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速度情结”消弭“换挡焦虑”以“平常心”找寻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新路——第四届中国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暨园区建设经验交流会侧记

文/ 翟昕 张明

初秋的粤东大地绿意盎然。我国五大经济特区之一的海滨城市——广东汕头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暨再生资源园区建设经验交流会的召开。来自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知名学者、经济学家；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园区管委会的负责人；废弃电器电子基金处理企业、报废汽车回收处理企业；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再生资源回收处理设备制造商等近300人齐聚汕头帝豪国际酒店，共同探讨中国经济走入新常态下再生资源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到会的嘉宾和专家有：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翟勇；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节能环保与回收促进处处长尹虹；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处长李洪良；汕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管爱国；经济学家韩文高；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会长龙少海；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强；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循环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杨敬增；废钢铁行业资深专家、中国废钢应用协会原秘书长闫启平；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秘书长潘永刚等。

翟勇主任以再生资源产业理念上的几个误区为切入点，详细地阐述了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几十年来在立法工作中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再生资源产业中一些定义上存在的误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同时，他还就再生资源的立法工作谈了他们的工作思路。

尹虹处长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的若干思考”为题，通报了商务部自开展全国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以来的总体情况。尹虹说，回收体系建设是园区建设的源泉。近年来，商务部对这项工作下一步的总体思路是：以城市的回收体系建设为中心，以项目建设为载体，以专业化的回收利用为目的，着力构建完整而规范的回收利用体系。近年来，商务部先后在90 个城市推进了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绝大部分试点城市获得了财政资金的支持。通过回收体系建设，既推动了再生资源回收的合理化和规模化，也为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和利废企业的原料供应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目前，已在全国形成122 个区域性的再生资源回收基地，并有专项资金的支持。尹虹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商务部根据这一战略部署，结合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提出下一步要认真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中介、中央和地方这些方面的关系。目前，商务部正在制订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总体考虑是：围绕规范回收利用市场秩序，降低回收利用成本，提高回收利用率，着力加强回收利用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体制改革和回收模式创新，提升再生资源行业的规范化水平和规模化回收水平；规划的终极目标是构建多元化回收，集中化分拣，安全储存运输，无害化回收完整的、先进的回收利用体系。今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将按照政府引导和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开展。商务部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法律法规建设、制度改革、标准建设。在谈到创新的意义时，尹虹认为，创新将是新形势下的主旋律。分拣中心是整个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今后，再生资源集散市场的转型升级应实现五个方面的转变，即由单一的、散乱差的摊点式的集合向企业式方向转变；由单一的集散功能向具备加工、分拣、深加工、多功能的分拣集聚区方向转变，由过去简单的商品交换向信息交换、商品交换、商品配送、价格功能和资金结算多功能结合转变；由过去单纯的线下交易向线上与线下交易融合的方向转变；由过去的环保缺失向着环保措施完备的方向转变。她具体谈了这几个方面转变的内容和路径。

李洪良处长着重介绍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电子电器回收利用、废旧塑料、废钢铁、废旧电池废旧轮胎、再生有色金属、废旧纺织品等方面的有关准入制度建设，在有色金属，如废旧铅酸蓄电池、废旧干电池等方面所制订的条例、准入条件等。

龙少海会长通报了协会与国家有关部委就再生资源行业税收政策调整问题上的沟通情况和取得的进展。据了解，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就这一行业的税收政策调整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久就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管爱国董事长在大会上谈及对当前再生资源产业和园区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思考，引起了代表们的高度关注。

钢铁工业今天十分尴尬，众多以废钢铁回收为主业的再生利用公司的朋友们更感到迷茫。为此，大会特邀中国废钢应用协会原秘书长闫启平先生到会演讲。他认为，中国钢铁市场持续低迷，导致废钢铁市场的疲软和萎缩，给从业者和投资者的决策蒙上了厚重的阴影，今后将如何发展？闫启平认为，虽然目前整个废钢铁市场处于低迷，但废钢铁的核心价值并没有消失。从宏观层面来看，废钢铁的回收利用缓解了铁矿石进口压力。多年来，我国已经在国际铁矿石进口中吃了大亏。从2000年开始到2013年，我国进口铁矿石的数量增加了12 倍，价格则上涨了5 倍。从价格来看，2000年，世界铁矿石价格是26.55 美元/ 吨，到2013年，达到了129 美元/ 吨，我国每年就要多付出200 多亿美元，这是国际矿业巨头垄断的结果。因此，铁矿石又被人们戏称为“疯狂的石头”。目前，我国铁矿石进口受制于人的状况日趋严重，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多用废钢势在必行。闫启平称，近年来，我国废钢铁消耗总量逐年递增，平均年增长435万吨，全国年消耗废钢总量超过1 亿吨，但是，我国炼钢废钢单耗却在逐年下降。他认为，中国废钢铁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如果要达到世界废钢需求量的平均水平，每年需要废钢铁约3 亿吨。钢铁循环是钢铁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未来钢铁产业的结构是以电炉炼钢为主、转炉炼钢为辅，以清洁能源为主。2013年，全球电炉钢所占比重为29%，中国仅为10%；未来的资源配置是以废钢铁为主，铁矿石为辅；2013年，全球粗钢中废钢所占比例为36.5%，而我国只有11%。这正是差距和发展潜力所在。他认为，废钢铁产业是未来钢铁工业的支柱产业，在峰值期，我国废钢铁消耗量将达到每年4 亿吨，废钢铁的销售额将超过万亿元。他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废钢铁贸易的中心。这个结论的提出基于以下几点:中国是全球粗钢生产第一大国，2013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占全球的48.4%；中国是全球消耗量第一大国，废钢消费量占全球的14.1%；中国同时也是废钢铁进出口第一大国，今后废钢铁高产期长达5～10年，未来中国将成为全球废钢铁进出口贸易的中心。他认为，中国废钢铁行业依然有着良好而广阔的发展前景。他的一番话给处于愁云惨淡之中的各地朋友们带来了些许慰藉与期待。

如何实现在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如何选择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经济学家韩文高先生以“中国宣告进入经济新常态”为题，对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分析得十分透彻。他以今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经济新常态，新在哪？》为引入点，分析了8月5日～7日连续发表的三篇评论员文章：《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中所透露的中国经济新形势，分析了中央政府对这种新常态所持有的态度。韩文高认为：过去的高速度、高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往那种经济增长始终处在7.5% 以上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未来，7.5%可能成为一种高限。韩文高表示，我国经济发展迈入了新阶段，出现了趋势性、不可逆的新常态，而这种“新常态”具有长期性。我们要彻底摆脱“速度情结”；消除“换挡焦虑”，保持一颗平常心。正如中央政府所说，持续30 多年的高速增长，成就巨大、难能可贵。但是，还能不能继续保持那样的高速度？他引用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原话：“做不到，受不了，没必要”。“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按这个目标算，每年7.5% 左右的速度就够了。”

今后的趋势是什么？经济发展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现实的需要。制造业的持续艰难已经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扬，过去以低要素、低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他提醒大家：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已悄然来到我们身边。目前，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使得当前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如何正确认清形势，把握我们行业的前进方向，这是需要深思的共同课题。

韩文高指出，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候，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对此，中央的战略意图也显而易见：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轻易不搞强刺激、不踩大油门，同时又要坚持底线思维，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冲击。

韩文高说，“调速换挡”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日本在1950年～1972年的23年间，GDP年均增速为9.7%，到1968年，其经济实力已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奇 迹”。1973年～1990年期间，其GDP回落到4.26%。1991年，房地产破灭使日本经济受到重创，在1991年～2012年期间，GDP 更是降至0.86%。同样，从韩国来看，在1961年～1996年的35年间，在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引导下，经济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速为8.02%。然而，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后，1997年～2012年的5年间，GDP 增速仅为4.07%；韩国曾经创下的“汉江奇迹”已成为人们淡淡的往事。历史上，早期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都曾有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

韩文高先生曾多次参加我们主办的论坛，其独到的见解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这次是他第四次参加交流会，但每一次总是常讲常新。他以提出问题见长。这次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货币却产出很少的GDP ？”；“我国货币供应量很大，为什么企业还是缺钱？”；“我国的科技创新为什么步履蹒跚？”对于我国的“GDP”，他认为，这个GDP 增速高但是质量差。问题在于：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有问题；我国的经济总量或者称为“经济流量”虽然很大，但是存量有问题；这个GDP 增速很快，但是质量有问题。他指出：其原因是我国劳动生产率低下。在世界前十大农业国中，我们每人每年创造300～500 美元，而美国、法国、日本却是3万～5万美元；在世界前十大工业国中，我们人均创造的财富是德国的1/5，美国的1/8。我国的投资回报率在2008年～2012年之间仅为2.21%；也就是说，投入了100 块钱，仅有2 块2 毛1 分钱的收益。我们消耗了世界上近一半的能源和资源，却换取了不到10% 的增长。

在谈到我国的科技创新步履蹒跚状况时，他认为，其一，我国的科技投入缺乏制度保障。大量资本被导入房地产和虚拟经济领域，其原因在于：这两个领域不费劲但利润高。他引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从来没听说哪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是被房地产带入的！其二，垄断让有钱的央企产生资本惰性。在世界技术专利前100 名企业中，除了中兴通讯和华为分列第二、第三名外，见不到大型央企的影子。其三，税赋结构让非垄断企业负担过重，无力研发高科技产品。《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及100 家上市公司税费是利润的5 倍。其四，知识产权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假的东西比真的东西还牛气。其五，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企业经营者目光短浅，只注重眼前利益。他引用了大量生动事例来说明当前面临的种种困境和出现的怪现象，博得大家赞同的掌声与会心的笑声。

韩文高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不容回避。50年前，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30年前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未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这些国家，几十年经济停滞不前、长期徘徊不前。究其原因，不外乎几个方面：创新不足，两极分化，反城市化，通货膨胀，权贵经济。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一般都会先出现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接踵而来的是本币过剩的金融危机。通过他们的经历再反观我们自己，不禁有一身冷汗将出之感。他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恩格尔系数的分析与现实情况对比，既找出了问题的端倪和线索，也调整了大家用第三只眼看问题的角度。他认为，只有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引领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他引述了日本、韩国、新加坡成功穿越这个陷阱的成功经验：及时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日本从20 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实现了适时的转型升级，完成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转换。此外，日本与韩国都把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突破口，投资率不断下降，消费率不断上升，形成消费主导型增长的模式。他们实施“科技立国”的战略，不断提升产业的竞争能力。关键一点在于，政府重视合理分配，消弥两极分化的势头，注重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汲取欧美福利制度的经验，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试想，如果有一天，大家不再为住房而攒钱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不再为看病住院而扣扣索索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不再为子女的上学和就业而勒紧裤带的时候；等我们的企业不必再为上项目而巴结权贵的时候，小康生活还远吗？

今天我们的企业无不为“钱紧”而愁眉不展；无不为前面的道路迷茫而感到踌躇；无不为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方向而感到困顿；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怎样走出转型升级的新路？这位经济学家大声疾呼：摒弃“速度情结”，消除“换挡焦虑”，以“平常心”找寻新常态下的新路径——这也正是此时召开论坛的出发点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