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党形势变化的新特点及其动因

唐海军

内容提要 2017年的世界政党形势复杂多变，乱象丛生。多国朝野发生激烈争斗，大选的涤荡进一步导致新兴势力特别是民粹主义政党力量上升，主流政党特别是社会党影响下降，多国执政党内部团结问题亮起红灯，执政损耗加大，由此所带来的改革压力日益紧迫。在世界处于大调整大变动的转折阶段，多国政党的结构性问题空前凸显，尤其是多党民主制度的弊端已成为政党履行传统功能的重大障碍。当今的世界政党形势，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党舞台上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关键词 世界政党；形势变化；新特点；动因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2.008

2017年，对于世界多数国家政党而言是艰难调整和痛苦转型的一年，世界政党形势跌宕起伏、变幻不定。2017年世界有近40个国家相继举行总统或议会选举，更多的国家举行了各类地方选举，保守力量在多国执政的格局中继续维系。朝野政党争斗凸显，执政党面临的治理困难增多，新兴力量特别是极端势力不断挑战传统政党，世界多国社会党继续走下坡路，处境相当艰难。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冲击下，政党的重塑与革新空前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的治党之道与成就日益引起外国政党高度关注，这为中国共产党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2017年世界政党形势变化的

主要特点

一是朝野政党争斗激烈，权力、利益与路线之争成为多国政坛演进的主要“风景线”。2017年，世界许多国家政治演进的主旋律是朝野政党恶斗所带来的政局动荡，甚至导致国家重大议程受阻或夭折。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朝野围绕“通俄门”、废止奥巴马医改法案、“禁穆令”、税法改革、短期拨款法案等多个议题展开博弈，尤其是在“通俄门”事件上反对派对特朗普穷追猛打，令其疲于应对。印度朝野围绕莫迪政府的“限牛令”、商品服务税法案等展开较量，部分邦强烈抗议甚至发生骚乱。巴基斯坦朝野针对谢里夫家族的腐败问题进行激烈博弈，导致谢里夫被迫辞职。韩国朝野围绕朴槿惠“密友干政案”繼续博弈，将朴槿惠逮捕、起诉，左翼力量借此挤压保守政党势力。德国大选后因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间政策差异甚大，“牙买加”式组阁谈判失败。委内瑞拉朝野双方围绕“制宪大会”问题的争执已白热化，对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统社党）带来很大冲击。然而，统社党仍以较大优势赢得地方选举，表现出很强的抗压韧力。巴西朝野围绕总统特梅尔的腐败问题展开博弈，但众议院两次投票否决了向最高法院提交其涉腐案，特梅尔总统涉险过关。柬埔寨朝野针对《政党法》修正案特别是洪森政府解散救国党引发严重对立。南非几个反对党自2009年至今已在议会连续九次发起对总统祖马的不信任动议，尤其是2017年反对党以祖马家族涉嫌腐败为由穷追猛打，大有不把祖马拉下马决不罢休之势。此外，罗马尼亚、捷克、克罗地亚、格鲁吉亚、肯尼亚、多哥、加纳、莱索托、蒙古、孟加拉国、土耳其、埃塞俄比亚等多国朝野围绕大选、修宪、政府施政、权力分配等诸多问题展开激烈争斗，包括发起不信任动议，终致政府倒台。

二是主流政党影响力持续下滑，新兴力量尤其是民粹势力进一步搅乱传统政党格局。2017年多国大选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传统主流政党进一步走衰，新兴政党力量如雨后春笋，民粹主义势力继续在部分国家兴风作浪，政党碎片化趋势日益突出。德国2017年大选迎来六党格局，成立仅四年的民粹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另择党）一跃成为第三大党，获得13.2%的选票，而两大主流政党联盟党、社民党得票之和只有53.5%。法国立法会议选举竟有八个政党进入国会，政治格局完全重塑。成立仅一年的“共和国前进运动”获得28.21%的得票率，其所得议席达308席，高票超出两大传统政党共和党、社会党之和（142席）。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在总统选举中再次崭露头角，玛丽娜·勒庞取代传统大党候选人，获得与马克龙竞争总统的资格。奥地利右翼政党自由党再次通过与人民党结盟而实现参政，引起欧盟强烈关注。作为两党制典范的英国，在2017年6月举行的大选中至少有五个政党进入议会。荷兰、奥地利、挪威、冰岛等国大选，有五至九个政党进入议会。大党不大、小党林立成了多国选后政治格局的常态。即便是多年来相对强势、甚至一党长期执政的主流政党，在2017年的大选中也表现出较前走弱的状况。厄瓜多尔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莫雷诺仅以51.16%对48.84%的微弱优势战胜对手赢得总统选举。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议会选举中虽以61.08%的选票支持率继续执政，但比上届得票率减少10多个百分点。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马来西亚巫统等执政党所面临的挑战都在增多。

三是以社会党为代表的中左翼政党进一步走衰，“右强左弱”的政党格局在世界尤其是西方多国更加凸显。西方社会党阵营的整体衰势在世纪之交已有显露，2017年大选则更为明显。法国社会党作为法国原第一大党和执政党，在总统和立法会议选举中遭遇惨败，其候选人哈蒙在总统第一轮选举中仅得6.36%，位列第五，在立法会议选举中得票率为7.44%，仅得29席，为上届议会选举所获议席的十分之一，骤然沦为小党。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得票率仅为20.7%，与联盟党相差12个百分点，议席减少93席，创历史新低，有沦为二流政党的危险。英国工党虽在选举中好于预期，但民调支持、实际影响力远不能比肩保守党。奥地利社民党在大选中失去了维系多年的第一大党和执政地位，成为在野势力。挪威工党的大选得票率跌到自2001年以来的新低。日本社民党现已完全被边缘化，2017年大选仍维持在两个议席。荷兰工党从上届选举的第二大党下滑至目前的第七位，议席数量降至个位。在发展中国家，印度国大党依然无法挑战印度人民党的强势地位，波兰民主左派联盟党、匈牙利社会党等明显衰落。发达国家共产党更是步履维艰，日本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在2017年大选中得票率再次下滑，分别仅得12和10个议席，都属边缘小党。

四是部分国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内斗加剧，执政损耗日益削弱其执政基础。2017年，一些国家政局不稳除朝野争斗之外，另一“祸因”就是执政党的内讧，内部倾轧极大地影响了其施政能力和成效，更降低了其民望、削弱了其威信。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简称津民盟）内部围绕接班人问题的争斗加剧。穆加贝倾向支持夫人格蕾丝接班并将姆南加古瓦解职，开除出党，导致军方介入。津民盟解除穆加贝主席职务，并最终逼迫其辞职。穆加贝从民族独立的大功臣变成了“国家的负担”，这种反转不能不令人深思。南非非国大和执政联盟内部围绕祖马家族腐败与接班人问题的斗争，引发严重不满和争议，党内和执政联盟内部事实上由此分成两派，尽管最终以副总统拉马福萨一派获得胜利而暂告一段落，但党内弥合仍需要时间。厄瓜多尔执政联盟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围绕总统莫雷诺撤销副总统格拉斯职务等问题，引发党内两派严重对立，支持前总统的科雷亚派召开会议决定撤销莫雷诺的党主席职务，两派都在筹划召开党的七大，该党已事实上陷入分裂。在政府总理和党主席人选推举上，蒙古人民党党内也出现了不同派别间的激烈较量，最终以党内少壮派呼日勒苏赫先后赢得两职而告终。澳大利亚自由党围绕特恩布尔的领袖地位、英国工党内部对是否该由科尔宾率党迎战大选，都有过争议，甚至有人离党，如澳大利亚自由党参议员本纳迪离党后组建了保守党。主流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内部分化，在当今诸多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

五是一些政党革新求变的意愿与动力趋强，着手探索兴党之路。面对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部分政党已在反思和调整，寻求解困之策。2017年有几十个政党召开党代会或其他形式的活动，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反思，强调要更多地倾听党员呼声、更加贴近民众，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多为民众谋利。坦桑尼亚革命党相继召开特别党代会和党的九大，要求行政部门的党员干部不要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强调“政府是革命党的政府”，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干部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为党的目标努力，并大力推动党的全面改革，决心从严治党，为此推出“反腐、问责、治懒、惠民”等新政，党的形象明显改观。越共中央召开全会强调要大力重视解决当前民众所高度关注的政治、经济、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党建以及反腐，对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志明市委书记丁罗升给予撤职处分，并随后对其逮捕和审判，向党员群众展示越共从严治党的决心。老挝人革党从2017年年初开始开展了为期半年的整风运动，重点治理部分党员干部放弃自我修养、理想信念淡薄、思想道德滑坡、官僚主义、个人主义、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等党内消极现象，收到一定成效。瑞典社民党召开第39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回应了党员民众强烈关注的就业、福利和治安问题，并制定了相关因应之策。马来西亚巫统利用党庆活动，号召全党要为人民的利益努力奋斗。可以看到，当前不少执政党的忧患之心日趋强烈，治党之道在加快探索，管党之策在抓紧谋划和制定。

六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政党的政治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已经走入世界政党舞台的中央。2017年中共十九大和随后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成为世界政党变化中的标志性事件。从十九大贺电（函）数量、规格和参加对话会规模来看，都创造了诸多首次与历史之最，仅致贺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当选和祝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贺电函就达956份，远超十八大的475份。从国外政党对这两次会议的积极评价中可以感知，它们对中国制度的积极赞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充分肯定、对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理念的认同、对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党大国领袖的高度赞赏、对借鉴中国经验的热情、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引领作用的期待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国外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评价发生转折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为己任的政党，体现了政党崇高的责任与使命意识，在国外政党中产生强烈反响与共鸣，引领着世界政党的价值认知与发展方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塑造新型政党关系在新时代的再出发。

世界政党之乱之变的动因

第一，世界形势已发生大变动、大调整、大转型，多国政党应对不力是其陷入迷茫之因。冷战结束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际及多国内部形势发生空前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民众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多样，政党政治生活的外部环境与社会氛围已极大地不同于冷战时期。尽管在此过程中有部分政党看到这一大势，并且程度不同地作出调整，但也有不少政党并没有真正跟上这一潮流，在行事思维、管理模式、宣传动员方式上依然不同程度地承袭传统做法，致使一些党事实上成为党内部分官僚在其中自娱自乐的封闭空间，许多政党因失去方向感而无所适从。像曾经成就“荷兰模式”的荷兰工党，曾领导希腊摆脱独裁统治并使其光荣成为欧洲大家庭中“幸福一员”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而今都在这种政治迷茫中加速衰落。更有不少政党仍在通向生存发展的道路上苦苦挣扎，乃至沉沦。

第二，以选举和争权夺利为导向的多党民主体制是导致多国政党陷入困境之源。多党民主选举是西方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制度标签”，是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说教的“政治资本”。但近些年来，纵观世界许多国家政党兴衰历程可明显看出，那种仅以选举和是否获得权力作为衡量政党成败标准的制度模式现已走入死胡同。它导致政党的使命感丧失，政党的传统功能被严重矮化。在西方国家，政党为赢得选举而不惜突破任何政治道德底线，朝野在政坛上围绕权力利益而频频互撕恶斗，反而忽视了政党应具备的领导力的提升和治理能力的锤炼，这在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政坛表现得相当明显，以致像法国社会党这样的百年老党，在2017年总统和立法选举遭受历史性惨败后，时任第一书记冈巴德利斯和该党前总理瓦尔斯均不约而同地感叹：法国社会党“已经死亡”。在发展中国家，那种强行输入的所谓“民主制度”，引发不少国家长期政治动荡而“水土不服”，它没有为那些希望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国家带来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三，民众对现行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缺乏信任是当前许多国家政党步履维艰的阵痛之根。当今国外那些长期自誉其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民党”“全民党”，随着持久当政而成为“政权党”，大都已高高在上，不断疏远普通大众。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多国民粹主义政党崛起，都表现出民众与精英阶层的对立态势，表明了“沉默的大多数”对现行政治体制、政党制度的不满，尤其是选民对执政党、政要、各类精英的不信任程度已到空前严重地步。因此，民众对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信任赤字不断增大，是造成政党处境愈加艰难的根本所在。

第四，能否扎扎实实抓党建是事关党兴国运的未来振兴之本。当今世界许多存在政党的国家盛衰兴亡之规律表明，国运在于党兴。国家的发展进步，大都需要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领导、筹划与组织实施。国外许多政党之所以陷于困境、难以坚强有力，重要原因在于党的自身建设出了问题，对党不抓不管或者管理不力乏术是关键所在。从严和科学管党治党是当今世界政党的成功之道。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崭新道路，向国外政党展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何以能为国外政党深度吸引的根本所在。实际上，当今国外已有一些政党为此进行总结和反思，并程度不同地认识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未来实现脱困和振兴的根本。像越南、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坦桑尼亚革命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等一类长期执政的党，以及像匈牙利青民盟、希腊左联党这类新兴政党，都在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治党之策和党建之路。

2018年，俄罗斯、美国、巴西、意大利、委内瑞拉、墨西哥、埃及、津巴布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几十个国家将举行大选或中期选举，世界政党形势将继续在“乱”与“变”中深刻演進，部分国家政党格局面临重塑。社会党特别是发达国家社会党将延续走衰势头，民粹势力将继续冲击政坛、挑战传统政党主导地位甚至呈现主流化趋势，多国政治格局将呈现“右强左弱”的基本态势。部分发展中国家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颜色革命”风险与社会问题交织的局面将更加突出，考验执政党的驾驭掌控能力。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