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李红军 刘晓鹏
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号角。从“四史”视角考量,现代化作为党和国家的战略性部署,是我们党百年来的目标导向,具有稳定性、延续性、继承性等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以发展的眼光及宏观多元的历史谱系审思党的百年历程,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的探索是一个赓续不断的过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题经历了“隐性”到“显性”历史嬗变,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标识性概念。从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到以“五位一体”为主体的现代化目标体系,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题、未来图景和话语表达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但其最终愿景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借助建党一百年周年与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时间节点和契机对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探源寻绎,厘清其演进历程、重大价值与历史经验正当其时。
近代以降,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憧憬与尝试此起彼伏、接续不断。历经“工具理性的器物现代化、单一置入的制度现代化、改造国民性的文化现代化后,中国现代化仍未独立出场。”[2]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神圣使命,其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可大致分为萌芽期、开端期、发展期、完善期四个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题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的嬗变过程。
遵循宏观叙事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三大历史时期具有共存性、交互性、衔接性等特征,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三大历史时期各自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时序性的基本问题,为后续阶段的现代化积累了经验。[3]革命时期是我们党现代化建设的萌芽期,其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题是“隐性”的,即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式”现代化,并孕育中国特色现代化标识性概念体系的逻辑起点。革命的未来图景预设着追求现代化的基本向度、主题和主线。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赋有现代化思维的政党,还需具备良好的政治环境,这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逻辑和基本条件。在落后挨打、民不聊生的历史激荡期无法顺利进行现代化运动。革命与现代化并不对立,“实现现代化恰恰是以革命为基本前提。”[4]只有摆脱“前现代化社会”的羁绊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早在党的二大纲领中,我们党就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提出要“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5]133,内嵌着我们党对革命愿景以及现代化的高级社会形态的向往与追求。遵循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我们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建立“新国家”的政治目标成为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隐性主题。中国共产党具有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政治本色和优质基因,是中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和关键变量,是建设未来现代化“新国家”的主导力量。围绕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现代化隐性主题,我们党动态调整土地政策、在根据地开展轻工业、军工厂等工业基础建设,为“新现代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6]1081的现代化目标。此外,“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6]1080的重要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憧憬。我们党对以上论述有着科学的认知,要实现工业化、农业近代化以及巩固的国防需要最关键的政治前提即“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6]1080,“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6]1081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遵照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向度的革命逻辑,开辟了“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7]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引领我们党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政治使命,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独立出场奠定了政治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端期。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题日益鲜明,经历了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变,同时现代化建设的性质也尘埃落定。“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工业化”,[8]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题肇始于“工业化”。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先进的工业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使命。这不仅规定了工业化的逻辑导向还明确了工业化的性质。1953年,我们党制定和执行了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它着重提出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再次强调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向度。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包含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提出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9]136的宏伟蓝图。这是我们党首次将四个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制定发展目标。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最根本的制度基础。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申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10]249的战略目标。随着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四个现代化”逐渐代替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事业。1959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11]116四个方面。1962年刘少奇将四个现代化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阐释为科学技术现代化。[12]直到197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仍是党和国家现代化目标最亮丽的实践主题。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坚持统筹兼顾与重点突破相统一。《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及党的八大等均规定首先发展重工业,但也不忽视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商业等。在我们党追求现代化的开端期,不仅呈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旨归,还彰显了社会主义社会引领现代化建设的优越性,为后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保障。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改革开放这两项驱动力具有双向塑造的合力效应,引领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在此基础上现代化目标的实践主题由四个现代向以“四位一体”为主体的现代化目标体系转化的过程又逐步向多维度、宽领域发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概念。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对现代化的范畴理解不够深刻,认为四个现代化集中来讲就是经济建设。1980年,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建设需要多个方面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3]250这意味着现代化建设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兼顾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不仅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与高度的民主政治。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目标是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这实质上形成了以“三位一体”为主体现代化目标体系。以改革开放为主线,激发社会活力,提供良好社会环境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我们党更加注重社会问题,将“和谐”纳入现代化目标体系中。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了以“四位一体”为主体的现代化目标体系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这一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地位、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党的十二大提出为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到党的十六大单独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列为大会报告的一部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不断开创新局面,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协调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稳中向好。此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优势互补、相互协调、深度融合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党的现代化目标由四个现代化向“四位一体”为主体的目标体系的延伸和扩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性、时代性、科学性等特征。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的完善期,现代化目标的实践主题有了新的内涵。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以“五位一体”为主体的现代化目标体系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14]12这一目标不仅高度契合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还符合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重维度的美好生活新样态的诉求。新时代我们党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理论并未止步于此。在“五位一体”的基础上,现代化的内涵、空间与布局更加翔实、明晰、科学,成为保证现代化建设速度与质量的行动指南,体现了现代化目标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具体部署,并且为制度现代化谋划了蓝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保障。这拓宽了现代化目标体系的空间领域、基本内涵与整体布局。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方向、路线图和时间表。人民群众作为推动现代化的依靠力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谋篇布局中涵盖了人的现代化。[15]同时,***高度总结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我们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以“五位一体”为主体的现代化目标体系基础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决心与毅力,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产生了重大价值。首先,催生了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实践与理论。其次,进行现代化建设提升国家经济实力,促进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进步。再次,为世界孕育了具有可行性、先进性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催生了现代化的全新叙事逻辑。最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与活力。
怀着对现代化目标的美好夙愿,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现代化历程中探索、制定和实施了分步走发展战略,规划了具有目标导向作用的阶段性、可操作性战略目标。革命时期我们党以“现代化的政治前提”为中心调整革命政策和目标。建党伊始党的纲领明确提出了“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5]1的终极目标。此时,这一内嵌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高级社会形态的政治目标尚未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策略和路线。随着我们党对“现代化的政治前提”的前途、性质、动力等因素的科学认识,我们党认识到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16]651基于此,我们党提出了指导革命胜利的,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制定建立“新中国”[16]663的奋斗目标。可以说,“革命两阶段论”是我们党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探索和实施分步走发展战略的原初起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两步走”发展战略。早在1949年6月毛泽东就提出,“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17]14771964年周恩来首次系统科学地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9]439这标志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两步走”发展战略的形成。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目标向多维领域延伸的过程中,党和国家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分步走发展战略有了新的内涵与实践。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三步走”发展战略。[18]分步走发展战略实践与理论相向而行、相互作用产生的合力促进了现代化事业的稳步提升。同时,分步走发展战略与时俱进有了新的内涵,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19]党的十八大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二步战略目标锁定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从定量和定性双重维度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作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对分步走发展战略作出了更加具体、科学的规划,提出了“新两步走”发展战略,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部中国史,就是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20]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追求现代化的百年史是强国富民,摆脱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光辉历史。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21]要达到“现代化的根本政治条件”,必须解决“新现代性革命”依靠力量的土地问题。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县《土地法》,从“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到《中国土地法大纲》,广大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生活得到了救济和改善,这种革命性救济扶贫是我们党扶贫事业的开端。此外,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生产,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为改善民生与反贫困“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22]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是一种普遍性贫困的窘境,失业、恶性通货膨胀严重。194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23]4201949年到1952年以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领衔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的人均社会总产值是1949年的174.53%。[23]415三年恢复期不仅为追求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改善了民生,缓解国家和人民的贫困现状,不断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的诉求 。“四五计划”基本完成时工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了181.7%,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1.2%,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61元。[23]631-632这些伟大成就有效缓解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严峻的贫困局势,夯实了减贫工作的根基。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要摆脱贫穷”[24]255,“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4]370围绕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属性、内涵布展、动力机制与发展步骤等,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更加系统性的实践部署,凸显了中国特色现代化标识性概念体系的理论阐释力与创造力。在追求以“三位一体”为主体到以“四位一体”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致力于“共同富裕”,实现了从“温饱问题”到“小康水平”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跃升。小康社会是分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衡量标准和动态目标,对它的追求带动了反贫困事业的进步。2002年末到2010年末农村贫困人口降至2688万。[25]新时代以“五位一体”为主体的现代化目标体系是现代化目标的新图景,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百年目标交接的关键因素和战略任务。贫困农村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和弱项。“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26]。在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现代化历程中,9899万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实现脱贫、摘帽与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绝对贫困被消除。[20]这一历史性、决定性伟大胜利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样态等方面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秉承多维坐标与宏观历史谱系审视,“中国的革命建国者从一开始也就明确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27]在新现代性革命道路基础上开创的新现代性发展道路[28]不仅具有“中国化”的价值意蕴,还被赋予了“全球化”的示范效应,为全球贡献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途径。从革命时期的前现代社会到现在“内生自主性现代化”道路的出场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已经具备科学性、可行性的实践形态与理论体系,它们成为“世界公共产品”的奠基石。从宏观维度来看中国现代化有着明确的总依据、总目标、总任务、指导思想、战略布局等。从微观维度看中国的现代化规定着力量基点、价值旨归、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基本方略、基本纲领等。“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超越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束缚。20世纪末以“高度集中”著称的苏联现代化模式日渐式微。中国共产党观照社会现实作出了回应性调适与体制机制创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创造力促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峰回路转。另一方面,突破了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化的桎梏。资本逻辑的不可控性和嗜血成性的本质特征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将“普世价值”奉为圭臬,形成了国强必霸的铁律。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效仿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的过程中发展动力不足,政局不稳,在全球“断层线危机”的边缘徘徊,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无法自拔,渴望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与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方案秉持“文明”现代化强国的价值取向,在多元文明交流碰撞的基础上,促使尚和合、崇正义、重分享等优质传统文化基因得到整体性扩容,孕育了反对“以力假仁”霸权模式,产生了多元文明主体平等对话的现代化文明观。这标志着人类新型文明发展范式的确立与彰显。同时,中国现代化之路坚持人本逻辑,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方案一道同世界各国人民互利互惠、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因此说,“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4]10
从以“现代化的政治前提”为目标导向开展土地革命、社会建设与变革为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目标的实践成效与蓝图逐步衍生、完善为以“五位一体”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百年来现代化目标的理论要旨、建设过程、现实成果均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践规制,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强大生机与活力的现实张力。以追求现代化为未来图景的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17]1313可谓是这一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科学阐释与系统表达。它规定和制约着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斗争形式、未来社会形态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现在和将来革命的双重任务,其必须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16]651“新现代性革命”催生的“新现代性革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由抽象理论向理性实践转变的首胜,初步彰显了其可行性、实践性、优越性的鲜明品质。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逻辑和本质规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核心概念以及政治诉求的综合表达。在我们党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发展期,社会主义是贯穿始终最鲜明的底色和主线。1953年引领我国社会制度根本性变革的,以“一化三改”为核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直接内嵌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的美好愿景。社会主义社会释放的“制度效能”与满足人民需要、顺应历史潮流的现代化目标相融合释放的能量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基本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9]479这又一次充分显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巨大优势与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深度融合的政治智慧,“四项基本原则”是最鲜明、最直接的体现。政治路线囊括了现代化目标从发展期的“三位一体”到完善期的“五位一体”跃迁的整个过程,它引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以政治路线为逻辑起点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2]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得以升华,为全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与经验。党的政治路线对现代化产生的巨大牵引力、影响力足以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14]10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践主题经历了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到以“五位一体”为主体的现代化目标体系的历史性变迁。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践主题与现代化事业是同构共生的统一体。在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引领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旷古未有的伟大成就。同时,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是百年来我们党推进现代化建设取得震古烁今伟大成效最鲜明的政治基因与优势,还是现代化建设最根本、最关键的宝贵经验。大革命前期我们党忽视了对参与力量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导致革命进程受阻。随着对现代化与革命事业的深入探索,中国共产党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我们党意识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重要性、必要性。1928年毛泽东明确指出民主革命的成功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方能成功。[29]48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提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独立与解放、工业化与农业近代化是不可能的。坚持党的领导,“新现代性革命”得以胜利,由农业国向社会主义工业国的理想追求也初露端倪、付诸行动。建设时期能否发挥新政治制度的优势,保持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拷问和锤炼着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推动现代化事业的组织运筹力。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缔造者、建设者,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捍卫者、守护者、继承者。因此,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才不会变质。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30]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时期我国现代化事业卓有成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与生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四项基本原则。[13]164其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灵魂。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13]169改革时期风云变幻、波云诡谲的国内外“双重气候”影响着现代化的步伐。作为领导核心的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沉着冷静的战略定力作出了恰当的调试与回应,推动现代化事业实现了从“四个现代化”到“四位一体”为主体的现代化目标体系的平稳过渡。至此,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样版孕育的人类现代化文明新样态逐渐褪去了青涩的场域痕迹,逐步走向世界。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如期完成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同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实践路径逐步成熟,这是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实践效能的彰显。继往开来,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化的核心驱动系统和政治保障,其实践形态与理论表达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诠释与高度概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领导一切的。[14]20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不仅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谋篇布局,还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出系统性战略部署。这是为推进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加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未来图景,引领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灵魂性、导向性的政治信仰,是关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道路、旗帜的指导思想,是其政治行为的行动纲领。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13]163保证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与宝贵经验。早在建党前蔡和森就倡议,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的政党。[31]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是我们党在领导“新现代性革命”追求“现代化的政治前提”过程中的实践自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我们党科学化、明确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32]137革命前期,我们党与混淆视听的“问题与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的思潮、主义进行争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指导地位。同时,整风运动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全党达到空前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际运动相结合促成了“新现代性革命”的胜利。建设时期我们党牢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社会的指导地位,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执行以“一化三改”为核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启了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化建设新征程。1956年毛泽东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要坚决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前进。[33]568同时,我们党还指出,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33]568遵循“第二次结合”的原则,我们党摆脱了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束缚,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改革时期,邓小平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3]38突破两个“凡是”的藩篱,我们党将改革开放政治抉择的考量、世界历史潮流的洞察、人民需求的体悟、革命与建设经验的总结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制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凝练和概括,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路线规制的现代化目标的约束性根本原则。“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4]改革开放以来,从“四个现代化”到“三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现代化目标的递进与跃迁,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价值通则的思想牵引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得以升级、拓展。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贯彻执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是我们党百年来探索现代化以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经验和根本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政治观落到实处、细处,这不仅是党的性质、宗旨以及群众路线的本质规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鲜明的政治属性、基本特质和逻辑必然。纵观我们党探索现代化目标的“四个时期”,人民既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又是受益者。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5]1到党的四大动员工农们以及被压迫的民众[35],再到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工人和农民”[17]1478是“新现代性革命”胜利的主要依靠力量,人民是革命时期贯穿始终的主要参与力量。同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领导工农寻求解放成为最具代表人民利益的重要表征。建设时期我们党依靠几亿劳动人民[10]55朝着“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目标奋进,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既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36]316改革开放至今,从“三位一体”到“五位一体”为主体现代化目标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更加映衬出人民群众作为核心变量在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出发点、落脚点、质量等方面的影响力。“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路线的关键内容,它直接表明追求现代化国家的依靠力量是人民。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我们党追求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时刻保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本色。从“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到“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以人为本”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可以说,人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建设“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助推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新发展理念的“根”与“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7]4随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硬需求”的满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美好生活新样态的出场向“供给端”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此,党的十九大在人民生活、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民族姿态等方面对现代化强国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坚决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促使我们党探索百年现代化目标的实践历程中保持了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同频共振,保证了政党、国家、社会三重力量与现代化融合的平衡状态。
方向决定道路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目标的百年认知与探索始终内嵌着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这是我们党制定现代化目标,探索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经验之一。“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解决中国的繁荣富强问题。”[38]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导向,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段性战略目标。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已经高举了社会主义的旗帜。虽然党的一大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向度,但孕育了社会主义的胚胎。[5]11939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的前景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6]650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导向,“新现代性革命道路”的最终生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成现代化的代名词。实现工业化无非两条道路。[39]毛泽东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能增产,但时间长且痛苦。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36]299加之,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释放出的优越性、吸引力更加坚定了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的决心与步伐。以“一化三改”为核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引领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路径。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前期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时期制定现代化目标,推进现代化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场域中进行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3]164这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首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性规制性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7]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实践检验的结果,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认知与制定现代化建设目标及推动现代化事业跃迁的基本经验、总依据与基本的政治工作方法,是对认清国情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凝练与高度概括。共产国际对中国“新现代性革命”实践场域的“离场”“远场”及党内个别领导对国情缺乏深刻认识,导致对“新现代性革命”的领导权、革命步骤等作出误判,革命事业曾濒临破产的边缘。坚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9]115我们党不断调试与优化政治路线与政治策略,对“新现代性革命”的对象、性质、领导阶级、依靠力量、奋斗目标等作出了科学判断。在此基础上“新现代性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出场奠定了政治基础。建设时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同样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论十大关系》《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成为科学判定中国国情的经典著作和理论源泉。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我国处于第一个阶段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11]116基于中国实际,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了良好的开局。然而,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迷失了标的,脱离了国情。回归现实国情,毛泽东提出,要建设强大的国家,生产力很大发展起来,没有一百多年时间是不行的。[11]302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方针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双轮驱动下现代化事业得到调整和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和基本国情是改革期我们党进行现代化建设坚持与坚守的“总依据。”党的十三大首次系统诠释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邓小平提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24]252此后,党的历代领导人始终坚守这一实际。江泽民多次强调,不能脱离实际和超越阶段,全党要保持对基本国情的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胡锦涛在深刻洞察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总结现代化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没有变”的最大实际。***以高超的战略思维审视了新历史方位与“两个没有变”的辩证关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新的国情依据。“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是党和国家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历史、现实三维逻辑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但“新发展阶段”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40],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的最新国情依据。
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建设史是一个阶梯式递进、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进程。经过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艰辛探索与不懈奋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迈入了“新发展阶段”。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进方向、路线图和时间表等作出了更加科学翔实的规划,进而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到了固本培元、立根筑基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三期叠加期”,建设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需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要求党和国家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局势的深刻调整与变革,坚决贯彻执行新发展理念。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建设探源寻绎,提炼其主要历史成就与宝贵经验,不仅可以充实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四史”资源,还能为实现“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进而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图伟业提供理论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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