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卓一然 王明强
先秦图像包括陶器、青铜器的形象及纹饰,以及岩画、墓画、帛画等。羊作为受先民崇拜的图腾之一,作为图像题材出现并不少见,如出土于甘肃洮河流域马家窑文化羊角纹双耳尊(见图1),古红色,呈马鞍形,敞口宽带纹,纹饰为“羊”之象形,羊角中间空白处绘两只太阳,光芒四方,非常流畅,两只黑色的长长羊角,自然弯曲,遒劲飘逸。羊也常常出现在青铜器的图像或纹饰中,如著名国宝“四羊方尊”(见图2)、“四羊首青铜权杖头”(见图3)等。在资源匮乏的远古时代,能作为图腾受到崇拜,必有特殊象征意义,而“生殖繁衍”作为人类生存首要和核心要义,由这些器具或抽象,或具体,或写生,或直接地表达出来,并在当时乃至后世的生活中逐渐扩大衍化。
图1羊角纹双耳尊
图2四羊方尊
图3四羊首青铜权杖头
除此之外,《续博物志》云:“淫羊藿一名仙灵脾,淫羊一日百遍,食藿所致。”[10]《太平御览》卷九〇二引《博物志》曰:“阴夷山有淫羊,一日百遍。”[11]这种对羊交配能力的崇拜,也是生殖崇拜的一种。无独有偶,西晋武帝司马炎,乘羊车选妃。为得宠幸,妃女在门前撒盐水吸引羊停车驻足,即“羊车望幸”。
从上古时期人们对“先生如达”分娩顺畅的祈祷与期望,到“淫羊一日百遍”、“羊车望幸”的交配崇拜,再到后世以“羊水”“羊膜”命名的美好寄寓,体现了人们对羊生殖崇拜的一以贯之。这种羊生殖文化崇拜,在先秦时期各种以羊为纹饰的图像中已肇其大端。
另外,羊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地位,也体现在命名上。如广州城又称为羊城,北宋《广州重建五仙祠记》:“初有五仙人,皆手持谷穗,一茎六处,乘羊而至仙人之服与羊各异色,如五方。”[18]五羊衔谷,萃于楚庭,虽然是个神话,但却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寓。此外,成都青羊宫相传始建于周朝,初名“青羊肆”。汉扬雄《蜀王本纪》载 :“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 :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19]“青羊宫自然跟‘青羊’有关。在青羊宫主殿三清殿殿门的两侧,赫然蹲坐着两只铜质青羊……民国时文人刘师亮在《成都青羊宫花市竹枝词》中云:‘闻说铜羊独出奇,摸能治病祛巫医。求男更有新方法,热手摸它冷肚皮。’”[20]求福祛灾,祈生男孩,体现的正是对羊生殖及美德的崇拜。《墨子·明鬼下》里有“神羊断案”的记载:“讼三年而狱不断……于是刭羊出血而洒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槁之,殪之盟所。”[21]羊在其中成为正义的化身,用羊角顶伪善的“中里徼”,将之触杀于盟誓之所。此外作为生肖,羊也有一席之地,近代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载:“戌,老羊也……亥,豕也。”[22]已与现代生肖次序相近,其中羊已占据一席之地。此后,东汉王充《论衡》卷三《物势篇》:“丑禽牛,未禽羊。”[23]其顺序与现代生肖已完全一致。这亦是对羊文化崇拜的另一种体现。
羊自古以来,即以顺生孝顺、柔美吉祥等美德呈现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而这种美德也许正是羊纹图饰在先秦图像中得以灿烂纷呈的原因之一。
羊与中医药文化也有着密切联系。羊作为六畜之一,先秦时期已是药食同源。羊自古以来,在中国的饮食和医药文化中都占有着一定地位,无论是庖厨还是医家皆对羊有所瞩目。
在现存最早的本草书《神农本草经》中,以羊或其某一部位作为药的条目就已存在了,如“羖羊角,味咸,温。治青盲,明目,杀疥虫,止寒泄,辟恶鬼、虎、狼,止惊悸。久服安心,益气,轻身。”[25]313再如“羊蹄,味苦,寒。主头秃、疥瘙,除热,女子阴蚀。”[25]365后世本草书,以此为基,探精索微,多有发明,如《外台》:“治小儿口烂疮,取羊乳,细细沥口中。”[26]以羊为主的方剂也并不少见,如《金匮要略》:“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27]《千金方衍义》:“羊肉生地黄汤,以治新产腹痛。”[28]羊肉温通壮阳,宰杀羊时,羊跪而不亢,虽死阳气不泄,故羊肉壮阳,而另外一种家畜——猪,宰杀时,则奋力反抗,致死方休,阳气尽散,故猪肉滋阴。先贤将羊肉的效果发挥至极,在各种方剂中排兵布阵,显其良效。
羊作为先民最为重要的肉食之一,温通壮阳,亦食亦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贡献颇巨,先秦时期羊纹图饰的大量出现亦可能与此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有理由相信古人将羊看作吉祥之物,并作为图像纹饰大量出现绝非偶然。人们崇祀羊以期望生殖顺利、繁衍昌盛,寄寓子孙以羊的美好品质,以羊入食入药强体疗疾,或许正是这些推动使之成为器皿的纹饰图像,在陶器及灿烂的青铜文明中冶制成形,以丰富的形态和深邃的生命意蕴呈现于世人面前,成为中华灿烂文化历史长河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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