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生活满意度、政府信任与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CSS2021数据实证研究分析

邹宇春 刘颖 赵富民 陈阳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1]。这一论述表明，志愿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要参与者，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行为如何得以增强，以便能更好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已成为志愿服务研究的重要议题。

从认知行为理论来看，主观认知态度的变化很大程度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尤其是个体对生活、对政府的态度。已有文献认为，生活满意度作为认知因素会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从而影响个体生活目标的定位和行为取向。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个人在较低层次的物质性价值需求得到满足后，会发展为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性价值需求，并且希望获得社会声誉、赢得尊重，此时通过帮助他人来获得精神满足的动力就比较强。[2]国外研究也表明，当居民有着较高生活满意度时，将有助于激励更多志愿服务行为的产生[3]，不过这种研究发现是否适用于我国的青年群体，相关研究并不丰富、有待完善。同时，政府信任是对政府官员、政府政策、政治系统和结构等的信任态度。梳理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党和政府为推进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出台了多项政策与措施，我国很多志愿服务活动的发起也都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的支持和参与，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性的、社会保障类的志愿服务活动。作为成长于国家迅速发展进程中的一代，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很可能是受政府信任态度的影响而产生的。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学界有关青年的生活满意度、政府信任、志愿服务三者关系的研究稍显不足。

此外，当前青年志愿服务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两方面有待完善。一是当前大部分研究主要依赖某一地区的非概率抽样数据而非全国概率抽样数据，二是研究视野大多聚焦于大学生群体而非整个青年群体。因此，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发掘如何促使青年群体有效地参与志愿服务，有必要利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整个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行为进行分析，为科学判断其志愿服务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实证参考和决策依据。

综上，本文采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试图通过对下列三个问题的探讨来更好理解新时代背景下的青年志愿服务行为，进而推进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相融合：1）在我国青年群体中，生活满意度是否以及如何对政府信任和志愿服务参与产生影响？2）在我国青年群体中，政府信任是否以及如何对志愿服务行为产生影响？3）生活满意度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行为的作用是否以及如何受到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青年志愿服务

青年志愿服务是指青年志愿者在业余时间，为了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不求物质报酬、自愿无偿向社会或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4]这种公益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参与者通过自愿无偿贡献自己的劳动、技能、知识和经验，促进个人自我实现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我国青年志愿服务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截至2021年底，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的注册青年志愿者已超过9000 万人。[5]这些青年人活跃在社区建设、大型赛事、环境保护、扶贫开发、卫生健康、应急救援、文化传承等各个领域，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新风尚。[6]

青年志愿服务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就有很多不求回报、服务社会的理念，孔子的“仁”、孟子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积德行善”等都体现了乐于助人和扶贫济困的特征，当下志愿服务事业的精神内核和这些传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对这些传统思想的传承和弘扬。[7]其次，青年志愿服务的意义还体现在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迅速发展，中国已从那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我们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人们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和丰富的前提下，社会上越来越多人注重自身修养的提升，精神文明的建设愈发重要。青年志愿服务活动是一个群体性的有教育寓意的活动，它能够促进参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的人文精神的发展，使大家内心产生认同感。[9]志愿服务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恰恰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并且志愿服务最主要的对象是社会上的弱势和边缘群体，这更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谋而合。[10]最后，青年志愿服务还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志愿服务以其快捷有效的动员方式和组织渠道，正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应对紧急突发事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防控以及冬奥会的顺利召开，青年志愿者队伍都在其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我国社会保障目标的实现给予了极大的推动力量。

综合以上文献来看，着力研究青年志愿服务行为是必须进行之事。在我国志愿服务迅速发展并逐渐呈现出志愿服务体系法制化，志愿服务事业组织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态势下，应深入探究如何有效壮大青年志愿服务队伍，使其真正为社会建设和治理创新贡献自己的力量和价值。

（二）生活满意度与志愿服务行为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价[11]，展现了个体对于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状况、教育程度、休闲娱乐文化活动和社交生活等方面需求满足感的综合感知。作为一种重要的主观认知因素，生活满意度不仅影响着个体的情绪，并且对个体的行为追求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新时代下，人们在实现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上，日益注重精神需求的满足。志愿服务作为一种亲社会行为，是现代社会大众积极生活、奉献社会的重要方式。志愿服务既会受到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易受到内在动力机制的驱动。为满足精神美好的需要，追求与体悟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个人的行为、服务他人以及社会发展相统一，常见的方式之一便是积极投身于志愿服务之中。当个体的生活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有利于激发其积极的情绪，从而有可能内化为行为的动力，对志愿服务的行为倾向产生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志愿者在其服务过程之中可能会受到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研究表明，若个体对目前的生活越感到满意，便会越少感受到志愿服务参与中的阻力，[12]生活满意度越高的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越强。[13]从本质上讲，参与志愿服务的主观感受或意愿并不等同于实际的志愿服务行为，但鉴于认知和行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理由认为，参与意愿越高，则参与倾向越强。许多学者还对部分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与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比如，以大学生志愿者为研究对象，发现大学生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其参与志愿服务的倾向性则越高；[14]以白领青年为研究对象，发现他们的社交生活满意度对其社会参与也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15]

基于以上文献发现，本研究进一步探索我国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与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机制，并认为，对于整个青年群体来说，其生活满意度越高，参与志愿服务的倾向性也越高。提出假设如下：

H1：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对志愿服务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三）生活满意度与政府信任水平

居民生活满意度被视为政府信任绩效测量的重要指标。[16]政治生活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延伸，体现公众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感受与认知（比如生活满意度），借此影响其对政府的态度与信任度。

从过往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政策及其行为会直接影响民众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17]李艳霞和郭夏玫的综合性分析发现，民众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对政府的评价就会越高，进而对政府的信任就会越强。[18]聂平平与黄文敏调查发现，生活满意度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正效应。[19]以上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生活满意度与政府信任之间呈现一种正向线性相关关系。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政府绩效和能力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则归结为对政府提供服务和能力的认可，即通过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来感知。需要提及的是，这些文献的研究对象是全体居民，其结果是否适用于整个青年群体仍有待全国青年数据予以验证。

与中年、老年群体相比，大部分青年群体在物质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的积累都显得较为薄弱。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进入职场，面临生存维持、组建家庭的生活挑战，但同时对生活品质又有着较高的追求和需求。这些都会使得他们与中年或老年群体存在一定的群体性差异，也意味着政府在开展并推动面向青年群体的工作时，需采取适合青年需求的政策和方式。这进而使得青年群体在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进行评估时，可能会采取与中年或老年群体不一样的标准。不过，从认知行为理论来看，上文基于全体居民的观点理应仍适用于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机制。本研究认为，无论采取何种有关生活满意度的评估标准，青年群体嵌入的就业市场以及由衣、食、住、行等构成的生活场域，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政府相关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并用全国随机调查数据予以验证。

H2：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对政府信任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四）政府信任水平与志愿服务行为

制度绩效视角认为，政府信任来源于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认可和理性评判。[20]进入新时代后，促进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意识和参与度，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社会治理需要多主体之间平等、公正地协商对话，而公众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动机之一便源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协调和沟通。新时代下我国公众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日渐呈交融式发展，志愿服务作为公众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政治上的内涵。[21]因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与心理认同的增强会对其社会参与行为起到积极影响。有研究提出，对政府有较高信任者易被吸纳到社会参与之中。[22]相关研究同样发现公民的政府信任感知对其政治参与行为有着积极作用。[23]

帕特南认为开展志愿服务的前提是公民信任。[24]政府信任与公民信任在某种角度上具有一致性，都体现了公民对政府的认可与依赖。据此可推断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可能意味着对政府的信任。在中国，志愿服务作为公民社会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主要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主导发起，公众若能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很大可能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新时代，政府信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也为青年志愿服务的良性发展提供有益条件。一方面，服务型政府的推进激发了青年投身于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热情，其中最为广泛的参与形式是参与志愿服务；另一方面，青年群体对政府信任感越强，越能够激发其志愿服务热情，从而积极投身于志愿服务队伍之中。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3：青年群体的政府信任水平对志愿服务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五）政府信任水平的中介效应

目前对于政府信任、生活满意度与青年志愿者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尚不清晰，有待厘清。相关研究已发现青年生活满意度与其社会参与行为呈显著正相关[25]，也就是说青年的社会参与行为会随着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而增多。志愿服务作为当下社会参与的一种方式可能与之有所关联，青年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可能有助于增强其志愿服务行为。赵立坚表示中国民众对政府持有高信任感的原因来自党和政府的担当和作为。[26]特别是在2020 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国外政府与中国政府在防疫政策和态度上的明显差异，突显出中国政府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关于政府信任与志愿服务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政府信任是参与行为实施的必要前提。[27]有关研究认为政府信任可提升公民的参与行为的发生。[28]同时，还有研究发现，政府信任可在影响公民参与行为研究中发挥中介作用，以间接方式影响公民参与。[29]

基于以上文献，本研究认为，青年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政府的信任水平，同时基于对政府的信赖和支持，青年的志愿服务信念也就越强，志愿服务参与也就愈发增多，政府信任在生活满意度影响青年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中介效应。据此可以提出假设：

H4：青年群体的政府信任水平在生活满意度和志愿服务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图1 生活满意度、政府信任与志愿服务行为的中介关系图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2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第八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2021）。该调查计划覆盖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采用多阶段混合概率抽样方式，结合CAPI系统完成入户访问，调查对象为18—69 岁的中国公民。受疫情影响，目前完成有效样本规模9923 份。CSS2021 采用随机AB 卷模式，“志愿服务”模块随机分配在B 卷，志愿服务模块的样本量为调查规模的一半。根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规定14—35 周岁为青年的标准，结合CSS2021 调查样本的年龄特点，本研究将青年设定为18—35 周岁。本研究采用STATA16软件进行分析。

（二）变量与模型

1.因变量

本文以志愿服务行为作为因变量，代表研究对象的志愿服务参与状况。在2021年的CSS问卷中询问了“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选择“以上都没有”者表明受访者在调查时点前近一年内没有参加过任何志愿服务。因此，对此变量反向取值进行测量，即选择“以上都没有”选项的赋值为“0”，表示未参与过志愿服务，未选择“以上都没有”选项的赋值为“1”，表示参与过志愿服务。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

2.解释变量

本文以生活满意度作为解释变量，体现了对于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状况、个人受教育程度、休闲文化活动和社交生活的总体评价。在问卷中，采用“总体来说，您对生活的满意度（1表示非常不满意，10表示非常满意）”这一问题来进行测量，该变量为定序变量，取值范围为1—10。

3.中介变量

本文以政府信任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关于该变量的测量，目前国内学者各有侧重点，其中以测量受访者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各层级政府的信任程度较为常见。本研究采用此测量方法。同时，本研究认为，此变量的测量除了大多数研究使用的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外，还需包括与青年志愿群体密切相关的群团组织的信任程度。理由有二，一方面是由于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作为党领导下兼具政治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团体[30]，政治性是其灵魂，是第一位的[31]，这赋予了群团组织以很强的政治代表性。另一方面是由群团组织的职能定位决定的，共青团作为党领导的青年政治组织，妇联作为党和政府在妇女群众的代表，工会作为国家帮助工人维权的组织，在日常工作中有较多机会与青年群体进行沟通、互动，且或多或少承担了“政府代理人”的角色。综上所述，本研究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作为受信方纳入到政府信任水平的测量之中，体现其政治性特征且符合其职能定位。故而该变量的测量采用问卷中“您信任下列机构吗?中央政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这一问题。

此外，由于城乡地区对应的基层政府不同，本研究结合受访者居住地的城乡属性来选择基层政府信任度。最终采用中央政府、区县政府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信任度之和来表示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采用中央政府、乡镇政府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信任度之和来表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这样测量政府信任水平既能够充分体现政府各层级组织的综合性，又能够把城乡差异带来的误差排除在外。该变量为定序变量，其中，“不好说”选项处理为缺失值。

4.控制变量

本研究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经济收入、人际信任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当中进行检验。其中，经济收入以家庭年均收入为标准；人际信任水平通过问卷中“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1分表示非常不信任，10分表示非常信任”一题进行测量。此外，性别、党员身份为定类变量，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人际信任水平为定序变量。

表1 青年群体的基本描述

（三）模型与分析方法

接下来，本文首先对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大概了解该群体在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领域的参与情况。其次，对于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基础回归，并对自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来排除统计数据的偶然性现象，确保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最后，基于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中介变量为定序变量，所以需要同时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和OLS 回归模型分析青年的生活满意度、政府信任与志愿服务行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据Baron 和Kenny 关于中介效应的提示，中介作用在本研究中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能够显著地解释政府信任的变化；第二，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能够显著地解释青年志愿服务行为的变化；第三，加入政府信任这一中介变量之后，生活满意度对志愿服务的影响显著降低或降为零，同时政府信任对青年志愿服务的影响应显著不等于零。[32]同时采用Bootstrap 检验来进一步验证政府信任是否在生活满意度影响志愿服务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四、研究结果

（一）志愿服务类型分布

图2 数据显示，在青年群体中，环境保护、儿童关爱和老年关怀这三种志愿服务领域参与人数较多，占比分别为15.90%、13.04%及11.65%。反观国际援助、法律援助与妇女维权/保护这三类志愿服务项目参与人数较少，占比分别为0.15%、0.85%、1.62%。

图2 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类型情况表

（二）基础回归

本研究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经济收入、人际信任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依据表2 分析结果，模型1 反映出各类控制变量对青年志愿服务的影响。第一，在青年群体内部，相较于年龄较大的青年人，年龄较小者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更大；第二，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具有更高受教育水平的青年人具有更多的志愿服务行为；第三，党员的政治身份有助于提高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第四，家庭经济收入对于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也产生积极影响。

表2 生活满意度对青年志愿服务行为影响的Logistic模型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把自变量生活满意度加入模型后发现，生活满意度与青年志愿服务之间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0.099（p＜0.05），意味着生活满意度对青年志愿服务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青年生活满意度越高，其参与的志愿服务行为越频繁。据此，假设1 基本得到证实。

续表：

（三）生活满意度的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考察的是评价方法和指标解释能力的稳定性，即在改变某些参数时，评价方法和指标是否仍然对评价结果保持比较一致、稳定的解释。本文中稳健性检验选取了替换主要自变量的方式。一方面，考虑到问卷内体现生活满意度的5 个方面中家庭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已经放入控制变量，因此选择采用家庭关系、休闲/娱乐/文化活动满意度、社交生活满意度作为个体层面的替换变量。另一方面，考虑到对于个人以外的社会层面缺乏论证，所以选用社会保障满意度作为生活满意度在社会层面的替代变量。综上所述，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通过采用自变量生活满意度的替代变量，以此进行重复实验来检验生活满意度对青年志愿服务的影响。依据表3 分析结果，模型3—7 的结果系数符号都具有一致性，且除了家庭关系以外的替代变量都具有显著性，说明生活满意度对于青年志愿服务的影响是基本具有稳健性的。

表3 生活满意度稳健性检验结果

续表：

（四）政府信任水平的中介效应

表4模型8结果表示，生活满意度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系数为0.188（p＜0.001)，说明二者之间关系显著。与此同时，从数据上观察，生活满意度每提升一个单位，政府信任水平也会相应提升0.188个单位，体现出生活满意度对政府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即青年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对政府越信任，假设2得以验证。此结论也与有关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33]模型9加入了政府信任变量后，结果表示政府信任度与青年志愿服务行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模型系数为0.066（p＜0.1)，即青年群体对政府越信任，其志愿服务行为相应会增强，假设3 通过检验，同时与部分学者观点相同。[34]

表4 政府信任水平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在青年群体中，生活满意度与政府信任水平对其志愿服务行为都会产生明显的正向作用。

根据模型9 进行的效应分析过程显示，加入政府信任这个中介变量后，生活满意度对青年志愿服务行为仍呈显著正向作用，直接效应为0.087（p＜0.05)，比未加入政府信任变量之前明显降低了0.012。基于上述统计分析结果可知生活满意度与政府信任水平之间的模型系数为0.188，且政府信任水平与青年志愿服务行为之间的系数为0.066，那么生活满意度与政府信任水平对青年志愿服务行为的间接效应为0.012408。依据中介效应原理，本研究总效应为0.099，中介比例为12.5%。本文的检验结果支持了中介作用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假设4得到验证，政府信任水平对生活满意度与青年志愿服务行为的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说明青年的生活满意度除了直接对其是否参与志愿服务产生影响外，还会通过影响政府信任水平进而对是否参与志愿服务产生影响。这意味着青年生活满意度的增强有利于提升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进一步增进青年的志愿服务行为。

（五）Bootstrap检验

通过500次自抽样之后，Bootstrap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政府信任水平在生活满意度与青年志愿服务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01,0.006]，且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具有显著性。

表5 政府信任水平的中介效应Bootstrap结果

五、讨论与总结

国内外研究均表明，青年是志愿服务的主体力量。青年有着巨大的创新力和生命力，大力推进青年志愿者的队伍规模和服务质量，对推进志愿服务事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对政府及社会带来各种风险和挑战，如何推动青年群体更好地加入志愿者队伍并积极有效地参与志愿服务，成为志愿服务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议题。为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重点关注青年群体的生活质量、政府信任和志愿服务参与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且进一步讨论生活满意度是否会通过政府信任间接对志愿服务行为产生影响，希冀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为深入系统地理解当前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政治态度和社会参与提供实证参考，进而更好地把握青年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内在机制。

本文分析了全国概率抽样入户调查数据18—35岁的青年人群，因此研究结果能推论全国18—35 岁的青年人群。分析结果显示：首先，生活满意度与青年群体志愿服务行为之间关系显著，且呈正相关，即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越倾向参与志愿服务。其次，青年生活满意度与政府信任之间也呈现正相关，即青年的政府信任水平随着生活满意度的增强得以提升。最后，研究进一步发现，在青年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其志愿服务参与的过程中，政府信任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青年的生活满意度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志愿服务行为，而且还通过政府信任水平间接性地对志愿服务行为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认为，为了增强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程度，可以从日常衣食住行的获得感入手提高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通过模型2和模型8均可发现，家庭收入对志愿服务参与率的影响程度远低于生活满意度。因此，不仅要注重青年群体生活水平的客观提升，更要注意其生活水平的主观获得感，通过精神富裕和物质富裕的双富裕来提升志愿服务参与率。同时，注重作为中介变量的政府信任的建设。在面向青年群体时，提供开放友好积极的政策环境，接受青年人的监督和建议，提供与青年人群的对话、沟通机制，夯实青年人群对政府的认同感，提升青年人群的政府信任水平。尤其在当下疫情时期，许多青年面临收入下降、生活质量难以保证的风险，政府相关部门要督促各用工单位加强对青年群体就业、生活的基本保障，并通过提供短期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降低生活风险，减轻青年群体的生活压力，提高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以及政府信任，进而实现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率的提升。

总的来说，本研究尝试用全国数据回答了新时代背景下青年人的生活质量、政府信任与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为推动当前青年志愿服务事业提供了一点参考。但同时，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文中只分析了生活满意度与政府信任水平这两个影响因素，对于青年志愿群体本身的个体因素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等中层因素和社会方面的宏观因素没有通过量化研究加以分析，因此对于全面了解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还缺乏足够的论证，需要在之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