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

杨跃 董瑞军

摘要：从分析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出发，梳理并归纳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现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融合和推進国家治理现代化、维护社会团结政局稳定和保证国家战略贯彻沿承、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和提高决策科学性及执行效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进一步分析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内在耦合性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表现，以期为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国家治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D621；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原4496（2021）02原048原04

基金项目：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2021年度校（院）青年招标项目“以党史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研究”（2021XJZB12）。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我国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复杂局势，要想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就需要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充分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在实施期间要贯彻其政权建设理念、国家建设理念，不断提高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使其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发挥作用。

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掌握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其主要强调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求中国共产党既“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商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必须按照执政规律依法执政，“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在此基础上，各民主党派就国家的现代化治理平等协商，精诚合作，协商过程中可以让各方参与主体正确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确保国家的发展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1]

（二）多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政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和价值诉求，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其他各党派参政的有机结合，能够促使后者参与国家政权建设，正确制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虽然参加国家政权但不谋求执政地位，并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中国共产党和各参政党派是“合作型”的亲密友党关系

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共同的政治价值诉求以及长期亲密合作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同时，各方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政治建设，这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能力。[2]

（四）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以政治协商和互相监督为主要合作方式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各参政党的职能主要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其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权，并与共产党一起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同时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监督。

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一）具有实现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彰显民主真实性的优势

在国家治理工作中，国家治理效能主要就是判断人民是否实现当家作主、人民共同意志是否得以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得以维护、良政善治和民生福祉是否得以真正地实现，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施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人民的需求，一切为民主政治而努力，从而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并彰显了民主真实性的优势。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主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正是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在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始终勠力同心，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3]

（二）具有促进社会整合，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凝心聚力的优势

政党制度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组织形式和重要机制，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代社会的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复杂性、多样性等特征，必须要借助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来统筹兼顾，以便可以在现代社会的建设中充分挖掘并发挥各阶层的力量。在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能够将代表各阶层利益的不同主体有效地团结在一起，协商民主的方式则能够将各种政治资源和利益诉求整合并吸收于政治体系中，积聚力量统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背景下，社会各种资源的整合更加完善，社会矛盾也不断减少。[4]

（三）具有维护社会团结政局稳定，保证国家战略贯彻沿承的优势

制度稳则国家稳，“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施中正是能够通过形成最稳定的政治基础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并且进一步促进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发展战略能够贯彻实施，从而促进社会建设水平的提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其与各民主党派基于一致的政治方向、共同的根本利益、平等的党际关系相互通力合作、协商协调，对于维护国家政局稳定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快速实现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制度优势。

（四）具有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执行效率的优势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就在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党的领导下，各项决策的执行也更加的高效。就我国的发展现状来看，政治参与的扩大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人士以及无党派人士众志成城，积极参与到政治建设中，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建言献策，从而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而产生的弊端，避免决策失误，促进决策科学民主，在协商背景下，也能够使得制定的政策得到快速贯彻执行，更快地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三、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内在耦合性

（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政治保障

中國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党领导一切也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救国救民道路上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自愿选择，同时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领导，对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等实践的领导已经成为彰显我国新型政党优势的重要表现。同时，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重要的主心骨与方向标，并切实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5]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政治底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共同的政治底色，其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鲜明的属性特征，使得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能够正确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最根本的制度模式，其为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以及结构依据，并保障了我国国家治理的目标准确，人民共建共治也始终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手段。[6]

（三）人民主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

人民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立场，也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意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最主要特征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鼓励人民参与到政治建设当中，其极强的人民性也是能够成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原因。具体来说，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所包括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最根本的就是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各方之间的协商合作也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主体实施以人民主体为价值取向，一切执政活动的开始也是为了人民，而这也是我国现代化治理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

（四）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运行逻辑

多元主体协商合作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构成与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进行国家治理工作也更加具有先进性，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多元主体协商更加体现出国家治理的民主。同时，多元主体协商合作还吸纳了代表中国社会精英群体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专长与政治资源，在国家重大方针的制定上以及重大事务的处理上也能够最大程度确保其合理性与合法性。该治理模式还融合了他治、自治和互治的特点与优势，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7]

（五）包容差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结构特性

包容差异是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价值理念，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包容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执政党和参政党等多方智慧的包容，这种包容性极大地提高了各方参与国家政治建设的积极性，从而充分发挥了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基础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参与政权和国家事务管理保障国家治理的科学、合理，各主体彼此之间的包容、求同存异更是给国家治理提供了多个渠道，有力地提高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发展水平。

四、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表现

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一）符合治理主体理念，发挥主体治理效能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提高了主体政治参与度。群众是党领导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正是以群众为基础，充分发挥其职能，而各党的密切合作也是为了群众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在这一背景下，群众也已经成为国家各项建设的主体。因此其在国家政治工作中的参与度也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水平。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的是各党派的密切合作，关注的是群众主体的作用发挥，使主体参与度能够进一步提高，为国家治理的开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例如2020年我国新肺炎疫情的暴发，人民群众所提供的组织服务、技术支持等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全民抗疫的开展让我国在疫情中尽可能地降低了损失。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增强了主体政治参与热情。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地提升，同时民众对政治也有了深入了解，广大民众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参与热情。在新型政党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其体现出来的极强的民众治理理念极大地提高了民众们参与政治建设的积极性，各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参与度不断提高，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中也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各民主党派的参政人数、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干部的数量及比例均达到了历史上的高点。

（二）契合政策优化理论，实现最优政策治理

中国共产党与各参政党在政策供给、政策制定上体现出全面性。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过程中突出的作用就是相关政策的制定。而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大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与各参政党在政策制定上能够契合政策优化理论，体现出全面性的特征，形成最优化的政策形成体系和政策施行体系，使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科学有效的作用。就目前来看，政策的制定本质上体现出的就是对利益的权威性分配，这就需要政策的制定必须要科学、合理、公平、公正，并且需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通过民意收集、诉求整理等程序可以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并且在重要会议召开之前、重要文件颁布之前、重大决策决定之前都会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与各参政党在政策供给、政策制定上体现出全面性，使得国家治理工作能够有科学、合理、可靠的制度保障。[8]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政策制定、政策施行上充分体现出调适性、灵活性。一项政策的制定、施行需要严格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人民的需求以及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新型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政策的制定、施行上都会充分利用协商、对话机制进行具体政策的调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政策制定、政策施行上充分体现出调适性、灵活性，从而确保各项政策的制定、施行能够满足国家治理工作的需要，保证国家治理工作的先进性与可靠性，这也是我国新型政党之所以体现出的强大政策治理效能的重要原因。[9]

（三）确立协商讨论机制，形成政党协商民主

一是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政党制度是实现现代化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而协商民主在国家的政治建设中能够集中精力按照既定的方针政策进行建设工作，各种争议、分歧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在协商的政治舞台上解决，减少了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因此可以降低相应的治理动能，还可以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潜能转化为实际能量，在当前的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有利于增强国家治理效能。协商民主制度创造性地实现了“一元领导与多元参与有机统一”，在国家治理环节中，协商民主制度的实施能够有效增强国家的治理效能，而且民主与秩序的统一结合更是促进了民主政治从竞争性向和谐性和普遍性转型，使各政党在工作中能够集中精力为促进国家的治理现代化建设砥砺奋进，从而大大增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效能。[10]

综上所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与实施为多党派政治参与提供了长期稳定、规范有序的制度化平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可以通过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切实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建设中，使其能够充分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追求，最重要的是为现代化国家治理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充分发挥其国家治理效能，推动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为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齐卫平，柴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优势[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1-1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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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辛悦凯.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路径研究[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20（3）：24-28.

[4]张彩云，康杰.国家治理效能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及转化[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0-15.

[5]刘志礼，魏梓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优势及效能转化[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6）：96-103.

[6]魏晓文，秦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研究[J].理论导刊，2021（1）：51-57.

[7]唐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优势研究[D].衡阳：南华大学，2020：116.

[8]董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演进、特色優势及经验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0：59.

[9]吴伟，吴向伟.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与路径[J].党政研究，2020（2）：71-78.

[10]王红玉.从新型政党制度70年看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前景[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4）：11-15，32.

责任编辑：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