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王翰飞
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更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望。就业作为民生之本,青年就业更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1]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中就把青年就业创业列为青年发展的十大领域之一,明确提出要促进青年就业,完善青年就业政策体系,提升青年就业质量。[2]就业创业作为青年群体满足生活基本需要、实现自身价值的基本途径,不仅关系到青年个人切身利益,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3]促进青年就业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兴起与壮大,志愿服务不仅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成为拓展现代青年就业方式和途径的重要推动力量。[4]有研究指出,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形态,不仅能够培养人的劳动能力和道德修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是初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驱动力。[5]很多国家已经从宏观层面将志愿服务纳入到就业政策中,来缓解失业问题。例如,英国政府为缓解国内的高失业率问题,将目光聚焦在志愿服务,把参与志愿服务作为发展新技能、拓展人际网络、尝试新职业和获得社会经验的重要渠道,以提高青年就业能力。1997年至2010年间,新工党政府通过发展志愿服务活动促进就业,取得了丰硕成果。[6]因此,借助志愿服务为青年发展所提供的良好实践平台,以志愿服务为抓手,探索志愿服务参与对于青年就业的促进作用,可以成为当前国内推动青年就业的一项新举措。
在我国,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志愿服务参与对于大学生就业所产生的促进作用,例如“大学生西部志愿者计划”等。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通过志愿服务参与可以促使自己建构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提高技能水平,增强耐挫力,提升就业自信心和社会竞争力。[7]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对于全年龄段内的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对于其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还较少有研究讨论,同时也缺乏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支撑志愿服务参与对青年就业作用的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便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调查数据,聚焦志愿服务参与对于青年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等,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参与志愿服务能够促进青年就业吗?或者说志愿服务参与能够影响青年的就业机会获得吗?2)如果有影响,方向是什么?作用机制是什么?
自1993年“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启动以来,志愿服务逐渐成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面旗帜,成为青年在奉献人民、服务社会中锻炼成长的重要途径。[8]广大青年志愿服务工作者秉承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公益精神,既传递了爱心文明,又通过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塑造了一个具有自主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的新时代青年形象。
目前,学界中关于青年志愿服务参与价值内涵的研究观点主要聚焦在三个层面:第一是国家层面。该观点认为青年作为社会中最活跃、最具有创造精神的群体,青年的志愿服务实践,不仅可以作为国家建设的一种形式,整合民间资源,号召更多的青年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以有效提升青年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国家归属感,还可以为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重大贡献。[9]党的十九大以来,青年志愿者不断活跃在污染防治、精准扶贫、支教助教等领域,围绕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积极实践,成为国家社会发展中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力量。[10]
第二是社会层面。该观点认为志愿服务是实现青年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中国青年志愿者是社会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活跃力量。[11]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开展,一方面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融合互助,加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怀、消除彼此之间的距离感和隔阂,从而缓解由社会群体分化所带来的矛盾,提升社会的和谐文明程度。[12]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广度和深度。[13]青年群体通过各级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的有效参与,在实现社会价值、协调社会利益、完善基层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青年群体广泛的志愿服务参与,更是营造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氛围。[14]
第三是个体层面。该观点认为青年作为一种指向未来的社会发展力量,而现代志愿服务的人本特征高度契合青年的未来性,志愿服务能够帮助青年与社会链接起来,为青年提供社会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15]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志愿服务在助力青年成长方面的重要价值,他高度称赞青年志愿者,“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中收获了成长和进步,找到了青春方向和人生目标”[16]。多项对于青年志愿者的调查表明,青年在志愿服务中收获满满,如获得不同的人生体验,习得新的生活技能,培养新的兴趣爱好,提升自己的精神素养,拓展了人生的职业规划选择等。[17]
可以看出,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不仅对于国家社会进步、社会治理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自身价值提升、未来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值得进一步分析探索。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社会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是社会稳定,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转必须依靠整个社会成员各种社会角色的充分合理安排。青年作为社会群体中最有生气的部分,有时却面临着失业的风险,他们无法找到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不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和价值,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失去活力。[1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社会团结和凝聚力的源泉,[19]近年来逐渐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已经把志愿服务作为缓解本国失业问题的重要政策性工具,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
在中国,志愿服务对于青年就业促进作用的政策实践主要体现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该计划对于大学生社会参与、就业创业、志愿精神培育和西部开发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1]国内多数研究已经指出,志愿服务参与是拓宽大学生就业的有效路径。一方面认为志愿服务参与能够增强大学生积极的就业心理素质,如增强社会交往的自信[22],提高抗挫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等[23];另一方面认为大学生通过志愿服务的参与,能够有效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24],如帮助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25]、提高技能水平[26]、增强职业竞争力等。
考虑到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服务学习”“实践学习”等途径提供给人全面发展的机会,特别对于青年群体来说,更是一种“自我体验”“自我成长”的机会。[27]志愿服务的参与可以帮助青年更好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从“锻炼自己”发展为“自我实现”、从“服务他人”到“公共精神的培育”等,提高青年的社会竞争力。[28]如前所述,国内关于志愿服务参与能够促进就业的相关论述,主要把目标群体聚焦在大学生中,而对于更大范围的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是否会对其就业状况产生影响还有待进一步验证。鉴于志愿服务参与和就业机会获得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29],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参与过志愿服务的青年群体,其就业的可能性更高,即参与志愿服务更有助于青年就业机会的获得。
青年志愿服务参与作为公众社会参与的一种重要实现路径,对于维系并支撑社会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内涵与意义。[30]原因在于,首先,在公共生活领域中,青年志愿服务参与能够使其深刻认识到个体的社会责任,更多地关注公共生活,增强公共精神。[31]其次,参与志愿服务更促进了社会成员利益的融合,增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后,志愿服务的参与对于扩大青年的社会网络,增进青年的社会信任、社会认同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2]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志愿性的组织是一所免费的民主学校,所有学员都可以从中习得关于公共生活的理论,从而培育更高规模的社会资本。”[33]
作为第一个系统论述社会资本概念的学者[34],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某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35]从该定义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社会关系本身,它是个人可获得的资源;二是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36]这种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个体社会资本[37],可以为劳动者提供信息、资源和帮助,甚至对于劳动者求职和职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著名的“弱关系”(weak ties)假设,他认为人们通过使用“弱关系”从亲属和朋友得到的信息对于人们的职业流动作用不明显,但从初次相识的人得到的帮助往往会让人们流动到一个地位更高的职位。[38]20世纪80年代以后,林南教授在格氏“弱关系”假设的基础之上,发展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个社会分层体系中,相同阶层的人们在权力、财富、声望等方面具有很小的差异,他们之间往往联系较为紧密,当阶层内部的人们追求向上的职业流动时,他们总是会为其提供应有的社会资源,帮助拓展其职业上升的通道。[39]到20世纪90年代,边燕杰根据在天津的“求职”调查,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强关系”(strong ties)假设,使社会网络或者社会资本对于人们求职就业的影响更符合中国本土情景。边燕杰认为,中国社会中,社会网络在人们找工作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是帮助其收集职业信息,而是通过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试图得到用工部门的“照顾”。[40]换言之,社会网络不再是信息桥,而是人情网。[41]人情网越大,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越大,获取职位的成功率就会相应增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格氏的“弱关系”理论,还是边氏的“强关系”理论,这些“社会资本”都对人们的求职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林氏的社会资源理论,对于本文启发意义较大,即青年群体在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中,加入、归属一些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在这些团体内部,成员之间身份特征、社会特征具有极高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往往又是以“强关系”的形式存在[42],最终对青年的就业或职业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多数研究已经表明,志愿服务的参与不仅能够增加人们的就业前景[43],促进其就业[44],还可以为个体的社会网络提供更多的社会连接,积累新型社会资本,进而更易于获得工作机会。[45]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这些资源……组织能为每个成员提供所需支持。”[46]因此通过志愿服务参与的方法来扩大个体的社会网络、人际关系交往等,以获得社会资源的支持,这对于青年获取好的就业机会,更快地找到合适工作非常重要。[47]福盖特在研究中也发现,参与志愿服务所结识的社会网络资源,要比一般情况下质量更高,更易获得优秀的求职技巧和求职经验,并且可以帮助劳动者在不同的组织和产业中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48]基于此,本文从上述讨论中进一步整理推演,认为社会资本在志愿服务参与和就业机会获得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社会资本水平在志愿服务参与和青年群体的就业状况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即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可以通过显著提高其社会资本水平,进而影响到就业机会的获得。[49]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2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第八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a Social Survey,简称CSS2021)。该调查计划覆盖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采用多阶段混合概率抽样方式,结合CAPI系统完成入户访问,调查对象为18—69 岁的中国公民。受疫情影响,目前完成有效样本规模9923 份。CSS2021 采用随机AB 卷模式,“志愿服务”模块随机分配在B 卷,志愿服务模块的样本量为调查规模的一半。根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规定14—35 周岁为青年的标准,结合CSS2021 调查样本的年龄特点,本研究将青年设定为18—35 周岁。本研究采用STATA17软件进行分析。
1.因变量
本研究以“就业状况”为因变量。在问卷中,采用了“请问您目前的工作情况是?”一题进行测量。将“有工作”和“有工作,但目前在职休假、在职学习,或临时停工、歇业”处理为“在就业状态”(取值为1),将“没有工作”处理为“未就业状态”(取值为0)。将“在校大学生”处理为缺失值。
2.核心自变量
本研究以“是否参与过志愿服务”为核心自变量。在问卷中,采用了“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一题进行测量。该题涉及13 种志愿服务行为,如果受访者在调查时点前近一年内参与过任意一种志愿服务,则视为参与过志愿服务(取值为1),否则就视为没有参与过志愿服务(取值为0)。
3.中介变量
本研究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同时参考帕特南[50]和赵延东、罗家德[51]的相关研究。在问卷中,采用了“目前您参加了下列哪些团体(包括线上和线下的团体)?”一题进行测量。该题涉及8个社会团体,将其重新累加后生成一个新变量,命名为“参与社会团体数量”。该变量为连续变量,取值范围为0—8,其值越高,表明参与社会团体数量越多,即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反之,则亦然。
4.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马继迁等[52]和张青等[53]对于青年就业问题研究中的控制变量设置,选取了性别、年龄、户籍类型、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主观社会经济地位①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考虑到:一是客观SEI 指标与“就业状况”存在自相关的问题;二是有研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能对个人的社会资源获得、社交圈的维护拓展以及个人的行为决策产生显著影响;三是也有研究表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准确抓住社会地位中更敏感的方面,其提供的评定信息远远超过客观指标。详见崔岩[54]、王俊秀[55]、李涛[56]、Goodman[57]等人的研究。。其中,部分变量作了二分简化处理:如政治面貌分为“中共党员”和“非中共党员”;婚姻状况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户籍类型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等。
各模型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如下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一览表
1.Logit回归分析
本研究将因变量青年群体的就业状况划分为“在就业状态”和“未就业状态”两种类型,属于二分类变量,因此在使用回归模型时采用了二元Logit模型进行回归。二元Logit模型可以分析因变量在各个类别之间发生转变的概率(可能性)。[58]该模型中的发生比率(odds ratio),即expβ,表明当自变量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属于该组的发生比率是参照组的发生比率的expβ倍。
2.倾向值匹配(PSM)方法
考虑到参与志愿服务对青年就业状况的影响,最大的困难可能是样本自选择问题,即个体可观测到的就业情况会受到某些混淆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s)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参与过志愿服务的群体在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等方面与未参与志愿服务的群体存在一定差异,是否参与志愿服务可能是青年根据自身条件和状况自选择的结果,从而产生一定的选择性偏误(selection bias),导致研究结果“有偏”。因此,本文使用另一种方法: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方法。该方法自1983 年由罗森鲍姆和鲁宾提出[59],可通过控制“倾向值”遏制和消除选择性偏误,得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净效应”(Net effects),从而提高因果结论的可信度。[60]
由表2分析结果可知,在模型1中,反映出各控制变量对青年就业状况的影响。首先,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在就业机会获得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原因在于户籍制度没有阻止农村青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批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就是证据,户籍制度并未对城市劳动力市场起到保护作用;[61]男性比女性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更大,这是因为男性相较于女性在职场中更有优势,尽管女性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面试机会,但职业回报方面仍然是男性占优;[62]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长的个体,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更高;党员的政治身份有助于提高青年就业的可能性②为了保持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将政治面貌重新编码为“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群众”四分类,并将其放入模型估计中,其结果依然成立,党员的“政治身份优势”仍然存在。;婚姻则会降低个体获得工作的机会。此外,就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而言,相比于处于上层的青年群体,处于中层、下层的青年群体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较低,验证了前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导致青年就业职业的分化[63],从而出现‘好的更好,弱的更难’的局面”。[64]
表2 参与志愿服务对青年就业状况影响的Logit模型
续表: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发现,志愿服务参与能够显著提升青年获得工作的机会。模型2 显示,参与志愿服务的青年群体处于“在就业状态”的可能性是没有参与志愿服务群体的1.65倍(β=0.50)。究其原因,有研究认为青年通过参与志愿服务很可能可以习得重要的职业技能,提升职业适应能力,提高青年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问题处理能力等,增强青年的就业竞争力,从而促进了青年就业。[65]据此,假设1得到证实。
基础Logit回归结果显示,参与志愿服务能够显著提升青年的工作机会。但是,部分青年因自身原因参与志愿服务的概率很小,而在估计平均处理效应时也包括了这部分人群,这显然不能很好体现出参与志愿服务对于青年就业状况的影响。使用倾向值匹配法,在充分考虑公众自选择的基础之上,将志愿服务参与作为处理变量,比较参与过志愿服务的青年(“实验组”)与没有参与过志愿服务的青年(“控制组”)就业状态的差异,通过半径匹配(radius matching)、最近邻匹配(nearest neighbors matching)、核匹配(kernel matching)方法,估计出志愿服务参与对青年就业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ATT)。
为了说明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在本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合理性,本文绘制了最近邻匹配法的匹配效果图。图2显示了处理组和控制组倾向值得分在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分布。可以看出,在匹配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志愿服务参与的倾向值得分密度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相比之下,在进行倾向值得分匹配之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志愿服务参与的倾向值得分密度分布差异得到一定的削减,匹配结果可信。同样地,本研究采用其他的匹配方法也得到了类似的效果,不再赘述。
图2 最近邻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分布
由表3 可知,利用最近邻匹配求的志愿服务参与对青年获得工作机会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11(Z 值均大于临界值2.59,ATT 系数均显著,显著性水平为0.01),说明参与志愿服务确实能够显著促进青年就业。这一结果和之前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核匹配法和半径匹配法的估计结果与最近邻匹配法相近,平均处理效应分别是0.10、0.12,也都具有较强的显著性。
表3 参与志愿服务对青年就业状况影响的PSM模型
为进一步探究志愿服务参与对青年就业状况的影响,本文采用Sobel检验方法[66],对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从模型3到模型5,反映出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可以通过“参与社会团体数量”对青年就业状况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值为0.08,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参与社会团体数量”在志愿服务参与和青年就业状况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占比为21.46%。即志愿服务参与不但能直接影响青年就业状况,还可以通过影响社会资本的水平间接影响青年获得工作的机会。据此,印证了假设2 的正确性。这也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即志愿服务的参与经历可以提升青年人的社会资本水平[67],进而给青年的就业机会带来推动作用。
表4 社会资本对青年就业状况影响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本研究基于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实证分析志愿服务参与对青年群体就业状况(就业机会获得)的影响及社会资本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志愿服务参与可以显著提升青年就业机会的获得,PSM 模型检验的结果更加充实结论的正确性。第二,社会资本在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和就业机会获得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更好促进青年群体就业,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的作用,培育积极的公民志愿精神,特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具有“助人”和“育人”的双功能。[68]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青年志愿者的爱心与积极的心态[69],为社会文明提供服务,为社会人群提供帮助,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要注重引导青年在志愿服务中的自我体验、自我教育、自我成长。要以促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健全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为契机,提高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赋予青年群体新的社会角色。这样,通过青年志愿服务的开展,不仅创造更多社会价值,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培养合格的人才和优秀的建设者。[70]
第二,国家欲发展,青年必当先。[71]青年在我国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著,他们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生力军。[72]青年群体社会参与水平的高低,参与的深度和广度都对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产生重要影响。[73]值得注意的是,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比例仅有40.64%,其参与水平还有待提升。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建设和制度改革存在一定滞后性,当前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途径和渠道并不通畅。[74]因此,扩大并疏通青年志愿服务参与渠道,规范和优化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途径,提升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水平,具有非常高的政策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鉴于当前社会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生活压力,部分青年群体产生了“生存焦虑”,陷入一种“低欲望”甚至是“被动躺平”的生活状态,进而萌生消极的社会参与意愿。[75]但考虑到志愿服务参与对于青年有积极“培育”的功能,因此,需要进一步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合理调控生活价格,减轻青年群体负担,提高青年群体社交生活满意度,从而提升其志愿服务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可能性。[76]
第四,要以志愿服务为抓手,增强志愿服务的社会效益转化,辅助青年与社会创造更多的联系,帮助青年融入社会以获得更多的资源。[77]通过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帮助青年树立更多正能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减少其“低欲望”状态。同时利用志愿服务参与能够显著提高青年社会团体参与的规模,进而增强社会资本水平的优势,要积极培育孵化更多优质的社会团体、青年公益“自组织”等,激发社会活力,使青年在社会参与过程中拥有更多弹性和空间,[78]帮助青年群体扩大自身的人际网络,增强与社会成员的广泛互信,提高青年的社会适应能力,进而增加青年群体获得工作的机会。[79]发挥社会团体或组织在社会治理、政策支持、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领域的作用,弥补“政府失灵”。[80]
***总书记在《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中强调:“要把志愿服务组织的工作重点放在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救灾、助医、助学等方面。”[81]在实践中开展志愿服务,就要和这些志愿服务的重点工作相结合。CSS2021 数据中,既有题器测量了“是否参与过志愿服务”,也有多选题测量了具有明确类型的志愿服务。本文中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具体类型和比例见下图3。
如图3 所示,青年志愿者群体中,针对环境保护、老、幼、青少年、残障以及困难人士的关怀帮扶服务较多,原因就在于这些对象可见性较强,专业性较低,服务的便捷性较高,便于青年参与。然而对于医疗护理、法律援助、抢险救灾、妇女维权等专业性的志愿服务活动,由于所需的“技能门槛”稍高,导致青年参与率较低。有研究指出,志愿服务专业性的强弱会影响到青年就业能力的提升以及就业机会的获得。[82]因此,如何帮助青年群体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中习得应有的技能和能力,更好实现志愿服务对青年就业的增促效应,是本文要继续努力研究的方向。
图3 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类别及比例
当然,目前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志愿服务参与和青年群体就业机会获得之间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尚未解决。本文所采用的PSM 模型一定程度上只消除了样本自选择问题,使结论的准确性提高,但并不能真正解决广泛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可能仍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局面。第二,本文中主要构建了社会资本这一个维度来研究志愿服务参与和青年群体就业机会获得之间的机制作用。但也有相关研究指出,如果从人力资本等角度出发分析,志愿服务参与可能会对青年群体就业机会的获得产生不一样的效果。[83]这都仍需进一步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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