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变迁：社会治疗与社会心理服务

◇朱兴国 郭本禹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是我们党对当前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判断，是对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内涵、特点及其发展方向的准确定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意味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将会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从而成为形成不良社会心态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原有的心理疾病防治模式已不能满足人们对心理健康的新需求，构建新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社会治疗是一种能成功地将视野从抵御和治疗心理创伤转向人类生活质量提升的后现代心理治疗流派。通过对社会治疗成功经验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新的路向。

一、生存与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变迁引发新的社会心理需求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并不相同，但其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并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与制约作用，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2]。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应具备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3]，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使社会向着更高层次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形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变迁，当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不断产生，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开始，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形态，由于原始社会尚未形成阶级，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与基本生存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新中国成立后，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社会的主体，剥削阶级被消灭，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阶级矛盾转化为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做出了我国社会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其本质上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伴随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人类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心理健康也被重新定义。在原始社会，人们关注的只是生存，而对心理健康却无力关注。史料记载，当社会成员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时由于当时的经验无法解释，便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应对，认为是魔鬼附体，常通过对患者肉体的折磨来驱鬼。18世纪，有人开始提倡用人道主义的方法对待有心理疾病的人；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心理健康逐步得到重视，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也逐步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兴起。我国社会群体的心理健康需求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建国初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们最大的愿望是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心理健康未得到充分重视，对异常心理的诊治主要以传统收容式精神病院为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心理健康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心理服务模式主要是“精神卫生中心”式的综合协调服务模式[4]；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心理健康已成为人们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5]，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心理服务体系已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战略。

二、疗伤与生活：社会治疗为心理服务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变迁视野下对心理健康的要求，是社会心理服务的立足点与出发点，社会治疗基于对社会心理需求的准确把握，可以为我们相关理论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新的心理需求催生新的心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源于对现代心理治疗的质疑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发展停滞的忧虑[6]，美国心理治疗家纽曼提出了社会治疗的理念。他认为，社会治疗不仅是一种新的心理治疗理念，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为了推广自己的理念，纽曼在纽约成立了东部团体短期心理治疗研究所，将社会治疗应用于临床实践。社会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处于社会转型期感到孤独郁闷的美国人重新回归自己的日常生活，其思想成为改造社会和个人的有效工具。

20世纪初，在工业化的巨大冲击下，美国经济和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在社会财富和机遇增加的同时，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也经受了强大的冲击。由于垄断经济的形成，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学者们通常用工业化与城市化来概括这一社会变迁过程。日常生活中由于生活压力的增加导致更多的人认为活着就是生活，从而产生众多的心理问题。囿于现代主义的影响，人们常将人生看作是生与死之间的短暂停留，人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只能在特定环境中被动地活着，这种对自我的误解正是现代人感到孤独与困苦的根源。伴随20世纪初出现的大规模改革运动及其后席卷全美国的除旧布新的进步主义运动，人们的心理需求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最初的心理疗伤与精神康复逐渐转化为更高的心理健康需求。这引起了一些有社会改良愿望人士的热切关注，其中有一批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女青年主动投身于社会心理的改革，作为社会工作者活跃于各个社区，扮演着一种新兴的社会角色。纽曼与赫尔兹曼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提出并发展了社会治疗理论，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与运用，为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如加拿大著名社会学家特拉弗斯所言，纽曼与赫尔兹曼像马克思那样试图通过降低认识论的重要性活动的特殊性给社会带来一个民主的变革，在如何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7]。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创造性运用

表演心理学是以传统心理学挑战者的身份出现的，社会治疗是其实践的起点。表演心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心理学研究取向，虽然其理论源于多个方面，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是表演心理学及其社会治疗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特征。其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这是社会治疗的一个重要特征，人的存在离不开生产劳动，生产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所以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19世纪后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与科学主义的理念显得格格不入，导致人们对用自然科学范式建构人文科学的不满。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文科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类心理的研究为了追求科学性，而严重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存在。为了纠正这一现象，社会治疗坚持将社会性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和最高价值追求，据此心理学不能仅仅关注人的生存，更应关注人的发展。能否正确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直接关系到心理学研究能否真正为人的发展服务。社会治疗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应用于心理治疗研究，其目的是将人的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通过恢复表演舞台，重启人的发展。其三，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只是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关心的是如何改造人类世界，坚持通过实践去理解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思维和人的世界，实践应是人的本质活动，是人追求完满存在方式的自我实现。在对科学心理学研究范式强烈批判的基础上，纽曼等人给出了一种既为工具又为结果的研究方法——发展式表演，其最大的特点是将人的发展与人的实践相统一。

（三）对传统心理学理论的超越

社会治疗处于后现代转型的社会背景之中，在对现代心理治疗范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将关注的焦点由现代心理治疗对个体内部的认知结构转向历史与文化层面，充分体现了后现代精神的超个体性、创造性与视角的多元性。第一，研究对象由疗伤到发展。科学心理学崇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试图将自己打造成纯自然科学，但历经一百多年的事实证明其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构造自己的努力是不成功的。长期以来，科学心理学总是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个体心理的消极层面。塞利格曼指出，这门科学如果能放弃五十年来所关心的精神疾病，那么它将有一个好的未来，因为民众的精神状态已发生改变，各种文化已经把其注意力从抵御和治疗创伤转向人类生活质量的提升[9]。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心理学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精神疾病的治疗层面，而应该面向更多的普通人群，这需要一种全新的更贴近社会生活、适应人类发展需要的心理学。表演心理学针对主流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质疑，认为严格的自然科学范式导致了科学心理学在面对人类社会变革时显得保守与不成功[10]。第二，研究方法由工具到实践。表演心理学认为，尽管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但人们面对社会压力缺少使自己能够继续发展的工具，这种工具指观念上的而非技术上的。正是由于缺少这一工具，才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痛苦与孤独。社会治疗就是一种这样的工具。作为表演心理学的核心理念，社会治疗既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具有重要的实践基础，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普通民众对心理学的集体组织和实践研究[11]。第三，研究法则由个体心理转向社会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研究的还原论、简约论与拟兽论一直是人们批评的对象，并认为其研究结果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一味地借用自然科学研究中使用的实证、归纳和推理来探索人的心理规律，那肯定是徒劳的。社会治疗理论认为，心理学研究应该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提倡以社会建构论、历史文化观来研究人的心理，充分重视人的主观性、能动性与创造性以取代科学主义心理学的自然研究法则。

三、理想与现实：社会治疗为心理服务实践探索提供新的路径

表演心理学是一种新的心理学研究取向，作为其核心理念，社会治疗既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更具有重要的实践基础。社会治疗坚持表演即生活的理念，通过多年的探索已逐渐成为一种促进人们在生活、文化与社会环境中进行有效发展的实践方式，为促进社会心理健康水平提升提供了新的路径。

（一）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心理治疗领域的实践

传统心理学认为，人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会因为各种压力而表现出不适应，甚至会产生抑郁、孤独、困苦等心理问题。人们习惯于用医学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常忽视人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社会治疗指出，造成当代人痛苦与孤独的原因并非是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是源于人类自身意识的错误。如何帮助人们从痛苦与孤独中解脱出来？社会治疗通过研究发现，解决心理问题的关键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自我，学会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融入社会历史因素，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发展式表演，重塑自我历史责任感。由于人的发展源于年幼时的表演，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类表演的历史舞台被无情的拆除了，于是人的发展便停滞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看到的是固化了的社会历史之镜，通过它人们往往看到的是被社会化了的角色，这些角色决定了个体的人格特征和稳定的自我同一性，会导致人发展的停滞。

社会治疗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维果茨基的社会互动论引入社会治疗，为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创设表演活动的舞台。纽曼的东部短期心理治疗中心为因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而产生心理问题的人创设心理剧，定期召开世界表演心理学大会以宣传社会治疗理念，在世界各地开设社会治疗诊所为更多的人解决心理问题，通过论文、著作和网站的形式公开发表相关研究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会治疗。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社会治疗的帮助后从心理困惑中走了出来。其方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离不开新的心理理论的指导，亦需要人们不断的探索与实践，社会治疗的做法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改革领域的探索

社会治疗认为心理健康研究不应该仅仅关注心理疾病的治疗，还应该关注教育改革、厘清学习与发展的关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传统的学习以获取知识与技能为目的，而对于人的发展无从顾及,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正将批判的目光投向传统的发展理论，并发现其在思想上的偏见与方法上的缺陷[12]。现实生活中，孩子一旦跨入学校大门就不再被鼓励去做他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持续创造自我的历史舞台被拆除，现有的升学体制人为割裂学生的学习与发展，社会治疗对此提出了批判，并从促进人的发展的角度进行了系列的教育改革实践。

首先，倡导学习方式的变革。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具有足够的知识并掌握使用这些知识的技能就是学习的最好证明[13]。学习的结果通常由认识的多少来衡量，对于学习结果可以用各种考试来验证预测量，其考试的结果又可以换取各类证书如毕业证书、资格证书等。但如果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这些获取证书的学习方式对人的发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样的学习只不过是学习者获得知识与技能的工具，常被称之为工具式学习。表演心理学认为，获取知识与技能的本身并没有错，但获得知识与技能的工具式学习并不能导致人的发展，只有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学习才能促进人的发展。表演式学习是基于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理论提出来的一种工具与结果相统一的发展式学习方式。由工具式学习向发展式学习的转变可以通过发展性评价、转变学习观念、重视社会交往等途径实现。其次，倡导课堂教学的改革。课堂是教学的灵魂，传统的课堂教学常以学生认知能力的实际发展水平为基础进行教学，而非针对学生认知可能发展的水平进行教学。社会治疗以最近发展区理论为基础，结合发展式表演理论，针对传统课堂忽视学生发展的弊端开展了一系列教学实践，将表演发展式教学运用于课堂教学实践，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再次，进行教育模式的创新。传统的基于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教育模式以知识能力的获得为目标，剥夺了学生的发展性活动。在对这种获得式模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纽曼等人提出了发展式学校的概念，并进行了理论的探讨与实践的研究，先后创办了瑟谷学校、芭芭拉．泰勒等学校。无论是学习方式的变革，还是课堂教学和教育模式的改革，其目的都是通过对传统教育的改革帮助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为他们的心理健康创造必要条件。

（三）以发展式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治理领域创新

社会治理理论起源于西方，指特定的治理主体对于社会实施的管理，是一种导致公共理想的社会与经济效果的治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治理不应囿于政府，还应包括社会多元角色的互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对传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拓展，更是社会治理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社会治疗是建立在后现代理论基础上的社会心理治疗理论，在社会环境改造与社会治理方面进行创造性的尝试，对我国当前社会治理及社会心理服务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其一，重视共性化社会中个体的发展。作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纽曼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应用于社会治理，提出革命性表演的理念，将表演引入实践研究，为社会底层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途径。社会治疗的实质是将心理治疗的焦点从关注个体自我更深层次的内省转移到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单位的集体活动，从而促进个体在社会中的发展。其二，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西方选举民主最终体现在民众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上，可事实表明，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参与竞选投票 ，因为人们发现通过投票他们一无所获，更不会得到发展。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纽曼等人创立了一系列的非正式联盟组织，积极支持普通老百姓投入到民主选举中，以社区为基础推广发展性社会活动项目，致力于民主、平等、发展性社会环境的创建，从而让更多的底层老百姓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其三，推进发展式社区建设。人类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和历史的过程，而不是个体内部成熟的过程。社会治疗认为成年人通过超越现有水平的表演可以在任何时候重启自己的发展。纽曼等人以卡斯蒂洛剧院创办为载体，积极推进发展式社区建设。在卡斯蒂洛剧院，纽曼及其研究团队创作并上演了数百部心理剧，通过表演和观看，让更多的民众体验到重新发展的快乐。

四、借鉴与期待：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和伟大实践[14]。我国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核心内容是通过社会心理服务来提升人们心理健康的水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社会治疗的成功实践，为构建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向。

（一）适应社会心理需求，构建社会心理服务理论与实践体系

第一，构建社会心理服务理论体系。心理健康与社会心理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两者有着不同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内部心理过程和谐、外部环境适应良好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认知功能正常、情绪积极稳定、能与他人及环境和谐相处、具有健全的人格。心理健康研究主要在于对异常心理的识别与干预技能的研发，而社会心理服务研究不仅涵盖了心理健康服务，还包括运用心理学及相关学科来研究个体和群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为国家治理及社会发展服务。构建社会心理服务理论体系应从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两个层面进行。一方面，加强社会心理服务心理的研究。从社会治疗的经验来看，社会心理服务心理学研究不仅要重视其自然科学属性，充分利用其研究范式提升心理疾病的防治水平，更应重视心理学的人文科学属性，以正常人群的心理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心理服务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加强社会治理心理的研究。社会治理的理念已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目标是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治理所倡导的模式需要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深刻研究，这与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谋而合。

第二，构建社会心理服务实践体系。社会心理服务的实践是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展开的，主要包括心理服务组织、人才培育等标准化建设。组织标准化建设首先从落实责任开始。作为国家战略，社会心理服务离不开结构合理、责权清晰的组织建设。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卫生教育团委妇联等多部门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的组织体系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前提条件与组织保障。由政府牵头加强多部门的沟通协调，在学校、医院、社区等单位构建群众身边的心理服务中心，做到分级管理，为群众的心理健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与此同时还应借助网络、手机APP等进行各种个性化的心理服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专业的心理学人才。部分地区未能重视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部分学校缺乏专业的心理老师，社区医院缺乏专业的心理医生。一方面国家心理专业人才过剩，另一方面学校、社区等基层单位无法引进，因此在社会心理服务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全社会都应该关心心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就业，尊重心理学研究方法，制定相关政策，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设一支高效专业的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

（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深化教育改革

第一，改变人们的学习方式。人的发展离不开学习，只有通过学习，人们才能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使自我得到发展。传统的学习将获取知识与技能作为最终目标，因为只有达到这一目标，才能得到社会认可，才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可以发现，此类学习只是为了获得某种结果的工具，一旦目的达成，学习也就停止了，与学习相关的发展也就停止了。发展的停止意味着心理问题的开始，因此必须对这种工具式学习进行彻底的改革，让学习成为工具与结果相统一的过程。从社会心理服务的视角来看，真正的学习应该是能促进人的发展的学习。要切实改变人们的学习方式，通过开发发展式课程、采用发展式教学，将发展理念融入人们的学习之中，从根本上改进现存的学习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第二，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我国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的教育改革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离不开教育体制的改革，没有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回顾40余年的教育改革可以发现，只有与社会发展和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相适应，教育体制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改变，教育体制必须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心理服务与教育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只有当教育能真正促进人的发展时，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

（三）改进社区健康服务，培养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第一，拓展社会资源，构建发展式社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5][5]。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立体网络体系，既有从上到下的行政服务体系，又有横向的不同机构、组织构成的动态结构体系。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医院、心理咨询机构、社区等是构成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这些元素当中社区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更是心理服务的直接组织。一方面，要搭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将心理服务纳入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依托社区自身资源成立由专业人员与志愿者组成的心理服务工作室；另一方面，建立社区与学校、医院、心理咨询机构等单位的协作共同体，发挥专业心理服务机构的工作者与社会组织在社区心理疏导、矛盾调处等方面的服务优势，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普查与心理咨询活动，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人们对自我及社会所持的普遍态度、情感体验与意向等稳定的心理状态。社会心态具有时代性，源自个体，以整体形态存在，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还影响着国家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促进个人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心理基础。良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稳定是良好社会心态的外在表现[16][15]，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的稳定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心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另一方面，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要不断提升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