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效率与公平关系演变历程研究

吴泽华

【摘 要】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不同的指导思想下，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关系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区别：从建国初期的“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到改革开放后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新时期的“效率与公平并举”， 引发的问题也从最初的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水平低转变为贫富差距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为缩小贫富差距取得了初步成效，未来在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问题上，应着重加强制度建设、政策支持与宣传教育等方面。

【关键词】经济发展；效率；公平；新常态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随着制度政策选择的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通过搜集分析历年经济数据，分析各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现状与形成的原因，并针对我国现阶段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建国初期效率与公平关系特点与问题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期，“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我国处理公平与效率的指导思想。其核心是通过公有化程度和劳动者主观能动性来最终实现效率的提高，提高公有化程度是高效率的根本途径，于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开展了“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力图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实现生产力的提高，通过建立起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来进一步提高效率。

由表1可知，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期，中国 GDP总量整体上虽然稳步增长，但是仍然位于较低水平，增长量有限，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人民生活水平困难。 同时，历年 GDP增长率也较为异常， 变化浮动很大，最大相差近50个百分点， 这是由于激进且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发展缺乏稳定的制度环境，人们生产积极性低，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革开放初期效率与公平关系特点与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处理公平与效率的指导思想。其核心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解，提出了价值分配与生产效率新思想，认为我们现在要想谋求经济上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就必须摒弃建国初期严重忽视经济效率的的指导思想，改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充分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为此，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城市设立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由表2可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GDP总量呈快速增长态势，除去1989年与1990年特殊政治原因的影响，历年GDP增长率始终保持高位，最快达到近15%的增长率，在这期间，人们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提高了生产效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真正的提高。

但是，由表3可知，改革开放初期生产效率的提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的背后，也隐含着人们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隐患，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我国基尼系数从0.25的较低水平逐渐拉升到了0.4以上，基尼指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此时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等逐渐拉大，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具体来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没有建立健全合理的市场经济运行機制，一部分人非法经营、投机钻营和权力寻租，造成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对于高收入群体，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必要的“限高”的税收制度，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各行业领域的不平等竞争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

三、“公平与效率并举”—新世纪以来效率与公平关系特点与问题

新世纪以来，我国处理公平与效率的思想是“效率与公平并举”。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日益严重，提出进行进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理念就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严重失衡的问题，加大力度进行改革。***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才能真正践行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表4可知，新世纪以来，我国 GDP总量稳步增长，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我国 GDP增长率平均增速近11%，在2000-2006年间，保持高速增长状态，从2000年8%左右跃升到2006年近14%，但是从2008年起，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 GDP增长率回落到8%左右，其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经济增长呈现“新常态”。 在本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改革红利与人口红利，消费市场容量大、投资需求旺盛、储蓄率较高、劳动力充足且成本低、工业基础产品供给丰富、第三产业发展空间大且迅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是这段时期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但此时经济发展的代价是贫富差距逐年拉大、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疲软， 同时经济结构逐步转型，进行供给侧改革，经济增长率呈现低位水平的“新常态”。

由表5可知，新世纪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收入差距较大，尤其是在新世纪前期，已接近收入差距悬殊的0.5水平，但是在2008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呈现逐年降低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收入差距仍比较大。在这一时期，由于制度惯性与历史遗留问题，过分注重效率忽视公平使得收入差距仍处于较大水平与逐年增长趋势，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频发。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收入差距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缩小收入差距和加大再分配力度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强调效率与公平并举，进行供给侧改革与社会政策托底，着力推进精准扶贫，人们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惠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更进一步。

四、结论与建议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指导思想从“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今天的“效率与公平并举”，这过程当中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但我国从实际国情出发，逐渐摸索到了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为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找到了最优解—“公平与效率”并举，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选择，既避免了西方国家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又避免了建国初期平均主义思潮下的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在未来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时，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继续坚持效率与公平并举的原则

继续坚持效率与公平并举的原则，在尊重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实施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同时，要完善税收制度，完善财产税、房产税和遗产税等制度，通过税收制度把个人收入差距限定在合理范围内，不至于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另外，新时期的扶贫政策要更多地通过投资、教育、职业培训等方式实现，而不仅仅是给予生活保障，真正实现贫困地区可持续性发展以脱贫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2.加强法制建设，给予政策扶持

继续加强法制建设，保证效率与公平并举的实现有制度保障。同时，要加大对西部、山区等落后山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在物质上，加强完善落后地区基本设施建设，包括交通、学校、医院等；在政策上，要稳定农产品价格，以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农民收入水平，实现社会保障政策全覆盖，对落后地区困难群众、低收入群体等要加大社会保障扶持力度。

3.加强宣传教育，树立正确价值观

我们不仅要在制度与政策上保障效率与公平的实现，还要通过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努力奋斗，实现人生价值观，避免陷入西方高福利国家劳动积极性下降的漩涡。同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对低收入群体给予更多教育培训的机会和资源，提高职业技能，从根本上提高其收入能力。

可以说，公平与效率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我们要认识到问题的艰巨性与长期性。但我们只要把握正確方向，通过市场与政策正确引导，鼓励劳动致富，保障和关怀困难群众，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是指日可待的。

参考文献：

[1]王庆功：《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公平与效率》《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10期.

[2]张爱珍：《浅析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根源及解决途径》《消费导刊》 ，2015年7期.

[3]李素文：《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经济学评述》《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12期.

[4]张理海、杨邦荣、王军旗：《我国贫富悬殊的现状成因及解决的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