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作品中军事领导的性格与决策——以黎汝清《皖南事变》中的项英为例

王 荭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1）

论文学作品中军事领导的性格与决策
——以黎汝清《皖南事变》中的项英为例

王 荭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1）

《皖南事变》是黎汝清新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小说中关于项英的描写，学界历有争论。从文学视角，回溯小说中对历史人物的文学描述，运用人格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及其决策心理。可知小说中所描绘的军事领导的决策结果与其性格特征有较大关系，这对现实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领导；性格；项英；《皖南事变》

黎汝清的新历史小说《皖南事变》以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皖南事变”为历史背景，艺术再现了中国革命历史面貌，并深刻揭示发生悲剧的历史必然规律性，也因此而成为一部颠覆王者视野的鸿篇巨制。《皖南事变》之所以表现出异样的历史小说光芒，与其精妙绝伦的人物刻画尤其是人物性格描绘密不可分，而于众多人物尤以项英为重。小说开篇伊始，就将这个具有极为复杂内心世界的、“想推动历史，却被历史所推动”的重要历史人物立体式地呈现给读者。项英是皖南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久经考验的领袖，一个独当一面的党的重要负责人，一个具有光荣斗争历史并坚持敌后三年游击战争的英雄，一个被第三共产国际给予高度评价的革命领导者，一个在新四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和绝对权威的人”。在《皖南事变》这部小说中，项英这一人物形象被刻画得生动鲜活，并有一定思想和性格深度。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历程发展看,《皖南事变》中的项英亦是为数不多的、具有深刻典型性和时代性的人物形象。从项英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领导因为其心理特征与决策任务的不相适应，以及个人决策中的各种偏差与情绪化，而最终导致决策失误，这正是要着重探讨之处。

一、个体性格的形成、发展与作用

在人格心理学中，个体的性格与能力形成不同气质，它们受到生活环境、家庭背景与教育方式的巨大影响。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环境的作用。考察《皖南事变》中项英所接触的环境，也不难找到项英性格形成与发展的原因。项英出身贫寒，从小与母亲、妹妹相依为命，很小就进入工厂劳动，饱受压迫，这造就了他的革命彻底性。此外，在他的出生地湖北武昌有很浓厚的封建思想，少年艰辛又使他养成倔强的性格。

性格形成后，在一定的环境下它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它也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当环境改变或受到足够外界刺激时，性格会随之发生变化。变化的过程一方面受其环境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个体内在心理特征，如意志力、态度等。小说中项英的性格也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发生着一定的改变。小说按照事变前、事变中及事变后的时间顺序对人物的性格与心理特征加以刻画。事变前，项英与林志超的矛盾完全是他的偏见与自尊，他的自尊之强烈可以达到放弃责任的地步。在接到中央电报之后，“项英打了一个寒噤，难道说我多年来精心构筑的宏伟绝伦的大厦在这份电报的雷霆霹雳轰击之下颓然倒地了吗？”“一种无力回天之感使他双眼酸涩，两行泪水潸然而下，他第一次发现自己不够坚强”，简短的描绘既表现出一个领导者功败垂成的不甘之心，又透露出项英的纠结心理。事变中，他指挥举棋不定，缺乏突围的决心，从1月6日到8日连续三天对突围路线缺乏信心，犯了兵家大忌。极大的性格矛盾反差集中地体现在险象环生的危境之中,人物在生死抉择面前表现出决策困难。项英作为井冈山时期曾任过要职的革命家,一方面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另一方面却又在生死关头临危动摇。他8日深夜率小部企图突围，至10日看见大部队俨然有序突围才返回军部。此外，心理描写亦可表现其性格。当他握着斯大林赠送的手枪时，心想：“我不能用这支枪自杀，我不能给这支枪染上污点”，他在瞬间战胜了绝望，获得了信心。他的思路变得格外清晰，并认为皖南新四军失败谁是谁非，历史上还没有定论。“我必须重振精神去完成未竟的事业”，“我叱咤风云的一生，也就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了”。事变后，对叶挺被俘表现出“我今后绝对不可能再和他一道工作了，心头不由升起一种解脱感”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描写，写出了特定环境下军事领导性格的变化,合乎人物身份和性格发展逻辑，达到了艺术的真实。

在人格的三个心理特征结构中，气质和能力处于辅助地位。其中，气质相对稳定，不具有道德评价的意义，只影响个体行为活动的强度、速度与稳定性等方面，因而对于决策心理的性质及其最终决策结果都不具有决定性作用。能力则辅助提升或制约决策的效率。而性格处于核心地位，对于人的行为模式与态度等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了个体决策的方式和方向。在《皖南事变》这部小说中，作者不仅写出了封建文化的消极负面因素对项英性格形成的导向作用，而且揭示了外部环境对其性格构建的各种影响。在不利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项英，虽然有其优秀的性格方面，但也形成了一些不利于决策的性格特征，如独断专行，时而武断、时而犹豫不决等特点，这些都是造成其军事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

二、家长式性格与决策心理

袁振国先生认为，“性格是一个人的心理特征的独特组合，是以支配一个人心理面貌的重要心理特征的有机联合体”。可以说，性格影响思维，左右行动。小说《皖南事变》中的项英，性格内向，不善言语，固执而又要面子。他一再拖延北移时间，受到中央多次催促、批评甚至指责，这种他认为所谓的重大打击“没有痛苦的呻吟，没有长吁短叹，没有歇斯底里的哀嚎，没有捶胸顿足渲泄内心的愤怒，没有心醉形毁颓然倾倒的情态”，表现了他坚毅不屈的性格。存在于党中央与项英之间拉锯式的争论虽然以项英收起“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盾牌而不得不表示服从，但在新四军内部的争论中，其表现出一种唯我独尊、不容异说的态度，尤其是在新四军北移路线的选择上，不仅拒绝项英等人的任何建议，而且还对中央北移指示自我解读，只不过后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梦寐以求的计划已开始实施了，司令部命议上的争论，动摇了他的信心，越来越觉得叶挺、林志超等人的意见不可忽视。”但他已经无暇忐忑不安、犹豫徘徊、迟疑莫决了。悲剧理论的鼻祖亚里斯多德曾说过：“悲剧人物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一方面是由外在因素引起的，另一方面，又是由悲剧人物的某种过失或个性弱点造成的。这种悲剧不仅是人物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项英独断独行和执迷自信的性格特征是导致“皖南事变”的一个决定性的内在原因，从而也铸成了其人生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

封建家长制式的性格特征一直影响甚至左右着项英的军事决策。文学是人的文学，研究文学中的人物理当从人物性格特征开始。因为一切人物活动指向发生的“人学”因素都是性格，这是源泉，也是终点。城府颇深的项英，心理帷幕峰峦叠嶂，其内应该深蕴着不愿为人所知的隐衷和秘情。项英早期就领导过工人革命运动，曾在党内、军内地位高于毛泽东，一直以党内元老自居，更是将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新四军和江南革命根据地作为自己的人、自己的地盘。在江南敌后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就有建立皖南的“延安”的思想。这表现出他思想狭隘，目光短浅。他没有从华中以至全国的抗战大局来认识北移和向北发展的战略意义，反而认定新的党中央领导人(指毛泽东同志)与他有宿怨，在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把他和他的“家业”当成了牺性品。所以，在接到党中央严厉批评指责他拖延北上的电报之后，项英：打了个寒哄。难道说我多年来精心构筑的宏伟绝伦的大厦，就在这份电文的雷霆霹雳轰击下，颓然倾倒了吗……一个悲哀的浪头扑到项英心头。他本来就该作为时代的明星升上高空的呀!现在却将随着北移变作一块陨石，旬然落地了。一种无力回天之感使他双目酸涩，两行泪水潜淆流下。

几年来，“他等待着日寇带铁钉的皮靴，踏着浙赣线、粤汉线的铁轨，卡卡地向前推进。”每想到这里，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中央对他的多次严厉批评，不仅没有使他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反而滋生出一种逆反心理，这使他在错误的路上愈行愈远。这样的复杂心理状况不仅表明他的灵魂深处的难言之隐及狭隘心理，更是个人极大的权力欲与现实民主要求碰撞的结果。

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这个皖南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可谓权倾一时。他虽身居高位，并不贪求富贵，“每月二百大洋的薪水全部交公”，然而权力的欲望在他军事决策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项英之所以迟迟不肯按照中央指示北移，而反复向中央建议南进，缘由就在于“没有皖南也就没有项英”的个人主义思想。如上文所言，他已将自己弹精竭虑、惨淡经营组建起来的新四军看成自己的军队，不容他人染指。“他可以丧失睡眠丧失健康，却不愿丧失半分权力。”在全军即将覆没之际，叶挺主张攻打星潭，这也许是当时挽救全军命运的唯一机会，可就是这样一个就会都没有把握住。原因就在于项英认为“拥护打星潭，就是拥护叶挺，就是反对我项英，就是反对党”。不难看出，项英已经把叶挺作为挑战他权力的政敌，他即是党，他的命令就是党的命令，不容任何人质疑。可见，项英的权利欲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大事如此，小事亦然。如撰写与皖南人民告别的社论那样的文字工作，给地方干部批拨枪支弹药的事，他都亲力亲为，塑造自己绝对的威望，其实这些事情完全可以交给分管工作的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人，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他，应该把目光投到战略规划、军事部署，及时指出有可能影响全局的某些不易察觉的疏漏之处。

三、结论与意义

综合对皖南事变中项英的决策心理进行分析，不难看出，要获得高质量、高水平、科学适用的决策效果，决策者必须进行自我学习与修炼，提高自己的决策能力与水平，懂得分辨与处理决策中的各种信息与关系，采择有关的决策信息，建立有效的决策群体，避免不恰当的人事干预，学会感知与处理决策中所产生的情绪。这样，决策问题就变得清晰明确，决策也更加理性。而理性的决策者将更富有创造性和预见性，能够列出所有可行的决策方案，并且还知道每一决策方案可能带来的结果。总能选择最有效、最科学的决策方案，并且还能在组织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达成合理的个人实现。

小说中的许多例子都佐证了以上结论。项英是新四军的军分会书记，全权指挥新四军北移，几乎造成全军覆没的悲剧，项英作为最高军事领导难辞其咎。他由于性格中的弱点，选择抗拒中央命令，拖延北移时间，顽固地坚持其南进计划，且对国民党又抱有幻想。他醉心于自己的权力和威信，不能容忍异见，认为“反对我项英，就是反对党”。如果说造成“皖南事变”悲剧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顽固派早存亡我之心以及新四军南进决策的失误，那么渡江遇雨，叛徒泄密，误走镰岭以及长达七个小时的开会贻误战机等偶然因素也都是造成悲剧无法挽回的原因。换言之，如果说新四军的惨败与项英有权时，真理在叶挺一边，叶挺有权时，真理在项英一边这一偶然因素有关，那么这偶然的因素中又包含着历史的必然因素。这就是当时新四军领导层执行的书记一长制，即决策权在一人，以及头脑中残存的封建割据独立王国的潜意识和封建家长制的流毒。如果说造成悲剧的原因主要是项英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他头脑中残留的封建思想，那么在血与火的残酷现实面前，从叶挺的手杖捣地，拂袖而去，直至最后一意孤行，死打硬拼，以及袁国平、周子昆在项英面前的唯唯诺诺，瞻前顾后也可见封建宗法观念的浓重投影。可以说项英的错误是历史的产物，是革命不彻底，封建思想残存的遗害，也是我们革命队伍里结出的苦果。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人无完人，任何人都有其人性的弱点，性格的缺陷。项英也不例外，皖南事变中的决策失误虽然有项英本人性格方面的问题，但也有其外在的各种因素，是内外因素复杂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项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其献身革命、不畏险困的精神、以及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永远值得肯定和称颂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性格的过程，只有不断克服自己性格中的弱点，才能不断提升自我的决策能力，从而在面对各种难题时作出高质量的正确选择。

[1]叶鹏.历史的纪实与悲剧的再现——评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J].文学评论，1992（6）.

[2]黎汝清.皖南事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3]袁振国.性格与人生[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4]陈先义.悲剧文学创作的新突破——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J].中国图书评论，1988（1）.

[5]刘德轩.组织决策的理性限制及其修正——兼谈员工参与决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J].南京经济学院学报，2000(5).

[6]雷玉娴.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哲理思索——试论小说《皖南事变》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上的突破[J].新疆石油教育学报，1999(1).

On the Character and Decision of Military Leaders in the Literary Works Li Ruqing——to“South Anhui Incident”in the Case of Xiang Ying

WANG Hong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01,China）

There are different pointsof view about Xiang Ying in thenovel that is called “the south-an huiincident”and written by Li ru qing.The article recall the details that the novel dispute historical person.The author analyse personality and trait of Xiang Ying by theory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The result is that decision-making of military leader and his personality has relation.The author discuss the enlightenment of decision-making psychology of leader.

Leader；Character；Xiangying；Thesouth-anhuiincident

1009—0673（2015）02—0095—04

I207.42

A

2015—04—05

王荭（1969— ），女，重庆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管理心理与行为决策。

责任编辑：丁湘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