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传习的线性与集中——永嘉之乱前后的《尚书》流传

王世藩

今本《尚书》之来历，自古多有争议。《隋书·经籍志》云：“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学界一般认为，《尚书》的官行版本在永嘉之乱中俱亡佚，魏晋南北朝也被皮锡瑞称为“经学中衰”的时代，《尚书》流传之历史在这一时期略显昏昧。所以，永嘉之乱可以作为《尚书》流传的一个节点。而永嘉之乱前后，关于《尚书》写本的知识是如何生产、复制、流通、衍化的呢？如果在知识社会史的框架下对永嘉之乱前后魏晋南北朝《尚书》的流传、传习略加梳理、搜集，或可有所发微。

知识的流传是中古史研究的线索之一。余欣教授在《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一书中的第一章“史学习染：从《汉书》写本看典籍的传承”中，运用知识社会史的方法，通过出土文书和墓志，探讨了《汉书》的传播与影响，尝试建立了一个解释性框架。而本文将略作借鉴，从知识流传的角度对永嘉之乱前后《尚书》知识的流传进行梳理。

对于这一时期尚书学的发展，程元敏先生在《尚书学史》中有全面而详尽的收集，焦桂美的《南北朝经学史》、张承宗的《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等文亦有提及。

一、永嘉之乱前后《尚书》在中央的传习：太学与石经

这里的“中央”指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即关中、河洛，引申至北方地区。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后汉书·郑玄传》），融今古文《尚书》为一体，其注成为《尚书》注本之权威。后王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后汉书·郑玄传》），至此，古文《尚书》之学在汉魏嬗代后确立了官学地位。曹魏时代，洛阳通《尚书》学者，主要是以王朗、王肃父子为首的东海王氏，以及著作失佚的王粲、田琼、韩益等。及至永嘉之乱，宫廷藏书多有损失，但是此时损失的多是中古文《尚书》这样的官藏或官行文本。而民间文本的传习和《尚书》学的传播却不曾断绝。关于北朝《尚书》学的传承脉络，学界论述甚多，构筑了详细的流传世系，此处不再赘述。彼得·伯克在《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一书中强调，“知识的机构环境是知识史一个必要部分”。如果我们借用这一知识社会史的框架去观察，就会发现，知识的机构和写本在这一时期构成了一条前后连续的传播线索。故此处将永嘉之乱前的太学状况和永嘉之乱后的汉魏石经流传作一衔接，从学者教授和文本留存中管窥《尚书》在中央的流传。

（一）太学

首先是魏晋的中央太学教育。曹魏太学始建于黄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三国志·文帝纪》）。因东汉丧乱之后重建，所以开始时规模不大，“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直到明帝时，方“诸生有千数”（《三国志·王肃传》），王朗则提供了更准确的数字：“学官博士弟子七千余人”（《三国志·王朗传》）。即使到魏中期，洛阳太学初具规模，但还是比不上东汉数万人同时受学的盛况。而魏廷还是相当重视太学教育的，“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三国志·王肃传》）。

曹魏政权对于《尚书》学本身就甚为重视，例如曹操在培养诸子时便首选《尚书》，“太祖……课彰读诗、书”（《三国志·任城王传》）。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曹魏《尚书》学巨擘王肃曾以秘书监领崇文观祭酒，“后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三国志·王肃传》）。王肃本人极为重视秘书职责，曾上书请求提高秘书地位，“秘书司先王之载籍，掌制书之典谟，与中书相亚，宜与中书为官联”。掌艺文图籍和文化工作的秘书监精通《尚书》，这对于《尚书》文本的保存和学术流传会产生一定影响。关于崇文观这一机构，李德辉曾考证，崇文观征集的多为勋贵皇室子弟中善属文者，并当分科置学士，学士平日修读经史、练习文学。这一以知识和能力为培养目标的教育机构，无疑是洛阳除太学之外的又一教学中心。有魏一世，太学教育虽不及前代，但有通《尚书》的经学大家执掌文化教育工作，至少在具体传习之时能有所引领。

晋移魏鼎，太学规模也有所扩大。1931年洛阳出土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下文简称《辟雍碑》）就记载了西晋立国之后的太学盛况，“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鳞萃，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辟雍碑》立于咸宁四年，方平西蜀，东吴犹在，置于晋控制下的有十五个州。碑阴刻有太学生籍贯、姓名，其中来自凉州者四十六人，西域四人，冀州一百四十人，幽州十一人，占勒名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可见，当时中央太学生源之广杂。程苏东则根据《辟雍碑》考证了西晋“十九博士”所掌之师法，其中有郑玄、王肃两家《尚书》。结合上述，当时《尚书》文本以及《尚书》学的传播面是相当可观的。

太学是位于王朝心脏的最高学术机构，在其周围还有崇文观这样的其他官方学术机构，学者和太学生们在这样一个场域中进行经学学习与传播的活动。在拥有“五经课制之法”和《尚书》专家王肃的魏晋政权中，学术机构就成为了《尚书》学传习的重要载体。

（二）石经

在汉末以至魏晋的中央《尚书》传习中，《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的书刻与立碑是不应忽视的。《后汉书·蔡邕传》云：“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熹平石经》一体以隶书写于石上，供给观摩，可见是《尚书》文本流传的极佳途径，也说明石经作为载体，如同刻板之于刻本，只要石经存在，就有摹写流传的可能。《正始石经》以古文、小篆、汉隶三体书写，其中亦有《尚书》。关于汉魏石碑的留存状况，《宋书·礼志》载荀崧云：“太学有石经古文。”荀崧是东晋初之太常，其言只能说明在永嘉南渡前，石经尚存。但后赵石虎“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晋书·石季龙载记》）。北魏一代，对于石经的记载更是层出不穷。如《魏书·冯熙传》记载，“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熙与常伯夫相继为州，废毁分用，大至颓落”，石经似有损坏，郑道昭乃上书求修缮，“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藋芜秽……树旧经于帝京，播茂范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业也”（《魏书·郑义传》）。至魏末，张景仁“为儿童时，在洛京，曾诣国学摹石经”（《北史·张景仁传》）。最关键的是《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太学在雒阳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三碑毁。”则终北魏之世，汉魏石经虽有损毁，但是《尚书》经文幸运地留存了下来。而当时也有善石经文字的学者，刘芳“音义明辩，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北史·刘芳传》）。刘芳亦通经义，在辩论“社稷无树”的问题时，引用了《五经通义》和《五经要义》等书之语句，且举《尚书》逸篇“太社惟松，东社惟栢”之语为证。

东魏时，高欢将石碑迁往邺城，但“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隋书·经籍志》），隋开皇六年又迁至长安。而《隋书·经籍志》中载有“一字石经尚书六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

综上所述，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载，屡经兵燹，遍遭动乱，但还是留存了永嘉之乱前的《尚书》文本。在上述列举的材料之中，也多见有专门前去摹写之人。而石经也经过了多次勘校，北魏崔光“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计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补修之”（《北史·崔光传》）。江式也曾上书求“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及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以类编联，文无复重，统为一部”（《北史·江式传》），名为《古今文字》，但书未成而卒。则此时已有学者将梅赜所献孔氏古文《尚书》与“三体石经”之《尚书》编在一书，产生了汇集各种版本之意识。

由对魏晋太学的探讨和汉魏石碑在魏晋南北朝存留状况的梳理，可以得知以下三点内容。第一，永嘉之乱前魏晋太学的规模已渐扩张，生源地遍布四境，也可以看到经学教育在偏远地区的发展。郑氏、王氏《尚书》立于官学，在太学教育的背景下，《尚书》学极有可能在中央和各地都有所传播。第二，汉魏石经作为《尚书》文本传习的媒介，在永嘉之乱后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北方留存了汉魏的《尚书》文本。第三，从线性发展来看，太学和汉魏石经分别在永嘉之乱前后承担着传播《尚书》文本的功用，《尚书》文本的传播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北方地区不曾断绝，但可能存在部分篇目丢失的现象。

二、永嘉之乱前《尚书》在地方的流传：士人南迁与知识集散

若将永嘉之乱作为魏晋南北朝《尚书》学发展的一个节点，那么从这节点的前后南北都发展出了不同的脉络。以太学和石经为线索，可以管窥郑、王《尚书》在中央、北方的留存，而动乱年代大量的士人迁徙，则给《尚书》传播带来了新的可能，也成为了一条常常被忽视的暗线。

汉末动乱，中原遭黄巾、董卓之乱，破败耗斁，大批士人为避祸乱，向南方流转。这批士人的避难方向主要有四处：两川、江东、交趾、荆襄。其中不乏善通《尚书》者。而这四个区域，可以说成为了《尚书》文本和知识集散的中心。

（一）两川《尚书》之流传

两川地势险要，与外隔绝，一直是避祸偏安的好去所。而蜀地人杰地灵，本身就有一批通经义的学者，如谯岍、谯周父子，“（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也。父岍，字荣始，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既长，耽古笃学，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三国志·谯周传》）。于是，蜀地本身就存在一种向心力，吸引着各式学者前来求一方净土。汉末以来，入川善《尚书》者有许慈，“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三国志·许慈传》），其子许勋传其学；孟光，“河南洛阳人，汉太尉孟郁之族。灵帝末为讲部吏。献帝迁都长安，遂逃入蜀，刘焉父子待以客礼。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三国志·孟光传》）。

蜀地《尚书》学者中还有一类人，其本为蜀人，出往河洛、荆襄等学术集散地求学，复返两川，与入川避难的学者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向活动，但殊途同归，最终回到蜀地。如董扶，“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三国志·刘焉传》）。还有李仁，“梓潼涪人也……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其子李撰“具传其业”，“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三国志·李撰传》）。李仁父子师从宋忠，与王肃可算同门，两者著述论点亦相近，可见蜀地与中央虽然有所隔绝，但是《尚书》学传承却遥相呼应。其中亦不乏通晓群经者，如尹默，“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三国志·尹默传》）。

这批迁入蜀地或生于蜀地的学者，被刘备父子起用以正官学，在蜀汉政权中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谯周曾任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三国志·谯周传》）；尹默曾为典学从事；郄正曾为秘书令；来敏“涉猎书籍”，为典学校尉；许慈、胡潜等并为学士。则蜀汉之经学事业实实在在是由一群博学之士在操持，虽多外州来者，但的确给蜀地带来了《尚书》学发展的可能。程元敏先生在《尚书学史》一书中指出，蜀汉有传习欧阳《尚书》、大夏侯《尚书》、贾马之学（尹默、李仁父子）、古文《尚书》（谯岍父子）、郑氏《尚书》（许慈父子）者，学派甚多，可谓错综纷繁。看来蜀地不仅是乱世学者之荫庇，亦是《尚书》学脉之胜壤。

据《晋书·陈寿传》记载，晋灭蜀后，传承谯周一脉的陈寿，长期在蜀地任职，曾掌巴西本郡中正。中正掌一地之选举，选择蜀地著名学者担任此职，那么蜀地之学在西晋犹有流传之可能。永嘉之乱前后，成汉政权割据两川，李雄“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晋书·李雄载记》），蜀地文教有所保证，像常璩这样的学者亦有机会遍览前贤群书，著《华阳国志》，说明蜀地的文献存留还是可观的。则汉末以来的《尚书》文本和《尚书》学在蜀地也可能有所留存。

（二）江东《尚书》之流传

孙氏入主江东之后，相对于中原政局，三吴之地可谓安宁，故亦有一批治《尚书》之学者避难江左，从而使《尚书》学播迁吴越。其中渡江避难者，多徐州人士，如张纮，“广陵人。游学京都，还本郡，举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难江东”，“纮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三国志·张纮传》）；严畯，“彭城人也。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三国志·严畯传》）；又诸葛瑾，“琅邪阳都人也。汉末避乱江东”，“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三国志·诸葛瑾传》）。其中不乏著名学者，而就连吴侯孙权本人也“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三国志·吕蒙传》），经受过《尚书》学之习染。

吴地一贯存在外州统治集团和本土土著门阀之间的差别，学术上亦是如此。如陆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三国志·陆绩传》），即出自吴郡陆氏，陆氏后嗣陆抗亦善今文《尚书》。而同为三吴士族的虞翻、韦昭，经程元敏考证，亦有《尚书》传习。

孙吴置学官博士始自景帝孙休永安元年，“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三国志·吴三嗣主传》）。然早在建安十一年就有孙瑜在庐江设立学官的记载：“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肄。”（《三国志·孙瑜传》）则孙吴之官学不限于后期之国都，亦见于早年之郡县。以郡县为中心的学官，为《尚书》学的传习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和机遇。

（三）交趾、荆襄《尚书》之流传

汉末士燮在交趾保得一方平安，虽陈寿归之于《吴书》，然交趾去东吴之集散中心甚远，遂别为之节。士燮本人就曾习《尚书》，其“体器宽厚，谦虚下士”，袁徽曾与荀彧云：

交址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羇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三国志·士燮传》）

可见，其一，士燮本人通《尚书》大义，并且有参与中原郑学、王学之争的实力与雄心。其二，在他所统郡下，能有保全郡县，传播教化。从而交趾也作为《尚书》学的集散中心之一，吸引了名士避难，如程秉，“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三国志·程秉传》）。程秉携郑学南避，交州虽鄙，也值得注目。

而荆襄作为知识集散中心，主要是在刘表主政时期。“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三国志·刘表传》）由上文也可知，当时宋忠、司马徽等名士学者皆聚集荆襄，以致有专门出西川至荆州求学之人。

综上所述，在汉末动乱至永嘉之乱前这段时期，有大量的《尚书》学者，从中央《尚书》学的线性发展中脱离出来，离散到南方各地，从而形成了两川、江东、交趾、荆襄四个《尚书》学与《尚书》文本的集散中心。这四处中心在永嘉之乱前后都相较远离战火，那么《尚书》学的传承和文本的留存也就会相对完好。东晋梅赜献《尚书》孔传，晋廷尚能由王肃注本中割《尧典》以补《舜典》，或与之有关。

三、永嘉之乱前后《尚书》的民间文本与大众化

永嘉之乱中，晋秘府所藏大量典籍散失，可谓中古文化史之一大损失。日本存上野本《千字文》序云：“……藏诸秘府。逮永嘉失据，迁移丹阳。然川途重阻，江山遐险。兼为石氏逼逐，驱驰不安，复经暑雨，所载典籍，因兹糜烂。”可见除了没于洛阳之外，一部分典籍是在运输过程中损失的。至于官藏《尚书》究竟是否成功渡江，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尚书》版本众多，有许多版本和注本都未曾立于学馆而在民间传播。官藏《尚书》文本的丢失，并不一定影响民间《尚书》文本的留存。

从上文两节所举的材料中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文化精英们传习《尚书》，很大一部分并非直接学自官学，而是通过其他民间手段得到《尚书》文本或接受相关教育。如张景仁“诣国学摹石经”，这种个人摹写石经的行为，就是民间文本传播的一种途径。不光是《尚书》，这一时期的很多经典、史料，都是通过借抄诵读来传习的。比如《汉书》，《颜氏家训·勉学》中记载：“东莞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梁代任孝恭“精力勤学，家贫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梁书·任孝恭传》），《两唐志》著录任孝恭《古文尚书大义》二十卷，这是梅赜上“伪孔传”本后的流传，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到南迁之后江左的民间传习状况。

除了文化门阀的家学、朝廷立于学官的官学，民间传习《尚书》自有其一套脉络。元嘉年间，雷次宗于鸡笼山开馆授学，“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雷氏著《五经要义》，多涉《尚书》。虽然宋文帝后来立儒学馆使雷次宗居之，但其总体上还是属于私学性质。值得注意的是，雷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宋书·隐逸传》），师从佛徒似乎是南朝经学传承的一个特点。如何胤“五经咸通”，曾“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意皆通”（《梁书·处士传》）。则南朝《尚书》民间流传，或与佛寺沙门有所联系，此亦是《尚书》玄理化的一个表现。

民间文本的流传，另一观察口便是充当启蒙教材的蒙书。魏晋南北朝时，蒙书数量比周秦汉数量增多，形式更为灵动，且强调综合知识的教育。对于《尚书》这样古奥的典籍，文字艰深，佶屈聱牙，如果没有师承，实在难以读懂。那么《尚书》的文句是否有可能进入一般人的思维世界，从而转化为更日常化、实际性的知识呢？《尚书》想要实现庶民教育的确困难，但并非无迹可寻。如《千字文》，魏钟繇撰，梁周兴嗣次韵、李暹注，在中国传统蒙书中流传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敦煌本《千字文注》博引典籍，其中就有《尚书》文句，如“虽狂克念作圣”一条，注云：“尚书曰：虽狂克念作圣，罔念作狂哉”。可见《千字文》本身就有引《尚书》文句。在这个编撰过程中，就能看见魏晋南北朝社会为把“知识人的知识”转化为“民众的常识”而做出的努力。

结语

从本文的梳理和探讨中可以看出，作为知识机构的太学和文本载体的汉魏石经，在永嘉之乱前后分别充当了《尚书》知识传播的媒介，将《尚书》学脉在中央即北方延续了下去。而由士人南迁产生的四个知识集散中心则在南方成为了知识交流之所。除了精英式的文本流传和知识传习外，民间的教育也是另一条主线。这也是标题“知识传习的线性与集中”之来历。其实本文列举之材料，大多是在拾人牙慧，诸如《尚书学史》等著作早已提及，但不妨作为知识社会史框架下的一种尝试，从“知识”去窥探经学史上的衰微年代，以此来看待经学史，或会有新的体验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