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商品市场发展与义乌社会阶层分化

孙祥和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跨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家对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容忍和鼓励力度更大，经济社会领域更加开放，中国和国际经济社会往来更加频繁和紧密，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更深，社会转型加速，阶层分化加剧，研究中国新世纪以来转型社会特点和阶层分化状况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巩固改革开放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程度较高，新世纪以来，民营经济更加活跃，新的社会阶层发展更快，而义乌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典型。本文以义乌为例，通过提炼义乌新世纪以来社会转型的特征来诠译义乌转型社会，探索社会阶层分化的客观经济社会背景，研究义乌专业市场加产业集群模式在专业市场国际化影响下社会阶层分化的表现形式，探索下一步社会阶层分化趋势，为国家和政府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现实基础。

一、专业市场国际化背景下社会转型的特点

新世纪以来，义乌市场开始从“买全国、卖全国”向“买全球、卖全球”转型，社会转型呈现如下特点：

1.市场的外向性特征不断增强，形成世界小商品集散中心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义乌外贸出口仅仅处于萌芽状态。中国加入WTO以来，“外贸”、“国际化”，成为义乌小商品城使用频率最高、最频繁的词汇，带动了整个城市迈向国际化。2002年10月新建成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一期工程——福田市场被正式命名为“义乌国际商贸城”。义乌市场巨大的贸易平台，把更多的国内产品辐射到世界各地，把世界各地更多的特色产品引入中国，形成“买全球、卖全球”格局，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圈。在市场、产业、城市国际化背景下，义乌国际商贸城集聚优势增强，吸引全国各地商人、机构到义乌设立经营窗口，市场摊位供求关系趋紧，市场转型扩能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为弥补国际商贸城等市场摊位不足、经营特色产品为内容、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义乌专业街也发展得非常快。一大批国内外商人涌入义乌开设窗口、经营摊位、兴办实业和寻求各种盈利机会，带来外来常住人口和市场主体数量急剧增长。到2009年，每天有来自全国各地20万经商大军活跃在市场，国外常驻采购商1万多名。在义乌市场、企业和社区，活跃着非义乌户籍人口的“新义乌人”的数据在1999年是10.09万，2009年是120万，2010年是135万，接近义乌本籍人口的两倍。义乌五金、化妆品、文具、彩印等优势产业的经营者中多数系新义乌人，这些产业和义乌本地产业互生共赢，义乌小商品专业市场外向性特征不断增强，逐渐成为世界小商品集散中心。

2.商人自发组团，追求更多政治利益

依托专业市场销售渠道优势，一大批产业转移和集聚到义乌，形成“专业市场+产业集群+小城镇建设”的发展模式。中小企业成为经济中的主要角色，土地资源日益紧张，一大批中小企业面临“一地难求”局面。面临土地等各种发展瓶颈，商人纷纷自发组团，社会团体从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开始转向追求更多政治利益。行业协会应运而生并发展迅速，作用凸现。以2003年4月义乌钟表企业自发成立的义乌钟表协会为例，其成立的目的就是借协会名义拿地，协会成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申请建立义乌的钟表工业园区。至2010年5月中旬，义乌行业协会已有约70家。

因义乌市场的集聚效应，来自全国各地商人汇聚义乌。因处理各种事物的需要和中国传统宗族制度影响等，使得以区域为纽带的商会活跃起来，2009年开放异地商会注册以来不到一年时间已经注册成立和改组升级近40多个异地商会，异地商会成员接近9 000人，其活动和功能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义乌异地商会热的新现象。除了捐款帮助弱势群体，这些异地商会在帮助会员单位解决困难，分享商贸、投资信息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2010年5月义乌瑞安商会成立仪式上，瑞安商会拿出的第一份见面礼，就是向义乌、瑞安两地的慈善总会、红十字会各捐款20万元。企业主普遍具有商会、协会多重任职，并争取各种可能的政治荣誉和身份。义乌商会、行业协会抱团，也试图在议政建言、产业规划布局等各方面，赢得更多的“发声”机会。

3.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农业人口占比急剧下降

伴随着市场的国际化，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2008年7月，义乌被省政府列为全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单位。全市31.6万农村劳动力中，已有28万农民经过学习和培训转移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占农村富裕劳动力的90%以上，农民收入90%以上来自非农收入。

义乌城乡统筹建设还表现为集聚和扩散并存的特色：人口在城市、中心镇、工业园与乡村之间每天对流——流动人口工作和事业向城市、中心镇、工业园集聚的同时，生活、居住仍然在乡村，并有向乡村分散的趋势。城乡居民、农民收入构成中呈现多成分趋势并趋于稳定。

表1 2003－2009年义乌城乡人口统计数据（单位：万人）

从表1可以看出，这7年的城乡人口结构，剔除义乌城乡体制调整因素，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乡村人口的事业、收入来源结构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农村劳动力中部分成为企业主、市场经营户，大部分已经加入产业大军。

4.资本外出逐利，义乌商人在外经济作用凸显

面对资本积累的不断丰厚和土地、劳动力、投资渠道等各种资源制约的矛盾，义乌资本纷纷走出义乌，义乌商人成为异地青睐对象。环绕义乌建设的金东区、浦江等地开发区和东阳国际商贸城意在招引义乌商人和资金，义乌商人和资金流向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区域，并走出国门，不断复制义乌市场模式。义乌商人刘卫高牵头建设宿迁工业园区及组建资本商团开发新昆明螺蛳湾市场、浪莎集团通过收购宜昌ST长控，实现买壳上市目标并牵头建设宜昌浪莎工业园区的事例显示出义乌资本在异地建设的积极意义。从2001年开始，义乌商人较多的地区纷纷组建在外义乌商会，西安、贵阳、常熟、柳州等地义乌商会活动有声有色。而莫斯科、智利等国中国义乌商会则充分发挥了中外经贸政治交流与合作。

二、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情况

新的社会阶层的壮大是新世纪以来阶层分化的主要特征。义乌阶层分化与全国性的阶层分化是一致的，但又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1.新社会阶层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在步入新世纪以后已经基本结束，进入新世纪以来，义乌经济活动人口总量增长幅度不大，2002年为62.28万人义乌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及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的数量和占经济活动人口中从业人员总量的比例快速增长并趋于稳定，从2002年左右的55%迅速提高到2005年的71.74%，并在2005年以后稳定在70%以上。公司、私营、个体等类型企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和占经济活动人口中从业人员总量的比例快速增长并趋于稳定，从2002年左右的68.49%提高到2005年的79.83%，并在2006年以后稳定在80%以上，其中私营企业、个体及其他类型从业人员合计占这类主体从业人员数量之比由2002年的87.76%稳定增长到2008年的90.19%。说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员在2006年前快速增长，到2006年后，阶层分化后的各阶层结构已经趋于稳定，但个体私营因素仍然在稳定增长，细微地调节着与其他阶层人口总量的结构。

这一特征还与市场主体规模的不断增长相适应，并与专业市场发展紧密相关。义乌在册市场主体在2006年底是10万个，到2010年5月底达到15万个。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企业的科技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他们的阶层分化也比较快，人员流动快，阶层内部结构不断调整。以义乌新光饰品有限公司为例，新光饰品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看到饰品业丰厚的利润和美好的前景后，纷纷离开新光饰品有限公司，组建属于自己的私营企业或成为市场经营户、个体工商户，形成义乌饰品产业集群特有现象。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发挥一些不可忽视的作用：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通过人大、政协、工商联等平台，向政府提出了改善经营环境与政府服务的要求，成为扩权强县最初和最根本的推动力。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获批的源头正是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义乌城乡统筹试点改革、国际贸易便利化改革试点等的推进、发展总部经济、创意经济以及规范义乌异地商会和异地义乌商会的建设与发展方面的工作等都与新的社会阶层参政议政效果直接相关。

2.阶层结构边界模糊，人员阶层归属多元化

阶层结构在经济建设大潮中边界模糊，人员阶层归属多元化，亦工亦农亦商等一人多角色并存，家庭亦官亦工亦商得到认同、比较普遍，一人两栖、夫妻双栖成为常态，经济追求使得各阶层有趋同势头。

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相一致，“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也从农村开始，逐步波及城市；从农民开始，逐步覆盖原有全部阶级阶层；从阶级阶层结构的表层开始，逐步侵入到内核”。和全国一样，义乌农业劳动者阶层分化在新世纪非常明显。1999年，乡村实有劳动力31.34万人，其中农林牧渔业劳动力17.84万人，工业劳动力5.74万人。2008年，乡村实有劳动力38.98万人，其中农林牧渔业劳动力9.77万人，制造业劳动力18.83万人——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人口减少了近一半，而工业劳动力人口增加了近4倍。在专业市场加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下，义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部分分化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大部分已经加入产业工人阶层。根据义乌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中国义乌2010》，农村富裕劳动力的90%以上经过学习和培训转移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农民收入90%以上来自非农收入。新农村建设的成就增长了新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为弥补市场容量的不足，很多新农村，特别是城区和邻近城区的新农村，经过合理规划建设成为特色专业街，如江东街道樊村的物流专业街、稠城街道兴中村的挂历专业街等，这些村的村民成为新农村改造后的居民，他们每年从房屋出租和为专业街提供物业服务等方面获取数额较大且稳定的收入，其财产性收入占到了他们纯收入的一半以上。义乌这样的村有100多个。

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租赁收入的绝对额和占比在2005年以后明显增多和增大，再加上义乌地下金融业比较活跃等情况，休闲阶层不可避免产生。

3.外来人口融入经济社会生活，阶层结构多元化、网络化

在义乌城市化、商业化和国际化过程中，义乌开放程度不断加强，外地来义经商、谋生、寻求机会、发展事业的人员越来越多，外地、外籍人口渗透到义乌本地经贸社会生活中，加剧了阶层的模糊属性，阶层性组织属性淡化，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网络化态势。

根据义乌公安局临时户口登记情况，1999年暂住人口数10.09万人，2006年76.03万人，2009年达135万人，已经超出义乌本籍人口1.5倍。新义乌人成为义乌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成分。近三年每年的人大、政协、政府异地商会座谈会及本次调研活动中组织的异地商会座谈会上，对新义乌人平等享有义乌籍人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待遇的呼声最多，最激烈。

外籍人和华侨在义乌也很活跃。截至2010年9月，义乌常驻外商13 000人，外国企业常驻义乌代表机构2 930个，义乌组建了韩商会、义乌阿拉伯会所等外国人商会组织。港澳台侨胞在义乌也组建商会组织，义乌台商会、义乌侨商会的组建和各项活动受到政府高度关注。

在民营经济活跃的背景下，义乌许多民营企业家为使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培养子女的国际眼光和全球视野，在高中阶段就将子女送到国外留学。这些出国留学人员有30%左右学成归国，他们长期在西方国家生活学习并受到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政治理念等方面的熏陶，利用他们的经济优势开始把一些新的观念、理念反映到政府宣传、党团、政治等工作中来。

4.非阶层组织相对活跃，原阶层组织活力下降

体现阶层属性的组织，如工会、个体工商户协会、工商联等组织活跃程度下降，甚至义乌工会活动的场所已经难觅，以行业、地域等为纽带自发和自觉组建各种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等）却越来越活跃，活动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市场经营户等新社会阶层人士往往具有多个社会组织身份，在商会、协会多重任职，并争取各种可能的政治荣誉和身份。商会组织和活动成为这一阶段的一大亮点。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事务的处理和分工中来，成为半独立于阶层的一个特殊网络，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网络化态势人员对组织的归属感增强。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凭借其在经贸活动和其他相关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基础，在组建和参与各种商会、协会方面非常活跃，也渐渐掌握住这些商会、协会运行的主导方向，并以行业、地域等为纽带集聚产业工人、知识分子、技术管理人员、个体工商户等阶层，成为这些商会、协会的代言人，以商会、协会等的名义积极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为政府事务建言献策，对政府职能机制、产业规划布局等各方面提出批评建议，并利用各种考察、接待、调研、会议等活动，赢得更多的“发声”机会。商会、协会还争取很多社会事务管理权限，为集聚到组织周围的各个阶层提供一些优质的服务，而在商会、协会中担任要职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发挥着社会组织感情凝聚、组织协调、横向联络等功能。

5.现有阶层类的共性弱化、差异性增大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和对发展民营经济的积极态度，民营经济发展状态非常好。义乌专业市场在国际化、工业化、信息化背景下，民营经济尤其表现出强劲的活力，其总量已经占到义乌全部经济总量的80%以上。江泽民同志在新世纪初在仍带有传统计划经济色彩影响的背景下所提出的中国阶层划分又已经渐渐不能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有待打破现有阶层区分标准，寻求一种新型的阶层分类标准。

阶层的模糊最突出地表现在农民阶层。新世纪以来，很多农业村已经建成了工业村、商业村，90%以上的农民自主创业成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或经过培训成为工厂务工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受现行体制影响，主要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工厂，但仍然保留农业户籍，他们的阶层归属有待重新界定。由于征用土地等原因，集体变更为居民户籍的人口，他们中相当比例主要从事临时性服务业，以及协管、协警等临时性管理工作，他们的收入中又有很多来自集体分红和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他们的阶层归属也有待重新界定。对于外来流动人口，从区域性阶层结构来说，有必要结合他们的工作、生活特征重新审视他们的阶层归属。

义乌阶层分化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环境中进行的，与全国性的阶层分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又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具有典型性，表现在新的社会阶层成长的速度更快，轮廓更加清晰。其阶层分化，一是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环境；二是特殊的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三是党政有为，注意引导；四是人流、物流便利化。

三、阶层分化对经济社会管理工作的影响

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推动和实现全社会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关系，必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发挥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军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作用的同时，正确处理和协调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全面兼顾和实现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努力使整个社会更加生机勃勃、更加融洽和谐。根据阶层分化状况和趋势，经济社会管理工作将会：

1.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

义乌阶层分化的一大特征是人员对阶层归属的弱化，而对以行业、地域等为纽带的组织的归属感增强，行业协会、业主协会、商会等民间自治性组织的作用日显，它们在群体例外事件的统一决策、协调行动、沟通信息、化解组织冲突等方面发挥主要功能，各民主党派也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起着凝聚人心、汇聚人力的作用，对于团结各阶层人士意义重大。很多民间性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以及由政府引导建立的一些自治性组织已经在行使一些社会事务管理智能，并起到维护市场正常的竞争合作秩序、维护市场运行信用的作用，提高了政府管理社会的效率，同时降低了市场运行主体和政府监管主体的交易成本。

2.经济社会管理工作将更加外向，区域、国际间交流网络越来越发达

义乌新世纪的社会变革，使得义乌成为一个开放性、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外来建设者已经成为义乌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生活在义乌社会的每个角落，已经成为义乌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在取得经济地位的同时，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并以各种形式组建、参与或活跃在相关协会、商会等社团组织里，成为义乌新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要及时将这一部分人纳入统战工作范围，从各个方面关注这些群体的意愿和要求。同时，外出建设者的群体也越来越庞大，在当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连接当地和义乌的重要桥梁，他们中有些已经在当地取得很高的政治待遇，但仍然保持着与义乌非常紧密的经贸联系和其他联系，对义乌有很多政治诉求。

外来建设者和外出建设者已经不仅仅针对国内流动的人员，已经扩展到包含在国内和国际上流动的人员，这也是近几年义乌港澳台侨组织、异地商会组织、外地义乌商会（含境外义乌商会）组织比较活跃的反映。

经贸往来的外向性、人员流动的频繁和便捷，本地人和外地、外籍人的不断融合和渗透，对经济社会管理工作的外向性提出更高的要求。适应外来建设者和外出建设者队伍日益庞大的形势是新时期经济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需要强化区域、国际间纵、横向协作与交流。

3.“富二代”发展正值关键时期，成为经济社会管理工作的新生力量

“富二代”现象已经成为新世纪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过新世纪前后数十年的机会把握，绝大部分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营企业家和有实力的个体工商户，经过多年的艰难创业事业取得成功，同时，他们的年龄、身体以及精力等诸多方面也开始出现制约企业更好更快发展的因素，新老更替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老一代民营企业家虽仍将掌控企业，但终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今后十年内，将是新老交替现象集中出现的十年，因企业在地区、在行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不管是谁接管企业，都是经济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力量。出国留学人员大部分是家族企业的接班人，或者本身家境良好，即使创业也具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可以预见的是，归国留学生将是义乌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将是统战工作重要对象。

［1］胡锦涛.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推动和实现全社会和谐相处、共同发展[EB/OB].http://www.zytzb.cn/09/theory/lunshu/hujintao/200909/t20090928_576039.html.

［2］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徐振光.论社会转型中的阶层分化与人大制度变革[J].人大研究,2010(2):18-21.

［4］孙祥和.美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法律变迁－－建国后至新政[M].北京：言实出版社,2008.

［5］统计局.义乌统计年鉴 2000-2009［M］.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