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诗词之城”背景下古体诗词创作原则

李大成 崔士岚

摘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打造“诗词之城”背景下古体诗词创新原则。指出：打造“诗词之城”的建设在丰富人民生活、繁荣城市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将打造“诗词之城”工作真正落实，并充分发挥作用，充分认识诗词创作与诵读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坚持诗词创作的规范性与灵活性的有效融合，处理好艺术作品自身提升与社会普及的关系，做好普及宣传工作；不断丰富打造“诗词之城”工作的内涵建设，使古体诗词创作真正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诗词之城；提升；普及；内涵建设

中图分类号：I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原4496（2021）02—071—05

截至2021年上半年，全国被中国诗词学会和中国诗歌学会等单位授予“诗词之城”和“诗歌之城”及“诗词之乡”称号的城市已达200余个。近年来，辽宁省的许多城市在当地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也开始打造“诗词之城”工作。其中，“中国枫叶之都”“中国药都”“中国钢都”本溪市凭借其在辽东文化界较为活跃的百人以上的诗歌协会及大小二十几个民间诗歌团队始终在中国诗歌界占有一席之地。从丰富城市人民生活、繁荣城市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角度，打造“诗词之城”的建设这项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项工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文化建设、文艺创作等问题的一次积极响应。在党的十九大上，***总书记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给予了明确的表述。***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1]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即“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的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我们的文化自信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同时，繁荣的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文化又是我们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各地通过诗词创作以及诗词文化的弘扬打造“诗词之城”这项工作就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各地文化部门乃至各级政府和宣传部门对这项工作理应加倍努力地开展下去，并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建设，使其真正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理想做出贡献。因此，包括此项工作的领导者及重要参与者有必要就对诗词创作与诵读的认识、对诗词创作的指导理论与深度挖掘、对诗词创作与诵读的宣传普及等方面的问题做进一步思考，厘清问题的头绪、实质以及工作思路，围绕着问题开展工作，从而实现打造“诗词之城”工作成效的真正落实，并充分发挥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一、充分认识诗词创作与诵读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

中华民族是具有抒情气质的民族，勤劳的中华儿女经过漫长的历史长河，在认识、适应、改造、利用自然中有了体验；在人与人、部落与部落、族群与族群的共处中，有了契约，便要把这些体验和契约记录下来，大家共知共守；人是有感情的，在生活中有了喜怒哀乐，自然要发泄出来，引得群体的共鸣。一开始，是以结绳、摩崖、口口声授等方式为记录手段。但口口声授三言两语则说不清楚，长篇大论则难以记忆，很难传之久远。于是人们便利用汉语发音的有音有调特点，编成抑扬顿挫、节拍分明、悠扬动听的歌唱传，这歌词便是诗。以仓颉为代表的中国人，将音、形、意结合而创造了文字，诗便有了留存和传播的工具。因此诗词创作与吟诵自古以来就是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然而，受到一定时期内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在常识印象中，诗词创作与诵读似乎是个“高冷”的行为，是在“大雅之堂”之上进行的活动。在这一认识下，人们对诗词创作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将这种原本就属于普通民众且是生活中正常反应的活动边缘化。在打造“诗词之城”的活动中务必认清并宣传以下几个事实。

首先，诗词来自民间，以往的任何时代产生的民间诗词都有着卓越的成就。鲁迅先生说：“先民在劳动中，为了协调动作，消除疲劳。其中一个叫‘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3]58这种看法从起源上部分说明了诗歌来自劳动，来自人民。而且这样的诗歌因具有高度的现实性而深入人心。所以，《诗经》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品是“风”诗，首篇《关雎》（诗经·周南·关雎·先秦）就是典型的“风”。它是直白的文字音乐，因此是可以唱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脱胎于民歌民谣而带有明显的歌谣胎记。《诗经》中最有价值的是“风”，未讲平仄但讲究声调，讲押韵，宜诵宜唱。后人效其风格而作，统称“古风”，即来自民间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歌。不仅在源头上如此，在诗歌发展的各个支流中，民歌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国时代，楚国屈原的《楚辞》也是利用了楚地的民歌形式，结合自己的经历、情感成为我国古代一位大诗人。汉代的乐府诗歌采自民间，被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其成就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文人诗。南北朝乐府与两汉乐府具有相似的地位，成为当时的重要创作体裁，而且从内容以及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地方性。即便是文人诗歌发展高峰的唐代，众多大诗人也纷纷借鉴民间诗歌的形式，更不论“词”这种本身就来自民间的艺术形式。

其次，大量的诗词体裁来自民间，是经由人民运用了典型的生活意象、生活化的语言、民间的思维方式创作而成。虽然诗词来自民间，而且各个时代都有着优秀的民间诗词，但是要看到，这些诗词又不完全是采用日常用语，对日常生活、人民群众生活的照搬。诗词是艺术，它的创作要遵循一般的艺术规律。古代民间诗歌流传至今的原因不在于它对生活的完全模仿和日常语言的运用，而在于它将生活中可能的事情加以集中化、典型化，让人们在诗词中关照到生活的现实与趋势，而不是生活的零碎片段。中国人重诗教，诗教从襁褓开始，我们婴儿时期，往往都是在妈妈的“睡吧，睡吧，我的宝贝”等摇篮曲的哼吟声中入梦，稍长，便有“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再长，便是幼儿园的各种古诗以及国学班教的《三字经》《弟子规》《诗经》，乃至我们长成后各种论坛讲座所研究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都充分利用了汉语发声的音和调，写成了朗朗上口、好听易记的韵文，这便是诗之雏形。此外，它们还将生活化的口语进行了加工处理，即便是生活口语本身也采用了艺术化的表达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诗词中运用了常识的生活与情感逻辑思维，并将这种逻辑思维现实化、典型化。

最后，诗词创作与吟诵是人类在常识生活中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宣泄、净化情感的重要方式。诗词作为一种艺术，主要采用审美的思维方式来关照自然与生活，这是它区别于科学、道德、宗教等的重要表现。而提到审美必然与人类的情感有关。诗词作为上层建筑，它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学上，是以带有丰富的感情、优美的音乐的语言去讲社会学大道理。《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11这段表述不仅说明了诗歌的起源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对传统的时间艺术起源的总体表述。也就是人类在常识生活中，因外界刺激作用于人心，而将心中的情感采用合理的方式宣泄出来，随着刺激程度的加大，以及引起情感的激烈程度的差异表现出吟诵诗词、放声歌唱、手舞足蹈等不同形式。无须长篇大论，一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便提醒学生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忘了“光盤行动”；当你思念和祝愿远方所爱的人的时候，一句“明月几时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当日寇入侵，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多少英雄儿女是唱着《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以及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而走向保家卫国的烽火前线的；那时多少老人在弥留之际，陆放翁的“示儿”是多少先辈的临终话语———“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咏物方面，我们歌颂春花的时候，“化尽江南雪，争来天下春”。如果用白话诗去写，恐怕得用几百个字了。正如人们表达内心的闲适、轻松、美好的情感一样，创作、诵读诗词也是人们在常识生活中情感的自然流露。与此相同的是，通过诗歌的创作与诵读，人们的自然情感得到了合理地宣泄、转移，从而为更好地工作、学习、生活创造了条件。

诗歌创作与诵读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娱乐、审美形式，它使人类情感得以合理地宣泄，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且有效升段，是丰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培养文化自信、提升人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各个城市打造“诗词之城”的行动适时、适地、适得人心。

二、坚持诗词创作的规范性与灵活性的有效融合，处理好艺术作品自身提升与社会普及的关系

综观辽宁省部分城市打造“诗词之城”十几年里的诗词创作不难发现，各地的诗词爱好者、创作者、研究者的主要对象是古体诗词创作。然而这里所谓的古体诗词严格来讲主要是古代诗词中的近体诗，即以律诗、绝句、词为主。相对于现代诗，它们有传统的形式。但是，在广义的古代诗歌范畴中，律诗、绝句与词又属于近体诗。相对于古体诗，近体诗对平仄、押韵、对偶都有着细致而严格的规定。比如对偶，对偶就是近体诗词的上下两句“要求两两相对，排列整齐”。[5]59基本要求：“一是两句相对时，相对的字词，其词性要相同或相近；二是在两句相对时，两句的句子组成的情况要相同或相近。”[5]59概括起来就是上下两句话的相同位置词性相同，结构一致。近体诗的固定位置必须采用对偶形式，否则就不是近体诗。再比如押韵，押韵也叫叶韵，是指诗歌各句的尾字具有相同的韵母，就是具有相同的韵脚。为了诗歌诵读的流畅，古代诗歌往往都要押韵，但是近体诗的押韵更加严格，就是必须在偶数句压平声韵，而且要一韵到底不能出现重复的韵脚字。由于历史的发展，中国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性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近体诗的创作中就必然面临着几个问题。

首先就是押韵问题。语音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国语言进入现代社会后，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字的读音变化了，这就使得原本押韵字不再押韵了，同样的原本不押韵的字也押韵了。即便读音没有变化的某些古音，在现代看似韵脚相同，但却不属于相同的韵部，是不能通压的。这样就面临着究竟采用古人所常用的“平水韵”还是采用现代人认可的“中华新韵”的问题。为了交流的方便，全国的汉字必须有个标准发音，也就是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基础上加上“字同音”。有个发音标注，每个字都以另外的两个字作为切拼读音。诗词界大家参照，于是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分为193韵。北宋陈彭年的《大宋重修广韵》《广韵》又细分为206韵。南宋原籍山西平水今山西省临汾人刘渊著《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就把同用的韵合并，成107韵。同期山西平水官员金人王文郁著《平水新刊韵略》为106韵，清代康熙年间编的《佩文韵府》把《平水韵》并为106个韵部，它是以山西平水为采声地，故得名《平水韵》。到了清末民初，章太炎搞了个“注音字母”，诗词界以此为准编了个“中华新韵”，入声作为阴平拼入平声。其它三声不再分阴阳，到了1956年至1958年国务院修改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更以承德滦平音为基准，以“拼音字母”为标注，作为全国标准语言。今天河北省滦平县有一个大石刻，上书“普通话之乡”。诗词界以普通话为音，称为“新诗韵”。现在写诗，可以用《平水韵》或者《中华新韵》《新诗韵》，但同一首诗不能混用。

其次是平仄问题。古代近体诗中的平仄与现代汉语中的平仄差异较大。古代近体诗的平音只有平音，而仄音包括上、去、入三音；现代汉语中的平音包括阴平、阳平，仄音只有上声、去声，入声字已经在普通话中消失，被归入其他的声调中了。因此现代在划分古代近体诗的平仄时会发现不符合格式的情况，其实不是古人写错了，而是古音与现代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样，现代汉语中的音调与古音的音调也不完全符合了。于是就出现了属于古代入声的字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因为入声字是有限的，而且依然能够认清，只是要在写作近体诗时逐个记住是一个麻烦的事情，也势必影响情感表达。

同时，还应注意一些其他问题。比如考虑到诗歌创作中的平仄相对，古人常常颠倒语序，或采用一些修辞方法，这些就是诗歌创作中的艺术技巧等问题，这也是由于语音原因引起的问题。再比如一些章法、句式及艺术形式等，在近体诗创作中也有一定的规定。在古代，这些规定若是有所违反，原则上是不能称为近体诗的。

三、做好普及及宣传工作，丰富打造“诗词之城”工作的内涵建设

各级党委、政府及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打造“诗词之城”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有效的工作，从硬件建设和创作实绩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正如之前所论述的，“诗词之城”的建设是为了弘扬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弘扬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全市人民的文化自信，通过活跃、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企盼。那么，诗词创作者、研究者以及打造“诗词之城”的工作者们就应该从普及、宣传、教育等方面进一步努力，使诗词创作成为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精神“广场舞”。打造“诗歌之城”的目的不是为了拿到一块牌子，而是让诗词贴近时代、融入大众，将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城市打造成为更具诗意、更具人文气质的品质之城，使群众能够享受到更美好幸福的生活。另外还要在“诗词之城”内涵建设上下功夫，使诗词的创作与诵读深入人心、符合民意、反映民情。对此，广大的诗词创作者、研究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定诗歌的正确创作方向。“坚定文化自信，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增强了文化底蕴和价值底气。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華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需要中华文化的当代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有了崭新格局和气象：《湄公河行动》《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等口碑和票房俱佳的影视作品一部接一部出现；京剧名家张火丁走进纽约林肯中心，成功演出全本京剧《白蛇传》《锁麟囊》；上海昆剧团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首次完整搬上舞台并开启世界巡演，所到之处盛况空前；《不忘初心》《我的祖国》等主旋律诗歌的大量涌现诵读；莫言、曹文轩、刘慈欣等一批中国作家，站到了世界最高领奖台上……广大文艺工作者包括诗歌创作者都要自觉站在时代高处，积极投身现实、烛照现实，从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从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提炼主题，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

其次，通过诗词文化的宣传方式向广大爱好者普及诗词的规范与创作方法，提升人民群众对诗词内涵及创作技巧的认知度，为“诗词之城”打造广泛的群众基础。各地诗词爱好者与创作者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爱好者与创作者都熟练掌握诗词的规范与创作技巧，现实生活中，许多诗词创作者和诵读者还处在“打油诗”的创作、欣赏层次上。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打油诗”的创作，在某些领域，“打油诗”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艺术创作要遵循其基本的规范，而且要有所提升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及相关文艺团体、个人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时有必要组织相关研究者、创作者利用一定的阵地，通过理论介绍，结合作品分析等方式进行诗词规范及创作技巧的普及工作。这样，更有利于提升诗词创作的质量，并进一步激发爱好者的创作积极性。此外，在进行诗词文化的普及中锻炼了创作队伍，完善了创作阵地，开拓了诗词创作与诵读的根据地，扩大了群众基础。比如本溪市，全市拥有“洞天诗社”等诗歌团体二十余个，他们依托《本溪日报》“洞天”专版等阵地，宣传普及诗歌创作知识和技巧。近年来，出版各种诗歌刊物书籍百余种，全市诗歌人口也不断增加，为打造“诗歌之城”夯实了必要的群众基础。

再次，通过创作交流、理论研讨、作品分析评价等形式，树立诗词创作的榜样及标准，鼓励创作者，提升创作水准。艺术创作是比较个性化的行为，正如审美活动具有主体选择倾向性一样。许多诗歌创作者将诗歌创作当作自己宣泄情感的个人行为，将诗歌创作与欣赏活动发生在小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但是，作为打造“诗词之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创作等文艺团体及理论团体则有必要有责任，将优秀的作品推介出去，并积极组织理论探讨，树立优秀榜样，以此作为参照目标组织学习。目前，一些地区存在着一群诗词创作者，并创作了一大批符合艺术规律，有特点的作品，只是流传不广。那么，无论是文艺团体还是理论团体，都有必要利用现有理论阵地通过对作品的研究、分析将他们推介给广大爱好者，并组织相关创作者进行艺术交流，彼此取长补短。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讲，可以丰富创作者的视野，从而促进他们的艺术创作水准的提升，并鼓励他们进一步创作；从审美主体角度来说，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优秀作品，并指引了他们的审美取向，从而扩大群众基础，并吸引更多的人投身诗词创作中，创作出更多的符合艺术规律的优秀作品。经过这样的努力才能更加广泛地普及诗词创作与影响，真正实现打造“诗词之城”的初衷。

最后，鼓励作者创作充分反映时代律动、地方特色文化与个人情感相结合的作品，充分发挥诗教功能，丰富“诗词之城”建设的内涵。“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诗歌虽然是用于表达创作主体个性情感的，但面对社会现实时空中发生的巨大变革，特别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准确认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思想内涵，坚定自信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包括诗歌创作者应当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任何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诗词创作者的个人情感总会体现时代的律动与地方特色文化。要将这些内容予以挖掘，予以宣扬，鼓励创作者有意识地将这些内容与自己的个性化的情感相结合。这部分内容更典型反映时空特色，也更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更符合***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固有要求，更加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在强调诗词创作与时代、地方特色相结合的同时，针对审美主体方面还要充分强调、发挥诗教功能。这里的诗教功能是一种广义的教化功能，是任何优秀的符合艺术规律的艺术作品都具有的。孔子在谈到《诗经》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185这句话代表了儒家《诗》教的基本思想，它全面强调了诗歌的认识功能、审美功能以及伦理道德宣扬功能，告诉人们如何学习诗歌和学习诗歌的哪些内容。实际上也就是诗歌创作与诵读的基本价值，这些都统称为诗歌的教化功能。当然，不同内容及特点的诗词侧重的功能会有所不同。但就其作用人心，净化人类精神意识方面都是一致的。在这方面的理论工作者应该结合诗歌特点，针对不同人群，突出强调诗词的不同角度的教化功能，来作用人民群众的内心世界。

纵观打造“诗词之城”的十几年，我国的文艺及理论工作者在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下，在诗词创作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更重要的是，这些已取得的成绩，引发了我们就诗词创作与诵读的价值认识、诗词创作原则以及诗词创作内容及诗教等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特别是在提升市民文化素质，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及宣传城市品牌等方面已经受到更多领导者的重视。同时，举办“诗词节”等文化品牌活动，在打造城市形象的同时也打造了城市的营商环境，凸显了用文化繁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这些收获是诗词作品之外带给人们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及社会效益。同时，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索，也应成为提升“诗词之城”内涵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度思考与实践，各地进行的“诗词之城”建设也将真正达成诗词在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等领域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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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3]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毛亨注，孔颖达疏.唐宋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刘福元，杨新我.古代诗词常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1）.

[7]杨伯俊.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桂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