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刘 林 陈少晖
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是近年来我国金融工作的重点任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在我国商业银行管理中,以风险计量与优化为核心的经济资本管理以及全面风险管理已经逐渐替代了传统的资产负债管理,这一变化体现着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改革历程中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尤其是近几年,经济资本作为对银行非预期损失进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商业银行的重视。同时,从市场竞争趋势上看,银行业国际市场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商业银行对风险度量、管理和经济资本有效配置等方面的管理能力上。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大多停留在总行层面,分支机构资本管理和资本约束的理念较为薄弱,这对于监管持续加强的商业银行而言无疑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此背景,从信用风险经济资本配置的角度,提出对分支机构实施经济资本限额管理,并在商业银行内部建立起类似碳排放交易模式的经济资本“交易市场”,实现各分支机构经济资本扩张的总量控制和差额调整,强化经济资本对业务拓展和风险扩张的刚性约束,以期对推进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管理有所参考和贡献。
目前,针对商业银行资本研究,产生了账面资本、监管资本、经济资本三种主要观点,这三种商业银行资本概念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差异。账面资本是从股东的视角出发,是股东得以分享预期回报和分配股利的资本额;监管资本是监管机构从银行体系运营安全及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巴塞尔协议)的视角,对商业银行设置的限制性资本水平,是商业银行合规经营的前提;与账面资本和监管资本不同,经济资本是以VAR(Value at Risk)方式定义的风险资本要求[1],是一个“算出来的”数字,在数额上应与非预期损失相等,因而经济资本的管理亦是属于风险管理的范畴,从根本上来说,是商业银行加强商业银行内部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的一种管理工具[2]。
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包括经济资本计量、配置和评价三方面的内容。经济资本计量是对银行经营管理中所要面临的风险进行的计量;经济资本配置以经济资本占用最小化为目标函数,是商业银行进行经济资本管理的核心环节;经济资本评价是商业银行绩效考核的一部分,主要通过风险加权资产(RWA)、人均经济增加价值(EVA)及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等核心指标的分析评价来实现。从风险维度讲,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包含了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和其他风险,其中信用风险在商业银行经济资本中占比达到70%以上,有的商业银行会达到90%。因此本文将以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经济资本为研究对象,着重从经济资本配置的角度对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改进展开研究。
1978年,美国信孚银行创造的RAROC模型中首先提到了经济资本这一概念,该模型一经问世便纷纷被国外商业银行采用,相关研究也随之兴起。国外学者对经济资本配置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自下而上法与自上而下法。由风险类型来确定经济资本需求量的经济资本管理方法具有自下而上法的特点,这种方法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对过去业务情况的总结及对未来可能发生业务将带来风险的预判,利用RAROC模型将经济资本按比例配置到各业务部门或各产品中去。例如RiskMetrics集团的Credit Metrics经济资本计量模型采用了自下而上的方法对信用风险进行计量[3],新巴塞尔协议中提到的标准法也是基于自下而上的计量方法和配置方式[4]。自下而上法的缺点是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业务可能存在的风险状况,而出于谨慎性的考虑,就会使分配到各模块的经济资本总量超过了银行实际上需要的资本总量,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自上而下法着眼于流动性、信息对称性等影响银行发展的风险产生因子,强调着眼于全局,主张通过对风险产生因子进行管理来实现经济资本的管理,达到银行发展过程中风险总体可控的目标。此方法代表性的研究有Merton和Perold基于增量资本配置原则提出的以“边际风险资本”的方法配置银行经济资本,使得“边际风险资本”总额少于银行所需经济资本总额;[5]Merton和Perold提出的这种经济资本配置方法利用VAR模型进行经济资本配置,在计算机的协助下计算速度很快,但Artzner等指出由于风险价值无法实现次可加,因而将VAR模型用于经济资本配置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6];Kimball基于市场的独立配置原则提出将银行资本自上而下地分配到各业务当中去,再把这些业务的资本结构与其在理论上的结构进行比较[7];德国中央银行基于内部beta原则提出利用beta分布来确定各业务的权重进行银行经济资本的配置。自上而下的方法强调流动性与信息的对称性对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的影响,要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或总行高层管理部门对全行业务情况及外部市场情况有着非常准确的把握度,对外部市场情况的正确把握程度对最终的配置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国内对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从单一的引入和阐述国际相关理论到尝试根据我国特有的银行体系进行改进的实证研究,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武剑和赵胜来介绍了国外银行在经济资本配置方面的理论及配置方式,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模式[8-9]。钱燕翔介绍了不良贷款与正常贷款在经济资本配置方法上的差异[10]。武剑等介绍了国外商业银行在经济资本配置方面的理论、流程和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提出了相关建议[11-13]。以上关于经济资本配置的相关理论研究大都建立在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总结或分类研究国外先进理论的居多,虽然也有部分研究试图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特点进行改良,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依然较少。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银行监管方面逐渐与国际银行业接轨,中国银监会也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近几年关于经济资本管理的研究在借鉴了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向结合我国实际的实证研究转变。彭建刚等以一致性原理和夏普利值为基础,对Default方法进行了质的改进,使商业银行从整体最优的角度确定各分支机构年度经济资本额度[14]。詹原瑞等比较分析了VaR和ES两种风险量在经济资本配置中的差异,发现基于ES的经济资本配置方法更能反映资产的风险特征,更便于实施。[15]程娟娟和贾正晞等分类总结了国内外现有经济资本配置方法的各自特点和适用性,对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的实际应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16-17]。蔡逸仙和蔡跃祺提出将经济资本管理引入商业银行的绩效管理和授信审批体系中。[18-19]刘冲等基于上市银行的微观数据分析了资本管理高级方法改革对试点银行的风险偏好和信贷调配的影响。[20]余晶晶等验证了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力和资本监管水平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效率和风险,且货币政策有优化作用。[21]总而言之,通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实证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原先的单纯阐述总结国外先进方法转变为如何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特点运用国外先进方法,并有不少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改良措施被提出,为深化商业银行的业绩管理、回报股东预期带来了积极效果。
通过以上对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相关研究的回顾,不难看出,国外的相关研究已比较成熟,运用RAROC、EVA及RWA指标对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效果进行评价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界的共识。基于RAROC和EVA的绩效考核和管理模式克服了传统银行绩效考核中盈利目标与潜在的可能损失在不同时期反映的时间错位问题,强调提前揭示风险,为避免以远期的风险换取一时的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实现方法,但由于RAROC和EVA的相关变量难以计量的问题使其成为实施过程中的困扰。国内的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建立在国外成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较快,内部评级法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广泛实施也使这种管理模式的应用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并无针对分支机构经济资本配置方面的研究,这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商业银行向高质量转型发展、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系统的进程。因此本文基于银行分支机构这一层面提出对信用风险经济资本扩张采取限额控制措施,并在商业银行内部建立起类似碳排放交易模式的经济资本“交易市场”,实现各分支机构经济资本扩张的总量控制和差额调整,从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管理水平。
中国银监会于2012年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开始走入规范化。2014年银监会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批复了工、农、中、建、交和招商银行6家商业银行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表明这6家商业银行在实施经济资本管理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具备了实施高级方法的基本条件,但是与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管理水平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
第一,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起步较晚,商业银行内部尚未建立足够完善的系统数据库。经济资本管理的基础性环节是经济资本的计量,国际上先进的商业银行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各自均拥有着庞大的基础数据资源。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均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银行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工作,但因开展现代风险管理工作较晚,在数据库的数据资源量、提取范围等方面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造成我国商业银行在经济资本计量中所需使用的数据存在缺失的问题,从而无法建立起较高级的计量模型,使得经济资本计量的准确度和精确度不够,对经济资本管理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二,新巴塞尔协议规定,使用内部评级法的商业银行至少要有连续五年的违约概率(PD)数据和连续七年的违约损失率(LGD)数据。截至2021年6月已获中国银保监会批准实施高级内部评级法的商业银行也仅6家,而2013年首批在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中引入内部评级法的商业银行,距今仅8年。此外,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中仍有一大部分未覆盖内部评级法,使得评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与国际先进评级机构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第三,随着金融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和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放开,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也更加复杂化、多面化,对于商业银行经营中所面临风险的计量也就存在着更多的不可控和不可预知因素,这也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在经济资本计量中采用高级的计量模型,而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仍大多采用系数法等较为初级的方法,难以适应时代要求。
经济资本管理的总体目标是以“资本要求回报、资本约束风险”为基本原则,在满足资本充足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建立运行有效的资本管理体系,平衡风险控制与业务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中心的经营目标。然而,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工作中,资本的压力没有完全传导到银行分支机构或基层支行的管理者意识中,不少分支机构管理者在日常经营中为了实现短期内的效益突破,仍将基础设施开发、房地产开发这种经济资本占用较高的信贷项目列为重点支持项目,这种通过盲目的规模扩张实现当期利润快速增长的方式,给银行未来经营埋下隐患。例如,在对分支行的绩效考核中未设置人均EVA和调整后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两项考核指标,或虽设置了这两项考核指标,但权重很低,并且考核分值针对机构,未直接落实到客户经理的个人绩效合约中,也就是说经济资本管理效果的好坏,仅关系到支行的整体考核,与行长有关,与客户经理无关。经济资本节约的力度和效率取决于客户经理对逐笔信贷资产资本构成要素的质量优化,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了经济资本的约束效果在最后一公里出现断裂,对经济资本的管理还是停留在对经济资本的计量、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的计算、分析等事后监测上,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经济资本管理在贷款定价、资本构成要素优化、贷款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应用仍处于较低水平,经济资本对全行经营管理的价值导向和过程控制的作用有限。同时,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牵头部门大多是资产负债部门,主要是对经济资本执行情况进行事后的统计、监测和分析,而非作出前瞻性的指导,也无法对逐笔借据的经济资本优化、EVA保本点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因此,经济资本管理的抓手明显不足,各专业、支行等条线、条块之间在配合、互动等方面有所欠缺,执行力度不足,未形成有效的上下贯通,容易引导营销部门将资本管理看作成其他部门的事,片面追求做大业务规模,而忽视资本成本的因素。但从银行整体来看,业务的成本包括资金成本、费用成本、税务成本、风险成本和资本成本,扣除这些成本后最终实现的是EVA,每笔业务只有EVA为正值,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只有充分认识业务的全部成本,才能清楚保本点,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盈利水平。
在2015年11月召开的G20峰会中达成的关于提高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处置阶段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①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指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进入处置程序时,能够通过减计或转股吸收银行损失的各类资本或债务工具的总和。的共识文件中指出,到2025年我国4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要达到风险加权资产(RWA)②资本充足率=(总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的16%,到2028年这一比例要提升至18%。2020年9月30日,央行、银保监会也发布了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风险加权比率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16%;自2028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18%。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杠杆比率自2025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6%,自2028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6.75%。”也就是说,我国的四大商业银行在2025年达标以前仍存在2~3万亿元的TLAC缺口。
然而从表1的我国四大商业银行2010—2020年净利润增长情况来看,四大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增长率在逐年下降,通过利润留存补充资本的内生资本动力明显减弱。如果出现利润负增长,通过利润补充的资本将可能持续减少,这将对银行提升资本充足率带来不利影响。照此发展模式,今后商业银行通过利润补充资本的空间将进一步缩小。
表1 中国四大商业银行2010-2020年净利润增量情况单位:(人民币)亿元
资本约束已成为现实,商业银行要适应这种经营环境就必须主动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加强经济资本管理。在提升经济资本计量精确度方面,我国存在着起步晚的客观因素,想要改善,无法一蹴而就。但随着近些年云端数据库的爆发式建设,以及我国金融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商业银行在经济资本计量、大数据数据库的建立等“硬件”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与国际先进银行间的差距正逐步缩小。“硬件”方面的问题无法一蹴而就,而解决增强资本约束理念以及提高经济资本内生动力等“软件”方面的问题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本文着眼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这一层面,提出对经济资本采取总量控制和差额调剂的管理模式,并采用“市场交易”的方式调剂差额,在银行内部建立经济资本交易机制。例如中国工商银行2015年底开始实施经济资本限额管理,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历经了2016年的大规模不良贷款爆发风潮后,中国工商银行的人均EVA在逐年降低,但除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整体经济下滑导致净利润下滑外,各年度净利润下降有所缓和,信用风险RWA的增长率得到一定的遏制,总体资本充足率逐年上升。因此,实施经济资本限额管理措施对于我国各商业银行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各项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更加符合新常态经济环境下商业银行经营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道路的要求。
表2 中国工商银行各项经济资本评价指标
在资本充足率的刚性约束下,资本成为稀缺资源,业务的发展必须考虑资本的消耗情况。总量控制,是指总行对分行每个年度的经济资本占用增量额进行总量控制,根据各类贷款经济资本占用情况和业务发展需要,测算每年各类贷款的增量,再将贷款规模作为资源分配给各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只能在额度内发展业务。而总行分配贷款规模的重要参考依据就是分行上一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和资本回报率。
经济资本增量限额的计算公式为:
分行经济资本增量限额
=调整后RWA增量限额×系数
=上年度净利润×分行留存比例+本年度净利润增量×相应比例
其中,系数是银监会对我国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监管中各行的资本指标值,该指标值与RAROC基本类似,主要用于约束商业银行各类资产的扩张,推动商业银行资产结构调整优化;留存比例可以根据各商业银行经济资本供求总量和分红比例确定。
另外,为了保证基本的存贷款业务发展需求,防止出现某单位净利润为负数的情况下无法配置到经济资本限额的特殊情况,应对上述的经济资本增量限额总量进行保底安排,当增量限额小于保底额度时,按保底额度作为该单位的最终限额。
限额交易是指经济资本在银行内部可以交易,类似碳排放交易权。通过类似市场化的手段合理调剂各分支机构的经济资本差额,各分支机构可以与总行或其他分行进行经济资本交易。但是在资本供求发生不平衡时,总行有权中止限额交易,并通过系统对超限单位的资产业务增长进行刚性控制。构建限额交易机制,使资本运用和资本的价值创造刚性挂钩,可以充分调动商业银行内部各分支机构和基层支行加强资本管理的积极性,有效缓解原来在传导过程中呈现出的资本约束理念逐级递减的现象,使得停留于总行的资本压力通过经营绩效考核和资源配置等市场化手段传导于分支机构及基层支行。
1.交易规则。
经济资本限额余缺的交易规则为每季末月后,各分行根据截至本季度末实现的净利润、本外币贷款增量、本外币存款日均增量、经济资本占用率等数据,计算出各自分行所需的经济资本限额。预计限额不足的分行,向总行提交购买经济资本的申请;预计限额结余的分行,可将多余的经济资本出售给总行。总行根据资本供求情况按季度发布资本交易的价格。
对购买限额的分行,按照交易额度×当季价格,增计当季各月末直至年末考核口径经济资本占用;对出售限额的分行,按照交易额度×当季价格,减计当季各月末直至年末考核口径经济资本占用。若分支机构的经济资本占用的实际增量超过当前季度末限额增量计划、又没有向总行提出购买的,则以超过金额的2倍增计经济资本占用。具体计算方式如表3。
表3 分行经济资本限额计算表单位:亿元
2.交易流程。
首先由总行根据行内经济资本供求情况来决定是否允许发起交易,在经济资本供求发生不平衡时,总行有权直接中止限额交易,并对超限额单位的资产业务增长进行刚性控制。在行内经济资本供求情况平衡时,总行同意发起交易流程。对于发起购买流程的分支机构,总行在审批该分支机构购买流程之前,需首先确定发起流程的分支机构的交易额度是否超过年度经济资本增量限额。如果发起购买流程的分支机构的年度增量限额已经超标,则不予通过审批流程,并按照超限额度直接增计该行经济资本占用。如果发起购买流程的分行未超过年度增量限额额度,则允许交易。具体计算方法和交易流程参见图1。
图1 经济资本限额交易流程图
可以预见,建立经济资本总量控制和差额交易的管理机制,对商业银行加强经济资本管理具有良好作用。
一是协调了商业银行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目标。长期以来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考核都是以利润、资产负债发展规模为主,却忽视了资本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片面追求利润和规模而漠视潜在风险的短期行为。建立经济资本限额管理制度,强化了资本对业务拓展和风险扩张的刚性约束,转变了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原有的过度依赖增量而忽视存量优化调整的粗放型管理模式,使分支机构树立起通过内部挖潜实现内涵式发展的理念。
二是有利于推动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经济资本强调对承担所有风险可能带来非预期损失的抵御和弥补,并且通过计量模型,对所有业务和产品的风险度进行精确计量,因而可以强化全面风险管理意识,促进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三是有利于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经济资本限额管理旨在建立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经济资本管理模式,其根本思想是合理控制经济资本增长,适度限制资产规模,把现有资产中的高风险业务转化为低风险业务,将有限的经济资本配置到系数较低的业务上,促使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以经营风险状况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依据,实施资本配置,使回报率高、风险低的业务得到更好的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
当然,加强经济资本管理并非是约束规模扩张,而是要通过对信贷资产的经济资本优化来更好地引领业务发展和规模扩张。如何在当前经济新常态持续运行、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同业竞争日益加剧等形势下,既扩大市场份额,又提升资本回报,是商业银行今后发展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改善。
一是正确认识经济资本,树立正确的业务发展观。首先要正确认识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对商业银行而言,资本是昂贵而稀缺的,资本的来源有限,资本需要得到更多的风险溢价,而经济资本管理正是基于资本的稀缺性和高成本性,EVA和RWA是衡量经济资本产出效率的两个重要指标。其次要认识经济资本管理和业务发展是共赢共生的。业务发展与资本管理不是一对矛盾体,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规模发展必然带来经济资本的消耗,只有在兼顾质量效益的前提下扩大经营规模,才能实现利润的长期稳定增长,只有将规模投放到资本回报高的业务中,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是完善组织架构,将经济资本管理嵌入到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中。由于法人贷款、个人贷款、资金和债券业务、表外业务、理财业务、存款业务之间存在由高到低的资本占用,因此通过优化组合,可降低总体资本系数。在商业银行的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在信贷管理方面,做好存量信贷资产的优化工作。存量贷款的贷后管理环节和信贷政策把握方面都存在着优化空间。例如在签订贷款合同过程中,对形成的贷款承诺进行管理,探讨签订“小合同”的方式,压缩不必要的贷款承诺;在信用评级重评和抵质押物重评过程中,注意押品价值重评中的增值,及时更新系统数据,提高抵押率。在审批授信方面,做好流量优化。一般情况下,支行在业务作业过程中,会根据授信审批的要求组合各项贷款要素,目的是通过授信审批关。在此过程中,可能忽略了最优贷款条件的选择。信用条件过关就不考虑保证条件,保证条件过关就不考虑抵押,抵押率过关就不考虑充分利用超值抵押物降低风险等,这种情况经常会导致出现授信审批过关、资本条件尚未最优的现象。为此,建议在授信审批过程中,不仅以符合信贷政策、达到相关条件为唯一指标,并且运用经济资本指标理念,全面分析每一笔贷款可能的贷款条件,在不变动贷款金额、利率、收费、期限等硬性条件的情况下,寻找和运用所有可能的抵质押担保方式、提高抵质押担保率的方式以及经济资本占用低的产品替代方式等。在业务营销方面,将资本优化工作前移到客户营销的关口,即在每笔资产形成过程中就充分考虑资本占用的因素。营销优化是最为高效、最彻底的资本优化方式,也是资本优化到高级阶段的常用方式。营销优化应由分支行层面的行长、营销部门经理、客户经理来执行,在营销客户时不仅考量传统的业务要素(金额、产品、期限)、效益要素(利率、中收)、风险要素(担保方式、信用等级),还要考虑“资本要素”(资本占用率、资本回报率)。
三是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在绩效考核方面增加考核分值占比,并将经济资本配置系数相较上年度的提升/下降情况单独设置加/扣分项。继续执行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占用增量限额措施,将经济资本限额执行情况与支行的经营费用相挂钩。
四是提高资产配置效率,优化信贷资产结构。在确保贷款增长和结构调整的资本需求基础上,对存量资产要精打细算,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压缩低效资产占比,优先发展轻资本业务,例如表外、个人贷款、票据贴现等业务。对经济资本回报率较低的资产类业务,通过提高资产收益率或降低风险成本等方式,寻找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减少效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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