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杨晶
中国共产党建党历经了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这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不同阶段引领了青年文化发展,青年文化在自身逻辑体系中不断演进、迭代和反哺[1],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二者形成了积极的动态联结。我们期望通过党的创建与青年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拓展青年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新时代落实党的青年政策,促进青年发展,繁荣青年文化,发挥青年活力,引领青年力量,作出切实的努力。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曾以“少年”喻义民族之复兴,“少年”作为富有朝气的一个生命层级被重视,同时,少年所意指的“进取”“希望”的意义演变成一种文化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蕴所指代的“少年”,成为中国希望之喻体。
陈独秀对“青春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其“新青年”思想,“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2]寄希望于青年,望青年意识到自身责任,成为改变民族国家的最新力量,不负国家社会民族的期待。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指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3]。他对青年群体之于国家与民族的重要性作出深刻阐述。青年的奋发、活力给国家、民族、社会带来无限生机,引起极大反响。
梁启超和陈独秀对于“少年”和“青年”的想象,是想象“少年中国”“青年精神”的逻辑起点。国家的强盛要依靠“少年”和“青年”。《少年中国说》《敬告青年》中对于“少年”“青年”精神的想象,体现的是以“少年”“青年”为喻体的现代文化。理想的青年就应该具备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引领着时代的变迁。对“青年”的发现,是现代性文化变迁的结果。
新青年的寓意与国家民族意识兴起紧密相连,新青年受到广泛关注,并引起共鸣。进取、进步、科学、实利自然成为“新青年”的美德。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格局中,时代的新旧更迭中,“新青年”得到广泛接受。随着青年群体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力逐日增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已作为主要社会力量,推动文化变革与社会进步。“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4],青年群体不但参与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而且本身是新文化运动的实践者,同时,“青年”具有新文化精神内涵,并初步形成“青年的社会文化”。
为此,我们认为,青年文化、“青年的社会文化”“青年”及“青春期”被发现的过程,也是现代文化兴起的过程。青年文化包含两个层面:社会对青年群体的期待,青年本身对于这种期待的反应。[5]这些因素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建构产生深刻而丰富的影响。“五四运动”倡导将现代精神与青年想象嫁接在一起的文化运动,伴随青年与文化的被确认,对青年的崇尚思潮推动了文化运动发展。
社会对“新青年”“新少年”有了初步想象,青年对这种期待和想象进行了自我认同,意识到自身在社会变革中所充当的不可替代的角色,青年文化随之产生了。同时青年成为文化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推手,青年创造的文化加速了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召唤“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新文化领袖有意识的召唤之下,大批青年学生与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五四新文化的重要追随者与实践者,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潜能被唤醒,成为担负文化与社会变革的新的文化主体与政治主体,并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力。
“青年阶层”的形成则是以科举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变革为契机的[6],从社会结构上来看,在新文化运动之初,青年阶层与“新式教育”的出现,是召唤青年的前提条件,是把青年作为社会革新力量的现实社会基础。
“废除科举最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而在此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的,则是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而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分子,且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则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7]。
新式教育真正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影响力是在科举废除之后,青年学生整体数量大增。据统计,“1904年,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1907年,学校总数达37888所,学生总数为1024988 人。如果以1907 年学部统计为例,京师有学堂127 所,直隶有4591 所,吉林有1526 所,湖北有1298 所,河南有2696 所,出现了上有各府州县学堂之设立,下有爱国志士热心教育蒙学女学各种私学堂之设立’的前所未有的争相创办新式教育的局面”[8]。从洋务运动到民国初年,学生数量大增,新式教育的产生使青年学生成为较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另外,汲取民初革命经验,需要寻找新的社会革新力量。毛泽东认为现有的社会势力是不足以依赖的,应该求友造友、网络人才,自造革新势力[9]。青年恽代英直言当时的中国急于培养一种善势力:“窃尝谓今日世界,最要之事,为善势力之养成”[10]。
陈独秀提出寄希望于“新青年”是有现实社会基础的,而非处于纯粹理论层面的讨论,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新式教育,已经推动了大量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学生这一社会阶层的产生,他们以新式教育为渠道,逐渐独立于社会。“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社会阶层,开始具备独立的政治与社会功能”[11]。因此,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前行者呼唤青年,以青年为重要对象培养社会新生力量以开辟新的社会发展格局。实际上,新文化前行者将希望寄予青年群体,这也意味着时代与社会的重心转移到青年上来。
新文化运动以各大刊物为主要阵地,发起了一场文化启蒙为主对青年的召唤。《新青年》杂志创刊时的定位是唤醒青年,强调“青年文化”的定位为《新青年》杂志在“五四”之前的第一个阶段[12]。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新青年》为现代中国奉献了两个重要东西:一个是倡导启蒙文化运动,一个是倡导青春文化运动”[13]。
《新青年》对青年问题的关注,体现在《新青年》刊物命名和定位的设置上,它持续发表了以“青年论述”为主题的论文,以发刊词《敬告青年》为首篇,共刊发“青年”为主要论题的文章30多篇。另外,《新青年》“通信栏”的设置对青年问题的关注则更为具体、契合青年需要。
自1915年杂志创刊,陈独秀以《敬告青年》一文,明确提出“唤醒青年”是杂志的一大主旨[14],认为“青年应担负起社会改造的责任”。新文化运动将青年视为社会革新的重要力量。陈独秀认为青年是社会新鲜的细胞,是社会进化与新旧更替之源,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力量是青年,推动社会新生只可能在青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新青年”自觉承担革新历史社会的责任,有新鲜且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价值。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在时间上比喻青年为“初春”,在空间上比喻青年为“细胞”。为青年做出新的定位: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5]
继《新青年》后,又涌现了多本以青年研究为主题的刊物。如杂志《青年声》《独立青年》《青年之光》等,在涉猎青年研究的论文中,自1915 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起,到1921年刊载的《列宁与青年》等约30多篇讨论“青年问题”的文章,一时以“青年”为主题研究纷呈而至。
对于青年召唤,还体现在以“青春”为内核推动新的家庭、国家、民族与人类发展,根本上激发了青年自身所具有的社会革新力量,饱含了以青年为主要期待对象的时代基因。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的《青春》中,从历史哲学角度对“新青年”的社会革新力量给予了回应。在《青春》一文中,他以“青春”指代自身的时代与社会,青年的自觉根本便在于“青春”的自觉,以“青春之我”作为历史的动力之源,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6]。
以进化论的历史观阐释青年是社会与历史革新力量,青年具有社会革新和历史革新的功能,青年与社会之间是抵抗的,又紧密联结的。作为社会革新的主体,具有推动历史与社会不断进步的责任。总之,新文化运动的前行者察觉到了青年群体所蕴含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将培养“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标,召唤“新青年”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青年先进文化存在着全面的直接的密切联系,青年先进文化的传播多以宣传“进步青年”刊物为载体。从1915 年9 月《新青年》创刊号出版起,以“进步青年”为主题的刊物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创建人多受这些进步青年刊物影响,他们都是这些刊物的作者或读者,一些进步青年刊物编辑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成立地。如《新青年》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青年先进文化更多地在《新青年》杂志的主创者和进步青年中广泛传播,并在思想文化界的运动中引发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917 年1 月,《新青年》的编辑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编委会以北京大学为依托成立,成员多数都是进步的民主派或自由派人士,他们以“科学与民主”为倡导团结起来。《新青年》刊物吸引了中国大部分先进青年,这些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
数据显示,1920年4月至6月《新青年》杂志运作时期,在老渔阳里2号出入的早期共产党人达50余人,其中有俞秀松、施存统、包惠僧等人。因此,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及社会活动家与《新青年》编辑部有联系的就有恽代英、李季、杨明斋、陈望道、沈雁冰、沈玄庐、施存统、沈泽民等人。以《新青年》编辑部为中心,逐步形成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储备了大量的骨干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组织保证。
同时,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大解放深受《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在最初创刊的一年多里,刊发的数量就在1000 册左右,到1918 年后,《新青年》刊发数增加至20000 册,社会影响力颇大。毛泽东就曾在保安(现志丹县)对斯诺这样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当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17]当时,一些先进青年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准则,走上了工农相结合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之路。这时,先进青年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先进青年不断探索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道路,在革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党的创建,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前进。
20世纪初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报刊多是高举民主科学大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器皿。她们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探索新时代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先进文化迅速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新青年群体。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年先进文化是孕育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摇篮。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及早期著名活动家革命实践历程,大多与青年先进文化有着间接或直接的联系。他们传播青年先进文化,并以青年先进文化为主体逐渐形成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组织保证。
此外,一些老革命家受到青年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他们受到《新青年》进步思想启发。如一些老革命家从思想上理论上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他们阅读《共产主义ABC》《向导》《共产党宣言》等进步刊物,彭德怀也是《新青年》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的读者。宋时轮与左权、蔡申熙等发起“社会主义研究社”,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进步书刊,逐渐形成了共产主义思想。
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青年先进文化以《新青年》等刊物为载体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最主要的阵地和最重要的象征。青年先进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起到了培育队伍、组建骨干、推动建党的作用,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后,《新青年》刊物成了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阵地,继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挥作用。以《新青年》为主体的青年先进文化聚集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并有幸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的筹备者和主要推动力量。
十月革命后,《新青年》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陈独秀在《新青年》前八卷以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全没有具体化。但《新青年》自第六卷起,逐渐注重社会问题,到第七卷的下半卷,便显然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了”。[18]
1923—1925年,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愈来愈多。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列宁主义概论》《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彭述之《谁是中国革命之领导者》等著作大量涌现。同时,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译著也随之而来,如1923年6月至7月《新青年》刊载的译文有40篇之多,如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列宁主义概论》,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基本条件和新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列宁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民族殖民地问题》《亚洲的醒悟》等。
一些宣传先进文化的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这一时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阐释,并将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新高度。《新青年》刊物于1919 年5 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并陆续登载《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学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之资本论(读书录)》等文章,介绍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时马克思主义研究蔚然成风。
共产党人引领青年在文化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新青年》刊物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罗针”。[19]为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0 年3 月,《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刊载了多篇工人运动情况的调查报告,反映南京、山西、江苏、长沙等地的工人、劳动组织的生存状况,并在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运用百姓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通俗化。”[20]《新青年》提倡白话,在《社会主义批评》和《马克思学说》等文章中,陈独秀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如纺织厂、茶碗、茶壶等说明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劳动成果,以启发劳动者的思想觉悟。
共产党人引领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情况进行思考。1920 年,《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21]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开始思考中国的实际国情。1923—1924 年,《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等文章,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进一步思考。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文章中,瞿秋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意义进行了介绍。这些文章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理论来源。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精神和青年文化奋斗的目标都是以为民族谋复兴为己任。李大钊提出“青春中国之再生”,陈独秀呼唤“民族更新”,这些都孕育着民族复兴话语。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期望改变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现状。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并以国家发展、人民解放为主要推动力,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自产生时起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青年文化运动,为中国青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提供了队伍建设保证。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各种措施使青年文化运动与人民群众实践结合,让青年与人民群众力量结合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据中组部发布的2017 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数据显示,30 岁及以下的青年党员1000 多万,全党有一部分党员未经历过党革命年代的历练,对党的历史及党的初心不够了解。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行者们坚毅高尚的品格为榜样,这是新时代的青年人守住初心、履行使命的先决条件。
百年前,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尤其以新青年的内驱力为探索国家发展和民族自救自强之路的精神底蕴。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青年成为国家图存发展的重要力量。由此,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更需青年一代接续奋斗”。当今,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比任何时期更接近伟大复兴目标。青年一代人的担当和责任更加重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场接力跑的主要力量。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不辜负民族的期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奋斗,提高完善自己,方能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
青年勇担民族复兴大任,需要中国共产党引领。当前,党和政府在青年工作方面加大力度,以凝聚青年、联系服务青年,作青年的知心人为工作思路,加强对青年的凝聚力、组织力、号召力。中国青年与新时代主题同频共振,我们党以引领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砥砺奋斗为己任。
伟大的建党精神需要承续,青年文化的理论务求创新。当前,青年文化的逻辑、特点、动态、规律,以及与其他文化的关联性、平衡性、结构性等方面的研究仍需要不断深化和完善。青年文化发展也会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深化认识、更好地完成了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并展现出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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