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方禁毁《野叟曝言》考述

时间：2024-09-03

张天星

（台州学院中文系，浙江临海 317000）

《野叟曝言》是乾隆年间江阴夏敬渠创作的一部内涵丰富、颇具特色的长篇小说。依据道光十八年（1838年）江苏按察使裕谦颁发告示、设局收毁淫书，《野叟曝言》即名列该局“业经收得”销毁的116种“淫书目单”之末。但其时《野叟曝言》是以手抄本形式传播，“由于篇幅长，传抄不易，故其流传的范围十分有限”[1]。同治七年（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发起大规模查禁淫词小说运动，所开禁毁目单并未列入《野叟曝言》。1881年以后，《野叟曝言》先后被用木活字和铅印技术出版，并借助《申报》等报刊广告营销，盛行一时。1882年6月12日，《沪报》开始连载《野叟曝言》，历时2年6个月零3天[1]。《野叟曝言》成为近代较早以报刊连载方式传播的古代长篇小说。其在晚清传播效果果真如一些研究者所言“一帆风顺、影响日增”“从光绪初年起，在艺文界、出版界、报界掀腾起滔滔巨浪”[2]？但事实并非如此。自1890年至清末，《野叟曝言》在江浙尤其是在上海屡遭禁毁，这段禁毁历史目前尚湮没无闻。本文拟钩沉晚清官方查禁《野叟曝言》的过程及原委，以辨正学界对《野叟曝言》在晚清传播过程的一般认识。

一、查禁过程

1896年10月2日，《申报》之《英廨琐案》刊载了一则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审判报道。

淫词小说，久干例禁，无如牟利之人视若弁髦，私行刊印，倩人在四马路茶寮烟室兜售。昨据包探赵银河拘解嘉记书店主伙蒋午庄及订书之张阿双并《野叟曝言》书片数百部，印书石一块到案，禀称此书最为淫亵，经小的查得该书店印就，托张装钉，往拘该书店主，业已逃逸，仅获店伙蒋午庄及装钉之张阿双请讯。蒋供是职员，《野叟曝言》不在禁例之中，且系客帮所托，故敢代印。别驾大怒，谓既系职员，应知礼法，此书如此淫秽，无论是否违禁，均不得刊印。张供小的惟知装钉，求明察。别驾著一并押候过堂复讯，起获之书，交捕房先行焚毁。

据该报道，嘉记书店使用石印技术出版《野叟曝言》，出版册数颇可观，“书片数百部”。嘉记书店在晚清上海并不著名，像《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上皆不见其营销广告。嘉记书店这样的普通出版机构就可批量出版卷帙浩繁的《野叟曝言》，足见近代印刷术的普及为小说出版大开方便之门。一天之后，嘉记出版《野叟曝言》有了判决结果。

昨报纪包探赵银河缉获私印淫书之嘉记书店蒋午庄等到案，昨日早堂蒋午庄供在嘉记为伙，《野叟曝言》共五百部，系客帮定印，实不知是禁书，现已均皆缴案焚毁，以后决不敢再印矣。张阿双供不知犯禁，代为装钉，求鉴。别驾商之萨副领事，判蒋午庄罚洋二百元，张阿双罚洋五十元[3]。

萨副领事，即萨允格，英国外交官。1884年来到中国，1895年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兼会审公廨陪审官。嘉记书店出版《野叟曝言》最终以罚款结案。对该案件的判罚结果，1896年10月3日《字林沪报》以《淫书案结》为题也做了报道。据该报道，从蒋午庄处搜获的违禁小说还有《果报录》《清廉访案》等数种。10月4日，嘉记出版的《野叟曝言》、石印板片及纸片一并在会审公廨销毁。

包探赵银河查获嘉记书店石印《野叟曝言》为淫书中之最甚者，多至五百余部，尚未装钉齐全，爰连印书石之类解送公堂，屠别驾饬差役将石击碎，书片堆积庭中，付之一炬，历半日之久，尚觉烟雾迷漫，见者莫不为之称快[4]。

嘉记书店出版《野叟曝言》被判罚之后，《野叟曝言》在清末上海一直处于查禁状态。现知查禁活动主要有四次：（1）1898年9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谳员郑汝骙出示查禁小说，其中包括《野叟曝言》[5]；（2）1900年3月，上海县代理知县戴运寅开单示禁小说，其中列有《野叟曝言》[6]；（3）1900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谳员翁延年接到并批准戴运寅的移文，开单示禁《野叟曝言》等小说[7]；（4）1901年9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谳员张辰奉上海道台袁海观之命开单示禁小说，其中包括《野叟曝言》[8]。直到1907年，上海租界仍在查禁《野叟曝言》。

沈鹤泉装钉《野叟曝言》淫书，由包探李星福拿究，沈供实系殷姓交钉。明府判罚洋三十元充公[9]。

报道中的沈鹤泉，为清末民初出版人，1911年在上海新马路创办沈鹤记书局。沈鹤泉出版《野叟曝言》被罚至少说明，至清末《野叟曝言》在上海仍处于官方禁毁状态。正是有利可图，因此仍有人尝试违禁印售。

晚清官方查禁《野叟曝言》并非限于上海，其范围还包括江浙两省，只不过作为晚清小说出版中心的上海被视为“淫书”流播之源。“上海实发端之地，欲申禁令，自必当从上海始。”[10]实际上，晚清上海历次查禁《野叟曝言》的活动基本是遵奉江浙两省官长之命行事。1900年3—4月，戴运寅和翁延年开单示禁《野叟曝言》等小说，其缘起是杭州绅士樊达璋、许之荣等人联名禀请浙江学政文治通饬各属查禁小说，文治准如所请之后，还移知江苏巡抚转饬上海道台照会租界领事，一体查禁[11]。1901年9月，张辰开单查禁《野叟曝言》等小说。据报道，“本年苏州大宪复札饬上海会审公廨张司马，将违禁卖书之各书贾分别究罚”[12]。所谓“苏州大宪复札饬”，就是江苏省官长再次发布公文，命令查禁。总之，自1890年5月始，《野叟曝言》在江浙尤其是上海频遭禁毁。

二、查禁缘起

关于查获嘉记书店出版《野叟曝言》的赵银河其人，略作赘述。赵银河于1895—1904年担任公共租界包探。据记载，赵银河为查禁违禁小说戏曲次数较多的一位公廨包探，其对所谓淫词淫戏稽查的态度十分认真，兹举数例。

1898年9月，赵银河将丹桂戏园演唱淫戏之伶人何家声拘案请罚[13]；

1899年6月，赵银河、朱阿高将弹唱《玉蜻蜓》之名玉楼书场主徐东海及说书人解送公堂请讯[14]；

1900年6月，赵银河拘解演唱滩簧之顾阿金至公堂请究[15]；

1900年6月，赵银河将演唱滩簧之海天览胜楼茶馆主许少卿解案请究[16]；

1901年3月，赵银河将演唱《珍珠衫》之宝仙戏园主张杏林传案请究[17]。

以上胪列赵银河较频繁地查禁行为说明其作为公廨包探颇能履行职责、维持风俗，此可看作其查禁《野叟曝言》之主观因素。但赵银河毕竟是最低级别的警员，有奉命查禁之责，拥有发起查禁之权的可能性较小，且会审公廨接受此案说明谳员也是依法行事。赵银河等人究竟根据何人颁发的法令查禁《野叟曝言》？显然，他们不可能是遵奉道光十八年裕谦的禁令，因其年代较远，熟知者无多，租界谳员更不大可能搬出租界设立之前的陈年地方法令查禁《野叟曝言》。寻根溯源，原来赵银河根据的是前江苏布政使黄彭年于1890年5月颁发的查禁淫词小说谕令。

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贵州贵筑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历任湖北安襄陨道道台、湖北按察使、陕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湖北布政使等职。黄任江苏布政使期间，于1890年5月颁布《严禁淫词小说示》。

头品顶戴江南苏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黄为严禁书坊出售淫词小说事。查例载刻印淫词小说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定例森严，理宜恪守。又查江苏省例，曾经前抚宪丁出示严禁，并将应禁书目一一指出，通饬各属一体遵行在案。奈日久弊生，复蹈覆辙，而各书肆胆敢视诰诫为具文，目官司为传舍，公然贩卖，煽焰扬波，贪利昧义，殊属有关风化，本应查拿即行惩治，但不可不教而诛。兹特剀切明示，俾知警悟。我朝定鼎以来，圣祖、神宗德隆天地，道迈古今，凡所以导民之善，防民之过者，法无不备，意无不周。颁行《圣谕广训》十六条，令学官朔望讲诵，并饬各州县立讲约所，不时讲解，申以孝悌之义，示以中正之规，无非欲民不入邪僻，不陷慆淫，勉为驯良，无干法令。至各州县有孝子悌弟、烈妇贞嫠，均令地方大吏汇题旌表，皆所以诱掖斯民归于至善也。数百年沐浴圣教，渐仁摩义，宜乎于变时雍善良成俗，且苏省为文物之邦，其转移变化之机，当较他省为尤易，乃子弟率多浮荡，里风日就嚣陵，深原其故，必有隐斫其天良、潜移其耳目者。廉耻之防日溃，节义之概无闻，是皆由于淫词小说有以深害之也。从前说部之兴，大半文人狡狯之作，或尚有惩创之意寓乎其中，然艳冶之词、荒唐之语，已觉造孽匪浅。后之摹仿者愈趋愈卑，俚鄙狎亵、狂悖荒谬之谈，尤足悦俗子庸夫之目，而市坊不肖之徒反以此为奇货，日事剞劂，广布流传，不知此等谬种，一日不绝，人心风俗即日坏一日，而莫可救药。孔子以郑声为可恶，孟子以邪说为宜息，而淫词小说较古昔圣贤所深恶而痛疾者其贻患为尤烈，安得不亟思挽救？合行晓示，尔书贾人等，自示之后，勒限一个月，已锓者急削其板，已印者急毁其书，宽既往之愆，示将来之罚。倘敢阳奉阴违，营私罔上，一经发觉，势必名列爰书，身投异域，剥肤抱痛，后悔难追，本司言出法随，无稍延玩。特示[18]。

黄彭年发起的是以查禁淫词小说、禁止迎神赛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次大规模整顿风化运动。以禁戏而言，黄彭年此次开列淫戏16种、强梁戏12种，出示严禁[19]。另外，黄彭年还开列包括禁止迎神赛会等16款禁条，出示一体遵照[20]。但是，上引《字林沪报》所载《严禁淫词小说示》并未提及此次严禁淫词小说运动是否开具应禁小说单目。目前尚不见黄彭年开具的查禁单目行世，已出版的晚清《江苏省例》未见收录黄彭年的相关禁令，《陶楼文钞》《黄陶楼先生年谱》等亦未提及此次查禁活动。

1890年，黄彭年发起严禁淫书、淫戏运动后，《申报》社论曾提及，有人担心黄彭年在示谕中“指明淫戏淫书名目，恐见之者反将按图以索骥，则将奈何”[21]，说明该查禁活动开具有应禁小说单目。1898年9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谳员郑汝骙查禁《野叟曝言》的禁令提到：“案奉前苏藩宪黄札饬查禁书坊印售淫词小说等因，当经蔡前分府抄奉宪示谕禁在案。”[5]意思是说，根据前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蔡汇沧接奉黄彭年查禁淫词小说之命的前案，查禁《野叟曝言》等小说。1890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谳员蔡汇沧的确抄奉了黄彭年的谕令，出示严禁淫词小说、淫戏和强梁戏[22]。1900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谳员翁延年开单示禁《野叟曝言》等小说的告示也提及：“前奉江苏前藩司黄札饬查禁，业经出示严禁，并传集各书坊局经手面给书目禁售，并饬差严密查察在案。”[7]由这句话可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奉黄彭年严禁淫词小说告示之后，采用三种查禁方式：一是颁发示谕；二是向各书坊局负责人发给应禁小说书目；三是派差捕明察暗访。说明1890年黄彭年发起的严禁淫词小说运动，不仅开具应禁小说单目，而且单目就包括《野叟曝言》。

再将视线回到赵银河身上。证据显示，赵银河对黄彭年开具的应禁小说名目很熟悉。1899年6月，名玉楼书场弹唱《玉蜻蜓》案发。

包探赵银河、朱阿高解名玉楼书场主徐东海及说书人谢少泉、丁少坡至案禀称，彼等弹唱《玉蜻蜓》小说，查系江苏藩宪黄大人示禁之书，原名《芙蓉洞》，情词淫亵，故捕头特倩小的传案请究[23]。

报道中所说的 “查系江苏藩宪黄大人示禁之书”，即1890年黄彭年严禁淫词小说开列单目还包括《玉蜻蜓》。此时，距离黄彭年发起的严禁淫词小说运动已经过去了9年，足见赵银河等人对黄彭年严禁小说名目相当熟悉。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赵银河等人于1896年禁毁《野叟曝言》，是根据黄彭年于1890年5月颁发的严禁淫词小说告示和开具的应禁小说单目行事。晚清官方查禁《野叟曝言》最早是从1890年5月黄彭年颁发严禁淫词小说示谕开始的。

至于黄彭年查禁《野叟曝言》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显而易见的缘由，即《野叟曝言》内容有不健康之处。《野叟曝言》掺杂了不少露骨的色情描写，如研究者所言：“（《野叟曝言》）小说将采战之术写得惊心动魄，空前绝后。”[24]民国时期，政府及上海租界仍将《野叟曝言》与《痴婆子传》《杏花天》《性欲周刊》等书刊一起禁毁[25]，也并非无根无据。二是《野叟曝言》出版传播引起了维持风化者的注意。1880年《野叟曝言》先后被用木活字和铅印技术出版并辅以报刊广告营销，还以报刊连载的方式传播。《野叟曝言》集当时先进出版和传播技术“宠爱于一身”，流播日广。1888—1890年黄彭年任江苏布政使时，《野叟曝言》的传播状况与1867—1870年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的传播情形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本身包含淫亵描写，传播既快又广，黄彭年将其列入应禁小说单目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查禁影响

晚清官方禁毁《野叟曝言》的直接影响是自1890年5月黄彭年查禁始，至少清末上海是不能公开印售《野叟曝言》。只要梳理一下《申报》《新闻报》等报刊所载书籍广告即可得出这个结论。从1877年7月18日《申报》刊登搜访《野叟曝言》广告[26]，到1889年这10余年间，有关《野叟曝言》的销售广告在《申报》上可以说是无月不见。但是到了1890年以后，《野叟曝言》的销售广告在《申报》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晚清申报馆有一个书籍营销惯例，即把本馆出版书籍的名称及价格汇成 “新印铅版各种书籍出售”的广告，登载在《申报》上。在1890年5月黄彭年颁发严禁淫词小说示谕之前，“野叟曝言一元”在申报馆 “新印铅版各种书籍出售”广告中名列“妙香室丛话四角”与“东藩纪要三角”之间。而在该年黄彭年查禁《野叟曝言》等小说之后的下半年，申报馆“新印铅版各种书籍出售”广告出现《野叟曝言》仅一次，即1890年12月11日《申报》所载的“新印铅版各种书籍出售”广告。笔者认为，此次可能是“手民”之误，而不是申报馆在“顶风作案”。理由有二：其一，申报馆对黄彭年查禁《野叟曝言》等小说的态度积极、颂赞有加。1890年7月6日《申报》刊载了黄彭年颁发的《禁止淫书小说示》，7月11日刊载社论《书黄方伯〈禁止淫书小说示〉后》，8月9日刊登社论《防淫扼要说》，舆论上对黄彭年力挽颓风、严禁淫词小说之举表示支持和赞赏。《申报》馆的《点石斋画报》第230号上刊登《淫书害人》来证明淫词小说之害、黄彭年查禁之正确。“以见淫书为祸之烈，而方伯禁之，实为造福无穷。”[27]不仅如此，此后10余年，《申报》社论经常赞美黄彭年。其二，在1890年之后10余年《申报》所载“新印铅版各种书籍出售”广告中，《野叟曝言》被剔除。如1892年11月1日《申报》所载“新印铅版各种书籍出售”广告中，“妙香室丛话四角”之后，紧接着排列的是“东藩纪要三角”，不再是“野叟曝言一元”。直到1904年《申报》刊登的“新印铅版各种书籍照码折扣出售”广告，“妙香室丛话四角”和“东藩纪要三角”之间，“野叟曝言一元”再也没有出现过[28]。换言之，黄彭年查禁《野叟曝言》之后的10多年里，《申报》馆不再公开推销该小说。另据陈大康先生辑录的《晚清〈新闻报〉与小说相关编年》，《野叟曝言》销售广告在晚清《新闻报》上仅出现三次，即1895年4月17日、4月20日、8月6日。此后，哪怕当陆士谔《新野叟曝言》广告频见于清末《申报》之际，也没有人尝试借助《申报》《新闻报》广告销售《野叟曝言》了，说明晚清官方查禁，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野叟曝言》在上海的出版和销售。当然，在此期间，不排除有人私印销售，上文提到的嘉记书店和沈鹤泉印售《野叟曝言》被判罚金即为明证。另外，在清末，《野叟曝言》不但遭到官方禁毁，而且民间行会也曾参与查禁。1900年6月，杭州书业开列书目，议订惩罚办法，发表声明，要求阖业将《野叟曝言》等小说尽行销毁、不准销售[29]。在官方和民间共同查禁下，《野叟曝言》的出版和销售在清末进入了一段低潮期，而非目前学界所认为的自光绪初年开始，《野叟曝言》的出版与传播就一帆风顺。

总之，本文利用晚清报载小说禁毁史料对《野叟曝言》禁毁史实进行梳理，可以修正和深化人们对晚清禁毁小说相关问题的认识，晚清报载小说禁毁史料的价值值得关注。

[1]潘建国.晚清上海的报馆与《野叟曝言》小说[J]//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07（2）：293.

[2]王琼玲.从余波汇成汪洋：《野叟曝言》的流传与改编[M]//萧相恺.夏敬渠与屠绅研究论文选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446.

[3]英廨早堂琐案[N].申报，1896-10-02（03）.

[4]英界琐闻[N].申报，1896-10-05（附张）.

[5]示禁淫书[N].申报 1898-09-12（03）.

[6]示禁淫书[N].申报，1900-03-25（03）.

[7]示禁淫书[N].申报，1900-04-10（03）.

[8]查禁淫书[N].申报，1901-09-28（03）.

[9]公共公廨早堂案[N].申报，1907-02-03（18）.

[10]论淫书翻刻之盛[N].新闻报，1895-11-30（01）.

[11]请禁淫书[N].申报，1900-03-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