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广州定位研究

刘 辉,何 彤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2019 年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在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制度协调发展、对外开放等方面对大湾区的定位和规划进行了明确，并给出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的定位目标[1]。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建设蕴含巨大发展机遇，有望全面超越长三角、京津冀，成为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具活力、市场化水平最高、国际化程度最高、创新研发能力最强、最重要的国家战略发展区域。同时，在发展空间潜力大的背后，大湾区面临的诸如“产业结构亟待升级以及调整可能出现的相对滞后，创新平台载体数量较少，科技创新投入强度和产出不高”等多方面挑战也是空前的。此外，经济资源要素、政策红利等，在既有不同层级、区块划分、目标定位的不同城市间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竞争的事实，可能引致大湾区未来实际发展和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并成为影响其战略定位和最终目标实现的主要诱因。

因此，笔者在基于偏离- 份额分析法针对大湾区各市三次产业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重点探讨了广州与深圳两大中心城市的竞争比较，进而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广州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如何基于自身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要素禀赋和发展基础，尽快实现高起点、高层次、高标准的战略区别定位，提出一些建议。

一、大湾区各市三次产业偏离份额的计算及分析

（一）三次产业偏离份额计算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将一个特定区域在某一时期经济总量的变动分为三个分量，即份额分量（the national growth effect）、结构偏离分量（the industrialmixeffect）和竞争力偏离分量（the competitive effect），以此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2]

参考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3]，首先将广州（或其他各市，下同）2008 年（基期）的经济总量作为b0，2017 年（终期）的经济总量为bt，再按三次产业划分，则广州三次产业在基期和终期分别为bi0和bit（i=1，2，3）。以B0和Bt表示广东省基期和终期的经济总量，Bi0和Bit表示广东省三次产业在基期和终期的值。因此在该时间段，广州第i个产业的变化率为：

广东省第i 个产业的变化率为：

以广东省三次产业所占份额将广州各产业规模标准化得到：

则广州三次产业中各产业的增长量Gi可以分解为 Ni、Pi、Di三个分量，即：

Ni为份额偏离分量，是广州第i 产业按广东省平均增长率所产生的变化量。Ni＞0 说明第i 产业属于增长性产业部门，数值越大说明其增长率就越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Ni＜0 说明该产业部门属于衰退性产业，增长率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

Pi为结构偏离分量，是假定广州与广东省经济增长速度相同的情况下，分析两者由产业部门比重的差异引起的第i 产业增长相对广东省所产生的偏差。Pi值越大，说明该产业部门的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越大。

Di为竞争力偏离分量，指广州第i 产业的增长速度与广东省相应产业部门增长速度的差别引起的偏差。Di＞0，且数值越大，表明第i 产业部门的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

大湾区九市（除香港、澳门外）三次产业偏离份额计算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大湾区九市（除香港、澳门外）三次产业偏离份额计算结果

续表1

（二）偏离份额分析

1.Ni、Pi分析

广州、深圳、东莞、珠海、肇庆的 Ni、Pi的大小顺序基本上都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而且均大于0。说明这五个城市的三次产业均属于增长性产业部门，而且第三产业的相对增长率最高，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也最大。

同理可知，佛山、惠州、中山、江门这四个城市的三次产业均属于增长性产业部门，但是第二产业的相对增长率较高，第三产业的绝对增长较为迅速，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最大。

另一方面，与笔者前期研究成果[4]（采用2005－2012 年数据）不同的是，深圳第三产业近几年的发展异常迅速，Ni（相对于其他地区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越第二产业，Pi（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也与第二产业拉开了明显差距，具体如表2 所示。

表2 深圳三次产业偏离份额计算结果的比较

2.Di分析

通过竞争力偏离分量的对比分析，大湾区九市的第一产业均已不具备在广东省内的区域竞争力。同时，在第二产业的比较中，深圳＞惠州＞肇庆＞珠海，第三产业的比较中，深圳＞广州＞惠州＞肇庆＞中山＞珠海，具体排名如表3 所示。

表3 大湾区九市（除香港、澳门外）区域竞争力统计表

不过区域竞争力份额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因素，还受诸如：区位条件优劣、管理水平高低、投资规模大小、城市基础设施好坏、科技发展水平高低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比如，笔者前期研究成果表明：深圳的第二产业在广东省均已不具备区域竞争力[4]；此次研究表明：深圳的第二产业具有最强的区域竞争力，究其主要原因是，深圳在近几年通过科技发展水平的迅速提升，完成了较为有效的产业转型升级。

3.PDi分析

此外，如表1 所示，广州、深圳的三次产业总偏离份额PDi明显远远高于其他七个城市。其中广州的产业结构优势增量Pi相对稍具优势；而深圳的区位优势增量Di遥遥领先于广州。相较于表2 中，深圳的区位优势增量Di为负，甚至低于广州[4]。这说明：深圳近几年更好地利用了其自身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不仅更快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而且更有效地完成了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广州、深圳两市第三产业各行业偏离份额的计算和分析

（一）偏离份额计算

国内外学者关于产业结构分析的偏离份额分析多用于三产结构分析、多个地区比较分析，但在行业细分上的偏离份额分析运用较少。因此，以2008 年为基期，2017 年为末期，对广州和深圳（其他七个城市数据缺失）第三产业中各行业进行偏离份额分析，具体掌握各行业的份额偏离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可进一步划分出支柱行业和主导行业。计算结果如表4、表5 所示。

表4 广州第三产业各行业偏离份额计算结果

表5 深圳第三产业各行业偏离份额计算结果

（二）偏离份额分析

1.Ni分析

可见，广州、深圳第三产业分行业的Ni全部都为正值，而且对广东省总体行业比重贡献较大的第三产业分行业前六名不变，但顺序显然有所区别。相对来说，广州、深圳的批发和零售业都十分发达；但是广州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相对较强，而深圳的金融业、房地产业更具有优势。与笔者前期研究成果[4]相比较可以看出：近几年广州的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而深圳则是在金融业上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具体如表6所示。

表6 广州、深圳第三产业分行业Ni、Pi 排名的比较

2.Pi分析

广州、深圳第三产业分行业的Pi全部都为正值，而且对广东省总体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第三产业分行业前六名不变，其顺序和份额偏离分量Ni的排序结果相同。

3.Di分析

竞争力后劲较强的第三产业分行业（Di＞90）中，广州和深圳均包含有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产业、科研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下同）、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具体如表7 所示。

表7 广州、深圳第三产业分行业Di 排名的比较

分析以上数据可知：其一，广州的金融业后劲十足，正迎头赶上，而深圳却趋向饱和，后劲减缓；其二，广州的房地产业控制较为理想，而深圳在广东自贸区、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房地产业受到的刺激显然更为明显；其三，广州相对侧重于传统的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深圳相对侧重于高科技的信息产业、科研技术服务业。

而且，与笔者前期研究成果[4]相比较可以看出：其一，教育是广州、深圳两个城市新增的具有较强竞争力后劲的行业；其二，信息产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在两个城市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此外，竞争力后劲比较低的第三产业分行业（Di＜- 30）中，广州和深圳均包含有交运仓储邮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下同），而广州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社会管理行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下同），以及深圳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也名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行业基本上都和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密切相关，具体排名如表8 所示。

表8 广州、深圳第三产业分行业Di 倒数排名之比较

4.PDi分析

总的增长优势较强（PDi＞400）的第三产业分行业中，广州和深圳相同的是：均包含有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信息产业、房地产业。不同的是，广州相对侧重于批发和零售业，而深圳相对侧重于信息产业；此外，广州的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长优势较为明显，深圳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更为突出。

三、广州市与深圳市的竞争比较

（一）投资环境之比较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广州受港澳台商减少投资的影响较小。在港澳台商和外商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广州和深圳的占比总体上均呈下降的趋势。然而不同的是，深圳投资额在2014 年设置广东自贸区之后呈现明显的拉升，其幅度远远大于广州。

二是投入产出比趋向一致，但广州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效率相对较高。广州和深圳在投入产出比（单位投资完成增加值）这一效率上，从高到低依次均表现为：全社会＞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而且从2008 年至2017 年，广深两地的投入产出比的效率越来越趋向一致。不同的是，深圳在全社会和第三产业的效率上一直优于广州，而广州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效率长期优于深圳。

三是城市道路均日趋拥堵，且广州城市公用设施投资力度较小。广州和深圳道路情况相似，年末城市道路平均占有宽度逐年变窄，仅为6.94 米每百辆（2017 年末）；而且，广州城市公用设施投资力度明显偏小，仅为502.49 亿元（2017 年末），不足深圳该项投资1 173.31 亿元的一半。

四是利用外资总额趋势一致，且交通运输、仓储业占比极小、波动较大。广州和深圳相似，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总量相当，逐年平稳增长，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而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占比极小、波动较大。

（二）经济环境之比较

一是常住人口数量相当，GDP 总量相当，且两者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例如：广州市GDP 总量从2008年8 215.82 亿元增长到2017 年21 503.15 亿元，年均增长率约11.25%，而深圳市同期从7 806.54 亿元增长到22 490.06 亿元，年均增长率约12.48%。

二是三产结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广州第三产业优势更为明显。广州和深圳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都是微乎其微；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也均强于第二产业，而且显示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上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下降这个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但相对而言，广州的第三产业之于第二产业的优势更为明显，例如，2017 年广州这两项增加值占比的差额就高达43.07%，而深圳同期仅为17.05%。

三是国内贸易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广州依然是国内消费品集散中心。广州和深圳相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年增长，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不同的是，广州在总量和人均数量上一直高于深圳并逐年拉开差距。此外，自2014 年设置广东自贸区之后，广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开始超越深圳并延续至今。因此，广州作为国内消费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在设置广东自贸区之后更为稳固。

四是对外经济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广州进、出口均处于明显弱势。广州和深圳相似，进出口总额逐年增长，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但广州相较于深圳其进、出口额均处于明显弱势。如差别最大的2013年，深圳出口额3 057.18 亿美元，是广州出口额628.07 亿美元的 4.87 倍。

五是在出口国别（或地区）、商品类别方面，广州存在明显的差别。虽然广州和深圳相似，出口额最大的地区均为香港；但与深圳严重依赖于对香港出口（2013 年占比高达59.19%）不同的是，广州的地域平衡性更好，且其占比逐年走低（2017 年仅为14.51%）。此外，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比较高（连年均在40%以上），显示出强有力的技术创新性，而广州则明显落后（最高的2009 年占比仅为20.32%）。可见，广州出口商品以低附加值类别为主，表现为货运量大、货运值低。

（三）物流行业之比较

一是无论是哪种运输方式，广州的货运量都远远高于深圳。广州完成货物运输总量、公路货运量、水路货运量、铁路货运量和民航货邮运量都远远高于深圳。如差别最大的2017 年，广州的这五项数据分别为深圳的 3.74 倍、3.22 倍、4.60 倍、72.13 倍和 1.33 倍。

二是广州水路货运、民航货邮运和铁路货运的周转距离更远。虽然广州和深圳相似，周转距离较远的货物运输方式均是航空运输和水路运输，而且两市的公路货运周转距离几乎相同。但是，广州完成货物运输周转距离、水路货运周转距离、民航货邮运周转距离增速更快；同时，广州水路货运、民航货邮运和铁路货运周转距离明显更远、辐射范围更大。

三是广州港口表现出货运量大、货运值低，以重货、散货为主的特征。广州虽然港口货物吞吐量远远高于深圳，但是单位吞吐量出口额、单位集装箱出口额却远远低于深圳，再次表明广州出口货运量大、货运值低的特征。其次，广州港口近十年来平均每个集装箱的货物为30.54 吨，深圳的这一数据仅为9.66吨。因此，可知广州港口进出的货物应该以重货为主，而深圳则以轻货为主。此外，相比较于货物吞吐量而言，广州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明显低于深圳，因此，广州港的散货吞吐量占比较大，如石油、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

四、大湾区定位背景下的广州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一）明确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定位

国家中心城市是指居于国家战略要津、肩负国家使命、引领区域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代表国家形象的现代化大都市[5]。它是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应当具有全国范围的中心性和一定区域的国际性两大基本特征[6]。目前，国家规划、定位或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仅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5-7]。

门户城市的研究起源于地理学家对于海港及港口城市的研究，且地理学界的学者们大多认为门户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一种职能类型并非区位类型，而这种职能被称为门户职能，具有门户职能的城市则成为门户城市[8]。而与一般门户城市不同的是，广州定位强调的是“综合性”。无论是政治地位、经济实力，还是人文底蕴、科教基础，抑或是历史渊源、地理环境，甚至是军事要冲、交通枢纽，广州在综合性评分上绝对是名正言顺的“北上广”三大综合性门户城市之一。

单就经济实力而言，广州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优势更为明显，广州受港澳台商减少投资的影响较小。广州的发展更多得益于产业结构优势，而深圳则是更多得益于区位优势。

再看财政收入的分配：深圳身处“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阵营，属于或相当于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为现行财政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一直以来税收只需上缴中央；而广州属于三级财政，执行集中式的省财政政策，其上缴比例为各个省会之最，2018 年广州共计上缴省905 亿元（第2 名成都仅上缴省354 亿元）。[9]

（二）全面增强其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的功能

首先，与香港定位的“国际贸易中心”略有区别的是，广州定位“国际商贸中心”，一方面强调的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融合；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商流”“信息流”和“物流”的结合。具体来说，其一，广州作为国内消费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在设置广东自贸区之后更为稳固，但广州进、出口均处于明显弱势；其二，与深圳严重依赖于对香港出口不同的是，广州的地域平衡性更好；其三，广州的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更为均衡；其四，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比较高，广州则以低附加值类别为主，表现为货运量大、货运值低。

其次，广州定位再次强调了“综合性”，不仅是“综合性门户城市”，还是“综合交通枢纽”。与香港定位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航空枢纽”不同的是，广州定位为“综合交通枢纽”，不仅是国内交通枢纽和国际交通枢纽的综合，还是诸如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等各种物流运输形式的综合。

就广深之比较而言，其一，无论哪种运输方式，广州货运量都远远高于深圳；其二，广州完成货物运输、水路货运和民航货邮运的周转距离增速更快，水路货运、民航货邮运和铁路货运的周转距离明显更远、辐射范围更大；其三，广州港口表现出货运量大、货运值低，以重货、散货为主的特征；其四，广州城市公用设施投资力度明显偏小，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投入产出比效率相对较高。因此，作为省会城市，广州应该领头且领先和香港、澳门、深圳等其他大湾区城市间在合作意识和合作机制等方面达成共识，站在更高层次、更全面的范围、更长远的角度考虑城市的地位纷争、产业集群的同业竞争、港口通航的利益相争等诸多问题，从而“强长补短、综合改善”，进而在高效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上继续提升。

（三）加强其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城市的建设

相比广州市的新总规，《规划纲要》中“科技教育文化中心”的表述说明了，不仅是广州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是国家对广州在科技教育文化方面的一个认可。在《中国12 强：全球格局下的中国城市》报告中，广州就以“不偏科、样样强”的实力名列前茅，教育更是广州强项（仅次于北京、武汉）。[10]

如前所述，在竞争力后劲较强的第三产业分行业中，广州和深圳都包含科研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同时，广州在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指标上均超越深圳，具体结果如表9 所示。

表9 广州、深圳科技&教育&文化的比较

以文化为例，广州市文化资源丰富。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2 230多年建城史，文物古迹众多。同时，广州市文化实力雄厚。广州全市公共图书馆总建筑面积在全国仅次于上海，文化科技企业已达2 000 多家，在游戏设备、网络游戏、数字音乐、互联网文化、创意设计、文化设备制造等领域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点企业。此外，广州市文化消费需求旺盛。2016 年，广州成为首批全国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城市。据统计，广州人均文化消费水平在全国一线城市中位居首位。[13]因此，要突出广州“功能”提升。广州相对侧重于传统的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深圳相对侧重于高科技的信息产业、科研技术服务业；而且，总的增长优势较强的第三产业分行业中，广州的教育增长优势较为明显，深圳的科研技术服务业更为突出。广州既然定位为“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就势必应该加强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突出科技、文化功能的提升。

（四）树立广州国际大都市的形象

与深圳的表述用语“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不同的是，广州表述为“国际大都市”。由此可见：其一，“国际大都市”和“国际化城市”明显是不同概念、不同表述用语；其二，更加突出了“具有国际综合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化、交通等诸多方面；其三，更加强调了“处在全球城市群中心”，不仅要有非常强的自身实力，而且要对周边城市群具有非常强的辐射效应和溢出效应。另外，与香港的表述用语“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不同的是，广州表述为“着力建设”。因此，香港已经是“国际大都市”，处于国际化城市的顶级阶段，而广州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未正式成为“国际大都市”。要树立广州国际大都市形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在体制改革深入、深化的氛围中加强城市间的合作意识和合作机制，健全完善创新体系，塑造尽可能包容的营商（宜业）环境。例如，广州可从税收优惠政策[14]、制度环境的缺失和落后[15]等诸多方面“着力改善、着力建设”。

第二，应适当地放开广州户籍政策，加大城市公用设施投资力度，同时严格控制房价工资比（宜居）。例如，针对需求侧一方的限贷、限购政策，针对供给侧一方的限售、限年限分级税费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炒房一族的信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了严控作用。而针对存量侧这方的房产税、遗产税政策迟迟未能出台，反而在一定范围内加剧了炒房一族的想象力和破坏力。

第三，应通过产业集群的分工协作、转型升级，在国际产业体系中找准位置，在国内产业体系中建立优势。例如，在第三产业中，广州应继续加强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的优势地位，并迅速提升金融业、信息产业、科研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的增长后劲，同时努力改善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公共社会管理行业等行业的发展窘境。

第四，应出台保护生态环境、提升生态质量的治理措施（宜居、宜游）。一方面，因为存在地区界限的行政环境在发展程度上的失衡，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要因地制宜、因情而异。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地区界限的生态环境在共同保护上的隔阂，必然面临着意识、机制和执行等方面的障碍和困难。因此，从机制建设来看，区域共同体需要每一个成员都认同的规则来约束，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效益，达到共同的目标[16]。

第五，应继续加强高效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营造广州三宜（宜居、宜业、宜游）城市环境。针对交通网络体系需求侧一方的限牌、限行政策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了三宜城市环境的营造。因此，改善交通拥堵指数、高峰拥堵延时指数、路网高峰行程延时、地铁出行综合便捷度、交通健康指数，应该针对供给侧一方，也就是继续加大城市公用设施和交通网络体系的投资力度。一方面优化通车道路路网密度、通车道路面积、通车道路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地铁线路长度等“硬指标”；另一方面在增加铁路货运量的同时，继续保持铁路货运周转量已有的优势。同时，在巩固水运货运量的基础上，大力提高水运货运周转量，从而优化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货运平均里程等“软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