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政策下“80后”父母的再生育动机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方力维 李祚山 向琦祺 陈晓科

重庆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重点实验室（401331）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我国未来生育水平走势和人口发展态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有研究表明，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有效改善我国总人口进入负增长的趋势，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1］，实现人口规模适度和结构优化的目标指日可待［2］。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即使启动“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也很难回升到更替水平［3］，对于总和生育率的假设性提高不会在短期内出现［4］。那么，对于生育水平的提高，除了外部政策背景的作用，从内部的驱动力进行研究将更具有根源性和针对性。以往研究多从生育意愿对生育水平进行预测，生育意愿作为人们对自己生育行为的主观期望，是生育动机的外在表现形式；生育动机则是对生育意愿的深入挖掘，是引发、维持与导向生育行为的直接动因。然而，以生育动机为主题的研究极为罕见，且多集中在2000年之前，随着政策的革新与时代的进步，它们的时效性较为欠缺。另外，考虑到数量巨大的1980年以后出生（简称“80后”）的年轻父母是二孩生育的主体，本研究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为理论框架，从生理、安全、爱与归属、自尊及自我实现5个层面对再生育动机进行构建，以重庆市已育有一孩的“80后”父母为研究对象，调查再生育动机与其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从重庆市随机抽取5个县和5个区，从样本县（区）中分别随机抽取2个乡（街道），从样本乡（街道）中分别随机抽取2个村（居委会），将样本村（居委会）中符合“出生于1980年－1989年且已育有一孩”的父母纳入本研究。

1.2 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80后”父母再生育动机及影响因素问卷，是在文献查阅、开放式问卷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编制的。问卷共22题，由4部分组成：第1部分为个人基本资料，共6题，包括户口所在地、性别、是否独生、一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第2部分为再生育动机，共9题，包括生理、安全、爱与归属、自尊及自我实现5个层面；第3部分为影响因素，共6题，包括国家政策了解程度、儿时孤独感、赡养老人压力感、儿时父母精力分散程度、长辈催促程度与对教育资源的乐观度；第4部分为再生育决策，用“是否打算生育二孩”加以衡量。问卷的第2、3部分采用5级计分，1～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不确定”、“基本符合”、“完全符合”。第2部分再生育动机得分均转换成5分制后呈现，即用所包含的题项分值加总后除以题项数。

1.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的处理，采用了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01。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抽取626人，收回有效问卷有603份（有效回收率为96%），其中男性289人，女性314人；一胎为男孩的392人，一胎为女孩的211人；独生子女217人，非独生子女386人；城市297人，农村306人；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92人，高中79人，大专179人，本科149人，硕士及以上104人；家庭年收入＜8万元188人，8万～12万81人，＞12万～18万62人，＞18万～22万58人，＞22万214人。

2.2 不同人口学人群再生育动机得分比较

农村户口的再生育动机得分（3.4±0.6分）高于城市户口（3.3±0.5分）（t＝－2.650，P＜0.001）。不论是城市样本还是农村样本，再生育动机得分在是否独生子女、一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上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见表1。

2.3 再生育动机对再生育决策的支配度

对再生育决策调查显示，603人中仅有192人打算生育二孩。对“打算再生育”组与“不打算再生育”组在分属于5大层面的9类再生育动机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打算再生育”组在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促进家庭和睦、利于孩子成长与教育、提高家庭地位、寄托理想这6类再生育动机得分上高于“不打算再生育”组（P＜0.001），而在增加劳动力、喜欢孩子以及响应国家号召这3类再生育动机上两组不存在统计学差异。见表2。

表1 不同人口学人群再生育动机得分比较

表2 不同再生育意愿组再生育动机得分比较（分，珚x±s）

2.4 再生育动机影响因素分析

以再生育动机得分为因变量，儿时孤独感、赡养老人压力感、国家政策了解程度、儿时父母精力分散程度、长辈催促程度、对教育资源的乐观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5个自变量最终被纳入回归方程，依序为儿时孤独感、赡养老人压力感、儿时父母精力分散程度、长辈催促程度与对教育资源的乐观度，只有国家政策了解程度未进入方程。具体地说，儿时孤独感、赡养老人压力感、长辈催促程度、对教育资源的乐观度均正向影响再生育动机得分（β＝0.313、0.261、0.158、0.093，均 P＜0.001），只有儿时父母精力分散程度负向影响再生育动机得分（β＝－0.250，P＜0.001）。这5个自变量共可有效解释再生育动机得分46.3%的变异量。见表3。

表3 影响因素对再生育动机得分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不同人口学人群再生育动机比较

农村户口的“80后”父母再生育动机得分高于城市户口，这与薛君［5］的观点一致。无论是城市样本还是农村样本，再生育动机得分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一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上均存在差异。

独生子女父母再生育动机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一方面可能与父母的童年经历有关，相比传统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在同伴关系中互助与分享的体验较少，儿时孤独感较重，因此期望自己的孩子能有兄弟姐妹以免孤单，而非独生子女可能在儿时体验到父母精力的分散，会为了一胎在家庭中可以独享父母的爱与支持而少生；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可能承担过重的赡养老人压力，会为了未来更好的养儿防老而多生。

一胎为女孩的父母再生育动机得分高于一胎为男孩的，这与陈岱云等［6］的结论一致，但这并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因为父母有重男轻女的观念，而是不同性别在社会就业、社会价值、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待遇，使得女性在经济能力、基本权益、生存条件、发展机会、社会评价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这决定了很多人在生育孩子的性别上偏好男孩［7］。

受教度程度低的父母再生育动机得分高于受教育程度高者。分析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于生育本质的认识多偏向于个人及家庭情感的需要而不是家族和家庭链条的延续［8］，从而更加注重子女的专心培养，倾向于只生一胎。年收入极高或极低家庭再生育动机得分低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极高者通常事务繁忙，而收入极低者则忙于为生活奔波劳碌，相比之下，中等收入家庭更有时间和精力考虑再生育的问题，因此再生育动机更高。

3.2 再生育动机对再生育决策的支配度

“打算再生育”组在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提高家庭地位等得分上高于“不打算再生育”组，要想彻底改变此类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绝非一朝一夕之功［7］。由于人们普遍期望自我人生价值能得以充分体现，但受限于历史条件或自身素质，无法实现自我的人生目标，他们便把子女看成是自己的生命延续，以此补偿性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寄托理想的得分也在两组之间呈现出差异。

“打算再生育”组与“不打算再生育”组在增加劳动力这一再生育动机得分上无显著差异，但在促进家庭和睦、利于孩子成长与教育得分上有显著差异，这是由于现代人生育孩子的功利主义色彩在淡化［6］。本研究还发现对小孩的喜爱不足以成为再生育决策的支配性动机。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升，“生育的成本—效用理论 ”正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发挥着作用，从而导致了人们对生育效应的分析与权衡，使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选择趋向现实、理性［6，9］。此外，响应国家号召对再生育决策的支配度不高，说明社会责任感较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对于响应国家号召的行动力仍有待于提高。

3.3 再生育动机的影响因素

“80后”父母的再生育动机除了受儿时孤独感、赡养老人压力感、儿时父母精力分散程度这3个主观影响外，还受到长辈态度与教育资源外部感知的影响。分析认为，中国“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决定了长辈催促程度在生育二孩中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另外，随着社会对教育重视程度的加大，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要也越来越大，而当前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阻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成为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负面元素，这就导致教育资源也成为生育二孩需要考虑的一大因素［10］。国家政策了解程度未进入回归方程，这正与前文中响应国家号召这一再生育动机对再生育决策的支配度不高相呼应。可能是由于大多数“80后”父母的家庭责任感重于社会责任感，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度减小，宽松的生育政策并不一定导致较高的生育水平［11］。

总之，除了客观生活背景的影响，对生育意愿内在的生育动机及影响因素进行相应疏导，可对低生育意愿人群起到积极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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