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青年在代际学习中的作用与角色

师燕

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和颠覆，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8 次数据调查显示，截至2021 年6 月，我国6—19 岁的网民规模达1.58 亿，占网民整体数量的15.7%，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4.9%[1]。面临数字化时代通讯载体的更新迭代，新通信技术的应用使我们的信息交流传播方式发生了迅速、深刻的变革，不同世代之间产生的“数字鸿沟”作为一个新型的代差问题导致双方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选择上的分化、隔阂、甚至冲突。代际学习作为信息传递的形式，给两代人带来了角色互换和全新的生命体验。具体而言，青年对祖辈与父辈的影响不仅涉及现代文化的表层，也影响老一辈的价值观判断和生活方式的选择。青年在生活中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不仅是知识权威的被动接受者，更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主动者。因此廓清青年在代际学习中的角色与定位，对于弥合更深层次的数字鸿沟，促进代际学习有着学术指导与实践意义。

一、青年网络接触概况

（一）网络媒介接触类型

《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青年上网智能终端普及、上网媒介呈多元化趋势。不再局限于手机和传统的台式电脑，智能电子手表和平板电脑也走入青年的视野，逐步成为上网工具之一。数据表明，智能手机仍占主导地位，占比高达92.2%。其中，有65.0%的未成年人表示拥有自己的手机；台式电脑和平板电脑成为仅次于手机的上网设备，二者均占36.9%。这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智能手机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上网媒介，其不断的更新换代与广泛应用，使亲代和子代之间的代际鸿沟日益分化和拉大。[2]

图1 网络媒介使用类型

（二）网络接触APP种类

从使用的APP种类来看，微信使用者超越QQ用户，占比55.8%。说明微信逐渐成为青年最常用社交软件之一。代际学习中将此APP 作为代际交流的媒介，鼓励不同世代之间通过微信建立代际学习社群，将之作为情感表达、知识获取的窗口，以此促进不同年龄段人群之间的接纳认同。

图2 上网接触APP种类

（三）网络媒介使用行为

在网络媒介使用行为方面，笔者将不同学历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与总体未成年人的网络媒介使用行为进行对比。首先，网络媒介使用行为涉及网上学习、休闲娱乐、网上社交、信息获取等多个层面，呈现多元化倾向。其次，各学历阶段网上学习行为均是网络媒介使用的主要目的，听音乐和玩游戏是主要的网上休闲娱乐方式。可以推断，互联网或者新型科技手段、媒介在青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成为特别的刺激素或酵母，而不仅仅是联络工具或手段。网络媒介使用行为与内容对于青年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意识形态和集体行动造成的影响，体现于青年在代际学习中发挥的作用。基于此，有必要对青年网络媒介使用内容进行规范化监管，保证其接触正面、健康的网络信息，确保代际学习中积极示范者的作用。

处在小学阶段网民的上网行为与整体相比具有鲜明的特征。第一，网上聊天、网上购物和使用社交网站等社会化行为与总体相比有明显差异。这三类行为占比分别比平均水平低17.4%、15.0%和14.3%。第二，小学生“网上学习”的比例为90.0%，与总体未成年人网民的平均水平基本保持一致。

图3 小学生网络媒介使用行为

图4 所示，初中生网络媒介使用的各类行为均高于未成年网民平均水平，更加偏爱网上聊天、使用社交网站和听音乐三类活动。数据对比可以得出，初中生网民经常参加上述三种活动的比例分别高于未成年网民平均水平19.1、14.8 和12.3 个百分点。同时，初中生网民在网上参加“粉丝应援”的比例为11.0%，为各学历段的学生参加“粉丝应援”活动之首。

图4 初中生网络媒介使用行为

高中生有较强的能动意识和探索能力，从网上获取各类生活服务信息的比例明显偏高。网上购物、网上聊天和使用社交网站的比例均超过总体未成年网民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以上。此外，该群体使用互联网进行网上学习的比例处于各个学历段的最高水平，高达91.4%。

中等职业教育学生使用互联网时更倾向于参与社交、购物和娱乐类活动。调查数据显示，网上购物的中职学生占比52.1%、网上聊天占比77.9%，二者均超过未成年网民平均水平20 个百分点以上。其次，网上玩游戏、看短视频、看视频、网上购物的比例均超过未成年人整体网络行为的平均水平，分别占比75.5%、67.0%、58.1%和52.1%。看小说、看直播、进行内容创作等3 项网络使用行为与上述5 类行为的比例均为各学历段最高水平。进行网上学习的比例为85.2%，低于总体水平，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图5 高中生网络媒介使用行为

图6 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网络媒介使用行为

二、人类社会中三种文化传递模式

代际学习现象自从人类诞生之后便一直延续至今。代际学习在社会的构成、运行、发展和更替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代际视角下不同世代之间文化的相互继承和革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进。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以代际文化理论对两代人的学习模式进行了探索。她依据人类学习文化模式的传递方向，将人类文化的学习形式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3]三种文化传递模式揭示了人类代际学习的不同形式，也反映出人类社会化的三种不同向度。

（一）前喻文化：传统社会中的“老年权威”

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最先提出“前喻文化”一词。“前喻文化”是指年轻一代向年老一代学习生活技能、处事经验和文化知识。由于该文化的传递依赖于稳固的生物学遗传发展规律，祖辈们顺理成章地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父辈和孙辈扮演着文化吸收与继承者。这种文化传递模式与生产力低下的传统农业社会相对应，是传统社会文化模式的缩影。传统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社会结构的主要状态呈现环境封闭、等级森严、结构刚性、变化微小的特点[4]，年龄则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尺，年龄越大标志着拥有越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处世智慧。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老年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权威的象征。生活习惯的沿袭、信息的匮乏、缓慢的社会变迁使年轻一代缺乏创新思维和质疑精神，“前喻文化”在这种社会土壤的滋养中得以长期维持。

（二）并喻文化：社会变迁下的“同辈学习”

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推动人类文明迈上新的台阶，同时战争、科技革命等一些重大事件动摇了前喻文化的基础。承担着文化传授任务的老年一代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年轻人发现同龄人是更好的学习伙伴，于是第二种人类社会文化传递模式——“并喻文化”随之形成。并喻文化作为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的过渡阶段，文化传递的向度是在同辈之间进行的，是同辈人之间互为楷模的社会文化传递模式。在新环境的推动下把自己的同伴看作学习的楷模，建立起一种以同伴行为标准的学习模式，所以说并喻文化是一种未来导向的文化模式。这一模式隐含着历史进程中代际关系发生变化的重要线索，新的代际学习形式即将出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习形式有两大弊端：一方面，代际之间无法进行知识的互换。年长一代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创新性知识，年轻一代也不能汲取年长一代的智慧性经验。另一方面，青年之间接收与传递新行为时仍然把能否获得长辈的赞许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5]这意味着，并喻文化中残存着大量前喻文化的成分，年长者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具体而言，年长者负责树立学习典范、规定学习范围、制定学习规则，其主导的传统价值、评判标准在同辈学习中仍具有很大的话语权和适用性。

（三）后喻文化：数字社会下的“文化反哺”

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社会的急剧变迁和经济的蓬勃发展，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社会也随之来临。米德提出的“后喻文化”也称青年楷模文化，逐步取代并喻文化的学习模式，成为米德代沟理论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该文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文化传递的向度发生逆转，晚辈逐渐打破祖辈、父辈权威者的角色，年长一代开始向有活力、有开创性的年轻一代学习。[6]随着社会数字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在追求更加开放平等、结构弹性、变化莫测的现代社会中，年轻人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都比老年人强很多。通过互联网获取知识，洞察社会，开展人际交往，凭借自身的适应力和创新力，年轻人逐渐成为新时代知识文化和技能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由此说明，代表着后喻文化或青年楷模型文化的数字化社会已经到来。

三、青年在代际学习中的作用

（一）个体层面：数字鸿沟的消弭者

在个体层面，青年在代际学习中的角色对于弥合数字鸿沟发挥着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信息快速更新流变的社会，以青年反哺为主要形式的代际学习发挥着反向社会化机制的作用，对促进年长一辈知识结构的更新、提升老一辈信息素养以及使其符合“数字公民”的要求方面具有示范效应。第二，通过接受老一代的处世经验，年轻一代为日后进入社会积累了深厚的文化资本，加速了其社会化的进度和质量的提高。第三，青年在代际学习还具有缓和两代之间“刻板印象”的作用。而代际“刻板印象”是指社会成员因年龄差异，对与自己处于不同世代的成员持以消极印象为主的评价。[7]例如，很多老年人对年轻人有着“社会责任感差”“爱打游戏”“身着奇装异服”等一系列消极评价；而年轻人往往对老年人持有“顽固保守”“呆板”“健忘”等固有的负面形象。他们认为老年人在迅速变化且充满科技感的社会中逐渐落伍，以至于在部分年轻人中产生“歧视老年”的现象。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塑造了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和“好面子”的心理定势，不擅长当面表达对人对事喜恶爱憎等情感，这为代际“刻板印象”的固化提供了文化土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老一辈人对于智能科技产生的技术恐慌使不同世代之间的“数字鸿沟”和“刻板印象”进一步拉大。面临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创新代际学习来应对。例如，引入在线学习技术、社交媒体等平台，使青年在传授老一辈互联网操作技能的同时帮助彼此重塑新的形象，长此以往有利于减轻甚至消除代际负面印象。数字化时代，青年积极参与代际学习，发挥数字鸿沟弥合者的作用。代际学习为青年与老年提供情感交流中介，以减少互动时因情面、尊卑等级观念、性格等所产生的表达障碍，使每一位成员都能及时领悟并合理反馈，缩小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融洽彼此的关系，缓解刻板印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二）社会层面：社会变迁的助推器

数字化时代青年参与代际学习在社会层面表现出更加多样化的作用。首先，在静态社会结构层面，青年在代际学习中有利于促进代际融合和社会整合。也就是说，参与代际学习的互动既能促进老一辈和年轻一辈的观念和知识的交换，有效削减两代人的知识鸿沟，促进两代人情感共融、缩小心灵距离。为增进社会整合、凝聚社会共识、涵养包容的社会心态、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路径。第二，从社会动态发展维度来看，青年在代际学习中为延续传承社会文化和推促社会更新提供新的范式。[4]一方面，通过代际学习，年老一代将知识智慧、生活技能、价值观念传授给年轻人，这些经验将作为社会传承的基础部分推动社会前行；另一方面，年轻人通过吸收、重组老一辈的经验，促进自身技能和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社会新要素和新基因的诞生和发育，进而引发社会变革。第三，数字化时代以青年为主角的代际学习重塑着社会的每一个单元，成为联结现实与虚拟社会的枢纽。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网上挂号、线上学习、云办公等一系列线上行为的发展和常态化的运行催生了大批虚拟社群、线上空间的建立和推广。代际学习形式和场景的调整，使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在共存和互构的过程中，推动社会运行模式和文化形态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我国探索文化转型发展道路以及更广阔意义上的社会空间都发挥着诱致性作用。

（三）学术层面：学科丰富的新引擎

从社会学视域探索青年在代际学习中发挥的效用，这一社会事实将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智能时代青年反哺父辈和祖辈这一新的学习过程作为反向社会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势必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形构，呈现出诸多新特征，发挥很多新功能。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一领域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未来将会成为青年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时的交叉领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代际学习中青年作用的发挥和角色的扮演作独特的解读，相关研究成果为丰富社会学学科体系、拓展社会学研究领域和推动社会学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丰厚的材料。

四、数字化时代青年在代际学习中的角色定位

青年期作为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生阶段。青年对于新型传播媒介的使用改变了传统社会化的方向，进而影响着代际传播的形式，由此激发了我们的兴趣与关注。数字化时代，后喻文化越来越成为不同世代学习行为的日常图景，掀起了一场老年向年轻新型代际学习浪潮，而这一新的代际学习形式的兴起对于青年一代角色转换与适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较于以往服从权威的“被动接受者”，数字化时代他们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动地位。而老年一代固然拥有宝贵的经验、智慧，但是在信息更新日益加快的数字时代若要想不被淘汰，也需要注入新技术的内容。尤其数字化、老龄化和后疫情时代的交织共存下，青年无论是在技术操作熟练度还是内容接受度上，都比老年人更胜一筹，这使得老年一代的学习更加依赖于青年的文化反哺。

戈夫曼的拟剧论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情景比作一出舞台剧，剧中我们有着不同的任务分工、饰演不同的角色。数字化时代下的代际学习，青年一代扮演技术指导榜样人、长辈观念反哺人、媒介文化弄潮儿等新角色，一定程度上可以弥合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代际之间的信任理解，进而支持老一辈的继续社会化，对于推动社会传承和创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技术指导榜样人，实现个体赋权增能

代际学习方向的逆转导致传播角色的互换，传播角色的互换形成数字反哺。在数字反哺的代际学习过程中，青年已经成为帮助老年人解决数字难题的、融入数字社会的主力军。他们掌握着比较专业的数据软件操作技术，是开展代际学习时的技术指导和榜样示范人。从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可知，个人的认知、行为与环境及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人类互动时的行为产生影响。所以，代际学习强调从强化内部认知与外部操作的交互以此作用于学习的个体。首先，数字化器物层面，青年向老一辈介绍智能终端的功能、教会他们使用数字媒介。其次，数字文化层面，青年通过教授老一辈们使用数字媒体，把新的价值观、知识传授给他们，让其更加符合数字公民的素养、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社会。最后，青年扮演着代际学习中“先行人”的角色，为中老年人参与代际学习塑造了榜样力量，通过直接与间接学习行为对老一辈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青年借助信息传递和学习信息编码强化个体代际学习的行为刺激，帮助老年人主动参与代际学习，学习互联网技术的操作流程、形式、使用技能等，在代际学习过程中挖掘个体潜能，帮助老一辈实现自我赋权。

（二）长辈观念反哺人，改变观念推陈出新

现代社会是一个学习型社会，若不想被时代淘汰，任何人都需要终身学习。虽然老一辈拥有稳定成型的知识结构，但经验成分较大，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一元化状态。由于受到传统知识、经验、观念、习惯和固有思维方式的束缚，对新事物的认可和适应能力较差，甚至有较强的排斥性。面对社会的急剧变迁，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沮丧感和不适感的心理状态以及相应的行为表现。而通过向年轻人学习，全方位地获得大量的新知识、信息和技能，开阔眼界、启迪思维、开拓思路，提高老一辈人在多变社会中从容应对的能力和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为继续顺应时代的方向，充当社会的中坚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数字鸿沟拉大的时代，需要打破“数字围城”，实现双向破圈。青年处于新技术的领先地位、新观念的引领地位、新规则的制定地位，在技术操作与心理接受上占据着优势位置，凭借代际学习与祖辈或父辈进行互动，依托家庭氛围和新媒体平台努力趋向双方“心理交融”的目标[8]，去影响、反哺中老年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帮助他们全方位地享受数字红利。

（三）媒介文化弄潮儿，引领社会文化新风尚

在媒体资源演化的历史进程中，新媒体推动了新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诞生和发展。随着社交媒介的多样化、智能化，社会文化空间由“平面媒体”向“电子媒体”转变。尤其在互联网下的社会形态，公共社交网络从现实世界向虚拟空间转变，逐步形成了复杂多样、规模宏大的青年网络文化圈。

青年“圈群文化”是指具有共同或相似的兴趣爱好、体验或需求的青年，在关系、文化和技术三种力量的相互影响下及共同目标的趋向下自发集结成群，逐渐凝结个体的归属感并获得社会认同的文化形式。该文化遵循青年文化发展和演变的机制，创造独属于青年群体的文化“狂欢”，引领着文化时尚。从后喻文化的角度来看，青年作为数字化、智能化和社区化媒体技术应用趋势的先锋成员，在专属圈群中有着井然有序的分工，实现个体的知识与能力在圈群内部交流和传递的目标。同时圈群内部建立起系统性的协同联动机制，帮助每一个成员实现个体间的优势互补和集体的知识众创。长此以往，成员间持续而有效的互动、更迭将群体的智慧发挥到极致。这种整合性、协同性的力量足以支撑文化的创作生产。依托网络下的集群行动，代际学习被赋予了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实现了圈群成员的情感共鸣，提升了成员间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文化的创作和生产有利于实现青年群体之间的小众文化与大众主流文化的有机糅合，进而推动社会文化的全方位进化。

随着青年圈群文化的演化，青年个体或群体慢慢形成在社会文化实践中追逐资本的生产逻辑，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创造公共价值的能力。在社会文化层面，这种能力表现为对社会的建构功能，不断推动媒介文化的演化和迭代。[9]所以说，媒体社会青年显然已成为新媒介文化发展的弄潮儿，引领社会文化的新风尚。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演化和迭代需要国家和资本力量对文化信息产业进行正向引导，才能使青年群体在媒介文化的实践中逐渐实现从媒体消费者到媒体生产者角色转变，成为集生产者和消费者于一体的产消者和阶层“圈群化”的创作者。

五、建议

数字化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移动终端、人机融合、人际互联。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老年一代逐渐与智能互联的社会脱节，俨然已经成为“数字难民”。可是他们是否由于年龄就应该困于数字围城之中，是否应该成为数字化时代下的“弃儿”。因此，重新审视数字化时代的新型代际角色转换、鉴别数字化时代青年在代际学习中角色的扮演是否合理与作用发挥是否有效，不仅需要国家政策层面关注和重视，更需要引起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中公民的反思。简单地说，在日常生活的图景中，需要青年对老一辈多一些人文关怀和反哺时的耐心，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尽可能地实现从“数字难民”到“数字居民”的转变。数字化浪潮下既要保障老一辈获得生存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又要给予后代人初次融入社会所需的经验、启示，扩展双方的生存发展空间，最终达到代际的良性互动。

（一）加强顶层设计，打造温情数字包容圈

青年在代际学习中参与的广泛度和认可度与政府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强化政策扶持。

首先，政策制定应当加强对代际学习政策的关注度和时效性。触网青年和中老年网民数量的持续性增长对现行政策的丰富和完善提出了迫切性的要求，同时也呼吁着更加顺应科技发展和老龄化进程的创新性政策的出台。因此，相关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应当及时回应中老年一代和年轻一代数字化时代中的多元化、多层次需求，迎合代际学习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新的综合性特征。同时着眼于青年与老年人之间代际学习教育机制的建立和普及的长效性，明确开展互联网技术适老化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难点，为代际融合和社会延续提供可持续的保障机制，以促进双方知识交换、价值观的转变为出发点；促进社会整合为目标，制定集政策运行、代际互助、项目设计为一体的综合性政策。

其次，政府要基于我国国情与互联网发展现状，制订容易施行、便于管理的国家信息无障碍规范体系。[10]鼓励和引导企业少一些功利，多一些关怀，对遵从国家制定的标准和规范体系进行“适老化”产品和助老服务的研发运营的企业进行激励。在产品和服务投入应用前邀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符合性测试，向社会公布评测认证结果，鼓励符合标准规范体系的产品或服务投入市场，落地实操。

最后，青年用户在助力老年用户融入智能社会时存在信用滥用、个人隐私泄漏等一系列问题。未来互联网产业可能会以为老年群体提供专项服务为由，进行数据采集、刷脸识别等行为，这又使老年用户暴露在更高的信息风险之中。[11]针对老年群体维护信息安全的低敏感度，如何给予他们接触互联网时更大的安全保障，既需要政府的引导，也需要基层主管部门全面深入、多方监管，以保障老一辈用户的合法权利。

（二）多方联动协调，推动“科技向善”

科技的进步应该给所有的社会成员平等地提供便捷优质的生活条件。数字化进程中，我们一直在强调“科技向善”，而“科技向善”的呈现方式便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平等便捷地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诸多红利。基于这种理念，青年一代在代际学习中反哺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鼓励相关互联网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利用更智能的科技、更人性化的方式给老年人提供友好的数字技术使用方法、界面等。例如，疫情时代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应用大数据将老一辈的“行程码”“健康宝”以刷卡的方式代替，减少他们因为没有智能手机或者不会扫码被公交车拒载的类似情况。[12]电商企业在进行营销策略分析时，应把重心放在老年人网络消费行为的动机上，为其提供更适切的服务，让这些曾经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群体享受数字化社会中的一切美好。

其次，对于数字技术使用存在障碍的老一辈而言，在家庭场域内进行代际数字反哺有更大可行性，也更容易看到学习效果。例如，青年主动帮助长辈学习智能手机基本操作、常用软件下载、给予技术指导。这种良性互动不仅有助于青年群体建立对老一辈的积极认知，对于两代人的接纳包容也有更广泛的意义。

最后，老年人自己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敢于尝试各种数字化设施，主动学习智能设施操作，了解基础概念，熟悉常用功能。青年参与代际学习进行反哺的行为本身是一种感恩之举，对建立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意义重大，也是亲情传承的标志性行为。可以有针对性地帮助老一辈在数字的海洋里更好地感受数字化生存的温情时光。

（三）强化共情传播，助力父辈数字融入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要主动承担起代际学习先锋者的重任，用心关爱社会老龄群体。第一，保持较高频率的反哺节奏。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青年，可进行面对面的代际学习。与父母居住在不同空间的年轻人，尽可能通过微信视频的线上形式进行代际学习，这本身就是一种代际反哺的学习行为。第二，拓宽代际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宽度，进行深层次反哺。这意味着子代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智能化设备操作、功能的介绍方面，而应该进一步阐释其背后的意义，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感悟新价值观、新生活方式。第三，青年应意识到提升亲代媒介素养的重要性，加强虚假信息辨别、安全维护等方面的知识传授力度。第四，青年应保持良好的态度，强化共情传播理念，助力父辈更好融入数字化社会。[13]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面对代际学习意愿不强的祖辈和父辈，要给予更多的耐心、帮助和指导。在保护他们自尊心的前提下，尝试了解他们“技术恐慌”“数字回避”的深层次原因，从而为双方的代际学习提供更精准的需求和服务。如果遇到双方实在难以逾越的“代沟”时，我们也应放平心态，试着接纳、尊重和理解他们不一样的选择和坚守。总之，在数字化社会青年与老年一代只有“共生共存”，不抛弃每一个逐渐“落伍”的他们，理智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社会才能获得创新发展的机会。

六、结语

很显然，互联网作为高科技的产物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我们对于代际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不仅是我们传情达意的工具和媒介，更是与生活在数字化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融为一体的生命空间。同时，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网络平台的日趋成熟和随之兴起的新型社会关系，使得拥有“数字土著”身份的青年人源源不断地加入互联网大军的队伍中来，进而成为互联网用户中的引领者、开拓者，推动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在这个无时无刻不上演着“数字化的狂欢”的年代，那些被排斥在数字时代的老一辈却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经历着难以感同身受的落寞与心酸。面对这种现实情境，青年在代际学习中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对于提升老一辈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互动的质量、促进科技向善是我们持续关注和探索的议题。这需要青年有意识地参与到代际学习之中，去体悟老一辈面临的种种鸿沟和障碍，并积极帮助他们掌握在科技社会拥有更优质的生活技能，协助他们适应多元开放的价值形态和文化现象，尽可能地从科技器物到科技价值再到科技伦理为老一辈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