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诠释学理路——来自汉斯-乔治·伽达默尔的分析视角

◇田建荣 司 建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对民族工作的重视，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4年5月，***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014年9月，***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3]2021年，***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强调，各民族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指南。

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解读方式因研究旨趣的差异呈现出诸如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民族学等诸多研究景观，其中不乏神话、语言、文字、团结、实践等与历史文化相关的分析要素，而这些分析要素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机理恰有耦合之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诠释学在历史文本、文化教育、团结实践三个层面具有通约性。具体而言：一是历史文本层面，这里的历史主要指上古时期有关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神话。无独有偶，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历史是“前见”，而“神话”正是“前见”的一种具体表现。二是文化教育层面，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通过推广通用语言和文字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此相应，伽达默尔诠释学中文化教育的载体体现在语言和文字两个方面。三是团结实践层面，这里的团结实践指的是全国各族人民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团结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不唯如此，伽达默尔诠释学本身是一种“实践哲学的解释学”，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同时，主张通过团结与实践来维护共同体的利益。

一、诠释学引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理据

从研究外延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及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不论研究视角有何差异，历史、文化、实践等都是构成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素。德国哲学家汉斯-乔治·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作为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其诠释学的研究机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共通之处。具体可以从历史文本、文化教育、团结实践三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是以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历史文本观，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之始；其次是以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文化教育观，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塑过程；最后是以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团结实践观，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进路。

（一）诠释学中的历史文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之始

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历史”，这里的“历史”实际上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前理解”的观念（前有、前见、前设），统称为“先入之见”。这与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拒斥先见或者前见的客观主义诠释学迥然相异。诠释学中的“历史”需要透过“历史文本”来予以阐释。“历史文本”并不是科学实证所提倡的合规律与合目的的数据文本，在诠释学视域当中的“历史文本”是可以是诗歌、传说，也可以是神话。在我国的历史传统中，包含着文化古迹、历史追忆和神话传说等诸多元素，这些元素正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先入之见”。诠释学中“先入之见”的神话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神话，二者皆有共通之处。

在伽达默尔那里，代表“历史前见”的“历史文本”是神话。“‘神话’是指强调意义的神话，它比仅仅以神秘形式表达的知识，即我们通常在叙事诗中所称的神话要含义丰富……并不是用来证实或证明所说的，而是在说的存在中意识到它所说的。”[5]神话在诠释学当中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理解，这种理解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集体的历史追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历史前见”，这里的“历史前见”涵盖着诸多中华民族所周知的神话故事，而这些神话故事正是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追忆。比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创世英雄的神话故事，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广为流传的育人佳话，对播扬传统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大有裨益。

（二）诠释学中的文化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塑过程

在高举科学大旗的现代主义语境中，传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文本独白。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与现代在文化认识方面处于对立的态势。伽达默尔批判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隔岸状态，他认为纯粹的传统以旧思想作为权威，压制并束缚现实生活世界中的新思想，最终阻碍历史的发展。有鉴于此，伽达默尔通过重塑文化的意义对科学主义作出相应的批判。“文化的目的是要使以下的生活成为可能，即人们可以对这种生活说‘对’。”[5]16-17文化对人和社会的影响，需要在语言和文字当中得到体现，最终需要依靠教育来实现。“文化不光是自由地进行游戏的欢乐，同时也是精神的播种和收获的辛勤努力，这也正是在词和文化的本质中所表现的：人的教育。”[5]46伽达默尔对于文化教育的认识，对于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参照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相互理解中形成的。这是因为“相互理解是一种生活过程，在这种生活过程中生活着一个生命共同体。”[6]602在中华民族这个生命共同体当中，若想促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通有无，则需要依靠文化教育来实现。在伽达默尔那里，文化教育的载体是语言和文字。“语言从事工作……达于一点，形成一个共同的世界，在这一世界内我们互相言说某种可以理解的东西。”[7]14语言作为母体，其表现形式则是文字。“与语言性相比，文字性显然是第二性现象。文字的符号语言总要归结到真正的讲话语言。”[6]529借此而言，通用语言和文字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教育的基本载体。

（三）诠释学中的团结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进路

伽达默尔诠释学当中的历史与文化如果不能转化为实践，则容易被批判为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在伽达默尔看来，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能够使用共同的语言，就能形成共同的理解，从而形成一个理想的集体视界。这是因为“当使用一种共同语言时，我们也就是在不断地塑造着共同的视界，并且因此也是在积极地投身于我们的世界经验的集体性之中。”[6]98但是，人们使用共同的语言，并不能保证自觉地形成共同体意识。伽达默尔认识到语言不能直接形成自觉共同体的意识，进而提出了团结与实践的观点。“实践正在指导某人，并在团结中活动。因此，团结是决定性条件和全部社会理性的基础。”[6]76在伽达默尔看来，团结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走向团结的对立面则势必是孤单无助的。“谁处于孤独之中，谁就极大地体验到这种消失着的信任，亲近的世界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整个儿地陌生起来。”[5]1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需要团结的维系，而这种团结指代就是民族团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需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8]各民族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像石榴籽一样的抱在一起”。***看望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时指出：“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全国各族人民都要珍惜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局面，都要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各民族大团结的言行。”[9]从当前形势来看，无论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线，还是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最前沿，各族人民始终休戚与共、众志成城，攻坚克难。特别是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坚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需要我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历史文本之维：在神话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历史文本”被称为“先入之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先入之见”指的是国家存在的历史传统，包含着文化古迹、历史传说和神话起源等诸多历史元素。这其中的“神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的发端。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的中国人，如何从这些“历史文本”中寻找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先入之见”呢？伽达默尔提供了一种追忆历史的方法，即“在民歌中倾听民众的声音，收集童话和传说，培养古老的风俗习惯。”[6]374这里的民歌、童话、传说、风俗习惯等皆可回归到上古时期的中国，都能通过“神话”来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之源。具体可以分三个方面予以阐述：图腾神话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初之形，创世神话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图景，文明始祖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血脉。

（一）在图腾神话中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初之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需要图腾文化作为阐释依据。***主席夫妇同特朗普总统夫妇参观故宫时的对话中谈到了“龙的传人”，他说：“文化没有断过流的，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叫龙的传人。”[10]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说明龙是各族人民共同认可的精神符号。有学者认为，“龙”并非中华民族的图腾，而只是汉民族的图腾象征，这种说法更多的是从血缘和族群角度考虑的。但是，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民族是一种文化共同体，而不是血缘共同体。”[11]进而言之，龙并非某一民族的图腾，它既不属于汉族也不属于其他少数民族，而是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种精神符号。

从上古史的角度看，龙图腾的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龙图腾中的图案由多种动物演变而成，开始是由于蛇图腾氏族发展壮大，后来蛇图腾氏族兼并牛图腾氏族，在蛇图腾上增加两角成为龙图腾。龙图腾随后兼并了其他图腾氏族后，就形成了现在的蛇身、牛头、兔眼、鹿角、牛耳、凤爪、鹰爪、鱼鳞、花尾的“九似之兽”。龙图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融合的特征。“龙之产生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合性、包容性，在兼并中不是以大吃小，使小图腾消失了，而是吸收了小图腾的一部分，成为复合图腾。”[12]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当中仍然有自己的图腾象征，比如彝族的图腾有虎、苗族图腾有牛、白族的图腾有鱼等，但这些单个元素的图腾几乎都能在龙图腾当中存在，这也说明龙作为主要图腾，是各数民族的图腾逐渐融合的结果。

中华各民族将龙作为图腾是有文字记载的。汉族神话把“三皇五帝”与“龙”联系起来，彝族神话中的“支格阿龙”，白族、傣族神话中的“九隆”等皆与龙文化存在紧密联系。《风俗通义》记载，古代西南哀牢族“皆刻画其身心象龙文”。《赤雅》云：古代广东逐水而居的“蜒（dàn）人，神宫画龙以祭，自云龙种，浮家泛宅，或住水浒，或住水栏，捕鱼而食，不事耕种，不与土人通婚。能水色，知龙所在，自称龙种，籍称龙户。”《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五月大会龙城，祭龙先”。中华各民族龙图腾的记载说明，“与龙相关的神话的传承与再生产则不断丰富着这些文化符号的内涵，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3]龙作为图腾传说，不仅有相应的文字记载，也有诸多文物古迹予以佐证，见表1。

表1 “龙”形文物考古发现一览表

（二）在创世神话中体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图景

在创世神话当中，广泛流传的是盘古、女娲、伏羲等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描述了盘古作为人类始祖将天地分开的创世神话。一般来说，开天辟地的盘古神话主要是汉族的解读，这些传说主要有河南泌阳、浙江绍兴等版本。实际上，盘古神话的历史记载和文物古迹在南方更为丰富。根据南朝梁人任昉《述异记》的记载：“盘古氏，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这一介绍与《五运历年纪》中关于盘古神话的表述并无二致，说明汉族与壮族对盘古的认识是契合的。在壮族对盘古的描述和解读中，壮语中“盘”是磨刀石之义，“古”为葫芦之义。

据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典籍记载，盘古是一种氏族，并且有相应的盘古国作为繁衍生息的家园。根据南朝梁任《述异记》的记载：“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为姓。”实际上，“桂林有盘古氏庙”“南海有盘古国”这一说法在现实中是可以得到印证的。不仅如此，傈僳族的《盘古造人》，毛南族的《盘古兄妹和他们的神祖神孙》，畲族的《槃瓠歌》，白族的《开天辟地》，瑶族的《盘古书》都有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记载。覃乃昌认为：“盘古文化，实际上就是汉族文人记录整理南方少数民族相关神话，并加以哲理化、谱系化，形成了开天辟地创世、化生创世和洪水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的神话。它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融合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构成的生动体现。”[14]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盘古神话中是有共通性的，并且在伏羲女娲的神话中也有内涵一致的表述。

伏羲和女娲作为兄妹顺应天意结婚繁衍人类的故事在我国各民族当中是有流传的。唐代李冗《独异志》记载：“昔宇宙初开之时，止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河南洛阳有东汉前期汉墓的“女娲擎日”壁画；山东嘉祥县出土了东汉时期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同样出土了伏羲女娲交尾图。南方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女娲神话故事，比如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女娲娘娘补天》，布依族的《伏羲、女娲制人烟》，水族的《开天立地》，仡佬族的《天与地》等等。总体看来，女娲伏羲皆为南北方人民共同的创世神话，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对传承赓续中华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在始祖神话中探寻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血脉

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这说明中华各民族的始祖文化具有同源性。***主席视察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时指出：“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一分子，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为什么现在中华民族、14亿中国人凝聚力这么强？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一代代传承了中华文化、中华精神。”[15]炎黄子孙中的“炎”“黄”分别指代“炎帝”与“黄帝”。传说黄帝与炎帝是一母同胞，分置在“姬水”和“姜水”两地。《国语·晋语四》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从地理方位来看，《水经注·渭水》记载“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漆水出扶风杜阳俞山东北，入于渭”。从该表述中可知，炎帝所在的岐水位于陕西岐县东，属渭水一支；黄帝所在的姬水（漆水）同样汇入渭水，说明炎帝与黄帝所在的区域位置是有据可考的。

根据典籍记录，黄帝之后的英雄始祖皆为同姓之胞，诸如尧舜禹皆为黄帝之后裔。《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不仅当时的华夏集团是黄帝之后代，其余民族部落也与黄帝有一定亲缘关系，取代夏朝的殷商就起源于东夷。另外根据《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所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越王的祖先是夏禹的后裔。《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说文·夊部》记载“夏，中国之人也。”以此而言，匈奴的实际上与夏乃是同源。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炎黄的子孙，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概言之，“正是因为炎黄在中华姓氏谱系中的源头地位，‘同宗共祖’的观念才会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而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之共识。”[16]

上古时代，黄帝与炎帝当时分别是两个部落，阪泉之战促使炎帝与黄帝形成部落联盟，也就是华夏联盟，通过涿鹿之战合力战胜蚩尤部落。华夏联盟继续融合东夷、苗蛮等其他部落，壮大势力范围建立夏王朝。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家人，则应该用共同体的思维去考虑祖先问题。也就是说，炎帝黄帝以及蚩尤应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1997年，在河北省的涿鹿县，建起了象征‘中华民族’最早起源的‘中华三祖堂’。在这座辉煌的殿堂内，摆上了‘炎帝’‘黄帝’‘蚩尤’这三个代表了‘中华民族’起源的祖先的塑像。”[17]中华民族共同体还指涉文化层面的共同体，蚩尤虽然不是惯常和主流意义上的始祖神话，但民间崇拜并未消失，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一带至今尚有相关的崇拜活动，苗族川黔滇方言区，也流传有“格蚩爷老”的传说，这些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构成。

三、文化教育之维：在语言文字中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56个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历史传说等文化成果。这些共有的文化成果，是需要在继承与发扬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效果”的。伽达默尔认为，文化的传承“不只是注意历史现象或历史传承下来的作品，而且还在一种附属的意义上注意到这些现象和作品在历史（最后也包括对这些现象和作品研究的历史）上所产生的效果。”[6]408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来看，达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中得以形成的，换言之，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二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和推广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是国家通用文字的演变轨迹在一定程度上见证并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一）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格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过程，即“‘夷夏’观念经历了从‘夷夏之辨’‘夷夏皆正统’‘华夷’一家到‘华夷’一体的过程。”[18]夏商周时期的“华夷”是相对立的，华夷之辨中的“华”，实际上与夏是通用词，华即为夏，也就是通常而言的华夏。从地位上来看，“华”“夷”有明显的高低之分。《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夏，大也。故大国曰夏。 华夏谓中国也”。《北史·高丽传》：“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牣边鄙。”华夏居中，夷为边缘，在权势地位上，华夏为尊上，夷狄为卑下，但是二者皆生活在“四海”的时空范围内，这为华夷走向一体，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先秦时期的政治就有“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同体思想。《诗·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皆为王土，此种天下一体的观念为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条件。秦统一六国之后，第一次实现了华夏大一统，在北方设九郡，于南方设桂林、南海、象郡，施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以此来巩固大一统的格局。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在扩大疆域的基础上，于东北和西北建立新郡。隋唐形成大一统格局后，更多少数民族地区逐渐被纳入管辖范围，比如在突厥、回鹘、铁勒、室韦、契丹、靺鞨等民族聚居区域设立都护府。元朝时期的疆域得到进一步扩大，中央与边疆的关系日益加强。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实施改土归流，平定叛乱，收复台湾，促使大一统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多民族所构成的形成的“多元一体”，各民族的血统是统一的。“所谓汉、满、蒙、回、藏、苗等，他们绝非一单独之血统，而是中华民族之一部的称呼，严格地说，整个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血统”[19]。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同属于一个层次，他们互相结合而成中华民族……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20]。无论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价值观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是中华儿女生存与发展的共同根，也是滋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反之而言，任何独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外的思想不仅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也都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通用语言是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沟通纽带

我国之所以成为超大规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很大程度上在于各民族能够使用通用语言文字，不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通用语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环节。我国经历了较长时间将普通话作为国家的通用语言。具体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呈现出“言语异声”的特点，只是有的诸侯国将雅言作为通用语言，如《论语·述而》所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通过施行“书同文”统一文字，实现了书面语言的统一。在通用语言方面，西汉语言学家扬雄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对各地的方言进行汇总，将各地的通用语言称之为“凡语”“通语”。西晋沿袭汉代，以洛语为通用语。隋唐时期，分有金陵雅音、洛阳雅音和长安官音。宋朝将“雅音”作为汉语的标准语言。元代将元大都话作为通用语言，实质是将汉语语音作为“天下通语”，而如今的普通话就是元代通用语发展而来的。明朝将官方语言称为官话，清朝将北京官话作为全国通行的官话。20世纪初，我国产生了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其中国语运动直接导致普通话的产生。

通用语言即普通话的推广是需要汉字推广作为支持的。从汉字的字体特征来看，其本身并不直接表音。古代汉字的注音方式主要采用譬况（用近似的事物来比照说明）的方法。比如《说文解字》中对“国”的注音是“邦也。从囗（wéi）从或。古惑切”。对“家”的注音是“家，居也。从宀，豭省声”。东汉末年出现了新的汉字注音法——反切法，是用两个汉字相拼之后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比如“中”字的反切音为“中，陟弓切”，取“陟”的声母zhì—zh，“弓”的韵母gōng—ōng得出zh＋ōng就是“中”zhōng的读音。“华”字的反切音为“华，戸花切”，取“戸”的声母hù—h，“花”的韵母huā-uā，得出h＋uā就是“华”（上古音huā）的读音。反切音与譬况法相比有一定的进步，但是由于声母和韵母的不断变化发展，反切法日渐不被大众所掌握。直至十六七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分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1867年英国人威妥玛出版了《语言自迩集》，成为对外出版物的通用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普通话推广工作，逐步将推广普通话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工作。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强调，在文教系统和人民生活领域推广普通话。国务院设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1957年8月，教育部发布《关于继续推广普通话》的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进一步做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在推广普通话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为推广普通话提供了法律依据。需要指出的是，推广普通话不代表唯汉语是尊，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实际上是得到尊重和保护的。我们国家坚持把推广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的统一性与保护各民族语言以及地方方言的多样性、差异性有机结合起来，让语言这一交流工具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出显著优势。

（三）通用文字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载体

与通用语言一样，通用文字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一环。***总书记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谈到：“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21]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林立，语言文字呈现出“文字异形”的格局。秦统一六国后，通过施行“书同文”，规定小篆作为全国的标准字形，从而在文化教育方面巩固国家统一。汉字的形式和结构经历了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大篆，秦汉时期的小篆、隶书，魏晋隋唐时期的楷书、行书等字形变化，但字体的整体架构相对稳定。

秦汉时期，少数民族并没有成熟的语言文字，随着书同文政令的推行，北方匈奴的信函与印玺逐渐采用汉字。从文字类型的角度看，少数民族的文字与汉字具有较强的同源性。“和汉语类型相同的汉藏语系民族的文字，大都经历了和汉字相类似的发展，最终都发展为音意结合方式表示词素的文字类型，而阿尔泰语系的黏着型语言，其文字都表现出对原有汉字符号进行表音化改造的趋势。”[22]相对稳定的字体与字形结构有助于各民族的互通有无，增进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随着汉字数千年的传播与发展，汉字逐渐成为多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字。如今，汉字已经作为国家通用文字得到社会广泛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通用文字的普及推广工作。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成了《第一批简体字表》。1954年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二年由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发布第一批简化字，之后共公布了四批简化字。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要求每个字不超过十个笔画，逐步淘汰难写难认难记、容易写错认错记错的字。1964年2月4日，国务院批准了《汉字简化方案》中所列的简化字，随即产生《简化字总表》。1977年1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该方案缺乏群众基础，未形成约定俗称效果，国务院决定将其废除）。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对1964年产生的《简化字总表》微调后，即颁布新的《简化字总表》。汉字作为通用语言文字不断得到推广和普及，在其社会应用率提升的同时，也有利于在教育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团结实践之维:在民族团结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仅依靠理论的独白来维系，更需要通过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实践来凝塑。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团结、真实的共同体应该实现”。[7]70实现民族团结需要理论的指导。他说：“在这两方面——一方面是使用理论，另一方面是用之于社会生活的实践——不是都有理论的热情和实践的激情起着作用吗？”[5]79借此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需要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投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书记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2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以分为三重实现进路，第一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指南；第二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引导，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德氛围；第三是通过民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守望相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指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实践，而实践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当中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4]***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25]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不仅在于实践本身，而在于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实践可以促进理论的发展，而理论也可以指导实践。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人无信仰不立，国无信仰不兴。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当中，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指导，更是一种需要砥砺坚信的信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作为信仰予以践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2]“人民有信仰”是“国家有力量”和“民族有希望”的重要基础；人民没有信仰，国家则没有力量，国家没有力量则民族难有希望。人民做到有信仰，则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对价值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否定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思想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转为民族自卑。

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务必要做到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到，“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26]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全国各族人民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整个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和社会的价值体系中，自觉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德性取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方向。***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27]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决定了其人生价值所属的层面，满足个体需要的价值观处于微观层面的价值观，满足团体需要的价值观处于中观层面的价值观，满足国家民族需要的价值观处于宏观层面的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属于宏观层面的价值观，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各民族在道德取向上共同的追求，有助于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党和国家强调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在保证价值观在变动不居的主次矛盾斗争中保持主流趋势。具体看来，价值观当中存在“矛盾着的两方面”，其中的第一个方面是“各个民族的价值观是什么”，第二个方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观是什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观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作用在于引领社会思想潮流，而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其价值在于为社会注入思想活力。如果以某个民族的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想潮流，则容易出现思想混乱甚至是社会动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各族人民所追求的道德方向，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各族人民需要在实际生活当中做到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2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同时也需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成果。无论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各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价值观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共同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滋养全体中华儿女“对话”的共同根，也是凝聚国家认同的动力源。***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从《格萨尔王传》 《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29]不唯如此，国家应继续大力推广通用语言文字，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方向，营造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学习氛围，带动各族群众自觉学习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引导各族群众积极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守护民族团结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觉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潮，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面向新时代，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抗击新冠肺炎取得重大成果，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全体党员干部在民族团结工作方面，要政治立场坚定，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用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维护民族团结，务必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防止出现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思想。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30]维护民族团结，就要坚定地抛弃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的具体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指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31]深入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制度支持。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的基石，还需要坚持和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还应加强集体主义教育，要正确处理好民族地区局部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关系，不断维护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各族人民群众应以民族团结为生命线，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坚决不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坚决不说。各族人民应守望相助，自觉坚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原则，不断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齐心奋斗。

概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才得以形成的，总体上有一个 “自在”到“自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团结”起来，守望相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总书记说：“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1]回望过去，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汇成的历史见证。展望未来，全国各族人民仍须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砥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