹角调整为<30o，获得血流频谱图。获得5个以上连续稳定的标准波形后冻结图像测量。通过仪器自带的程序对脐动脉收缩与舒张压比值(S/D)、阻力指数(RI)、搏动指数(PI)进行自动计算，完成图像、数据储存后脱机分析。

1.2.2实验室检测采集两组孕妇入院时清晨空腹静脉血，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水平；化学发光法检测β-人绒毛促性腺激素(β-HCG)水平。

1.3 指标观察

①比较两组一般资料；②比较两组S/D、RI、PI值；③比较观察组不同病情严重程度S/D、RI、PI值，HIF-1α、EPO、β-HCG水平；④比较观察组不同病情类型S/D、RI、PI、HIF-1α、EPO、β-HCG水平及相关性；⑤分析S/D、RI、PI指标对胎儿窘迫的诊断价值。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9.0分析数据。计量资料比较分别采用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和配对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组间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模型，诊断效能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获取曲线下面积、置信区间、敏感度、特异度及cut-off值，联合诊断实施logistic二元回归拟合，返回预测概率logit(p)，将其作为独立检验变量。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临床资料

确诊胎儿窘迫60例(窘迫组)，初产妇35例，经产妇25例；年龄(27.1±3.5)岁(25～32岁)，孕周(37.1±2.0)周(37～41周)；非胎儿窘迫30例(对照组)，初产妇17例，经产妇13例；年龄(28.0±3.5)岁(26～33岁)，孕周(37.5±2.5)周(37～42周)。两组无差异(P>0.05)。

2.2 多普勒超声参数

如表1所示，窘迫组超声参数S/D、RI、PI均高于对照组，且重度胎儿窘迫孕妇高于轻度胎儿窘迫孕妇(P<0.05)。见表1。

表1 两组多普勒超声参数对比

2.3 血清指标

窘迫组中，重度胎儿窘迫孕妇血清HIF-1α、EPO、β-HCG水平均高于轻度胎儿窘迫孕妇(P<0.05)。见表2。

表2 不同程度胎儿窘迫孕妇血清指标对比

2.4 各指标与胎儿窘迫程度关系

S/D、RI、PI、HIF-1α、EPO、β-HCG与胎儿窘迫程度正相关，r值分别为0.501、0.499、0.524、0.509、0.523、0.497，均P=0.001。

2.5 多普勒超声参数与血清指标相关性

S/D、RI、PI与HIF-1α、EPO、β-HCG指标呈正相关(均P<0.05)。见表3。

表3 超声参数与血清指标相关性

2.6 多普勒超声参数诊断胎儿窘迫的ROC曲线分析

与S/D、RI、PI单项诊断相比，3项联合诊断胎儿窘迫价值最高(P<0.05)。见表4。

表4 多普勒超声参数对胎儿窘迫的ROC曲线分析

3 讨论

胎儿窘迫作为多种因素引起的缺氧综合征状，常在妊娠晚期发生[7-8]。长时间缺氧会造成胎儿死亡、新生儿窒息、胎儿神经系统及心血管损伤等不良情况[9-11]。因此，早期胎儿窘迫的准确诊断对临床决策及胎儿预后有重要意义。

多普勒超声可通过检测血流阻力指标反映血管血流情况，对判断胎儿窘迫严重程度有重要意义[12-13]。S/D可对胎盘循环状态进行反映，正常晚期妊娠中较平稳，胎盘循环阻力随着孕周的增加而下降，导致脐血流增加，S/D值随之下降，当胎儿发生缺氧时，血流量随着大脑中动脉的扩张而增加，以此为维持对大脑血液供应，因此发生脐动脉收缩异常而导致S/D值上升，S/D值≥3时表明胎儿血供不良发生，可能存在胎儿窘迫[14-15]。RI、PI值可反映血流阻力，正常妊娠中RI、PI随着绒毛血管增多、增粗、血流量增加而下降，RI、PI值下降保证了胎儿大脑中充足氧气，对胎儿大脑的发育有促进作用；当血流阻力增大时，血流量随之减少，RI、PI值上升导致胎儿缺氧发生，最终引发胎儿窘迫发生[16-17]。本研究显示，随着胎儿窘迫程度加重，S/D、RI、PI值上升，且重症胎儿窘迫值最高，表明胎儿窘迫发生时动脉血因缺氧而呈扩张状态，而胎盘微循环因血供降低而呈收缩状态，导致S/D、RI、PI出现异常。

HIF-1α是一种在缺氧条件下人体内广泛存在的一种转录因子，同时作为组成HIF-1的活性亚基，在常氧状态下极易被降解，HIF-1α在低氧状态下脯氨酸及天冬酰胺残基因未羟基化，导致降解受阻，HIF-1α在缺氧状态下其二聚体稳定性增强，使得降解降低，导致HIF-1α水平上升[18-20]。EPO可调节血液中红细胞的增殖、分化、成熟，对新生儿神经可造成影响，进而造成缺氧缺血性脑病的发生[21]。β-HCG异常表明产妇可能存在胎儿缺氧、慢性高血压、妊娠过期等症状[22]。本研究显示，窘迫组孕妇血清HIF-1α、EPO、β-HCG水平升高，且超声参数S/D、RI、PI与HIF-1α、EPO、β-HCG水平呈正相关，提示HIF-1α、EPO、β-HCG可作为诊断早期胎儿窘迫的血清指标。

虽然本文上述结果认为，多普勒超声参数与血清指标HIF-1α、EPO、β-HCG相关，可用于此病的诊断，但因样本量较少，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数据统计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因此本文结果还需后续研究证实，以期为胎儿窘迫早期诊断提供有效依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多普勒超声可用于胎儿窘迫的诊断，且与孕妇血清HIF-1α、EPO、β-HCG水平相关，可用于评估患者疾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