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中的灯光书写

冉小琴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19世纪工业大革命以来，现代化步伐日益加快，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进入都市生活，正如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所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1]34。这些工业产品不仅仅是被生产出来满足人们需要的某种消费品或工具，人们在使用过程中还赋予它们某种思想文化内涵，因为“物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表述体系，存在于当代生活中”[2]8。电力转化的灯光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给都市人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都市人产生了全新的现代生活体验，撼动着传统生活的时序。1933年2月，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有大量的灯光书写。灯光在作品中不仅营造了一种现代氛围，而且作为隐喻符号而形成一种有关灯光的意识形态，带有深刻寓意。都市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使都市人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催生了他们的焦虑、恐惧等现代都市体验，而灯光在推动都市现代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一、流动的灯光：现代性压倒传统的象征

1882年，外商在上海创办电光公司，电灯这一现代器具便随之传入上海。20世纪初，灯光“照进”了市民生活，拉开了上海“不夜城”的序幕。《子夜》描绘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夜晚几乎被灯光所占据，闪烁的霓虹灯、“耀得人眼花”的电灯点亮着这座大都市。在这一时期，汽车作为现代生活中社会地位的象征，也大量进入上海，走入达官贵人、富豪商贾的日常生活。当时的上海市议会统计数据显示，1918年2月的一天，从上午7点到下午7点，仅一条街道上的汽车流量竟高达1 863辆，仅次于人力车和独轮车[3]20。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现代化已遥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被誉为“东方巴黎”，各式各样的汽车飞驰在上海充满着光与影、热与力的街道上。在汽车高速行驶的情况下，灯光具有了流动性，而灯光在《子夜》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征，作为新生事物，其强大生命力展示了对传统的破坏力，是现代性压倒传统的象征。

《子夜》以描绘“太阳下了地平线”[4]1的黑夜为开篇，用灯光勾勒出上海光怪陆离的现代城市轮廓。黑夜中，苏州河的河水在灯光的映照下幻成了金绿色，霓虹灯广告牌闪烁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嶙似的绿焰”[4]1，充满了光与影的浮动性。汽车因其快速移动的特性使灯光也随之流动起来，进一步增强了灯光的动感，带给人们新奇的现代都市体验。然而，对于刚从闭塞乡村出来的封建卫道士吴老太爷而言，流动的灯光带给他的只有恐惧与惊骇：

汽车发疯似地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朝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叫着，闪电式地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全身都抖了。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啵，啵，啵！猛烈吵杂的声浪会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4]6

汽车的高速飞驰，使车窗外的灯光也由静态变为动态，随着汽车流动起来。流动的灯光伴随着“流动”的摩天建筑、路灯杆、汽车等铺天盖地般向吴老太爷快速袭来。在光影与速度的作用下，这一切都变成了奇异的物体，汇成跳动的一团，冲击着吴老太爷脆弱的心灵，使刚刚从宁静的闭塞乡村出来的吴老太爷感受到现代都市的巨大压力。强大的刺激使他骇然，他只得再次闭上双眼。在这段描写中，霓虹灯、路灯作为吴老太爷首次接触的新事物，在汽车的高速飞驰下，使他在心理上受到一种震慑。对吴老太爷而言，灯光让黑夜变成白昼，不符合他习以为常的认知，因此他在心理上很难接受。流动的灯光给他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类新事物对他来说好比是“精怪”，加强了他内心的恐惧感。

流动的灯光为吴老太爷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也刺激着他内心深处的原始欲望。二小姐“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明显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4]7。灯光将女性的身体透过薄纱般的时装映入吴老太爷眼中，那一道“不知从什么高处射来的红光”[4]6不仅落在吴老太爷身上，更是直钻入他的心灵深处，刺激着他的生理欲望，进而使他不由自主地全身发抖。实际上，这成了吴老太爷深受各种现代器具与都市女郎强烈刺激而死亡的前奏。在《子夜》中，吴老太爷是作为传统文明的代表而被书写的，汽车与灯光则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象征。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汽车与灯光表现出强大的气势，以吴老太爷为代表的旧时代只能在现代大都市里逐渐“风化”。

如果说流动的灯光对吴老太爷之类顽固的乡村遗老的冲击是致命性的话，那么对宗法社会的年轻一代七少爷阿萱则是充满诱惑的。在灯光的照射下，面对车外时髦女郎清晰可见的肌肤，阿萱与吴老太爷满怀厌恶与愤怒的感触不同。他以贪婪兴奋的心态“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4]7，流露出对充满欲望与冲击力的大都市的沉迷，折射出延续了几千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传统道德文化已然受到沉重的打击和无情的唾弃。

西美尔曾说，“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5]186。显然，作为都市文明对立面的吴老太爷不可能具备这样的“都市”性格。流动的灯光对吴老太爷这一封建老乡绅来说是一种异文化刺激，不仅给他带来身体的不适和心理的重压，而且吞噬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丝气息。可见，茅盾笔下流动的灯光，隐喻着现代都市对传统文明的颠覆，是现代性压倒传统的象征。

二、静态的灯光：开启新生活的方式

马克思曾断言，“自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像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6]320。工业时代的产物电灯散发的灯光打破了传统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生活规律。灯光延长了白昼，也延长了都市人活动的时间与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新生活的捷径。对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都市人来说，辉煌的灯光是他们夜生活的必需品，在延伸着他们工作和娱乐时间的同时，又将他们的活动领域引向家庭和白昼以外的社交场所。

首先是时间的延伸，灯光使都市人在夜晚也能参加娱乐、休闲、社交等活动，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中国传统社会中，富贵人家偶尔在夜晚安排娱乐活动，但往往限于中秋节、元宵节等特殊的日子。《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以及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中，作者描绘了贾府在元宵节、中秋节这两个重要节日夜晚里的娱乐生活，众人直到四更时分（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方散，但一年之中这样的娱乐夜晚屈指可数，平常在掌灯时分便有人查夜，提醒此时应是入睡时间。可见，即便荣国府这样的富贵人家，太太、小姐们也只能一到天黑便入睡，他们的活动随着白昼的消失而停止。

现代灯光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稳定的生活方式，它所放射的光芒使夜晚如同白昼，现代都市人的活动不再随着白昼的消失而停滞。《子夜》中吴公馆里的大洋房夜间常常是“一片雪亮，耀得人眼花”[4]7，花园里灯光明亮，树干上也闪烁着装饰的彩灯。即使到了夜晚九点，吴公馆里也如白昼般开展日常社交，“不期而会地来了些至亲好友”[4]254。太太、小姐们在大餐间里打牌，商人老板们在大客厅里谈论着时局、工潮，没有丝毫困乏休息的迹象。直至凌晨一点，吴公馆“前边大餐间里还是热闹着谈笑和牌声”[4]261。都市的灯光延伸了白昼，也拉长了都市资产阶级娱乐游戏的时间，开启了他们崭新的生活方式。而同样身处都市也能接触现代灯光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也被改变了，但灯光带给他们的是劳动时间的延长。裕华丝厂因丝价降低而亏本，吴荪甫为了减少亏损，于是采取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的措施，制定了最大限度地压榨工人血汗的管理规定。“开除工人，三百到五百；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长工作时间一小时。”[4]210茅盾这样描写工厂的灯光：“惨黄的电灯光映射在丝车间”[4]113“电灯在浓厚的水蒸气中也都黄着脸，像要发晕”[4]220“丝车间那边的电灯现在也一齐开亮了，在浓雾中望去，一片晕光，鬼火似的”[4]262。灯光原本是不带有情感的，但茅盾笔下的丝厂里的灯光都带有惨淡压抑的色彩，折射了女工们在灯光照射下长时间劳作的悲惨生活。灯光照亮着漫长的黑夜，使工人们陷入超负荷的劳作中，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

其次是空间的延伸，灯光延伸了都市人的活动空间，将他们的活动领域引向家庭以外的场所。在现代都市上海，电灯不仅是都市家庭生活的必需品，灯光还点亮了都市的街道以及各种休闲场所，扩展着都市人的夜生活空间。舞厅、咖啡馆、夜总会、电影院等，这些因灯光而活跃的都市空间，是文化沙龙、商业贸易、娱乐社交的舞台，也是人们追逐刺激的场所。“小火轮”、夜总会是《子夜》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灯光闪烁的空间，前者是人们追逐情色、排遣烦闷之所在，后者为商业斗争的场所。吴荪甫因益中公司资金周转不灵、工人闹罢工而感到烦闷不堪。为了排遣愁苦，也为了给交际花徐曼丽庆生，他与孙吉人、王和甫、韩孟翔一行在夜晚的黄浦江上，乘坐着小火轮纵情行乐。船面夹板上“装着红绿小电灯的灯彩”[4]294，主桅上挂着耀亮的顶灯，“像是几颗很大的星”[4]296。在这样的灯光照耀下，上演着一出又一出声色犬马的闹剧。众人假装为徐曼丽举行婚礼，让她站在桌子上“金鸡独立”，江风“吹卷她的衣服，倒剥上去”[4]296。吴荪甫一行在充满肉欲色彩的小火轮上尽情欢乐，灯光在这里以“越夜越疯狂”的姿态照射着“小火轮”这一独特空间。夜总会即使到了午夜十二点，酒吧间还“响着叮叮当当的刀叉和哧哧的开酒瓶”[4]299，都市人在这里交朋友、谈生意、游戏玩乐。吴荪甫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在夜总会里完成了与赵伯韬的第二次面对面交谈。二人表面上把酒言欢，实则围绕益中公司明争暗斗，他们的交谈直接促成了吴荪甫做出将工厂经营资金拿去做公债的决定。此时此刻，夜总会成了商战的场合。

三、灯光与精神焦虑：一种现代都市新体验

本雅明认为，“恐惧、厌恶、焦虑是大都市的大众在那些最早观察它的人心中引起的感觉”[7]190，只有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人才会具有一种高度紧张甚至极度惊慌的内心体验。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人们，一方面享受着工业化带来的种种便利与新奇体验，另一方面陷入了紧张惊慌的精神焦虑之中。这种焦虑在繁忙的白天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而到了较为空闲的夜晚，在强烈灯光的刺激下，白日被都市人忽视的精神焦虑突显出来，成为一种别样的体验。

《子夜》中的吴荪甫作为商业大亨，时刻准备着对生意危机做出快速反应。他跌跌撞撞地行走在工厂罢工、赵伯韬的围攻和资金周转不灵等种种撞击之中，在狭窄的空隙中寻求出路。白天，他尽力以沉稳平静的姿态去面对种种困境，然而到了夜晚，他白日里积聚的精神焦虑在灯光刺激下迸发出来，使他丧失了理性，变得暴躁不安。小说第十二章中，吴荪甫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中，“五开间三层楼的大洋房只有两个窗洞里射出灯光”[4]213，漆黑的客厅令吴荪甫感到压抑而沉闷。他怒喝道：“开电灯！——像一个鬼洞！”[4]214“鬼洞”这一奇特意象是他因事业受挫产生的焦虑与恐惧而导致的怪诞感受。打开电灯后，强烈的灯光却使他更加暴躁，“那几盏电灯就像些小火炉，他感到浑身的皮肤仿佛都烫起了泡”[4]214，使得他将怒火泄向仆人以及吴少奶奶、阿宣、蕙芳等人。吴荪甫因灯光而产生的剧烈心理反应折射了他精神的暴躁不宁，他的这种心理在受到帝国主义经济挤压的民族资本家中具有代表性。

然而，向他人发怒只是一种“无所为的迁怒”[4]216，并没有对真正的敌人“咬一口”。发怒丝毫未能减轻吴荪甫的精神焦虑，反而使他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感到高度惊慌甚至陷入种种幻象。他一想到在益中公司办公室里的那番谈话，脑海里就闯入刘玉英那带有诱惑性的笑容；他思忖着如何进攻那8个厂，眼前却浮现了工人们拼死抵抗的画面。这些画面轮番占据着他的大脑，令他头晕目眩，直至他蓦地跳起来拍着桌子大呼——“咄！魔障！”[4]217他以自己强大的意志力暂时驱逐了种种幻象的缠绕，得到短暂的缓解，然而不久后因灯光的冲击再次陷入幻象：

看见了写字桌上那黄绸罩台灯的一片黄光，他又无端地会想象到女工们放火烧了他的厂！他简直不是平日的他了！然而那些顽皮的幻象还是继续进攻着。从厂方转到益中公司方面了！公债上损失了七八万，赵伯韬的经济封锁，那渴待巨款的八个厂……一切都来了！车轮似的在他脑子里旋转。直到他完全没有清醒的思索的能力，只呻吟在这些无情的幻象下。[4]261

如果说上一次吴荪甫还能战胜因精神焦虑而产生的幻象，那么这一次他完全被幻象控制了。灯光刺激着他，他内心无限惊慌，脑海里一系列怪诞的幻觉，以及焦躁、恐惧、分裂等症状，瓦解着他坚毅而果断的精神意志。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生意人的现代都市商业人士独有的内心体验。

总之，《子夜》中的灯光作为一种隐喻符号，是现代性压倒传统的象征。灯光冲击着以吴老太爷为代表的旧的传统文化，也推动着都市的现代化转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强烈的灯光触发了都市人的精神焦虑，带给人们一种都市所独有的特殊心灵体验。《子夜》通过灯光展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揭露了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都市转型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茅盾用灯光这一小小意象折射了时代交替的沧桑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