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科学与儒学的互动关系研究——读《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之后

刘 霞

康有为处在“传统与现代”“君主与共和”“保皇与革命”之间——这是中西、古今之争惨烈冲突却胜负未定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康有为是通盘考虑保国与保教、君主与共和、儒学与宗教、经学与西学、大同与小康、据乱与太平等问题,并拿出整套建设方案的先进中国人。刘星博士的《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一书是由其博士论文几经修改而成。作为一部长达33万字的康有为研究的奠基之作，一定会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一、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嬗变研究的背景

康有为问题研究在2016年被“儒家网”评为儒学十大热点问题之一：“回到康有为”以重思近现代中国立国之道。刘星博士在《东传科学视阈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重估与反思》一文中提到：“中国近代哲学放眼看世界肇始于康有为，正是他的努力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寻找到从西方科学、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中汲取‘通经致用’思想资源的理路。”在学界纪念康有为诞辰160周年以及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刘星博士《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重在对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产生的背景、今文经学产生的理论根源、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会通与嬗变、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价值与历史局限性等问题进行探讨，为儒学的复兴及其未来发展提供经验与启示。康有为援东传之西方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改造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从内在理路来讲，“公羊三世”说是其思想理论的精髓；从外在理路来看，达尔文进化论，西方星云假说，透过几何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的吸纳、升华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及西方近代西学、西政等东传科学知识是其改造儒学的工具。正如刘星博士在《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一文中所说：“康有为不仅是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把儒学引入现代，推动了儒学现代化，无愧为定于一尊的现代新儒学的鼻祖。”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以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即科学与儒学的会通与嬗变为视角，着重考察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理论建构，对康有为今文经学会通与嬗变过程中科学与儒学相容性问题，以及东传科学视域下儒学对当代社会以科学为先导的大背景下儒学的社会功能进行深入探讨。康有为以东传科学为视角对今文经学的重建，当以《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物质救国论》等著作为“主干”，以《中庸注》《论语注》《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诸经典的注解为“枝叶”，至《大同书》达到其理论思想的臻美境界；具体内容扩展至变法的具体措施、大同理想的设想以及“物质救国”的工业化道路等等。而这些天才的构想是当时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的中国寻求救国救民出路的极有价值的思考。刘星、刘溪所作《康有为进化论思想探析》一文提出，康有为的努力“促使中国传统的儒学发生裂变并强化了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是中国人向外部学习的一种有益尝试，成为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奋起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

东传科学影响下的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成为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对21世纪整个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星在其博士论文《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中提到：“康有为此番努力的客观结果虽未达到他的主观预期，但是也洞开了思想解放的洪流，开新儒家的滥觞。”新文化运动一源开三流——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康有为晚年在道德价值和科学理性之间力求平衡，试图把二者进行有机融合与会通。不管结局如何，康有为的努力在旧学与西学融合过程中都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价值。因此，康有为儒教问题、儒学问题、儒学与科学问题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或热点。刘星博士在《康有为“以元统天”论思想探析》一文中提出：“康有为元气论为其‘以元统天’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依据，康有为宇宙论与本体论上的一体性对其人格诉求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撑。”新儒家以心性之学为基本取向，向内凸显出儒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来安顿人的心灵和生命；向外则主张“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出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外王，以此来实现儒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与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有学者主张回到康有为，突出儒学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内容，继续康有为孔教运动的思路，面向社会，建设宗教团体和社会建制以发挥效用，接续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和孔教思想来回应现代性问题以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这两者都导源于康有为倡导的以儒学为“普世价值”的努力。因此，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

二、《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的价值与意义

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向的拐点，是处理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体系。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对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们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亦有重要启示。探寻康有为今文经学关系问题，对新儒家缘起、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孔教运动的成败与启示以及儒学是否能够成为新时代“普世价值”等问题的探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深入浅出，通过东传科学视域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研究，可以看到儒学与科学关系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多元互动的动态关系。在儒学遭遇异质的东传科学而凸显其弊端与缺陷的时候，应该如何正视自己，正是儒学应努力完善的方向，这对于儒学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书中提出，“儒学如果要想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文化任务，必须借东传之西方科学之长来补益儒学固有之不足，学习东传科学的优秀因子，尤其是理性与求真的科学精神”，才是儒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克服一如康有为那样近乎偏执的文化自尊的致命缺陷，才是实现儒学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通过对清末民初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得到四点结论：康有为开启了儒学现代化的肇端；康有为见证了古典经学的式微与科学大行其道的必然趋势；以儒学为本的“中学中理”，一方面在“尊德性”层面要优于以科学为宗的“西学西理”，另一方面要求儒学在“道问学”层面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儒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仁者爱人”等理念对科学有纠偏之功。而这四个结论旨在明确这样一个价值指向——中国儒学不是造成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动因。诚如康有为所言：“故知西人学艺，与其教绝不相蒙也。以西人之学艺政制，衡以孔子之说，非徒绝不相碍，而且国势既强，教籍以昌也。”所以，“儒学阻碍科学论”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这也是本书要阐发的一个重要议题。

康有为利用东传科学重构今文经学的主观愿望固然美好，但是康有为为了将二者糅合在一起，在客观上违背了“默顿规范”的科学精神，与“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相违背，正因如此，康有为开显的儒学进路客观上造成了儒学的式微，这是其失误的地方。但是通过此一问题研究，我们更多地看到：科学与儒学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多元的、矛盾的关系，儒学对科学具有强大吸收能力和最广阔的包容性。另外，科学对儒学又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通道：科学与儒学有着相契合、亲和性的基因，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共同发展，最终达到科学之“真”与儒学之“善”的完美统一。儒学之“善”不仅能纠正科学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也会为整个人类发展提供更有益的动力与精神上的滋养。作为中华民族沉淀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精髓，要想实现现代化只有通过与西方异质文化相交融，只有接受东传之西方科学的涤荡与洗礼才能适应多变的现代社会。因此，刘星在《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中提出，“客观地、一分为二地看待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对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研究便有了总结教训、启迪未来现实的价值与意义”。

三、《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的特点及其创新之处

刘星博士站在东传科学的视角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嬗变问题做深入阐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五年来，刘星博士围绕康有为发文十多篇，显然是沿着既定的学术研究理路，有步骤地推进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相关研究。

首先，从学术研究的发展理路来看，《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嬗变的深度研究具有时代拓荒性。近年来，有关康有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以《康有为全集》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较少回归时代深度挖掘时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较少站在学术史的视域去审视，即使偶有成果问世，也是对康有为的专题性个案研究，而《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的问世弥补了这一缺憾。刘星博士对东传科学背景下康有为今文经学嬗变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且问题意识明显，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无疑是康有为研究领域的又一拓展。

其次，从具体研究的对象来看，刘星博士既关注康有为研究学界主流的研究成果——维新变法思想、大同思想、儒教国教化等传统问题，又对产生这些事件的内在理论根基进行掘发。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了国家的战略层面。因此，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正式升格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时刻，选取东传科学视域下康有为今文经学嬗变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价值。

再次，从《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的整体布局来看，全书在体系上结构合理，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创新性。刘星博士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整个发展状况进行详尽解读，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自己对科学与儒学互动的独特视角梳理阐发，层层推进，体系完备。该书在立论上对康有为今文经学进行了深入分析。学术著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更体现在研究内容的创新，这一点该书表现得非常明显。该书对有关康有为的热点问题以及约定俗成的研究观点，既没有人云亦云，也没有刻意地标新立异，而是在甄别大量康有为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康有为今文经学进行比较阐发，具有创新性。

从《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来看，全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该书在研究选题、文献梳理以及理论建构等方面都极具价值，是研究康有为问题的重要著作，它不仅是一部纯学术专著，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目前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于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时刻，对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做系统研究恰逢其时。无论是对先进文化的体系构建，还是文化自信的践行，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通过对康有为今文经学深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古为今用、学以致用的目的。通过康有为今文经学嬗变研究以窥探儒学的现代化转向，将儒家伦理思想现代化，挖掘康有为的思想内涵与现代价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学理支撑与智力支持。

结语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导型传统文化，已经渗透进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思想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依然彰显其旺盛的生命力。深入研究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星博士的《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是应时之作，也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典范。该书在诸多方面颇具时代价值，呈现了应有的新意与特色，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建基在充分研读原著以及最前沿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才会有意义和价值；只有对康有为做充分的研究才能具备问题意识，并不断地扩大视野、开阔思路。因此，如何把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时代价值与当今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进行有机地契合，在处理经典的过程中确保其时代性价值并致力于走向合理的多元范式，将古经新解与古为今用、学以致用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并促成古与今建立有效的勾连，在旧学融入新知、经典诠释以探求新时代最需要的民族精神，等等，这些都是《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所启发的、有待我们继续思索的新的课题。

刘星博士的《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此书以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为核心，对于推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书的问世，一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以及理论规范建设方面提供参考性建议，同时向决策咨询转化，为政府提供决策服务，为文化部门提供参考资料；另一方面，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促使国家软实力向社会转化，提高全民族人文素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提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