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鉴考察徽宗敕撰《圣济总录》国内外版本传藏情况*

杨金萍 刘更生 孟 玺 王振国

《圣济总录》，200卷，是宋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方书，成书于北宋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年～1125年)。此书镂版未及印行即罹靖康之难，书版随内府图籍被掳劫至金。金大定年间(1161年～1189年)国子监和元大德四年(1300年)江浙行中书省曾用原版刊印2次。元大德本曾因明嘉靖帝赐赠而流传至日本。日本文化十一年(1814年)江户医学馆有聚珍本刊行。目前，金刻本已不存，元大德本国内外尚存残帙，日本聚珍本国内外存有完本，另外还有明抄本、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刻本、日本抄本等多种版本。由于《圣济总录》是宋徽宗敕撰的大型方书，卷帙浩繁，影响深远，故几经刊刻及海内外传藏，特别是经由名家过眼，钤盖的官私印章较多，而此书各种版本流传情况复杂，故借助于名家印鉴及书目题跋进行考察，以期理清国内外众多版本传藏脉络。

1 元大德本

元大德本实为北宋政和版挖版重印，除每卷首行“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卷第某”为元人挖版外，其他绝大部分内容包括字体、栏框、刻工姓名等皆为宋版之旧。其版式白口，四周双边，每半页8行，每行17字，字大行疏，版心下部有刻工姓名。目前国内及日本存有元大德刻本的残卷，除去重复者，共计93卷[1]。

1.1 中国中医科学院2卷藏本(卷183、184)：范行准藏书印

此2卷本有著名藏书家范行准的藏书印。卷183首页右侧有三枚印鉴，见图1。首行“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卷第一百八十三”卷题下有“范氏栖/芬室所/用图书”白文方印(盖倒)；次行小标题后从上向下依次为“汤溪范/氏栖芬/室图籍”朱文方印、“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善本”朱文长方印。卷184首页次行小标题下有“范氏栖/芬室所/用图书”白文方印；卷末左下有3枚方印，分别作“善本”朱文方印、“范行准”白文方印、“善本”朱文方印。

图1范行准藏元大德本

从以上钤盖的印鉴可知，此2卷曾由范行准收藏。范行准，名适，浙江省汤溪县(今属金华县)人，致力于医史学研究及中医古籍整理，尤嗜搜求古籍善本，室名栖芬室，意指书暂时栖止之地，钤印未敢用“藏书”而名“用”、“备用”、“图籍”等，说明“藏书为用”之本心。

《栖芬室架书目录·子部医家类》载其收录情况：“《圣济总录》二百卷。存卷第一百八十三至一百八十四，一册，并属‘乳石发动门’。予同时曾得此书两本，以一册贻之闲好，记似妇科者，今其书久已散去，无可取检。”[2]从书目可证其曾收藏过2卷元刻本(属“乳石发动门”)。另一册妇科卷因贻他人而散佚。《中国医籍通考》云：“北宋刊元大德印《圣济总录》，藏北京范氏栖芬室，洵海内之珍本也。此书《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录》俱有阙佚。”[3]1984年范行准将栖芬室图籍全部捐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其中包括2卷元刻本《圣济总录》，故现今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本来自范行准捐赠。

1.2 国家图书馆28卷藏本

国家图书馆藏《圣济总录》元大德本共4种28卷[2下、3、4、12(1页)、23、35、36、44、54、55、56、65、66、71、79、93、96、128、129、130、138、150、156、169、173、174、175、183]，包括补抄本(128、129、138)。其中有多枚印鉴。

1.2.1 徐晓霞藏书印

徐晓霞藏书印见于卷23。此卷是国家图书馆4种藏本中的一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简目(初稿)》载：“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存一卷。二十三。元大德三年至四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三册。”[4]该卷右侧首行“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卷二十三”卷题下钤有“北京/图书/馆藏”朱文方印；次行从上向下依次钤有“晓霞/收藏”朱文方印及“爱日馆收藏印”朱文长方印，见图2。“爱日馆”是清末至民国年间徐钧的藏书室，徐钧，字晓霞，浙江桐乡人，喜收藏金石及图书，长于诗词。其父徐焕谟，擅诗文，著《风月庐诗稿》《风月庐剩稿》。《风月庐剩稿》民国二年刻本扉页牌记作“桐乡徐氏爱日馆藏板”，该刻本“桐乡劳乃宣序”称“同邑徐钧晓霞刊”云云，说明由徐钧刊刻，且爱日馆为徐钧藏书刻书之室。徐钧为南浔张均衡(字石铭)的妻(徐咸安)弟，徐钧的藏书可能与张均衡有一定关系；徐钧又与南浔著名藏书家刘承干、缪荃孙互有往来，另从他人书目题跋推察徐钧藏书有可能来自宁波范钦天一阁者。但此卷藏本未能查知由何处转藏徐氏。徐钧藏书印有“晓霞藏本”、“晓霞”、“爱日馆收藏印”、“长林爱日”，另有吴昌硕篆刻“爱日馆金石书画印”。

图2徐晓霞藏元大德本

1.2.2 “京师图书馆”藏书印(4册：卷65、66、71、93、150)

卷71首页卷题及卷末卷题后皆钤有“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朱文长方印，见图3，他卷亦见此印。京师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前身，宣统元年(1909)由清学部奏请筹建，至1912年成立并开放，《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归安姚氏书。宋徽宗敕编。元刊本。存。六十五六、七十一、九十三、一百五十。四册。”[5]从京师图书馆著录“归安姚氏书”推断，此5卷最初来自归安姚氏藏书，即浙江吴兴姚觐元，其藏书楼为咫进斋。京师图书馆藏书早期主要来自内阁大库，内阁大库曾从江南采进图书，其中就有归安姚氏藏书。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序：“顾草创之初，所恃以充架者，惟内阁大库旧藏。其中宋元秘籍殆数百种，惜其年湮代远，阙失弘多。其后端忠敏自江南奏进，有归安姚氏、南陵徐氏、海虞瞿氏诸家之书，旧椠精钞，往往而在。”[6]

总之，此四册本大体传藏过程为：归安姚氏→内阁大库采进→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图3京师图书馆藏元大德本

1.3 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6卷藏本(卷50、52、53、131、191、194)

卷50首页右侧天头处有“藩祖荫/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右侧次行从上向下依次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安乐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见图4。

图4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元大德本

1.3.1 怡亲王府安乐堂藏书印

安乐堂是怡贤亲王允祥的藏书室，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谥号“贤”，其第七子弘晓袭怡亲王。怡亲王府藏书始于允祥，至弘晓甚盛。弘晓藏书室名“明善堂”，藏书印为“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清代陆心源等将乾隆“乐善堂”当作怡府室号，今人已证其误[7]。此卷只有安乐堂藏书印，并无明善堂的印记，可能是允祥在雍正时期收藏。

陆心源《仪顾堂续跋》云：“怡贤亲王，为圣祖仁皇帝之子，其藏书之所曰乐善堂。大楼九楹，积书皆满。绛云楼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为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二家散出，半归徐健庵、季沧苇。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8]说明怡府藏书的来源，系由毛晋、钱遵王归于徐乾学、季沧苇，而后归于怡府。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圣济总录》：《铁围山丛谈》中言政和间编，诏天下凡药之治病彰彰有声者，悉索其方书上之。此录盖汇聚诸方而成书也。”[9]说明钱谦益曾藏《圣济总录》。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宋元杂板书》载“《圣济总录》一百卷”，季氏之书多出于常熟钱氏之藏。由怡府藏书的来源结合钱、季的著录，或可推断《圣济总录》经由钱氏归转季氏，而后归入怡府，即：钱谦益→季沧苇→怡府。

1.3.2 潘祖荫藏书印

“潘祖荫/藏书记”的印记说明此书曾由潘祖荫经眼。《滂喜斋藏书记》证实怡府藏书并详记卷数，曰：“元《大德重校圣济总录》残本六卷。一函八册。宋政和中奉敕撰。原本二百卷，重刻于金大定，再刻于元大德，此即大德本也……此本仅存六卷(五十、五十二、五十三、一百三十一、一百九十一、一百九十四)。每半页八行，行十七字，疏行大字。怡府藏书。附藏印：安乐堂藏书记。”[10]可见潘氏所得《圣济总录》来自怡府藏书。自载垣被慈禧太后赐死后，怡府藏书逐渐流散，其中一部分归于潘祖荫。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为著名藏书家及金石收藏家，藏书楼名滂喜斋、功顺堂等。滂喜斋一部分藏书来自怡亲王府，潘景郑(祖荫族侄孙)《著砚楼书跋·怡府书目》：“《怡府书目》一册，余廿年前所得晒印抄本。目中著录，多宋元秘籍……盖怡府之书，藏之百余年，至端华(笔者注：应为载垣)以狂悖诛，而其书始散落人间。聊城杨氏、常熟翁氏、钱唐朱氏及先从祖，皆得其遗箧。吾家《滂喜斋书目》著录有怡府藏印者，不下二三十种，皆其精本也。其藏印可证者，有‘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诸印，皆精劲悦目。”[11]可见怡府藏书归潘祖荫者多。

1.3.3 “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印

“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是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印。潘祖荫滂喜斋所藏6卷元刻本转归国立中央图书馆，后疏迁至中国台湾，现藏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学研究中心”。《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民国四十六，1957年)卷三“甲编”著录：“《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存)六卷八册。宋徽宗敕编，元太医院重修，元大德四年太医院刊本。存卷五十、卷五十二、卷五十三、卷一百三十一、卷一百九十一、卷一百九十四。”[12]32卷数与潘祖荫所藏吻合。其著录藏印亦与所见同。

综上所述，6卷元大德本的传藏过程大体为：钱谦益→季沧苇→怡亲王府(安乐堂)→潘祖荫(滂喜斋)→国立中央图书馆(民国)→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

1.4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35卷藏本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35卷元大德本《圣济总录》，一般每卷首页钤有印章，如卷六十七首页右侧自天头向下依次有“医学/图书”朱文方印、“跻寿殿/书籍记”朱文长方印、“帝国/博物馆/图书”朱文方印；右下卷题后钤“多纪氏/藏书印”朱文长方印，他卷类同，见图5。另一印模糊不清，郑金生指出是“宫内省图书印”，犬卷太一认为是“宫内厅图书印”，依稀可辨为“宫内省图书印”，此印并非每卷皆有。另外，在每册封面有二个书签，分别为“东京帝室博物馆”、“图书寮”。

图5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元大德本

1.4.1 多纪氏藏书印

“多纪氏藏书印”、“跻寿殿书籍记”、“医学图书”诸印鉴，皆为日本著名医学世家及藏书世家丹波氏家族藏书印记。多纪氏即丹波氏，世代为医。1765年丹波元孝首创私人医学馆——跻寿馆，宽政三年(1791年)由丹波元德提议而归于幕府管理，改名医学馆(或称“江户医学馆”)。丹波氏藏书室名“聿修堂”，藏有较多的善本图籍。“跻寿馆记”、“跻寿殿书籍记”、“医学图书”图书印为丹波氏创立的医学学校印章，医学馆印章还有“江户医学藏书之印”。

从钤盖的印章推断此35卷元刻本是丹波氏家藏本。日本杉本良《聚珍版圣济总录序》指出江户医学馆在校定聚珍本《圣济总录》时，曾参考了二种元刻本，一是吉田宗桂被嘉靖帝赐赠的元大德本，另一种是丹波氏家藏本，曰：“我邦天文丁未之岁，吉田宗桂意安从僧策彦入明留居四年，其归也，赍《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来……癸酉春，与山本锡侯、丹波绍翁谋借之于吉田氏十世孙子颖，以为原本，以丹波氏家藏本及古写本校讐，活字刷印于医学。”可知丹波氏有二种《圣济总录》版本，家藏本与古写本对提，说明家藏本不是抄本，可能是刻本。《医賸》曰：“今吉医官及予家所藏大德重校本，亦大版大字，然无‘耶律楚材’五字(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无“五”)。原文书法端雅，盖为宋版之旧。但每卷首页‘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卷第某’数字，书刻并劣，系于元人改刊无疑矣。”[13]从丹波元简所述可推知吉田氏家藏本与丹波氏家藏本皆为元刻本，与上“丹波氏家藏本”之说相吻合。《聿修堂藏书目录》载录大德本：“残本《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存自六十二卷至九十四卷。二十二册。大德原本。”

总之，日本至少有二种元刻本及一种古写本《圣济总录》，吉田氏所藏元刻本为足本，而丹波氏所藏为残本。丹波氏家藏本目前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吉田氏家藏本原藏于吉田氏称意馆，《经籍访古志补遗·医部》：“《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目录一卷。元大德四年刊本。吉田氏称意馆藏。”[14]吉田意庵的藏书印有“吉田悌所曾阅”、“称意馆藏书记”、“吉氏家藏”，但目前所见的元大德本中未见有吉田氏藏书印，而吉田氏所藏元大德本，由于条件所限，未能查到现在藏于何处。

1.4.2 帝国博物馆图书印

“帝国/博物馆/图书”藏书印说明丹波氏所藏元大德本曾藏于日本帝国博物馆，后归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帝国博物馆始建于1872年，名为文部省博物馆，后经扩建，1889年改名帝国博物馆，1900年更名东京帝室博物馆，1947年改国立博物馆，1952年复更名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宫内厅前身依次是宫内省、宫内府，1949年改名宫内厅。宫内厅书陵部属于皇宫内藏书所，其前身是图书寮，1884年名为宫内省图书寮，1949年6月图书寮图书移交宫内厅书陵部。

综上可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35卷元大德本的传藏过程为：丹波氏家藏(聿修堂)→跻寿馆、江户医学馆→帝国博物馆→东京帝室博物馆→宫内省图书寮→宫内厅书陵部。

2 日本聚珍本

2.1 北京大学两部藏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2部日本聚珍本《圣济总录》，其中一部只钤有“北京大/学藏”朱文方印；另一部除“北京大/学藏”朱文方印外，还在序及每卷开首钤有“麐(麟)嘉/馆印”朱文方印，见图6。日本聚珍本是江户医学馆在元大德本基础上重新整理校刊，由医官子弟捐资刊行的活字本，丹波元胤参与整理刊行，是目前《圣济总录》版本中内容最完整且校刻质量精佳的本子，在国内外皆有流传，北京大学所藏2部聚珍本是由日本流传过来的。

图6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聚珍本

“麐(麟)嘉/馆印”是李盛铎藏书印。李盛铎(1859年～1937年)，江西德化(今九江市)人，晚号麟嘉居士。出生于藏书世家，因精于目录版本之学，能广求善本，并从日本购得许多汉籍。李盛铎从日本购求古籍主要通过二个途径：一是通过在上海开设乐善堂药店的日本人岸田吟香购得，二是利用出使日本的便利购求古籍。李盛铎曾2次访日，期间通过日本藏书家岛田瀚获得日本藏汉籍，其中包括国内失传的珍稀宋本医籍，如日本影宋抄本《太平圣惠方》、宋刻本《医说》、元刻《永类钤方》等，同时还搜购了许多日本、朝鲜的木刻、活字及抄本等，江户医学馆所刻聚珍本《圣济总录》可能是此时购得。

在以往的传统初中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中，学习内容相对容易并且单调，很难让学生对体育产生兴趣，学生容易感到厌恶或者无聊。而有效的体育游戏则可以让学生能够在愉悦的环境下吸收体育知识，锻炼运动技能，增强体质，从而有健康的身心发展。所以，不妨适当而合理地把体育游戏融入到体育与健康教学中，提高教学内容的有趣度以及学生对学习体育的兴趣，进而有效提高对课堂活动的主动参与意识。

李氏藏书颇丰，北京大学图书馆得木犀轩藏书达9 087种58 385多册，其中宋元善本约300种。李盛铎去世后，其子李滂于 1939年将木犀轩大部分藏书以四十万元售于日伪政府，这批藏书最后归属北京大学图书馆，李氏藏书基本得以保全。

李氏重要的藏书楼木犀轩，从其曾祖一直延续4代。李盛铎藏书楼还有麟嘉馆、凡将阁、建初堂等，藏书印有“李盛铎印”、“木斋”、“木犀轩藏书”、“麟嘉馆藏”等。北京大学藏聚珍本《圣济总录》钤“麟嘉馆藏”印者，正是李氏藏书佐证，麟嘉馆是李氏于京师的藏书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虽未著录此本，但确是李氏藏书无疑。

2.2 国家图书馆藏本：方功惠藏书印

国家图书馆藏本在卷三首页“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卷第三”卷题后钤有“方功/惠藏”白文方印。

方功惠，清代湖南巴陵(今岳阳)县古萝塅人，嗜好古籍，闻人家善本，必多方钩致之，其藏书印“好书到手不论钱”、“书癖”、“书奴”。家有藏书楼碧琳琅馆，父时藏书颇丰，至方功惠庋藏更盛。日本明治维新时，方功惠先于杨守敬在日本购书，光绪初年即遣人去日本，曾购得日本曼殊院、尾张菊地氏、知止堂特别是著名的佐伯文库藏书。方功惠辞世后，其孙方湘宾将藏书运到北京待卖，并请同科举人乡试旧交李希圣为其厘定书目。李氏由此得以亲见方功惠藏书，“遇旧椠精抄，随意记录，间加考证，以备遗忘”，“于方氏藏书，不过九牛之一毛而已”[15]。今查国家图书馆藏李希圣《碧琳琅馆珍藏书目》，载有：“影宋本(朱文小字)。《圣济总录》二百卷，一百本，一箱。”证明方功惠确实藏有《圣济总录》，后经李希圣过眼，但李氏将其称为影宋本是不确切的，实为聚珍本。后方氏部分藏书卖给北京琉璃厂，另有部分藏书经李希序推介捐赠给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藏有“方功惠藏”印鉴者，当为方功惠收藏之本，但究由何途径藏于国图尚难查明。

2.3 湖州中医院藏本：傅云藏书印

湖州中医院图书馆藏聚珍本《圣济总录》200卷。在“聚珍版圣济总录序”序题后有“□□傅岩/珍藏书籍之章”朱文长方印，见图7；在“闻波居士”手书的序后有“傅”、“稚云”朱文方印。

图7傅云藏日本聚珍本

傅云(1875年～1945年)，字稚云、耜颖，名岩，号闻波居士，浙江湖州人，曾购得聚珍本《圣济总录》，书前有傅云题跋云“余于戊午冬购此倭本二百卷，完全无缺，虽非原刊，亦殊难得，为志其略如此。闻波居士傅岩”。傅云藏书后皆捐为公有，1947年湖州医学图书馆“景行轩图书馆”成立之际，傅云藏书10余箱约2 500册由其子傅维德捐赠给中医师公会。1957年湖州市联合中医院成立后，景行轩图书馆藏书全部移藏湖州市中医院，中有傅云藏书，现湖州中医院所藏聚珍本《圣济总录》即是傅云藏本。

2.4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印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聚珍版《圣济总录》200卷，在“大日本文化癸酉”牌记处、每册封页内面钤“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朱文方印，每卷末钤“国立国会图书馆”朱文长方印。另在序文页及每卷目录页右侧栏框外钤“赠寄/……/殿”朱文长方印，中有“长谷川ェツ”蓝字，见图8。国立国会图书馆实行图书“呈缴”制度，由出版藏书机构呈缴图书，其馆藏包括明治维新后日本所有出版物，此部聚珍本《圣济总录》应属于呈缴本，有“赠寄/……/殿”印鉴。

图8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日本聚珍本

3 日本抄本

3.1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卷藏本：邓邦述藏书印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日本抄本200卷，书前有邓邦述手书题跋，题跋右侧有“群碧楼”朱文长方印、“钞本”朱文长方印，左侧有“正闇/经眼”白文方印，见图9；次在“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序”序题下有“群碧/楼”白文方印、“清真/堂主”朱文圆印；在目录页“大德重校圣济总录目录”文字下有“史语所收藏/珍本图书记”朱文长方印；在每卷开首有“群碧/楼”白文方印、“清真/堂主”朱文圆印、“史语所收藏/珍本图书记”朱文长方印，每卷末有“清真/堂主”朱文圆印。

图9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日本抄本

邓邦述题跋说明了得此书始末，云：“此足本也。吾国所刊行者，曾不及半。往岁吾友冯敏卿，乞余在都门觅一本，即吾国本。敏卿审其不足，嗣余遍访之书肆，乃知日本尚有足抄本。盖皆病其卷帙太繁，不能覆刊。此则日本所抄，兼用朱笔校过，致为罕觏，惜余不知医，又无力为之刊布，仅为吾国留一足本。世有精岐黄之术者，待其探索可也。壬子津门正闇写记。”邓邦述《群碧楼书目初编》载“《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日抄足本”，说明群碧楼曾藏有200卷日本抄本。又其《群碧楼善本书录》与邓邦述题跋内容大同，云：“《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一百二十八册。宋徽宗御撰，日本抄本……有清真堂主一印……壬子七月津门正闇。”《书录》所言“清真堂主”印与笔者所见相吻合。从其题记“壬子七月津门正闇”，推测邓邦述可能是于民国壬子年(1912年)辞官后在天津得此抄本，后携至苏州的群碧楼，最后转卖于中央研究院，现藏于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综上可见，此部日本抄本的传藏过程为：邓邦述群碧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3.2 天津市图书馆200卷藏本：天津图书馆、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藏书印

天津市图书馆藏日本抄本200卷，见图10。“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序”序题上方钤有“善本/鉴定”朱文长方印，下方钤有“天津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藏书”朱文长方印；在天头正中有“直隶□/检查图□”朱文长方印(盖倒)，因章未盖全，故难以辨全。经向天津市图书馆研究人员咨询，得知印章全称为“直隶教育厅/检查图书之印”，部分文字另钤他处作存档用。

图10天津市图书馆藏日本抄本

这三处印鉴与天津图书馆变迁有关。天津图书馆的前身是天津直隶图书馆。1907年成立直隶图书馆，1912年直隶图书馆改为“天津直隶图书馆”，1918年改为“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1928年直隶省更名河北省，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更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隶属河北省教育厅。1937年天津沦陷，1938年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将省馆改名为“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河北省立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志》)。解放后馆名及馆址又有数次变迁合并，如有天津第一图书馆、天津第二图书馆、天津人民图书馆，1982年定名为“天津图书馆”。

“直隶教育厅/检查图书之印”，为直隶教育厅所钤印鉴。直隶教育厅成立时间为1917年10月，由此推断此印章钤盖时间为1917年以后；“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藏书”为日伪占领天津时(1938年～1945年)天津图书馆的印章；“天津图/书馆藏”印鉴是现今天津图书馆的印章(1982年以后)。

综上可见，此部日本抄本的传藏过程为：天津直隶图书馆→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

4 康熙抄本

4.1 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78卷藏本：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印

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康熙抄本178卷，馆藏著录：“藏印：‘甲’朱文圆印、‘马佳/宝文/私印’白文方印、‘怡府/世宝’朱文方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朱文长方印、‘安乐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怡玉贤/书画印’朱文长方印、‘绳须馆珍/藏书画印记’朱文长方印、‘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今见卷一右侧天头处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之印。

由印鉴推知，康熙本曾由怡亲王府世藏，“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怡府/世宝”皆怡府印鉴，说明此本经允祥、弘晓父子递藏。“绳须馆珍/藏书画印记”说明江藩曾过眼，江藩为乾隆至道光年间名儒，深究考据学，博通经史。《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民国四十六年，1957)卷三“甲编”著录此书：“《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存)，一百七十八卷，一百六十册。宋徽宗敕编。清康熙间影抄元刊本。缺卷二十七、卷二十九、卷三十、卷四十三至卷五十三、卷九十一、卷九十五至卷九十七、卷一百三十八、卷一百八十三至卷一百八十五，凡二十二卷。”[12]32可见民国年间康熙抄本曾藏于国立中央图书馆，后转藏于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其“影抄元本”说法不正确，因为元大德本的行格是每半页8行，每行17字，此抄本行格是每半页11行，每行21字。

由以上印鉴大体推断康熙本的传藏过程为：怡府允祥、弘晓→江藩→国立中央图书馆(民国)→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

5 题为“朝鲜本”

国家图书馆藏有题为“朝鲜活字本”的《圣济总录》2册4卷，即卷185、186、197、198，但勘查实为日本聚珍本。卷185目录页右下有“好盦书库”朱文圆印；在正文页右下有“北京图/书馆藏”朱文长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朱文方印，见图11。

图11国家图书馆藏“朝鲜活字本”

5.1 郑振铎藏书印

“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为著名藏书家郑振铎藏书印。郑振铎(1898年～1958年)，字警民，号西谛，福建长乐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1921年至商务印书馆工作。郑氏注重收藏图书，广罗古籍。抗战期间，为免国内珍稀藏书落于日、美之手，发起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海内藏书特别是江南藏书家流散的书籍。“八一三”事变上海开战以后，郑振铎坚持留守上海，而在1941年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郑振铎不顾生命安危继续滞留上海，流离颠沛之际不断搜求书籍，常常居无定所，但救书之志未移丝毫，“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因复稍稍过市”，“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生命”，从其所著《求书日录》《西谛书话》可见拳拳救护之心。解放后任文化副部长等职，1958年外出访问时因飞机失事殉职。家属遵其遗愿，将其全部藏书17 224部94 441册捐献给政府，由北京图书馆接收。1963年赵万里主编《西谛书目》，著录医书六十种，其中包括朝鲜活字本《圣济总录》，现在国家图书馆4卷题“朝鲜活字本”《圣济总录》原为赵振铎收藏。

5.2 北京图书馆藏书印

郑振铎藏书捐献后由北京图书馆接收，此4卷藏本亦在其中，故有“北京图/书馆藏”的藏书印。

《圣济总录》成书于北宋之际并由政府组织编撰，其书不论是学术价值还是版本价值都非常高，故一直被医学界及海内外藏书家所重视，复经多次官私传抄刊行，版本情况至为复杂。因为经由多位名家递藏，钤盖官私印章颇多，从而为我们查考复杂版本提供了多重证据及有力线索。故借助印鉴及目录题跋，结合版本的实地调研，对于考察《圣济总录》不同版本流传系统，梳理海内外各种重要传本的流传始末及传藏脉络有重要意义。