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沈杰 董艳春 姜如梦
作为现代时期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范畴,青年的发展与国家发展之间呈现出一种辩证性的互构关系:一方面,国家发展是青年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青年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因和构成部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在此后开始的新发展进程中,青年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作用。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青年形成了自身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思想特征和行动方式,这一切便构成青年特有的文化风格和生活方式。尽管如此,青年发展进程的特征根本上仍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特征紧密结合在一起。纵观1949年以来的青年发展轨迹,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是从1949 年至改革开放前的20 世纪70 年代末;第二是从改革开放伊始至今。
总的看来,从1949年到1966年之间,青年以空前高涨的参与积极性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进程之中。在当时的社会结构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基础和所能创造的条件下,青年发展的状态主要是以一种整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1966 年到1976 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失去常规化的运行规则与发展秩序,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青年发展也受到更严重的影响。最突出的方面是,从1966 年到1976年,全国高等院校考试招生工作中断了11年。国家建设亟须的人才没有条件得到培养,而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停滞甚至倒退状态,这一情形无疑会进一步导致国家发展与青年发展之间呈现更长期恶性循环的可能。
第二个阶段,自1978 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开启。20 世纪70 年代末改革国策实施;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世纪之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开始了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迈向城市社会,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中国快速地步入现代化的起飞阶段。
自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方位展开的开放时代、变革时代、发展时代,中国青年发展不仅表现出发展形式上的多样性,而且表现出发展内容上的丰富性,最核心的表现为,青年生存条件的逐渐改善和发展机遇的不断增多。由于青年自身的特性,他们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的时代背景下,有机会扮演一种特殊而重要的角色。[1]
江西青年发展,在宏观层面上与中国发展紧密相关,在具体层面上与江西发展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江西青年的发展进程更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快速发展和越来越优质发展的背景之下,立足于江西加速和越来越具特色发展的热土之上。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勇于创新、开拓进取,走出了一条符合省情的欠发达地区科学发展之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辉煌成就。第一,国民经济加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工农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经济实力十分微弱。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第二,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三大产业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国民经济主要以单一的农业为主导,工业和建筑业落后,第三产业水平低下,三大产业结构极不合理,国民经济难以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前提下,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和产业政策,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特征明显增强。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发展基础日益坚实。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基础设施状况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江西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大对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集中力量建成了一大批骨干工程,基础设施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四,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经济发展格局是封闭、半封闭的。改革开放以来,江西以开放促开发,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进展。进入21 世纪后,江西实施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不断拓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空间,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型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动力。第五,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奔赴全面小康步伐加快。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储蓄大幅度增加,消费结构明显改善,消费行为正从追求数量向追求内在质量转变,消费重心向着“住”“行”和文化教育娱乐等方面转移,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文化教育、旅游等现代消费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人民生活不仅摆脱了贫困,而且朝着全面小康目标迈进。第六,社会事业欣欣向荣,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不仅取得了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精神文明建设也成效卓著,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长足进步。江西大力推进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迈出“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的新步伐,创造了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的新辉煌。与全国同步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了重要贡献。[2]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青年发展从状态和特征上呈现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从局部发展逐渐走向全面发展,在时间跨度上大致是从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开始到90 年代末。第二阶段,表现为从初级发展逐渐走向高级发展,在时间跨度上大致是从2000年即进入新世纪以后直至今日。
1978 年,江西青年积极投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断解放思想,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焕发出为祖国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的极大热情。1977年,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江西青年踊跃参加大学考试,一部分人成为“天之骄子”,为祖国和江西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学习,并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贡献才智。
1992 年是改革开放又一具有标志性的时间点。邓小平在这一年春天发表“南方谈话”。他虽然没有专门视察江西,但曾经在鹰潭车站短暂停留,并听取了江西的工作情况,勉励江西思想再解放一点,发展得更快一点。这极大地鼓舞了江西青年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使江西青年思想更加解放。
1994 年,江西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专门规范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地方性法规《江西省义务教育经费筹措和使用管理办法》,为义务教育经费筹措提供了法律保障,从而更好地保障了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1993 年,江西开始启动青年志愿者行动,引导江西青年践行互助、友爱、团结、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在被称作中国志愿服务元年的2008 年,江西青年志愿服务事业又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一方面,江西各界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志愿者参与汶川地震救灾和北京奥运会,使志愿服务在广大青年中广为熟知;另一方面,《江西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于2008 年3 月1 日正式实施,作为江西省第一部关于青年志愿者的地方性法规,它不仅明确了青年志愿服务的理念和青年志愿者的权利义务,而且建立了江西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管理机制,使全省大型志愿服务工作得到了有效发展,推动青年志愿者培训和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使全省各地市、高校、企业、社区等的志愿服务队伍之间的联系、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江西青年志愿服务工作迈上新的台阶。江西青年社会参与的机会更多、更趋常态化,社会参与途径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
进入新时代以来,***总书记于2016年、2019年两次亲临江西视察指导,为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为革命老区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在***总书记两次亲临视察期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鼓舞下,江西青年在十三五期间和家乡父老乡亲一起努力奋斗,建设出了生机勃勃的新江西。江西青年的代表开始出现在全国技能大赛上,获得了“2017—2018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称号。
2020 年以来,江西青年在与家乡父老一起抗击疫情、勇战汛情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又交出了一份合格靓丽的答卷。
总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进路上,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江西青年用实力和业绩证明,他们已经成长为支撑新江西崛起的有生力量。
江西省委省政府2019 年印发了《江西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8—2025 年)》。作为江西省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了到2025年前江西青年发展的重要目标,即江西青年应不断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堪当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重任的有生力量。规划从青年发展十大领域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针对每一发展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
2021 年颁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针对青年发展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即深入实施青年发展规划,促进青年全面发展,搭建青年成长成才和建功立业的平台,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力。[3]基于此,江西的“十四五”规划提出了推动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具体建议,主要包括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为青少年提供课余托管、兴趣发展、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等服务;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和司法保护制度,加强学校及周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开展青少年生命教育和挫折教育,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实行特殊家庭青少年成长关爱行动;推进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动员青少年广泛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加强关心下一代工作,持续推进“一对一”结对帮扶帮教活动等。[4]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青年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对于发展进程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特殊阶段,不论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青年发展都进入了一个转折点,而在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则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这里所谓的当前江西青年发展,主要是指处在这个时期中的青年发展。根据本课题组的研究结果,当前江西青年发展的基本现状和重要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40多年来,江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呈现出了历史性的转变,表现为从“高高低”的原始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向“低低低”的现代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因此,从一个重要层面上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和基础性的支撑和保障。到2019 年末,江西省常住人口4666.13 万人,比上一年末增加18.56万人,青年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比重近三成。从青年人口的性别结构来看,各年龄段的性别结构变化明显,总体上趋向于平衡。到2019 年末,15—19 岁、20—24 岁、25—29 岁、30—34 岁的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9.71、101.79、99.62、100.04。通过比较观察1996 年以来的各年龄段青年性别比,可以看到,在初婚年龄段,出现了女多于男的情况。[5]其主要原因在于,江西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男性劳动力成为输出的多数,比如,2014 年3 月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的调查结果显示,江西籍农民工中,男性占63.7%。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地区年轻女性进入城市打工的趋势增加,在作为劳动力流出地的农村地区,大龄男青年的“光棍”现象变得普遍,他们的恋爱婚姻难变成了社会问题。[6]
健康是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保障,也是青年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是中学生还是普通青年,“身体健康”都是他们生活幸福排位最高的主要标准。这说明当今青年能够从认识上高度重视身体健康。其中,从地区来看,农村户口比城镇户口中学生对身体健康重要性的认识更积极,县城居住比乡镇居住的普通青年对身体健康重要性的认识更积极;从学历来看,普通青年对身体健康重要性的认识随着自身学历的上升而更积极。在健康锻炼方式上,体育锻炼是当前青年的重要休闲方式,体育锻炼作为休闲方式与性别和自身学历有显著差异。在心理健康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的青年能够肯定自身价值。可以说,总体上江西青年的心理健康水平较高。青年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其压力、睡眠质量呈显著的负相关。男性青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女性青年,县城居住普通青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和乡镇居住青年,父亲学历为高中层次的普通青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地高于父亲学历更低的普通青年,普通青年的心理健康水平随着自身学历的提高呈上升的趋势。当遇到心理问题时,青年采用最多的应对和解决方式分别是:求助家人、朋辈和自己面对。
江西青年高度认同党的领导、高度认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确的政治信仰。青年的信仰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过了不平凡的努力和经历,取得今天的成就,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更加需要发挥理想信念的重要支撑作用。江西青年热爱红色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孕育了以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为主要形态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书记高度重视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他强调:“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7]江西青年热爱红色文化,把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作为江西文化的主要标识,对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的形成、性质和内涵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江西青年熟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并努力在工作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加以践行。他们热爱并专注于本职工作,能够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寻求平衡。他们把身体健康作为人生的重要幸福指标,相信美好生活必须靠自己努力,追求快乐生活体验;在择偶时非常注重道德品质与价值观。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青年群体的正规教育,关系到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具备的知识储存,关系到他们能否担当时代赋予的使命。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接受正规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大众化稳步推进。特殊教育、民办教育等也呈现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教育投入大幅度增加,教育治理体系日趋完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江西的教育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效,青年对于教育的认知日趋理性化,具体表现在:江西青年对教育的需求度高,注重自身的岗位技能,出于所在工作单位对在职学习的重视、自身觉得难以适应工作岗位要求等原因,在职学习的积极性较高;在对知识的追求方面表现出越来越理性的价值取向;由于就业机构招聘时主要以拥有的职业资格证书来衡量个人能力,因此,青年选择教育的功用性较强,对获得各种资格证书趋之若鹜;青年的学习理念更加务实,学习的目标、内容更加明确;随着国家对教育的规划越来越完善,江西青年对于教育的重要性认识更加清晰,对学历表现出较高的期望值;随着教育普及率的提高,教育资源进一步充实,教育机会逐渐增多,学校的数量也呈现大幅度增加,学位授予数量不断增多;教育方式越来越多元化,通过网络方式接受教育的情况越来越多。在教育扶贫方面,江西大力推进教育脱贫攻坚行动,安排教育扶贫专项资金,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教育扶贫取得了明显成效。[8]
江西青年的择偶标准长期以来主要受中国传统婚恋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重视择偶对象的人品、健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多元的思想和观念对青年的恋爱、婚姻和家庭产生了许多影响。一些人逐渐产生了功利取向的婚恋文化和价值观,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开始趋向务实。江西青年在择偶时,除了关注对方的外貌,也逐渐强调对方的能力、经济条件。青年择偶不再局限于媒人、熟人、朋友介绍等传统方式,网恋、现场相亲活动、电视相亲节目等也受到青年的欢迎。青年群体中有相当部分人因找不到对象而倍感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父母,其次来自于亲戚,还有一部分压力来源于朋友和工作单位的同事。此外,经济压力也是影响婚恋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各种竞争加剧,许多青年忙于生计和事业,没有时间谈恋爱或不愿意谈恋爱,因此,主动选择单身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乐于享受自由的单身生活。在婚姻方面,青年择偶的自主性提高,结婚年龄不断地推迟;青年更加看重婚姻的质量,离婚率呈现逐年上升之势;由于离婚导致的财产分割成为夫妻在离婚纠纷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因此,婚前财产公证、婚内隐私等现象逐渐进入了青年的婚姻生活世界。[9]
青年就业创业关乎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的大局,因此,江西一直把完善和落实青年就业创业的政策内容、意见作为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策略选择。[10]
在就业方面,毕业生就业形势稳中有变,不同层次学生择业的差异性显著,学历越高者的就业稳定性越高,学历越低者的就业稳定性越低;毕业生留赣工作的比例呈现相对稳定性,学历层次与留赣工作之间呈正相关,江西高校毕业生学历越高,留赣工作的毕业生比例越高;青年择业观念较为保守,职业选择渐趋理性。调查结果显示,工作安全稳定、收入高、工作时间灵活且能兼顾家庭,是青年选择工作时考虑最多的三个因素;青年收入普遍偏低,工作满意度不高。但是,青年对自身未来发展持乐观积极态度,职业取向趋于稳定。
在创业方面,毕业生创业的比例总体上较低,但是,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其中,本科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最高。青年创业经历较少、潜在创业人群有待开发,有超过四成的青年有创业的意愿,这一情况无疑成为政府、高校、社会有关方面进一步激发青年创业热情、推动更多青年创业的重要根据以及对于有关人群开展更有针对性工作的基础。总的看来,江西青年的创业观念还比较传统,对于新时代创业的有关认知还比较欠缺。青年对于创业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滞后的观念中,比如,认为开大公司、当企业家必须先要有人脉、资金等,而忽略了在网络化信息时代,层出不穷的新型行业蕴藏着很多重要的创业商机。[11]
江西青年文化消费经历了初期补偿、多样化和代际转化的变迁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青年文化消费能力日益增强。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受到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江西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由2001 年的276.52 元增长至2019 年的1290.6 元,增长了4.67 倍。文化消费能力不但由经济水平决定,也受到消费者文化程度的影响,如果文化程度达不到文化消费所需要的理解能力和知识条件,则会导致文化消费的意愿降低,文化水平越高的青年消费者,越会相应地提升个体文化消费的标准、范围及质量。人口素质的提高,也提升了区域文化消费能力,以青年为代表的高层次文化群体更注重对新兴文化产品的消费,文化消费环境得到改善。社会物质资源的丰富,使青年在满足实际需求的同时,开始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文化消费领域不断扩张。此外,文化消费层次发生变化,文化消费形式日益丰富,支付方式更加多样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使青年在文化消费模式上从单一型转向多样型,在结构上从单一消费转向分层消费,在取向上从实用型转向发展型。在知识经济、“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大背景下,文化消费被赋予了新内涵,呈现个性化、大众化、科技化、全球化等特点。数字化消费、亚文化消费、个性化消费成为江西青年文化消费的热点。
青年的社会参与程度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1978年,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全国各地的团组织逐渐恢复。青年的组织参与、个人参与迅速地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紧密结合起来。时至今日,江西青年社会参与的渠道仍然是以党和政府提供的平台为主导。其中,共青团组织是江西青年社会参与的最重要平台之一。作为党团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青年群体也对党团组织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在党团基础上,江西青年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强化了经济参与、社会参与、文化参与的互动性。另外,不同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意识各不相同,主要体现在:不同青年群体对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的了解程度存在差异,不同政治面貌的青年家国情怀差异较大,青年参加的社会组织以志愿者组织为主,青年加入社会组织的动机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自利倾向。
随着江西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常态化,担任志愿者日益成为青年社会参与的重要渠道。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参与逐渐在青年社会参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网络参与具备传统社会参与不曾有的诸多特点,比如信息传播快、舆论影响大和参与方式多样化等,青年群体是其主要受众。网络社会参与成为青年社会参与的另一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青少年权益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不断完善。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国家机关保护、社会保护、法律责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办法,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律保障。青少年权益保护机构和制度体系不断健全,权益诉求的表达渠道不断扩展,涌现出一大批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阵地,使青少年合法权益被侵害事件得到有效遏制。
从整体上看,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平稳推进。青少年对自身权益得到保护的情况基本满意,对于教育、就业、劳动保障、婚姻自主、政治参与、社会参与、文化参与、生命安全、医疗保障、心理辅导和其他社会服务等权益得到保护方面基本满意。其中,满意度最高的是受教育权利,对婚姻自主的满意度也显著提高。受传统因素影响,婚姻自主是反映青年权益保障变化度的一项重要指标。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对婚姻自主总体满意,比例仅次于受教育权利。在就业权益保护方面,尽管对就业权利基本满意,却表现出对于“打破‘论资排辈’的职场规则”有较高的渴求度。青年就业是青年实现职业理想的必由之路,是青年实现自我价值、享受社会福祉的重要途径,是衡量青年权益保护的一项核心指标。在最希望得到优化解决的青年发展环境问题上,有相当比例的青年选择“打破‘论资排辈’的职场规则”,这表明在满足获得最基本就业岗位的前提下,很多青年认为职场“论资排辈”的情况较为普遍,希望得到更多的改进空间。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江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多管齐下,使青少年犯罪的基本态势呈现缓解,青少年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的比重呈下降之势,犯罪低龄化的情况得到有效控制。然而,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依然不容忽视。在校学生犯罪仍然值得关注,大多数违法犯罪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偏低。刚读完初中就步入社会的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展不成熟,无固定职业,加之日益增长的经济开销难以负担,该阶段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发期。同时,违法犯罪类型日益多元化,由传统的单一型犯罪向复杂化、高科技化犯罪的方向发展,共同违法犯罪现象较为明显。技术含量更高的犯罪更加难以识别,对受害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更大,对社会的危害性较之传统犯罪也更大,因此需要家庭、学校对未成年人加强思想道德、行为规范和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教育,网络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网络不良信息的监管力度。另外,大多数青少年在违法犯罪前有不良行为,且再犯罪人数和比率近年在缓升。侵财犯罪仍最为突出,涉嫌寻衅滋事和聚众斗殴等涉众暴力犯罪人数增多。未成年人容易受到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的影响,作为没有收入的群体,当对金钱的向往与自身收入的落差和对未来的迷茫交织在一起时,容易引发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与不平衡感,由此导致其走上不正当获取财物的违法犯罪道路。未成年人实施的性侵犯罪案件增幅明显,面对当前未成年人身心发育普遍较早较快的现状,做好未成年人性知识普及,引导其树立科学性观念的工作刻不容缓。
伴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法制化进程加快以及青年发展政策系统化推进,青年社会保障正逐步形成多层次的制度体系。从价值取向上看,江西青年社会保障正在逐步实现从补缺型保障类型向适度普惠型保障类型转变。青年社会保障范围不断扩大,广大青年也被系统性地纳入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在职青年、在读青年等普通青年群体也开始享受到更多发展性福利。社会保障水平和质量正在持续提升,社会福利不再仅仅是为了帮助弱势青年、困境青年、困难家庭青年、残障青年、罪错青年摆脱困境,更是为了促进不同层次青年尤其是广大普通青年实现更好成长、更快发展提供更多社会福利。同时,还要动态化地将新经济、新业态、新职业从业青年纳入福利保障范围,进而实现对所有青年的全覆盖。从客体形态上看,作为青年社会保障客体的青年福利从“资金”为主转向了“资金、物质、服务、设施、项目、时间、空间”等多元形态并重的新阶段。在逐步实现对青年群体的保基本、广覆盖的同时,突出青年群体个性鲜明的需求点。从供给主体上看,协同施策青年福利多元共享型青年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形成。青年社会保障的供给主体经历了从单位为主体到以国家为主体再到国家、单位、社会、市场共同致力于青年福利供给的协同治理格局转变的历程,这其中既有渐进主义、稳中求进的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也有多源流汇聚推动下的重大政策范式变革。时至如今,青年社会福利的供给呈现出了国家保障、单位福利、慈善事业、共享经济共同供给的新局面。
江西是有着红色记忆的红土地,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江西青年是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江山永固的主体。江西青年红色基因教育不断发展,最初的特征是以行政力量参与为主、仪式感强、活动规模大。到1992 年之后,国家和江西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期,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经济加速发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出现相对的低潮阶段。在党的十六大之后,随着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加强,江西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进入新的时期,重新活跃起来。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江西青少年红色基因教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的社会氛围的培育和营造,省领导带头身体力行传承红色基因、讲述红色故事,推动红色旅游。在这种高位推动下,江西省的红色基因传承氛围变得更加浓厚。在教育方面,江西在全国率先把红色文化写成教材,由省教育厅牵头,编撰并出版了一套《红色文化》教材,覆盖各个学段,于2019 年开始,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全面使用。江西注重对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打造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 家,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99 家,努力提升红色文化产品创作的质量,发展红色旅游、红色研学等新型红色基因教育模式。将红色基因教育与青年喜爱的定向赛等形式有机结合,潜移默化提升了青年的思想政治状况,促使青年对自身传承红色基因的认同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青年志愿者是志愿服务事业中最活跃的创新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江西青年志愿服务在探索中不断发展,经历了以“学雷锋”活动、弘扬“雷锋精神”为主要形式的初步探索期,到建立共青团领导下的志愿者组织体系的组织推动期,再到有关政策法规的推动下青年志愿服务开始覆盖多个领域的蓬勃发展期。《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发展规划(2014—2018)》的发布,再次掀起了青年志愿服务事业的高潮,江西青年志愿服务事业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项目化的发展趋势,显现出了强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12]
青年志愿服务的规模化得益于党和政府不断推动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发展。从国家层面上看,党和国家制定施行了一系列志愿服务制度化发展的法规条例,这都为江西青年志愿服务的制度化提供了宏观背景。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和社会治理环境的深刻变革,江西青年志愿服务事业不只追求“量”的发展,同时更注重“质”的提升。主要体现在青年志愿服务领域的精细化、青年志愿服务方法的专业化以及青年志愿者培训的常态化。在此趋势下,青年志愿服务迈向了专业化发展的道路。随着系统性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专业型志愿服务的发展,江西青年志愿服务逐步实现了由“开展志愿活动”到“执行志愿服务项目”的转变,大型志愿服务活动转向项目化运作。例如,2020 年江西省“春运暖冬”行动,以项目化方式运作,实现了服务设计、招募动员、上岗培训、精准服务、保障激励的协同运作。同时,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常态化举办凝聚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在推进志愿服务项目的过程中,志愿服务的资源得到极大程度的利用,志愿服务的力量得到极大程度的发挥,志愿服务效果得到极大程度的体现。[13]
从总体上看,江西青年发展呈现出了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在局部上仍然存在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或改进的方面。因此,对于江西青年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精准的分析,就是寻求进一步发展可能和机会的一种方式或途径。
虽然全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然而,青年人口依然是江西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丰富。但是,应该看到,近十年来,江西青年人口的数量正在持续地减少,占江西总人口的比重也在逐年降低。特别是进入2011 年以来,15—34 岁人口和15—19 岁人口明显减少,这也与1992—1996年逐渐降低的出生率相印证。青年劳动人口的减少,将会减少创新人才总量,引发弱化社会创新能力的后果。同时,青年是社会消费的主体,青年人口比重下降,也会减弱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对全国而言,江西是重要的劳务输出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江西户籍外出人口主要是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或直辖市,其中,主要是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上海市、江苏省等。2018 年末,江西户籍人口达到5026.08万人,而常住人口为4647.57万人,两者之差为378.5万,常住人口低于户籍人口,且呈现出差距拉大的趋势,这一情况充分说明,江西仍然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且仍然存在着人口不断外流的现象。
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因素比较复杂。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青年面临较大的压力,长期较大压力对青年的健康极为不利,容易引发身心疾病。不同的青年在压力来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青年面临的主要压力来源是经济压力和工作压力,其次是就业压力、发展空间不足和专业技能不足方面的压力。在睡眠质量方面,大部分青年的睡眠质量堪忧,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问题,是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躯体化的重要表现。但是,当前中学生和普通青年的睡眠质量较为堪忧,仅有三成左右的青年报告完全没有失眠。[14]此外,情绪问题是青年发生比例最高的心理健康问题。社会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结构性的变革,也带来了个体的心理性变化。调查发现,情绪问题依然是青年心理健康诸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青年心理健康疏导、干预和保健服务体系的利用率不高。当遇到困难或挫折时,青年的求助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是否独生子女差异、户口性质差异、居住地差异、父亲学历差异和自身学历差异。建立健全青年心理健康疏导、干预和保健服务体系的任务依然艰巨。[15]
人生价值观可以理解为人关于人的生命及其实践活动对于社会和个人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的总看法。人生价值观是人生观的内核,对于选择什么样的人生目的,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都具有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个体逐步获得了社会合法性,人们更加关注“自我”,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自我意识在社会生活和精神价值层面不断凸显。调查结果显示,江西青年更倾向于关注自我价值,而对于社会价值的关注显得不够。在被调查者回答什么是“生活幸福的主要标准”这一问题时,答案中排在前三位的“身体健康”“婚姻美满”“生活富有”都与个人直接相关。而“为社会作贡献”,在答案的14 个选项中则排在第11 位。调查结果还表明,13.14%的青年爱赣价值观不够强烈。长期以来,江西一直十分注重挖掘以井冈山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资源,在立德树人、经济发展、城市形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江西与邻省在经济发展、城市水平、交通区位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在中部和全国的“存在感”相对较低,或许这是导致少数江西青年爱赣观念不够强的重要原因。
在正规教育方面,江西的教育资源分布尚不均衡,青年接受教育的机会呈现不平等。一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中心城市与边远地区之间,在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上都相差甚远。即使在一个城市中,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二是人们接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国家助学体系尚没有覆盖普通高中教育。教育人力资源均衡分配是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必要条件,目前,教育人力资源配置不当,使得受教育条件和过程不公平。教育的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教育公共服务支出的比例偏低,城乡之间公共服务支出的人均差异较大。此外,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软投入”也不足,公共服务的理念有待进一步提高。从教育成效上看,青年的学习满意度与教育投入之间呈现不匹配状态。校外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低,培训市场呈现鱼龙混杂的局面,培训质量难以得到保障。青年接受教育学习时更加看重实用性和功利性,大部分人的学习目的停留在“小我”的格局之中,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度的问题。
市场经济在给社会发展带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高消费的诱惑,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部分青年的价值取向,对青年的恋爱、婚姻和家庭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影响。青年婚恋时会较多地考虑经济因素,为了“少奋斗十年”,婚恋时把经济因素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出现了一些“经济婚姻”或者“利益婚姻”。城市青年有房有车是结婚的必需要求。农村男青年找对象时房子是必备,彩礼也越来越高。另外,一些人在价值观上把“性自由”和“性解放”理解为新时尚、新潮流,在恋爱、婚姻和家庭中不遵守伦理道德,缺乏婚恋责任意识,使得离婚率不断上升。由于当前社会处于转型加速期,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很大程度冲击。多元婚恋文化的存在,使得一些传统的恋爱、婚姻和家庭观、风俗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恋爱、婚姻和家庭观又没有完全确立。这一切都给青年的恋爱、婚姻和家庭观造成了很多困惑。随着离婚率的不断升高,社会对青年离婚现象的宽容和淡漠也削弱了青年对恋爱、婚姻、家庭的憧憬和向往。当今青年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更易于接受新的思想、新的事物。对于婚恋,他们强调自主自由,追求个性,喜欢在婚恋中坚持自己的想法,独立选择,但往往忽略了社会、家庭的责任,个人本位现象十分突出。
江西青年就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就业创业政策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政策落实的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从江西各地就业创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就业创业政策的系统性、完备性以及可操作性仍然存在一些欠缺。青年的工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工作满意度尚有待提高。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江西2019 届毕业生就业的平均月薪为3918 元(2018 届为3751 元),同比增长了4.45%,毕业生对月薪满意度均值为2.94(2018 届为3.04)。部分青年的就业心态仍然需要进一步引导。调查结果发现,江西青年群体的就业观依然是传统取向的,他们对理想职业的标准所强调的是稳定第一、待遇第二,即在择业过程中优先选择那些相对稳定、有安全感、高收入的职业,而对一些具有挑战性、风险性的职业的关注度不够。江西青年的创业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创业政策也需要进一步精准落实。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一些新型行业和职业不断地产生、类型持续地延展,在实际中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创业机遇,这一切都有待充满热情和潜力的青年去探索、尝试和实践。但是,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依然有不少青年对于创业的了解还停留在比较陈旧的认识阶段,跟不上时代的步伐。[16]
江西青年旺盛的物质消费需求与自身消费能力之间存在矛盾。青年在文化消费中表现出消费欲望强、有充裕的可支配时间、行为更加网络化等特征。青年美好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与现实文化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不仅不利于塑造与优秀民族文化相匹配的消费文化,而且常常使青年在文化消费领域显得无所适从。青年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和消费空间的拓展程度大大地超过了青年的收入水平和经济承载能力,入不敷出的现象时有发生。青年的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社会各方面的生活成本激增,尤其是住房、医疗、养老和对突发事件的恐惧,加上青年旺盛的消费欲望,使得他们承受了较大的文化消费压力。文化消费中重娱乐消遣,轻自我发展,除了应试教育的投入外,对自身教育消费投入的积极性不高,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空虚;其次,亚文化和过度消费的潮流一旦抢占主流文化的位置,则会使文化的教育和审美功能弱化。
由于江西青年文化消费观念尚在发育阶段,青少年辨识能力差,受所处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和传统因素的影响,青年在文化产品的选择上会与情趣相投的人交流,而这种消费观念的形成过程也是一种价值实现的过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西方文化交织冲突,青年作为文化消费的特定群体,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和消费文化的盛行会导致他们在文化消费上的攀比、炫耀、跟风和无所适从,因此,需要对其消费观与价值观加以正确引导,以培养青年在文化消费上的自主意识、文化鉴赏能力以及适合我国国情的价值规范,最终全面提高他们应对复杂局面的综合能力。
青年价值观对于青年的社会参与动机和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青年对社会公平尤其是分配公平的现状存在一些消极看法。多数青年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可度较低,青年工作与生活中的相对剥夺感可以解释青年的这种认知状况。同时,以自利为主要目的的动机特征在青年的社会参与状况中表现明显。大多数青年加入党/团组织的动机都是出于“为晋升增加砝码”“为以后成为公务员或体制内成员准备”的目的。这体现了青年在进行社会参与时,很大程度上将自身的利益作为衡量其行为的重要动因。在对青年思想信仰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青年表示没有宗教信仰,而信仰金钱,这说明物质崇拜和金钱崇拜正在侵蚀这一代青年群体的思想。如果将拥有财富、权力和人脉而不是对社会的贡献作为考量自身得失成败的标准,会使青年从基本动机上将自身的社会参与行动导向歧途。另外,党/团组织在青年群体生活中的融入程度有待提高,基于跨地域、跨领域的社会参与整合机制有待强化。随着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等现象的出现,青年的社会参与越来越具有跨地域、跨边界、强整合的特征。比如,江西省吉安、抚州等地区针对留守儿童推出了大手牵小手行动。该行动需要教育界、科技界以及企业界等的联合助力。两个地市的整合机制提升了行动效果。但是,从整体来看,基于跨地域、跨领域的社会参与整合机制还有待加强和深化。
就中学生而言,对“12355”青年服务台、青年社会活动中心等专门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服务平台,表示知晓的仅占一半,青少年权益诉求表达渠道亟须拓展。在当前快节奏、多元化的社会中,青年面临的难题和试图维护的权益也更加多维,若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各界探索更加丰富多元的办法。另外,青少年权益保护的多维支持参与力量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家庭保护力度有减弱趋势。家庭是能够最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因素,家庭教育的引导至关重要。但农村留守儿童、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流动家庭未成年子女群体日渐增多,给监护义务履行情况的监管工作带来了更大压力。此外,家庭内部对青少年权益的侵害现象同样屡见不鲜。其二,学校日常性青少年权益保护教育不够。有的学校过于注重升学率,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身心健康的养成,心理、道德、法治等方面的教育较为缺乏。学校理应在与家庭、社会的联动中起到主导作用,但事实上,学校与家庭、社会的联动仍远远不够。其三,青少年权益保护的社会化动员大格局尚未形成。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依然复杂,虽然整改力度持续加大,但是,社会上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因素依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不少条款落实运用的比例较低,具有规范性、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配套不够,法律援助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17]
引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更加复杂化,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第一,自身因素,即青少年自身辨别力和自控力较弱。由于青少年心智与阅历的限制,往往对于是非、善恶、美丑还停留在表面认识上。当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成长速度不匹配时,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出现偏差行为。部分青少年缺乏经济来源,在外界因素的诱导下容易追求享乐,加之法治意识淡薄,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第二,家庭因素,即缺乏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导致青少年走向犯罪道路的家庭因素主要有4 个方面:家庭教育缺失、家庭结构破损、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家长自身不良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学校因素,即学校思想道德和法治教育力度不够。教育方法止于照本宣科,欠缺灵活性和吸引力。其实质是“精神上的钙”的缺失,知识的不健全很难使青少年形成较强的鉴别力。第四,社会因素,即不良社会环境和风气带来负面影响。缺乏监管的文化娱乐场所黄赌毒泛滥,不良书刊、影视、传媒等文化载体的影响,以及学校不良的周边环境等,都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第五,网络因素,即网络安全防范意识淡薄。网络信息良莠不齐,而青少年又缺乏鉴别能力,自身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伤害。同时,这一年龄段的青少年存在较强的模仿心理,一旦看到有诱惑力的信息,很容易跟风效仿,在社会认知上出现偏差。[18]
根据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看,青年就业、住房、教育等相关的保障政策得到进一步明确,但是,这些政策的内容比较零散,缺乏整体性,不同地域的青年政策差距较大,缺乏整体设计。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民青年融入城市。因此,需要对青年的社会保障进行整体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另外,青年社会保障政策形式上比较分散,多以行政法规甚至更低层次的形式存在,缺乏青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威性,对社会保障行为的制约力明显不足。政府部门的青年社会保障相关政策针对的是某个领域、某个行业的人,很多社会保障相关文件,并没有说明是青年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的情况导致青年保障政策不集中,缺乏系统性,对青年特点、青年需求以及青年利益特殊性的考虑和体现还不够。同时,青年群体缺乏对社会保障政策的认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青年社会保障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很多青年不知晓、不了解,尤其是农村青年、闲散青年、无业青年。二是管理体制不畅。很多单位虽然发布了相关的政策帮扶青年群体,但在政策的具体实施或运作过程中并不了解青年的具体情况,对青年群体缺乏全面性与科学性的认识,这样不利于发展出针对性强或有效的青年社会保障运行机制,反过来又必然使得青年对其不知晓、不了解。丰富青年社会保障内容,使青年社会保障科学化、制度化,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青年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途径。
学校教育主阵地将考试分数作为硬指标,传承红色基因教育相对而言是“软指标”,因此,红色基因教育进了课表却不进课堂,即使进了课堂也是大量机械式教育,降低了学生对红色基因的兴趣。传承红色基因教育的反馈机制还不够顺畅,导致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存在“温差”。各级各部门开展的各类红色基因主题教育活动,多数停留在表面,对学生的实际感触缺乏有效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另外,思想政治引领的内容与青少年的兴趣点、关注点贴合不紧,各级各部门针对青少年开展的思想政治引领存在高高在上、自说自话的问题,与青年的现实工作和生活联系不够紧,难以与青年产生共情。开展青少年红色基因教育的主要形式仍然以主题教育、课堂教育等灌输式为主,体验式、潜移默化的方式方法运用不够,面向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产品开发不够,思想政治引领的传播途径比较单一,与青年的接受习惯对接不足,运用网络开展思想政治引领做得不够。社会的整体舆论氛围对思想政治引领工作造成冲击。信息化时代,主流价值标准遭遇全面冲击,国内外各种思潮的侵蚀,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开展也形成了很大阻碍。青少年对于党和国家创业期的筚路蓝缕没有感性的直观认识,难以感同身受,再加上网络上一些人别有用心的煽动,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更是对青少年的思想造成了侵蚀,无形中增大了开展红色基因教育的难度。
相较于东部发达省市而言,江西的社会文化中对于志愿精神、志愿服务理念、志愿服务意识以及公益服务等现代社会的观念认知相对落后。主要原因有:第一,志愿服务理念不够深入人心,大部分群众认为志愿服务不是需要长期坚守的一项事业;第二,志愿服务意识较弱,志愿服务队伍的规范陈旧,志愿服务对象及服务范围限制在传统弱势群体和基础的体能型志愿服务、捐助型志愿服务;第三,社会各界对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的认知存在偏差,各地志愿服务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出现过一些对志愿服务行动不理解、不支持的现象;第四,被动参与行政化志愿服务,没有能够领悟志愿服务精神的实质,形成“为了志愿而志愿”的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青年志愿服务表现出较强的行政化路径依赖,缺乏足够的自主性、独立性。[19]主要表现为:一是志愿服务重点工作均围绕着“西部计划”等共青团中央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志愿服务活动,而指导全省青年志愿服务独立、自主、创新发展的投入不足;二是多数青年志愿组织独立性不强,志愿组织管理者是团干部,志愿服务活动流于形式,缺乏生命力;三是江西省各地区青年志愿者和志愿组织较少开发志愿服务新领域,而是等待上级组织“安排”志愿服务任务,没有很好地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从而降低了志愿服务成效和社会影响力。另外,青年志愿服务项目设计不够完善,使得志愿服务活动在内容形式方面创新不足。很多志愿服务活动和项目随意性较强,志愿者团队松散,志愿服务频次不固定,志愿服务方式方法依靠个人经验,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常态和长效机制。有的志愿项目过于形式化,只做表面文章给媒体和领导看,缺乏实际效应,严重影响了志愿者的服务热情。[20]
2020 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十三五”规划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1年“十四五”规划实施,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征程。“十四五”这五年也将是《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并取得成效的时期。在这一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中国青年将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成就的实现和发展目标在江西层面上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无论国家层面上还是江西层面上,在高质量发展环境和条件逐渐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基础上,青年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具有针对性尤其精准性地构建和完善其促进性体系。为了更好地促进江西青年实现高质量发展,应该从青年发展理念创新、青年发展政策制定、青年发展指标建构、青年工作机制完善等角度和领域来加以努力。
青年政策是以青年群体作为专门对象而聚合、调剂、分配和运用各种资源解决青年问题和促进青年发展的一个独特的社会政策领域。[21]而更加专门化、更具时代性的青年发展政策则成为在更高一个层面上促进青年发展、预防问题发生的最重要的制度化机制。
第一,制定和完善更具务实性的青年就业创业政策。解决好江西青年就业创业难的问题,必然离不开高定位、严要求、易操作的务实性青年就业创业政策。加强就业创业政策的顶层设计,精准帮扶青年就业创业。政府应从政策层面创造条件,为待就业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岗位;注重发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各个项目的作用,积极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到西部支教、基层锻炼实践。与此同时,健全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选拔、服务保障机制;鼓励小微企业和家庭服务企业招用待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群体,并对小微企业和家庭服务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深入实施青年创业小额担保贷款业务,着力打造一批具有服务青年特色,具有一定基础的项目,降低贷款门槛及风险比例,努力为青年创造更多的差异化贷款方式,有效降低青年创业的贷款审批权限,扩大贷款的实际覆盖面。[22]
第二,制定和完善更加专门化的青年人才政策。江西正处在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局起步期,亟须更多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应从江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广聚天下英才,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大人才建设投入力度,提升人才吸引力度,积极为人才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真正做到留得住人才,用得好人才,吸引得了外来人才。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培养起骨干核心作用的青年后备领军人才,积极吸引青年人才来赣创新创业。聚焦航空、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荐选拔有发展潜力和后劲的中青年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为高校毕业生这一特殊发展阶段的青年群体制定专门化政策。针对高校毕业生的专门化政策,需要更多地考虑对新引进落户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每人每月分别发放数额不等的生活补贴,或给予租房补贴。进一步提高本土高校毕业生留赣比例,高度重视省内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充分挖掘本土人才潜力,提升本土人才竞争力,服务于江西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制定和完善更具针对性的青年人口政策。“十四五”时期是青年人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青年人口发展战略,旨在致力于顺利破解江西省青年人口发展存在的难题,促进江西省青年人口的优化发展,在具体层面上则需要不断完善青年人口发展政策,做好青年人口发展的有关服务工作。构建合理的生育支持体系,积极鼓励青年合理生育。通过完善计生和社保政策、为生育二孩和三孩的家庭发放补贴、加大对妇幼产科医院的投入、大力发展幼儿教育并纳入义务教育实行统筹管理,减轻家庭育儿成本,满足新增人口需求。落实国家托育政策,免除生育后顾之忧。加快开展婴幼儿托育服务试点工作,建设功能健全、设施配套完善、具有典型示范效应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托育服务模式,探索推进幼保一体化进程,尝试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办托班,招收3 岁以下婴幼儿,建立“托儿所—幼儿园”联合体,加大街道社区托育中心的建设力度,充分整合优化街道社区现有资源,为当地居民提供婴幼儿托育服务。
第四,制定和完善更具时代性的青年社会保障政策。进入新发展时代,面对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针对新时代青年“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新刚需”重新审视青年社会保障的概念、范畴与结构,不断回应社会风险日益多元复杂的时代背景。因青年群体内部职业细化、阶层分化的群体特征,青年社会保障也必须多策并举、与时俱进。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积极、健康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青年社会保障政策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同时,对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财政体制乃至人口政策等方面的关系及其处理有清晰的规划。优化社会环境,提升政策满意度。消除以地域为条件的相关福利制度安排的限制,考虑将流动青年人口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减少各青年群体之间的差异,营造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引领青年社会保障依托社区,全面深化青年社会保障科学分类,建立多层次的残疾青年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科学的青少年社会保障政策评估机制等,多种途径地提供全方位多重形式的社会保障。
青年发展指标是青年发展理念和原则、青年发展规划和目标、青年发展政策和措施、青年发展资源和条件、青年发展机制和队伍等方面的内容在经验层面上操作化为可以用数量化加以说明的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青年发展理念和原则、青年发展规划和目标、青年发展政策和措施、青年发展资源和条件、青年发展机制和队伍等转化为实际成效的中介因素。
青年发展指标作为反映青年发展状态与特征的数量化、标准化的测定工具,其内容包括了青年发展所需要的客观环境条件的状况和特征、青年自身发展的状况和特征两大方面。[23]或者说,青年发展指标有其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狭义上的青年发展指标主要涉及青年自身的状况和特征,既包括青年客观层面的状况和特征,也包括青年主观层面的状况和特征。而广义上的青年发展指标除了包括青年自身的状况和特征之外,还包括青年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环境条件的状况和特征。
青年发展指标作为一种体系,是通过研究工作所构建的一种具有科学性的整体,将会体现出一些特定的功能:第一,描述功能。通过根据这种指标体系设计和开展的调查工作所收集到资料的分析,可以对青年发展的状况、特征、趋势和问题等做出描述和说明。第二,导向功能。青年发展指标体系对于青年发展理念和原则、青年发展规划和目标、青年发展政策和措施等的落实、运行、转化和收效进程,都具有十分明确和细致的方向引领作用。第三,监测功能。青年发展工作的有关方面,不论是管理部门、执行单位,还是协作组织、监测机构,都可以运用青年发展指标体系对于有关工作的运行情况及其成效进行及时的测量、监督和控制。第四,预测功能。依据青年发展指标体系所开展的工作,将会表现出它的运行及其收效方面的一定规律,因而对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之后所呈现的情况做出合乎规律的预测。第五,评价功能。对于促进青年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其预先科学制定并规范执行的指标体系作为检测尺度,做出应有的科学合理的评估。
换言之,青年发展指标体系的功能是多重性的,无论是对于研究工作、评估工作,还是对于实际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研究工作、评估工作,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实际工作。
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是制定江西青年发展指标体系的最高层面的专门依据,而《江西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8—2025 年)》则是制定江西青年发展指标体系的具体层面的专门依据。
在构建江西青年发展指标体系时,应该考虑几个重要原则:一是,江西青年发展指标与国家青年发展指标之间的有机结合;二是,江西青年发展指标的特色性与国内其他省直辖市等青年发展指标的可比性或可参照性之间的有机结合;三是,江西青年发展指标的全省普适性与局地特色性之间的有机结合。当然,这一切都必须置于国家未来一定时期的发展规划、江西省未来一定时期的发展规范的背景下加以认真考虑。
实现青年高质量的长远发展,不仅需要制定出台科学的政策作为支撑,而且也需要不断完善工作运行机制作为保障。只有运行机制畅通,才能降低政策执行的制度成本,从而提升政策执行的实际效能。在新时代,要以目标对接机制、过程管理机制、方法创新机制为主要抓手,构建系列工作运行的齐抓共管格局,以保障江西青年发展系列工作的运行机制畅通。
第一,构建更有战略性的青年价值观导向机制。江西青年思想价值观建设要更有成效,必须在导向机制上更多着力,不断增强江西青年思想价值观建设导向机制的科学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一是增强江西青年思想价值观导向机制建设的科学性。在新时代,江西青年思想价值观的建设,要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总书记关于江西发展的重要指示。二是增强青年思想价值观导向机制建设的整体性。要立足青年思想价值观的实际,全面观照青年思想价值观的全貌,从整体的角度制定和完善江西青年思想价值观导向机制的体系。三是增强江西青年思想价值观导向机制建设的协同性。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机制时,既要注重各项具体机制的独特性或专门性,同时又要注重各项机制之间的协同性,形成服务江西青年思想价值导向机制建设的合力。
第二,建立江西青年发展的目标对接机制。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对青年发展的重大领域及其目标达成都提出了总体要求。2019年,江西省委、江西省政府颁布了《江西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8—2025 年)》,结合江西本省的实际,对青年发展的领域、目标、任务和举措等方面都进行了初步部署。但是,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还需要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更加精准地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江西“十四五”的发展定位,甚至还应该放在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框架下加以考虑,进而明确江西青年发展的当前目标、阶段目标和远景目标。
第三,完善促进江西青年发展的工作过程管理机制。过程管理强调通过一组实践方法和技术手段来策划、实施、检查和改进过程,以提高效果、效率和适应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明确对于促进青年发展的相关工作管理价值创造过程和社会支持过程的基础上,经由专门的青年发展服务工作者落实各项青年发展政策,并在密切监测过程和不断改进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执行方案,以更好地实现青年发展绩效目标。此外,在开展青年发展系列工作过程中,要处理好思想指导和业务指导的关系,既要体现有效管理的原则性,又要体现有效管理的灵活性。
第四,建立江西青年发展促进工作的方法创新机制。在长期的青年发展促进工作实践中,江西已经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新时代仍有一定的效用。然而,与青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因此,要调动和激发各方面尤其是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善于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和新方法,使传统的方法与新型的方法,在青年发展的各个场域中发挥作用,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第五,构建江西青年高质量发展促进工作共同协力的新格局。在维护青年发展权益,特别是青少年权益保护方面,通过构建各项工作共同协力的新格局,形成未成年人保护网络,用好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平台,充分发挥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牵头协调作用,对分散负责青少年权益保护的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统筹协调,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调动资源,落实各成员单位工作责任,加大专项工作经费保障力度,完善考核机制,强化督促检查。加强各地各部门协同共治的合力,强化部门联动,全方位保护青少年的受教育权、就业权、劳动保障权、政治参与权、社会参与权等一系列合法权益。推动党团组织沉入社区,加强服务青年需求的社会运行机制。在2019 年底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大量青年志愿者参加社区抗疫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社会建设,服务公共卫生应急需要,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青年参与社区抗疫的过程中,党团组织引领青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和模式值得认真总结和提炼。
青年工作队伍是青年发展促进和支持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江西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8—2025 年)》提出,要大力培养使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完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相关政策配套体系。此举措旨在通过建立越来越规范的制度化机制和不断提升水平的专业化的队伍,为青少年发展提供更加人性化、个性化和深度化的服务。
首先,推进青年发展服务工作的队伍建设。《江西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8—2025年)》提出,到2020年建成7000人、到2025年建成10000人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全面参与基层社区社会工作,重点在于为青少年成长发展、权益维护、犯罪预防等领域的工作发挥特有的作用。
其次,为青年发展服务工作提供充分的资源保障。资金保障是开展青年发展服务工作的重要前提。各级政府应将青年发展规划纳入到总体发展规划中去,将开展青年发展服务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也可以通过动员社会力量的方式,多渠道、多途径地筹集资金,从而为青年发展提供最直接的物质支持。政策保障是青年发展服务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政府应在遵循国家有关青年发展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原则下,加快推进具有地方特色的能够改善青年民生、促进青年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出台,为青年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再次,加强青年发展服务工作的制度化。《江西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8—2025年)》要求,建立并实施工作的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团省委具体承担协调、督促职责,这就为青年发展服务工作很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助于青年发展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依法成立青年事务社会工作领域的社会组织,建设人才队伍管理信息系统平台,为青年发展储备服务所必需的各类人才。建立健全青年事务领域、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联动机制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志愿者服务协作机制。完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评价、使用和激励等相关政策配套体系。[24]
最后,加强青年发展服务工作的规范化。制定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并且推动各级团组织以及青年服务组织和机构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培育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将青年发展工作纳入到各级政府综合考核体系中去,增强政府对青年发展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强对青年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将优秀青年发展研究成果运用于工作实践,提升青年发展理论指导青年实践工作的水平。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室、社会工作站等搭建社区青年发展综合服务平台,支持引导专业社工、志愿者、心理咨询师等为青年发展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
江西是有着红色记忆的红土地。2019 年5 月***总书记视察江西时,对江西工作提出了“作示范、勇争先”的目标定位和“五个推进”的更高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推进红色基因传承”。这凸显了江西作为红色资源大省,在传承红色基因事业中的特殊地位。江西青年是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江山永固的主体之一。因此,教育引领青年传承红色基因、筑牢思想底色,对于培养新时代推动江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合格接班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5]
第一,保护好、挖掘好赣鄱大地的红色资源。***总书记指出,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红色基因是要验证的。红色资源是红色基因的“孕育地”和“储存库”。[26]江西是红土圣地,红色资源极其丰富,挖掘并运用好红色资源,是革命老区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必须要做好的时代答卷。[27]
第二,让红色基因在与时俱进中融入青年的思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本来就是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抓好红色基因传承,核心是要发扬创新精神,抓好红色基因的时代化阐发,让红色基因与时俱进,更好地让青年产生共鸣。综合运用线上线下宣传途径,加大对红色基因教育的宣传阐释力度。红色基因要“活”在当下,需要依托传统媒介与新媒体,以大众广泛参与、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为红色基因提升治理主体的能力营造一种新的舆论场。[28]
第三,将红色基因教育与青年亚文化深度结合。主流文化应该对于青年亚文化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充分认知与理解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其中优质正向的内容为己所用,同时,加以正确引导。[29]应该加大对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力度,主流文化研究机构要多关注青年文化领域,大力吸纳青年研究者,系统探讨青年独特的语言文化、行为文化、娱乐文化,主动加强青年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尝试以青年的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去融入青年。[30]
第四,通过红色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来引导青年文化消费方向。青少年是赣鄱文化软实力的传承者。[31]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促进红色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举旗帜、育新人、兴文化,在满足青年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加强对青年文化消费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导向,推动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促进他们系统地养成适应新时代的思想观念、文明风尚和行为规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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