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於梨华小说的创伤书写

陈 潇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创伤”（Trauma）一词来自希腊语，本意是指物理性伤害造成的躯体伤口。弗洛伊德首先将其运用到心理学当中，并在其著作《精神分析引论》中对创伤的概念进行了定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性的。”[1]216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在20 世纪90 年代率先提出“创伤理论”一说，创伤研究在彼时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它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逐渐从医学领域转向社会领域、文化研究领域以及文学批评领域。而以於梨华为代表的台湾地区华文作家在生存和文化的双重放逐中，把自己对价值的认同和对文化归属等问题的思考，转换成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欲求。他们经受的创伤事件在发生时没有被完全理解，这导致了创伤事件记忆的“延迟”，它会“经常地、自发地、不受控制地、反复地以片段的方式出现”[2]，给幸存者们带来困扰。如同作者本人也经常遭受创伤记忆带来的痛苦，因此，作者选择通过创伤书写再次进行回忆，利用交流与共享的方式缓解创伤。

一、创伤书写的表现

（一）文化归属缺失的创伤

於梨华作为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台湾地区旅美作家的杰出代表，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她笔下的留学生群体远离了自己的文化母土，又不被异质文化所容，从而产生了无法摆脱的边缘感和孤独感。在多重文化的碰撞下，作家笔下的人物一度成为丢失文化根源的精神孤儿，既无法获得中国台湾这一文化“原乡”的理解，回归本土施展抱负，又无法在美国获得身份和文化上的认同，不断遭受上流社会的排挤与歧视，游离在本国与他国文化之间的他们成了“无根一代”的代名词。《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即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从小在中国台湾长大的牟天磊赴美留学后回国省亲，在飞机上对回归故土的期待、对享受亲情与友情温暖的渴望逐渐被无法沟通的隔阂所取代。对他来说，围绕在身边的人群虽是同胞，却是十分陌生。参加美国人的聚会时，他是局外人，不属于他们的欢笑、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的国家，而当在自己人的语言和欢笑中时，他仍像个圈外人一样包裹在难以言说的悲哀与落寞中，冷眼观看别人的欢乐。像小说里所写的：“他的一切想法，一切观念和他们脱了节，他们的快乐在他看来是不值得称为快乐。而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样的快乐。”[3]35自己的同胞羡慕他的衣锦荣归，他的博士学位及他的成就，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能给予他安全的荣耀并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在付出了所有的青春活力之后，感受到的却是无尽的空虚。《傅家的儿女们》中人物归国后的遭遇同样展现了“离散者”们文化归属感的迷失。小说里的傅如杰和傅如曼就是迷失的典型，他们曾年轻热情、充满活力，数年游离于多重文化之间的异国生活使他们丧失了生命的力度，变得敏感冷漠、物质利己。他们怀抱梦想来到美国，视其为梦想的天堂，但是到了以后才发现，他们根本无法完全融入美国上层社会，只能在社会边缘环境中挣扎着谋求生存。

如果说前者仍在迷失中挣扎，那么《再见，大伟》中的大伟则成了文化归属缺失状态下造就的“文化异类”。为了使自己融入美国文化，他穿洋服、吃洋饭、说洋话，对待自己幼时的玩伴也是一套洋人做派，甚至对餐馆打工同胞也表现出傲慢和不屑。尽管他处处迎合异国文化，但是这种种扭曲的小丑式行为，没有使他真正融入美国上层社会，还剪断了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纽带。诚如文中人物所言，“在纽约，像他这样的假洋人，不知有多少。你对他这么恨，我倒觉得他可怜。一个人不怕苦，不怕穷，就怕他看不起自己。”[4]138大伟是在多重文化碰撞中失去文化归属的群体的典型，这一群体所经受的文化创伤既是特定时代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亦是本土传统文化根源地位缺失的产物。他们既可恨又可怜，为避免受到异国社会文明的压迫而抛弃一切传统文化，最终变成了不属于两者中任一文明的“四不像”，缺失的文化归属感成了他们难以释怀，无处可诉的精神之殇。

（二）两性关系变异的创伤

“男女情爱”问题在於梨华的小说中也常常出现，由于当时盲目崇美的社会风气，导致了青年男女们产生了一种病态的爱情观念。在台湾地区的少女们怀着住别墅、开轿车的美国梦，把自己的婚姻当成奔赴美国的筹码，选择配偶的标准建立在是否可以带自己出国的基础之上。在《二二三室的陈娉》中，艳丽动人的陈娉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郭尚青，为的是他将来可以带她出国，而当郭尚青出国读博士时，她已经不愿意浪费时间去等待，而是抛夫弃子，和一个美国人同居并随其赴美，对于陈娉而言，婚姻只不过是一场交易，只要能达到出国的目的，那么对方是谁并不重要。《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造成天磊痛苦的原因之一正是意珊对他能够带她出国的过分期待，天磊想要的是一份充满热情与活力的真切爱情，而意珊对他的爱里却夹杂着利用的成分。“国内”的少女们将自己的婚姻当作出国的筹码，而那些身处美国的女性，在异国他乡的重重打击之下，在无依无靠的严峻现实面前，也将自己的婚姻当成了换取金钱和安定生活的跳板，使夫妻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对于她们来说，稳固的物质基础远远重于虚幻缥缈的爱情，为了达到生存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婚姻就成了最有力也最为简便的手段。《交换》中的女主人公就是这一群体的典型，她为了实现自己去法国学画的梦想，不惜嫁给性格古怪、身体孱弱却有几万元存款的翊祥。在欲望的侵蚀下，她的爱情观念和道德感逐渐扭曲，在得知丈夫身患绝症时催着他去买保险，在丈夫死时也只是象征性地抹几滴眼泪，婚后她给丈夫的种种照顾不过是她作为交换的条件。文中陈太太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下生存的留学生之间病态的婚姻关系，“男人也是一样的现实，结婚对他们也有种种的方便，他们也不可怜。翊祥总算享了半年被人侍候的福。我想他到死都认为她是一个理想的妻子，所以他也不算太可怜。”[4]13当纯洁的爱情被打上了商品的烙印，变质的婚姻关系也就成了被普遍接受的常态，在这种环境之下，男女在一起不再是因为两性之间奇异刺激的情感体验而纯粹是因为客观因素。少女们将自己的青春与美貌当作获得“高品质”婚姻的筹码，而那些年华逝去或相貌平凡的女人们则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在交换婚姻的大环境下，后者甚至失去了获得婚姻的权利，《雪地上的星星》中的罗梅卜虽与李定国通了三年的信，并成为对方精神上的伴侣，她无比向往的爱情却还是败给了年轻漂亮且充满活力的朱丽丽。

在社会关系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最为自然直接的。在这种关系里，性爱作为可以满足生理和心理双重需求的行为无疑是人最为普遍的生命存在形式。当个体的自我存在受到外在环境压迫时会本能地利用性爱来进行发泄，在异化的病态世界里，无法改变的社会文明状态和生存困境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於梨华笔下的男女，在梦想破灭的打击和现实的重压下失去了追求纯真爱情的能力，在异国他乡的迷茫和失落促使他们选择了性爱这一最为直接也是最为真实的获取精神慰藉与依靠的方式。男女情爱成了一种消遣，异性之间的种种挑逗和暧昧的最终目的便是获得性爱带来的快感和放纵。《寻》里的姜士熙就对两性之间的关系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与不同的女孩出去，不带道德感地随意和其发生性关系，面对致使对方怀孕的结果时，才不情愿地、无可奈何地想到用结婚这一方式来处理。性爱在他的思想里，只是一种满足自己生理需求的行为，并不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无真诚可言，婚姻更像是建立在社会文明制度下的形式化流程，在迫不得已时才会去践行。实际上，性观念开放的美国对于婚姻和爱情有着较高的忠诚度，在美华人群体对于两性关系的体认在中美文明碰撞和生存困境下变得病态化，既不同于本土又不同于异国，物质化的婚姻和混乱的性爱行为导致了男女之间爱情的缺失，成为影响许多人一生的创伤。

（三）价值观念冲突的创伤

在於梨华的小说中，存在着一对不容忽视的矛盾体，即海外留学生群体与其父辈矛盾的价值取向。小说中的父辈以《傅家的儿女们》中的傅振宇为代表，他的专横和控制欲给他的子女在心理和生理上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当大儿子闹恋爱不出国时，他拍桌叫骂，逼迫他走；当大女儿在美国要同洋人结婚时，他暴跳如雷，以断绝父女关系相要挟；当小女儿不愿出去应酬时，他便虎起那双微暴的眼强制她去……在他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儿女可以获得理想的、为外人称道和羡慕的未来。傅振宇的思想局限于某种物质性、保守性的层面，他不会知晓自己的儿女们在被他破坏了原本渴望的爱情后会陷入怎样的痛苦，更不会理解他们在异国他乡要经受怎样的苦闷和寂寞。当他曾经最引以为傲的大女儿回国时，他看到的是麻木和枯萎，像是一朵还没开足即被什么人折断了颈的玫瑰花，而他不知道自己正是折断这朵玫瑰的元凶之一。如曼未出国时，他用种种手段断了她与郭志宏的联系，在她于异国他乡同劳伦斯相爱时，他写信以“若汝置汝父之忠言于罔闻，继与异族人往来，吾一旦知悉，当将立即终止按月寄款”[5]114做反对，在她终于不愿意再陷入任何的感情和肉体的纠纷时，他又开始催促她结婚。他认为出国留学的辉煌经历和条件相当的伴侣就是实现他女儿人生幸福的保障，殊不知她需要的是亲情与爱情的滋润和某种精神上的慰藉。傅振宇与其子辈的矛盾，在他们回国探亲时达到顶峰，子女未出国时他的种种专横霸道的行为未遭到反抗，而当在异国饱受风霜的子女们归国时，他再也无法掌控早已被他规划好人生的后代们了。矛盾的价值取向，互不理解的沟通方式使得刚刚燃起的亲情又冷却下去，归国前对父母之爱、天伦之乐的无限向往和渴望在无法融合的代际矛盾中消失殆尽。牟天磊与他父辈的矛盾同样难以调和，他的父亲对其想要留在国内做出一番事业的想法感到十分费解，他认为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才真正适合自己的儿子，何况在国外生活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荣誉。归国后的牟天磊每天都要参加各种应酬，为的只是满足他父亲的“面子”，当他表现出不耐烦和厌倦时，父亲对他的评价则是“忘本”“不知礼节”，他不知道天磊真正需要的是家庭温暖和处在同胞之间的安定感，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羡慕他的“衣锦荣归”。而母亲对他的要求则仅仅是早日成家立业，在她看来，只要人品相貌合适、条件相当就可以谈婚论嫁，对于天磊的迟疑和考虑不予理解。实际上，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牟天磊，优越物质条件之下的寂寞和孤独使得他更需要精神上契合的伴侣，并非仅仅停留在结婚生子、繁衍后代的原始层面上。

父辈们总是认为他们用心规划好的人生道路最有益于后代，后代所获得的自由是在他们可控制的范围内的，在这个范围内，你可以偶尔任性、偶尔放纵，一旦你稍有偏移，他们就会不容商量地动用种种手段将你拨回既定的轨道。现实社会中，不同的时代环境，不同的价值观念注定使他们的培养计划失败，限定在以物质生活条件为第一位的框架中的人生规划是无法满足精神需求更为强烈的子辈们的。他们强加于儿女身上的爱变成了儿女们想要反抗却无力反抗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将会贯穿他们的一生，甚至毁掉他们的生活。当父辈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造成子女不幸的根源时，已经为时已晚，创伤带来的伤痛早已侵入骨髓了。

（四）精神诉求不满的创伤

在她的小说中还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只身来到异国，为求生活的安稳与条件相当的同胞组建家庭，将自己投身于丈夫和孩子之间，失去了属于个人的生活空间，在柴米油盐中放弃追逐自己的梦想，任青春在平淡如白开水的生活里消耗。她们在异国既体会到文化无归属的失落感，又失去了亲情和爱情的滋润，于是得不到满足的强烈精神诉求就在日复一日地压抑中爆发。《变》里的文璐在十年婚姻生活中迷失了自己，她的神经像一条扭紧的弹簧，若碰一下，就会节节断开，淹没在家庭琐事中的她需要的是丈夫的爱护和理解，而王仲达却将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工作及研究之上。他不记得文璐的生日，不记得儿女爱吃的东西，在他那里，文璐不再是一个女人，而是他十年来手里拿着的皮包，随身带却不看它一眼，更不会注意到它需要洗刷和修补，直到有一天失去它想要寻回时才发现自己甚至不记得它的颜色。他满足文璐基本的生活需求，给她安定，却忘记了她也需要心灵上的生活和激荡。唐凌热烈的追求轻而易举地攻进了他们的婚姻，因他的身上具备仲达所没有的一种缠绵的感情和一种浓郁的罗曼蒂克的情操，文璐同他相处时，才真正散发出自己身上独有的女性魅力———一种充斥着放荡和诱惑的美。他们之间“奇妙的近”正是文璐欠缺而又一直渴望得到的精神慰藉，一个中年女人，仅仅有爱和被占有是不够的，她需要的是对方的了解，仲达不了解她，而唐凌恰恰可以做到这点。他给文璐带来的是十年婚姻生活中一直欠缺的激情和活力，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不是一个生性轻狂的女人，只是我的爱情来迟了二十年。”[6]38

《考验》中的吴思羽与文璐有着同样的境遇和诉求，但吴思雨的诉求不仅仅停留在爱情上，她已经开始思考自我存在的意义和女性身份认同，她本把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建立在丈夫身上，在无数次的失望之后她挣脱了家庭和婚姻的牢笼，开始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真正想要的生活。吴思羽帮助丈夫争取利益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其自我觉醒的过程，她除了晚上做妻子，白天做母亲和老妈子之外，也想做她自己。她与丈夫钟乐平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再局限于情爱层面，而是上升到了对事物的不同看法上。他只记得她是钟乐平的太太、孩子们的母亲、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觉得一切对他好的必然也是对吴思羽好的，他的一切计划不会同她商量，因为她的计划包含在他的之中。这样的婚姻不仅是志趣不投，而且是原则相悖了。钟乐平的思想趋于传统，他相信自己埋头研究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当工作遇到问题时，他也选择以一己之见解决，不听取自己妻子的意见，与吴思羽相比，他处理问题的理念并不适于他所生存的环境，所以一次一次被生活所淘汰。作为海外华人，他没能适应异国的生存模式；作为父亲，他没能实现儿女对他的期望；作为伴侣，他没能满足妻子的精神诉求，所有的这一切这意味着吴思羽最终的出走将成为必然。不论是文璐还是吴思羽，她们所代表的是一群被异国家庭生活吞噬自我的女性，终日忙碌于丈夫和孩子之间，不仅失去了自由活动的权利，连私密的思考空间也被无情占用，她们满足了家庭的需求，而自己的精神世界却被忽视，强烈的心灵渴求不被重视，这样的心理创伤反而比可以感知的生理创伤更为让人痛苦。

二、创伤书写的特点

（一）“他者”叙事

於梨华作为留学生代表作家之一，曾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着强烈的向往，她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尝试过许多西方的写作技巧，甚至采用西方语言进行创作，但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价值观念的冲突等原因，她的这些作品并不被美国社会所接受。与此同时，留美生活的艰苦、生存的压力也时时刻刻困扰着她，使她成了身处美国却无法融入美国的“他者”。因为强烈的“边缘”感受，於梨华在她的作品中将留学生异国生活的苦闷，无法融入西方文化的痛苦表现出来，这构成了她创伤书写“他者”叙事的特点。对于作者来说，美国将她视作来自低等种族的外来者，而她自身所具备的本土文化底蕴又使得她无法完全接受美国以功利主义为主的社会文化，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美国社会和作者互为“他者”。由此，展现留学生异域生活的孤独感和失落感以及创伤体验也就成为作者创作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实际上，“他者”的身份反而使作者能够更加客观地去审视异国文化，当初始的期待与热情被美国现实生活所打破时，於梨华对于海外华人群体的生存困境有了极为敏锐的观察力，这也使得她的创伤书写更为真实和具体。在於梨华的自传《人在旅途》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困境作者也曾亲身经历过，她在陌生的、充满敌意的异质文化之间进行创作，用一个又一个故事建构起留学生海外生活的图景，将留学生群体在异国所遭受的文化排挤与精神苦闷展现在读者眼前。与《梦回青河》这一以本土视角创作的文学作品相比，《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傅家的儿女们》等用“他者”身份书写的作品更具有文学价值，这些作品让被迫边缘化的留学生群体得到重视，而他们的创伤体验也因作者的文字被大众所了解。

作者以“他者”身份生活于美国社会，而“认同危机和他者的感受时刻困扰着这批精神敏感的外来者”[7]。她所接触到的形形色色、同为“他者”的海外留学生们的经历给她带来丰富的写作资源。因为有着相同的“边缘化”创伤体验，所以作者能够更敏锐地从这一群体的生存困境中提取出某种共性，并将这种共性具体到小说人物身上。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因为叙事的真实性和隐含在文字背后的指向性，所以可以感知到留学生群体在异国生存环境下遭遇的精神和文化创伤，从而使处于被忽视地位的创伤承载者得到重视。

（二）浓郁的抒情性

作者在以“他者”身份进行叙事时，并没有完全隐于文本背后，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於梨华在创作时，经常通过小说角色的遭遇来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文本中不论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人物的语言，还是对人对事的评述，都明显地显露出作者自身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在她的小说里,由于诸如“冷”“寂寞”“枯萎”“失望”等带有灰暗色彩的冷色调词语的存在，读者常常会透过文字体会到作者的创伤感受，她在作品里叙述的不仅仅是人物角色陷于生存困境的绝望状态，更抒发了自己在创伤记忆中挣扎的痛苦体验。小说采用沉闷、压抑的语言基调的目的在于同文本内容相呼应，《考验》《变》等作品在叙述展开的整个过程中都笼罩在一种阴沉、紧张的氛围里，思羽和文璐的矛盾爆发同样也是作者情感的宣泄。在异国组建家庭的华人女性，终日忙碌于家庭琐事之间，她们被迫固定在“母亲”和“妻子”两个角色上，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空间，空虚的精神世界得不到重视，由此引发了她们对家的“逃离”。作者在此构建出一种紧张的两性关系，将女性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产生的创伤体验诉诸笔端，其中也蕴含着作者自身对女性身份认知的重新思考以及对曾经失败的婚姻经历所带来的压抑性情感创伤的反抗。除此之外，作者的创伤书写里还有着她对异国文化的抵抗和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焦虑感，在《再见，大伟》中对大伟与洋妇同居、不给家里写信、瞧不起打工的同胞等种种“忘本”事件的描写，实际上表现了作者对于崇美行为的抵触和对本土文化缺失的愤慨。

在於梨华的创伤书写中，带有感情色彩的叙述远远多于哲理性的思考，作品里所蕴藏的主观情感体现了她对于客观现实生活的感受，正因为这种真实情感的存在，使得文本内容更易为读者所接受。基于真实异国生存困境之上的抒情让文本具备了激发大众情感共鸣的功能，而这种情感共鸣所引发的对于个人和集体性创伤经验的重视与反思使其作品成为留学生文学中不可磨灭的一抹重彩。

三、创伤书写的成因

（一）客观政治环境

20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美国经济正值繁荣之时，吸引了大批台湾地区青年赴美留学。从60 年代初开始，因台湾地区经济日趋繁荣，美国开始转变对台湾地区的态度，削减对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逐渐将重心转向越南，台湾地区在美国心中的地位因此下降，所以这一批留学生奔赴美国后并没有获得重视。此外，美国本土因为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城市经济结构重新组合，产业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大量白人带着新兴的消费产业向乡村转移，而习惯于传统制造业的黑人则留在了城市，这种产业结构上的调整，引发了美国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存在已久的种族矛盾的激化，原本希冀于融入美国上层社会的留学生群体因为白人的“逃离”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美好幻想。新移民文化同化的机会因为中产阶级郊外化而大大减少，而此时城市就业环境的改变则让大量留学美国的华人被迫选择到餐馆、工厂等地方打工来获取生活经济来源。对于原本在台湾地区有相对稳定的生活条件的留学生来说，他们不得不暂时将自己的美国梦搁置一边，转向于解决生活温饱问题。不仅如此，由于城市生存环境的变化，美国相对完善的社会秩序受到了影响，偷抢、打斗、谋杀等恶劣事件屡屡发生，这给移民华人的异国生存又带来了另一重压力，先前将美国视为遍地是黄金、人人开豪车住楼房的“天堂”的留学生们，在美国社会变革的冲击下遇到了巨大的挫折。

美国作为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的国家，在面对中国台湾留学生群体时，同样采取了敌视和排挤的态度。白人以其一贯的种族优越感居于上层社会，工作上的不公平待遇、婚姻权益上的歧视，让已经减少的同化希望变得更为渺茫，在这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迫下，留学生群体陷入了一种周而复始、无法自拔的生存困境之中。由于当时台湾地区和美国客观的政治环境所导致的创伤性体验深深地印刻在他们身上，它们带来的创伤后遗症在其后的生活中不断显现，甚至困扰创伤承载者一生。

（二）个人创伤经历

1931 年，於梨华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幼年时期因为动荡的时局，她随家人奔赴福建、湖南、广西、四川等地谋生，在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中感受人间冷暖，年幼的她在这时就已经拥有了不符合实际年龄的一双锐利的眼睛，它们能观察并且辨别出世俗的真伪。在她读到高中二年级时，因父亲工作调动，便举家迁往台湾地区，这也成为她留学美国的契机。1953年，在父亲一位犹太友人的帮助下，於梨华只身一人到了美国三藩市，从此开启了异国生活。在那个犹太人家里，於梨华被告知:她可以住在他们家，免费吃住，但作为交换，她需要为他们做一些家务事。而实际上，他们完全将於梨华视为家里的女佣，不仅让她干繁重的家务，还只给她吃发硬的面包、喝冰冷的牛乳。在周末，她打扫完七间屋子，两个浴室和一个厨房之后，还得拖着劳累的身体去清除院子里的杂草、整理花圃、扒去落叶……在她终于申请到学校可以摆脱那里时，那个犹太女主人却潜入她的房间，毫无愧色地检查她的行李。其后她不断受雇于美国家庭，尝遍了寄人篱下的滋味，这些经历成了伴随她一生的创伤记忆。作者也曾经尝试过用英文写作，但因缺乏对美国文艺市场需求的基本了解使她频频遭受退稿的结果，这大大打击了她的自信心，使她陷入了创作的苦闷和恐慌之中。此外，作者的第一段婚姻生活也给她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体验。婚后的作者将自己投身于家庭之中，周旋于丈夫和孩子之间，生活上的压力让她进入了创作的瓶颈期，最终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放在中国台湾的家中寄养，而丈夫的不理解，思想观念的不和也使得她的第一段婚姻以失败告终。拥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於梨华，在美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异国文化排挤下引发的孤独感，还有传统文化缺失造成的失落感，深知异国生活不易的她因台湾地区本土的青年们仍前仆后继地奔赴美国而痛心，劝诫他们正视异国文化也成为她创伤书写的目的之一。

从小说中每个人物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多年异国生活所经历的创伤性体验，成为她创作的一个基础，这让她具备了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反思能力，在形形色色的留学生群体中捕捉到他们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将真实的留学生生存困境和创伤记忆展现于作品中。

四、创伤书写的意义

（一）见证历史引发社会反思

於梨华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她要求自己的创作来源于自身经历，并且能够真实地表现生活。她小说中描写的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是当时客观历史环境的真实反映，实际上见证了特殊年代海外华人群体所遭受的创伤体验。创伤文学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历史见证，它保存了当事人或者可以称之为幸存者们对于自身经历过的创伤所具有的最鲜活的印象。作为创伤书写的主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性，有着自身独有的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和道德立场，这会使他们对历史的见证也产生一定的倾向性，但是相对于文学见证历史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而言，它并不会对创伤书写的见证作用造成破坏性损害。这样条件下的创伤书写已经从这种具有特别性、个体性和地域性的创伤个体的记忆中抽取出来，并由此演变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符号和标志。我们通过借助这种符号和标志来对具体的情境和特定阶段的历史真相进行探索，从而做到以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历史、反思历史。这要求我们追寻导致创伤形成的某种深层机制，而对创伤发生时社会现实的追溯将成为分析创伤产生原因的一个关键。

於梨华小说中描绘的海外华人生存困境，发生在20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当时的台湾地区充斥着崇洋的社会风气，每个人都认为美国是人间天堂，每个人都想要出国实现自己荣华富贵的美国梦，这种病态的社会风气导致了风靡一时的留学潮，当那些年轻气盛的少男少女们面对异国现实生活的重重困境时，才意识到在不同社会文明国度生存是多么的不易，美国优越的物质条件只有富人才可以享受，势单力薄的他们或许要牺牲自己数十年的青春才能勉强获得。对这种生活的细致描绘，能够对本土那些仍怀有此种思想的同胞们起到警示的作用，使其不再步人后尘。而作品中对病态的两性关系的描写则引发了针对婚姻的重新思考，在这种关系中，女性的青春被用来当作筹码，商品化的婚姻和随意的性爱行为使得身处异国的男女爱情观念发生异化。而中年女性更是陷入了身份认知的困境，她们整日周旋于生活琐事之中，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愈加强化，而自我的存在却越来越模糊，强烈的精神诉求和压抑的家庭生活导致的创伤体验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以上种种所引发的，则是对文化中存在的带有缺陷的传统观念的反思，如崇洋心理、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於梨华的创伤书写，不局限于单纯地记录历史事实，而是想要通过记录历史创伤引发对于社会文明状态的反思，希冀这一群体所经历的创伤得到重视，并避免它在新生一代的身上重演。

（二）对个人和集体的治疗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当个体的创伤记忆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时，他所遭受的心理创伤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而“当受创者向倾听者讲述或者向读者书写自己的创伤经历时，都可以将此经历重新外化，这样才能重新评估创伤经历、重塑自我、实现与他人及外部世界的联系。”[8]可见，创伤书写对于创作主体而言可以起到宣泄情感，治疗创伤的作用。於梨华作为创伤的亲历者，通过回忆和书写使自己压抑的情感体验得到发泄，同时，在其作品被传播的过程中，她获得了读者的理解和共鸣，原本需要个体独自承受的创伤由此分散在他者身上，于是作家本身的痛苦将得到缓解。而作者既是创伤的承载者亦是创伤的言说者，他们具备自觉反思的能力，可以从特定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状态中抽象出具体的创伤性记忆，通过创作使之再现并流传。此时，作者作为具有强大号召力的个体，可以利用文字将特殊的创伤性体验投射给广大受众。陈立峰认为：“当个体记忆以小说的方式再现或折射出一些集体记忆的经验片段时，这种个体性的创伤体验同样也可以上升为集体创伤记忆。”[9]於梨华既承受了创伤，又具备反思和再现创伤的知识与能力，她通过写作对群体性创伤进行言说，为原本难以发声的创伤群体在公众领域获得话语权，当她的作品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时，也就意味着集体性的创伤体验得到了更为广阔地传播。从创伤经历到创伤记忆再到创伤书写，於梨华把“无根一代”这一特殊群体的创伤经验上升为可供广大受众交流和自由讨论的话题，使他们的创伤记忆得以共享。

本来掩埋在群体潜意识里的创伤被她赋予了具体的形态和面目，使它成为创伤承载者现实生活里的一部分，初始的创伤记忆与现实的矛盾造成的主体混乱状态得以解决。利用创伤书写这一方式，於梨华将海外留学生集体性的创伤记忆进行交流和共享，遭受过相似或相同创伤经历的承载者们从中找到了归属感，原先私密的创伤经验被大众接受和理解后，这一群体的创伤苦痛将得到缓解，而没有此种创伤体验的大部分受众，因为信息的共享，意识到了边缘群体的存在，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因此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