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抗疫史的回顾与反思关

贺楠

[摘 要]瘟疫，既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也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通过回顾人类抗击瘟疫的历史，研究分析重大疫情发生的特点，可以看出，瘟疫的影响比较广泛，既摧残人类生命、冲击民众心理，也影响政治格局、导致经济衰退。同时，瘟疫的发生，既需要有特殊的环境，也需要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只有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反思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借鉴历史经验，强化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加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预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重大疫情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才能更好地应对和防控重大疫情。

[关键词]瘟疫;人类;公共卫生

[中图分类号]R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20）02-107-04

瘟疫，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其流行和暴发不仅危及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而且也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分析重大疫情发生的特点和规律，既有利于当今社会应对和防控疫情，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状况。

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疫情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传染病甚至大规模的瘟疫从未缺席。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人类与驯化动物、家禽的接触更加密切，传染病的传播机会也大幅增加。即使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瘟疫仍然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尽述的痛苦和灾难。人类历史上破坏力强、影响深远、比较典型的瘟疫至少有四种：

一是天花——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几近灭绝美洲原住民。天花病毒繁殖速度快，而且是通过空气传播，传播速度惊人。最早有记录的天花发作是在古埃及，在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发现有被疑为天花皮疹的迹象。据历史资料显示，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天花曾至少造成1亿人死亡，另约有2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18世纪70年代，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了牛痘可以抵御天花病毒。后来，发达国家逐步控制了这种传染病。1979年10月26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組织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了天花病。现在，天花病毒只保留在美国和俄罗斯的两个实验室中，供研究之用。

二是鼠疫——肆虐数百年，死亡人数近两亿。鼠疫杆菌对外界抵抗力较强，在寒冷、潮湿的条件下不易死亡，但对一般消毒剂、杀菌剂的抵抗力不强。鼠疫分为两种：一种是腺鼠疫，由鼠类身上的跳蚤传染人;一种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人传人，病人的飞沫、唾沫等分泌物即为传染源。通过运用DNA技术，发现在距今2800年到5000年的欧亚人类的牙齿中已发现鼠疫杆菌的身影。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鼠疫疫情，其中最严重的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入欧洲，死亡近1亿人，史称“查士丁尼瘟疫”，这次瘟疫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此时人类对鼠疫还尚无认识，根据患者皮肤呈现许多黑斑而命名为“黑死病”，波及了欧洲、亚洲、非洲。全球约有5500万～7500万人死亡，仅欧洲就约有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3;第三次是1894年始自香港，第一年死亡2500多人，其后两三年间，每年有1000～1500人死亡，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于20世纪中叶才结束。这次瘟疫主要是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密集区传播，速度远超过前两次，死亡人数超过了千万。

三是霍乱——横行19世纪，损失无法估量。霍乱由霍乱弧菌引起，存在于水中，最常见的感染原因是食用被患者粪便污染过的水。共有7次世界性大流行的记录：第一次发生于1817年，随后的几次暴发均发生在19世纪。霍乱导致的死亡人数无法估量，仅在1831年里欧洲就死亡了约90万人，而在印度100年间就死亡约3800万人。其影响地区之广泛，感染人群之众多是历史罕见的，所以被称为“最令人害怕、最引人注目的19世纪世界病”。

四是西班牙大流感——20世纪人类的噩梦，杀伤力赶超“一战”。西班牙流感是由禽流感病毒变异引起的大流感。后来一些回溯性研究发现，1918年3月，这次流感首先暴发于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森军营，在一年之内席卷全球，患病人数超过5亿，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死亡人数近4000万，相当于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4倍。西班牙大流感来去匆匆，1920年后神秘消失。后来，通过电子显微镜证实，病毒是西班牙大流感“元凶”的最大嫌疑。

在人类历史上，还发生过结核、麻风、伤寒、疟疾、黄热病等传染病（见表1）。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瘟疫抗争的历史。

二、瘟疫发生的规律性原因

瘟疫的发生需要有特殊的环境和特定的客观条件，并不是任何一种传染病都会导致瘟疫的发生。医学上普遍认为，致命的传染源、广泛的传播途径、具有稠密众多的易感人群，是瘟疫暴发必不可少的三个要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还有一些规律性原因和特点值得总结。

一是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发生瘟疫具有必然性。地球最早的主人是细菌，35亿年前，细菌成为地球上最早诞生的生命，而人类的历史不过数百万年。据生物学家估计，地球上所有细菌的质量加起来，也远远大于所有动植物质量的总和。而且人类不是独立存在，受到细菌或病毒的感染是必然的。同时，细菌和病毒本身也在进行着优胜劣汰的进化，致病性和传染力会越来越强。有人统计，仅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大约留下了1700余次发生大疫的记录，也就是说平均两三年就发生一次。所以，无论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还是从人类历史演变的角度看，传染病的产生甚至演变成瘟疫，都是人类进化所必须面对且难以避免的。

二是人类与动物的密切接触，为瘟疫的不断发生提供了可能。当人类从游动人群向大型定居生活转变时，为了获得比较丰富和稳定的食物来源，人类开始驯养动物，人畜的接触也越来越密集。这时疾病特别是各种烈性传染病的病原体实现了“跨界”，而且数量和类型也在不断增多。美国社会史专家麦克尼尔研究发现，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疾病有50种，与羊共有的疾病有46种，与猪共有的疾病有42种，与马共有的疾病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疾病有26种。截至目前，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大瘟疫，最初的传染源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动物身上。

而对于蝙蝠、穿山甲、果子狸等野生动物来说，使人类致病的病毒数量可能会更大，毒性也可能会更强。总之，人类与动物的亲密接触拉近了人同细菌和病毒之间的距离，使得各种传染病随时可能发生，并且以一种暴发瘟疫的态势发展。

三是公共卫生水平滞后于社会发展，为瘟疫的发生提供了温床。当公共卫生系统无法有效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时，不但无法阻止传染病的流行，甚至会加快瘟疫的暴发。比如饮用水被污染、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等问题，将助推传染病的流行和瘟疫的发生。根据重建的染色体组信息，有研究人员推断，中世纪“黑死病”的病毒，在毒性上并没比今天的鼠疫病毒强多少，导致鼠疫大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恶劣的公共卫生状况。在今天的公共卫生条件下，暴发当年那样长时间的大规模瘟疫，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四是人口流动性增大、社会活动增多，助推了瘟疫扩散和蔓延。随着社会发展进入城镇化，人口更加稠密、接触更加频繁，细菌和病毒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也使得瘟疫暴发更加频繁、范围更加广泛。这意味着一旦瘟疫发生，疫情的扩散速度和控制难度都会远远高于以往。特别是发达的交通不仅给人们出行带来便利，也让病原体搭了便车。因此，任何一场地区性的传染病都可能快速扩大成为全球性的瘟疫。

三、瘟疫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纵观历史，瘟疫始终是人类身体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敌，瘟疫的影响从来不仅限于疫情本身，往往导致社会失序，进而又使得防疫抗疫雪上加霜，影响十分巨大。其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摧残人类生命。这是瘟疫最直接、最明显的一个影响。瘟疫的可怕不仅仅在于它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和极高的致死率，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传染性疾病，它的易感性、突发性、反复性等特点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某一地区、国家甚至洲际短期内人口的骤减，将引发其他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二是影响政治格局。在古代欧洲和我国历史上，很多政权更替都有疫情影响的重要因素，比如，著名的古罗马“安东尼瘟疫”、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瘟疫”、中世纪“黑死病”等，都曾深刻影响着这些国家兴衰和世界历史走向。瘟疫的肆虐会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严重的冲击，各方面管理职能无法得到正常发挥，进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使得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困难甚至倒退。加之，少数政治精英若难逃厄运，国家将损失这些高级管理人才，导致政治局势恶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

三是冲击民众心理。瘟疫所造成的心理失衡和消极情绪，不仅打乱了人们正常社会行为，而且也使得人们在以往社会中所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社会信仰等方面发生重大的改变，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强大的冲击和影响。瘟疫的暴发将导致个人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掩埋在人性深处的自私、邪恶、脆弱有可能一并出现，进而导致社会呈现再度野蛮化。

四、防控疫情的策略建议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我国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创造了人类抗击瘟疫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充分彰显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团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但对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需要，反思这次大考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我们应坚持问题导向，借鉴历史经验，不断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第一，应强化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近30年来，全球出现新发传染病40多种，并以每年新发1种的态势发展，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社会危害大，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点和难点领域。加上快速的城市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及大规模人口聚集和流动，传染性疾病大暴发、大流行的风险依然非常大。从国家战略层面，应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对待公共卫生安全，坚持以国家总体安全观为引领，把公共卫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把重大疫情防控作为国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任务，对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做出战略部署。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应围绕公共卫生安全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立法，强化配套制度建设，研究出台国家卫生安全法和相关行政法规，将疫情防控中的政府部门协作、社会力量组织、军民融合等经验做法，加以提炼总结推广，转化为卫生安全治理体系的相应制度机制。

第二，应加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预警。现有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主要监测的，是确诊的传染病诊断而非早期临床症状和表现，在对重大感染性疾病的预警上存在滞后性，对风险研判缺乏机制性安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存在制度漏洞、防控盲区和死角。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满足实际要求的监测预警系统，打通并整合现有传染病报告、医疗机构内感染以及药品、疫苗、食品和实验室生物安全等监测系统功能，及时发现对疫情发生、流行具有重要预警意义的信息。二是强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控机构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强化网络直报、舆情监测、医疗卫生人员报告、科研发现报告等能力建设，加大多渠道疫情监测，开展经常性快速反应体系应急演练。三是加强大数据的联通整合、挖掘分析和评估使用，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和预警制度，努力实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第三，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还存在薄弱环节，疾病预防控制的能力不强、机制不活、动力不足，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分析研判能力不足，部分地区基层防治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卫生投入不足、人才流失比较严重，等等。公共卫生体制亟须深化改革。一是改革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组织管理方式，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機构建设。进一步理顺不同层级疾控机构之间的关系，强化垂直领导，突出专业性。二是提升公共卫生系统自身能力，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着力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机构建设，建立公共卫生医师和家庭医生队伍。三是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突出平战结合，统筹常规资源和储备力量，在区域医疗卫生规划中完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传染病医院的区域布局和床位规模，建设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四是理顺公共卫生系统与医疗系统的关系，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加强资源统筹调配与业务协同。

第四，应健全重大疫情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又逢春节假期，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大多放假，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医用设备、防护服、口罩等物资频频告急。我国可利用资源多，潜力大，回旋余地大，虽然这种情况能够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调度、加快复工复产等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临时救急措施毕竟非长远治本之策，反映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存在突出短板，需从体制机制上予以解决。一是推动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物资专项储备制度，健全国家储备体系，科学调整物资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能力。二是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生产供应体系，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在实物储备的基础上，增加技术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三是健全国家应急物资收储制度，完善跨部门跨地区联防联控物资供应工作机制，建立从原料供应、生产、流通、储备、使用等全链条的信息动态监测系统。

责任编辑：刘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