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减税误区

文/高连奎

走出减税误区

文/高连奎

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所必须的代价。人们一直认为高税收会增加人们的痛苦感，其实那些税收最高的国家反而幸福感最高，这是因为高税收可以带来高保障，这样人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交，大家也会互相信任、互相照顾，当然幸福度更高。只有高税收和高福利的国家，人们才会轻松拥有以上这些。盖洛普健康组织曾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定期调查。根据各国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税率最高的北欧国家的居民是地球上最快乐的人，丹麦一如既往地名列第一，随后是芬兰、荷兰和瑞典，而在低税率的美国，人民反而不快乐，调查显示，大约25%，也就是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患有心理疾病；大约16%，差不多接近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将终生遭受抑郁症的痛苦。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数字几乎是最高的，是欧洲的两倍，美国人每年花费大约800亿美元治疗抑郁症。可见，高税率高保障给人带来的是快乐；而低税收、低保障带来的只是痛苦。

近年，又开始流行一个说法，那就是福利国家让政府欠债，这也不符合现实，福利国家不仅没有欠债，反而是债务水平最低的，高福利国家的债务水平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甚至比中国更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的。比如，瑞典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30%左右，财政赤字不超过1%。而挪威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大量的盈余。新加坡也是这样，不仅没有一点的债务，而且每年还向民众分红。

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高福利国家一般经济都非常繁荣，而且非常的稳定，国内需求旺盛而稳定，经济危机对其基本没有冲击作用，因此政府也没理由欠债，而大家所熟悉的南欧四国，其实他们都不是高福利国家，比如，希腊的福利支出水平都不及欧盟的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高福利的北欧。

总之，经过我们的考察和研究之后，认为社会对福利的投资不仅不会成为经济的负担，反而成为经济繁荣的基础，福利社会不仅不会让人变得懒惰，反而会让人变得勤快，福利社会不仅不是经济发达的产物，相反却是最先在落后国家兴起，福利社会不仅不会让政府欠债，反而因为经济的稳定繁荣让政府出现财政盈余，福利国家不仅不会限制自由，反而创造了积极的自由，不仅不会有痛苦感，反而更轻松和幸福。

现代社会实行所谓的“小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社会越发展，文明程度越高，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而这些问题其实就从来没有逃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制度经济学中，这属于私人财富暴增导致的“公共贫困”问题，早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现代化导致公共服务需求在增加，汽车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来越多，清洁工就需要增加，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就必须越来越完善。如果前者增加，后者而不成比例的增加，就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紊乱，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矛盾总结为：“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

社会越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这是无法逃避的选择。除了公务员、教师、市政清洁等常规支出外，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扶持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削减的话，也只能是这三个方面，而这方面的削减一般会导致三方面的危害：新兴产业得不到扶持，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无钱消费，最终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财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机横行，经济泡沫严重，最终爆发金融危机。这种政策之所以被称为巫毒经济学，而不仅仅是毒品经济学，这是因为尽管他施行的是有毒的经济政策，但是民众仍然像着了魔一样对这些骗子进行英雄般的欢呼。所谓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所承受的国债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事实证明，“小政府”国家都遭到了失败，而实行大政府的都取得了成功，美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应对全球化的决策中走错了方向，他们没有对教育、科技和基础建设加大投资，而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税收。30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削弱自己在本国经济中的角色，而非提高现代化经济和劳动力所需的必要投资。富人得益于大规模减税，利用财富捆绑了权力，带来了更多的社会不公。

而在北欧，北欧国家利用高收税资助了高水平的政府服务，成功地营造了经济繁荣、社会公正。这是今天全球化经济保持良好状态的关键。

在这里笔者要提出“社会危机”的概念，中国虽然不面临经济危机，但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而这种社会危机就是由于私人财富暴增的同时，公共服务没有成比例增加造成的。如果说经济危机往往是由于私人产品供给过剩造成的，那么社会危机往往是因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造成的，这种供给不足既包含看得到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也包含看不到的公共制度的不足，可以统称为“公共贫困”。现在大家常见的食品不安全，公共环境差，社会治安不好，公众道德滑坡等都是社会危机，要解决这些危机就需要加大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

减税在中国还有一个误区，中国应该警惕，中国税收是以企业税为主，主要是“比例税”，具有“自减税”机制，不需要“人为减税”。其次，现代社会的大趋势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公民生活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服务，社会越发展，公共服务越多，税收从本质上是要不断增长的，但这种增长只会让民众越来越幸福，因此减税根本就不可能。中国应该结构性的增税，并且避免“税直接加于民”，让有能力承担税收的人和企业承担更多税收，这才是中国应该做的。

减税所导致的后果，绝不是“借钱——还钱”那么简单，其最毒的地方是利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带利息的贷款，利息是民众的一个额外负担。里根、小布什减税的最终后果是什么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测显示，美国需要在未来10年支付5万亿美元以上的利息，这是什么概念呢？当经济危机刚爆发时小布什救市也才花了七八千亿美元。未来十年，美国政府所有收入的14%以上将用于支付债务利息。2013至2022年期间，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将超出医疗补助计划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国未来十年国防开支总和。2014年净利息支出将超过美国用于教育、交通、能源和国防之外的所有其他可支配项目开支的总和。

在减税方面，还有一个观点颇能迷惑人，他们提出“自己的钱自己花是最有效率的”，这种观点颇能迷惑人，但也是伪科学。比如，经济学家范剑平，前段时间在自己的微博发出了一个典型的哈耶克口吻的微博：“小政府好在哪里？自己的钱自己花是最有效率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绕圈子交税给政府然后让政府来分发福利？民众给政府这个权力，正是政府规模膨胀、官员腐败的根源。民众越少地依赖政府，要政府做的事越少，政府的规模才会越小，贪腐才会越少。政府包办，推演到极致，就是计划经济。”

这段话看起来很有道理，也非常具有煽动性，被很多平面媒体转载使用，其实哈耶克的很多东西，根本就不用别人来批驳，只要他们自己稍微的睁开眼，看一看现实，就会发现他们的错误。自己的钱自己花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吗？显然不是。

在市场上一共有三种主体，分别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各有各的分工。个人干效益不如企业干的事情，就会由企业来做；企业干效益不如政府干的事情，就由政府来做。这里面有成本的问题，有效率的问题，也有能力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效益的问题。

道路清洁、国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这些基本上都是公司干效益比较低的，比如，道路清洁，请清洁工的成本不高，但是向路人收费的成本却非常高，路人扔一次垃圾，清洁公司就跑过去收一次垃圾清理费，这是多高的人工成本啊！因此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清洁公司愿意干这种事情。

同样道路也是这样，现在社会修路并不难，但是收费难，如果修路公司，将路全封闭起来，两头设卡，向过路的人收费，也可以，但是成本会非常高，所以没有任何修路公司愿意这么做。因此，对于道路清洁和普通马路，只能让大家先免费享用，然后，政府再通过税收支付给相应的公司，这种方式才是效益最高的。同样，国防、治水这些也会遇到因为收费成本过高，而没有一个公司去做的现象，这类事情只有政府做效益才是最高的。

所以，政府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个人和企业做效益更低的事情，这就是政府的优势，是分工的优势，政府也是市场的主体之一。对于社会来说，由于民众开始只关心自己的事物而对公共事物漠不关心，公共空间开始缩小，公共德性开始沦丧。朗贝尔蒂对此精辟地概括道：“利己主义是个人本性的缺陷，而个人主义是公民本性的缺陷。”这种个人主义盛行所造成的后果便是人们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显得不知所措而唯有归附是从。

论点

现代化导致公共服务需求在增加，汽车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来越多，清洁工就需要增加，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就必须越来越完善。如果前者增加，后者而不成比例的增加，就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紊乱，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矛盾总结为：“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